歷史
杭垓四百農村老大媽進企業上班南宋時期，戚方犯安吉，岳飛領兵三千，紮營於苦嶺，連敗戚方所部。杭垓一帶相傳是抗金戰場，在毗鄰的松坑村有梅將軍墓。清《（光緒）孝豐縣誌》載：南宋梅將軍墓在鏗塢口、朱棺二塘，鐵索懸葬，相傳為宋南渡時岳武穆裨將，與金兵戰歿於此。明洪武六年（1373），松坑巡檢司設於杭垓；裁松坑巡檢司後，天目巡檢司移至此。清鹹豐十年（1860）至同治三年（1864）太平軍吳王、戴王、感王率兵攻孝豐，多次從廣德、寧國入虎嶺關、唐舍關，經杭垓去孝豐。1937年上半年，紅軍皖浙贛獨立團，從寧國入唐舍關，在杭垓與浙江保全團作戰。抗日戰爭初期，寧廣孝游擊隊出入於杭垓一帶。1945年上半年，新四軍蘇浙軍區部隊在天目山反頑自衛戰役中，多次於杭垓一帶與頑軍作戰。
工業
杭垓商業、手工業發展較早，清道光二十年（1840）已通稱杭垓鎮。鹹豐、同治年間，遭兵燹瘟疫，人口銳減，商業衰落，土地荒蕪。隨後，有河南光山、湖北隨縣、安徽懷寧及浙江新昌、天台等地移民陸續到此墾荒經商，人口漸增。延至民國初年，各業恢復，又形成一個鄉村集鎮。至40年代末，有聚城、聚泰、顏復盛等南雜貨店，並設有酒坊、醬坊、水作、茶食等手工作坊；有仁志堂、萬全堂兩家藥鋪，悅來、義和興兩家布店；還有服裝店、飯店、旅館、肉店、鐵器店和縫紉、理髮、打鐵、油坊、冬粉加工等服務業和手工業，成為孝豐縣五大鄉村集鎮之一。街道口築有大門，門頂書杭垓鎮3字，夜間街巷還有更夫打更。
1949年後，特別是80年代以來，更趨繁榮興旺。至1992年，擴建新街道0.5公里，與老街銜接，全澆水泥路面。街道兩旁有供銷社的棉布、百貨、針織、五金交電、生產資料、文化用品、南雜、飲食、農副產品收購等門市部及旅館、加油站；有鄉村及部門開辦的農貿市場、小商品市場、綜合商場、糧站等；有個體經營的飯館、服裝、修理、小吃等店鋪。還有公安、郵電、財稅、金融、工商、供銷、醫院等單位的辦公樓和宿舍。村民有在街道、車站、農貿市場、村落開店設攤的，有開三輪卡、拖拉機搞運輸的，有販運毛竹、毛料、鮮筍、茶葉等農副產品的，共100多戶，占總戶數的16左右。
農業
杭垓村與安徽省寧國、廣德兩縣交往密切。1949年前，寧國、廣德的大米、花生、芝麻等農副產品，靠肩挑、騾馱、獨輪車載運到此交易，併購回生活日用商品。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寧國、廣德的油料及小雜糧到此出售數量猛增，杭垓糧站最高年收購黃豆250多噸，芝麻100餘噸，花生、赤綠豆150餘噸；並有小量板栗、中藥材售給供銷社。近年來，有些個體戶去寧國販運毛竹、毛料、竹筍、茶葉等農副產品。
50年代後期，社隊在境內先後辦起水電站、糧食飼料加工廠、竹器廠、農具廠、織巾廠等。至1992年，有村辦的磚瓦廠、水泥預製廠，鄉及部門辦的筍廠、機械鑄件廠、鋼竹製品廠、營養食品廠、醫療器械廠、糧食飼料加工廠、食品廠、豐泰製衣有限公司等，職工300餘人，總產值1400萬元。主要產品有清汁筍、鋼竹轉椅、花粉豆漿精、注射混均器、金工配件、各種鑄件和農具等。
全村耕地面積814畝（其中水田700畝）、山林8700畝。農林業是杭垓村的傳統產業。1949年前，洪旱災害頻繁，糧食畝產不到200公斤。1952年興修黃金壩，自流灌溉糧田400餘畝，在壩下兩岸築起塊石防洪埂1600多米，造田100餘畝。並先後建起水塘16個，放水渠道4000多米，抽水機埠7處，裝機容量53千瓦。1992年糧食總產499噸，畝產700多公斤，比50年代初增長2倍多，由缺糧變為自給。
林業歷來是杭垓的主要經濟來源。1949年前，銷路不暢，運輸不便，收入低微。1949年後，國家組織供銷部門設點收購。50年代後期，公路建成，汽車進山村，運輸方便，山貨價格逐步提高，山林資源得到開發利用；同時推動育林造林工作，從70年代起，不斷營造杉木、松木等用材林，利用低山荒坡開闢茶園。至1992年，共有毛竹林3900畝、小竹林107畝，毛竹蓄積量35萬株左右，杉木林2700畝，茶園300畝。是年，採伐毛竹17萬支、小竹5．4噸、木材70餘立方米，生產茶葉10噸，以及毛料、老枝、竹梢、鮮筍等林副產品，林業收入共70．6萬元。80年代以來，有50％以上村民建新樓房，黑白電視機、電風扇基本普及，近20％的戶已有彩色電視機、洗衣機、電冰櫃等高檔家用電器。1992年，人均純收入1150元。
文化
圖為村民正在表演節目杭垓村廣泛開展農民“種文化”活動，整合資源，豐富、細化活動樣式，各類文化體育活動精彩紛呈。杭垓農民不再甘當文化的“看客”，他們利用閒暇時間，放下鋤頭熱情地組織起來，唱起山歌、越劇、蓮花落，敲起腰鼓、跳起排舞，打起籃球，比試象棋。和杭垓鎮一樣，各地通過深入開展種文化活動，農民主體意識不斷激發，傳統文化遺產得到傳承，農村文化生活日益活躍。
浙江名村
| 村是一個基層單位，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研究單位。1964年，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研究現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從研究最基層的家史、村史的微觀入手，這是進而研究整個巨觀社會歷史的基礎。無疑，這是很有見地的論斷。從不少村的形成、發展、變化中，可以看到整個社會生活、生產組合、家庭結構在發生變化。素稱"方誌之鄉"的浙江，歷史上修過的村志卻不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