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傷寒雜病論張仲景，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古中國傳統中醫學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東漢南陽郡涅陽縣（今河南南陽鄧州市和鎮平縣一帶）人，公元219年，張仲景去世。在那個年代，書籍的傳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傳開來十分艱難。
到了晉朝，一位名叫王叔和的太醫令在偶然的機會中見到了這本書。書已是斷簡殘章，王叔和讀著這本斷斷續續的奇書，興奮難耐。利用太醫令的身份，他全力蒐集《傷寒雜病論》的各種抄本，並最終找全了關於傷寒的部分，並加以整理，命名為《傷寒論》。《傷寒論》著論22篇，記述了397條治法，載方113首，總計5萬餘字，但《傷寒雜病論》中雜病部分沒了蹤跡。王叔和的功勞，用清代名醫徐大椿的話說，就是“苟無叔和，焉有此書”。
王叔和在《脈經》序里說：“夫醫藥為用，性命所系。和鵲之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之後，該書逐漸在民間流傳，並受到醫家推崇。南北朝名醫陶弘景曾說：“惟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可以想像，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讓人認識了它的著作者，並把著作者推向醫聖的崇高地位。
宋代，是《傷寒雜病論》煥發青春的一個朝代。宋仁宗時，一個名叫王洙的翰林學士在翰林院的書庫里發現了一本“蠹簡”，被蟲蛀了的竹簡，書名《金匱玉函要略方論》。這本書一部分內容與《傷寒論》相似，另一部分，是論述雜病的。後來，名醫林億、孫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訂《傷寒論》時，將之與《金匱玉函要略方論》對照，知為仲景所著，乃更名為《金匱要略》刊行於世，《金匱要略》總計25篇，載方262首。
《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訂和發行，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訂本。除重複的藥方外，兩本書共載藥方269個，使用藥物214味，基本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這兩本書與《黃帝內經》 、《神農本草經》並稱為“中醫四大經典”——四部經典，張仲景一人就占了兩部（另有一種說法，中醫四大經典為《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
內容介紹
《傷寒雜病論》東漢末張仲景所撰《傷寒雜病論》16卷，後經晉代王叔和整理，將其中有關傷寒證治等原文重予編纂，北宋治平二年(1065)復經校正醫書局孫奇、林億等加以校訂，成為當時《傷寒雜病論》之通行本。其內容大致包括辨傷寒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脈證並治，以及“平脈法”、“辨脈法”、“傷寒例”(此三篇多數學者認為系王叔和編寫，非仲景手撰)、辨痙濕暍、辨霍亂病、辨陰陽易差後勞復脈證並治等；還介紹了汗、吐、下等治法的套用範圍及其禁忌。全書以辨六經病脈證和治療為主體內容。作為臨床醫學典籍，《傷寒雜病論》記述了113方(其中禹餘糧丸單有六名，故實缺一方)。內容以六經辨證為綱，方劑辨證為法。其代表性的治療方劑則有桂枝湯、麻黃湯、白虎湯、承氣湯、柴胡湯、四逆湯、真武湯、理中丸、烏梅丸等方，並列述了各方的方藥組成、用法及主治病證。
從《傷寒雜病論》序言中可知，作者張仲景因其宗族中大半死於傷寒，遂“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在診斷上融會了四診(望、聞、問、切)、八綱(陰、陽、表、里、虛、實、寒、熱)，對傷寒各證型、各階段的辨脈、審證大法和用藥規律以條文的形式作了較全面的闡析。《傷寒雜病論》運用精細的辨證思路和方法，並據較規範化的診療原則確立治法，這就是後世所說的辨證論治。這一先進的診療思想，成為後學者在診療過程中必須遵循的診治原則，體現了中醫學具有獨特而完整的醫療體系。
在治法上，此書以內服方法為主。從方藥治療的藥性分析，已概括了汗、吐、下、和、溫、清、補、消八法，或單用、或數法結合套用、或分階段論治，方治靈活而法度謹嚴。張仲景所博採或個人擬制的方劑精於選藥、講究配伍、主治明確、效驗卓著，後世尊之為“經方”，譽為“眾方之祖”。這些方劑經過千百年臨床驗證，為中醫方劑治療提供了發展的基礎。
影響
《傷寒雜病論》是後世業醫者必修的經典著作，歷代醫家對之推崇備至，讚譽有加，至今仍是我國中醫院校開設的主要基礎課程之一，仍是中醫學習的源泉。2003年非典期間，該書和張仲景便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這在西醫是不可想像的，因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紀的解剖學著作可以作為今天的教科書，現在西醫的治療也不可能到幾百年前的老祖先那裡找根據。
在這部著作中，張仲景創造了三個世界第一：首次記載了人工呼吸、藥物灌腸和膽道蛔蟲治療方法。
《傷寒雜病論》成書近2000年的時間裡，一直擁有很強的生命力，它被公認為中國醫學方書的鼻祖，並被學術界譽為講究辨證論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響的臨床經典著作。書中所列藥方，大都配伍精當，有不少已經現代科學證實，後世醫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療效。歷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學者對其理論方藥進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種專著、專論，從而形成了中醫學術史上甚為輝煌獨特的傷寒學派。據統計，截至2002年，光是為研究《傷寒雜病論》而出版的書就近2000種。
《傷寒雜病論》不僅成為中國歷代醫家必讀之書，而且還廣泛流傳到海外，如日本、朝鮮、越南、蒙古等國。特別在日本，歷史上曾有專宗張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醫界還喜歡用張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藥製藥工廠中，傷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日本一些著名中藥製藥工廠如小太郎、內田、盛劑堂等製藥公司出品的中成藥（浸出劑）中，傷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顯是傷寒方的演化方）。可見《傷寒雜病論》在日本中醫界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整個世界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現行版本
此為桂林本目錄，改本界內仍有爭議，括弧內篇目宋本，成本等均無，成本開篇有五運六氣與脈相圖，具體條目各版也不完全相同，可參見《傷寒論版本大全》《金匱要略版本大全》李順保著。
平脈法——《傷寒雜病論》第一篇
辨脈法——《傷寒雜病論》第二篇
（六氣主客——《傷寒雜病論》第三篇）
傷寒例——《傷寒雜病論》第四篇
雜病例——《傷寒雜病論》第五篇
（溫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六篇
傷暑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七篇
熱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八篇
濕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九篇
傷燥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十篇
傷風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十一篇
寒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十二篇）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傷寒雜病論》第十三篇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傷寒雜病論》第十四篇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傷寒雜病論》第十五篇
辨陽明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十六篇
辨少陽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十七篇
辨太陰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十八篇
辨少陰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十九篇
辨厥陰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二十篇
辨霍亂吐利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二十一篇
辨痙陰陽易差後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二十二篇
辨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二十三篇
辨瘧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二十四篇
辨血痹虛勞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二十五篇
辨咳嗽水飲黃汗歷節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二十六篇
辨瘀血吐衄下血瘡癰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二十七篇
辨胸痹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二十八篇
辨婦人各病脈證並治——《傷寒雜病論》第二十九篇
學術特色
一、中醫臨床重要經典——“醫方之祖”
《傷寒雜病論》再者，仲聖方是兩大類治療方劑（指“經方”與“時方”）中“經方”的重要代表。作為“經方”，其主要特點是在重視實效的基礎上，力求方劑主治與藥物配伍精審、規範，使醫者在診療時易於掌握方劑中主藥、輔佐藥、引經藥之間的協調配伍。漢代以後，“時方”的大量湧現，實際上也是在“經方”基礎上的變化與發展。有些“時方”，多達數十味，後世醫家很難確知其方藥配伍的“君、臣、佐、使”。因此，對於仲景方（“經方”）所具有的代表性，研究價值和臨床實用性，醫者必須加深認識。
二、方藥施治 趨於規範
方藥施治，是臨床療效的重要保證。臨床醫學基礎包含“八綱”、“八法”、“七方”、“十劑”等說。所謂“八綱”，指辨證中的“陰、陽、表、里、虛、實、寒、熱”，中醫辨證中的八個基本綱領。“八法”指“汗、吐、下、和、溫、清、補、消”主要治法。“七方”為“大、小、緩、急、奇、偶、復”七種方藥配伍、組成。“十劑”指“宣、通、補、泄、輕、重、滑、澀、燥、濕”十種藥劑功用分類法。這些屬於中醫基礎臨床多方面內容，在《傷寒雜病論》近400個方劑中，均可獲得明顯的體現，後世醫學譽之為“經方”的代表，臨床醫學雖不斷有所發展、創新，但基本上難以超越上述所論治法之範疇。
張仲景是東漢名家張伯祖的入室弟子，宋·孫奇等整理《仲景全書》時指出：仲景雖受業於同郡(河南南陽)張伯祖，而“識用精微過其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是歷史上公認的。至於《傷寒雜病論》的方源，晉代《針灸甲乙經·皇甫謐序》指出：“仲景本伊尹(伊尹曾著《湯液經法》，此書早佚)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得不謂祖述大聖人之意乎!”成無己《傷寒明理論》亦有類似的載述。可見《傷寒雜病論》體現了仲景最基本的治療術理和方法。他在治學方面，主張“勤求古訓，博採眾方”，仲景方作為伊尹方、神農方藥的繼承與發展，也是應予充分肯定的。
從方藥治病總的趨勢而言，《傷寒雜病論》為後世提供了不可逾越的規範，醫者人人必當遵循。
三、奠定了“辨證論治”堅實的基礎
中醫界共知，仲景著作為後世醫學奠立了堅實而廣泛的基礎。比如說《傷寒論》將“傷寒”病分為“六經”病予以辨證並分證治療。明代王肯堂《傷寒準繩》曾說：“仲景之法，凡雲太陽病者，皆謂脈浮，頭項強痛、惡寒也；凡雲陽明病者，皆謂胃家實也；凡雲少陽病者，皆謂口苦、咽乾、目眩也；凡謂太陰病者，皆謂腹滿、時痛，瀉利；凡曰少陰病者，皆謂脈微細，但欲寐也；凡雲厥陰病者，皆謂氣上撞心，病吐蛔也。”這就指導讀者在六經辨證中如何抓住證脈重點，將不同的病程階段、病位、證候的傷寒六經病，予以分別施治。
在《金匱要略》中，仲景論述的病證很多，他在辨證方面，給後世以很大的啟示。如該書根據“狐惑”病不同的症候，分別用湯藥及外治的熏法、洗法治療，並明確指出：“蝕於喉為惑，蝕於陰(陰指生殖器部)為狐。”在闡論“痙病”，症狀以項背強急、口噤，四肢抽搐，甚則角弓反張為主)時，又根據證候特徵的不同，分之為“剛痙”、“柔痙”二種。痙病在“太陽病”中多見，仲景說，如果證兼“發熱無汗，反惡寒者”為“剛痙”；如果是“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則稱之為“柔痙”，通過這樣的辨證以指導不同證型的治法。又如書中將瘧疾分為癉瘧、溫瘧、牡瘧、瘧母等不同的證型，並根據瘧疾不同的病名，各自列出針對性的方治。對於“虛勞”病，根據辨證患者的臨床表現，分別用小建中湯、八味腎氣丸、黃芪建中湯、薯蕷丸、酸棗湯及大黃 蟲丸等治療。又如治療“痰飲”病，仲聖分之為懸飲(胸膜積液)、溢飲、支飲、伏飲、肺飲等，分別予以辨證處方。水腫(仲景稱之為“水氣”病)作為是常見多發病，《金匱》分之為風水、皮水、正水、里水、黃汗等，並據臨床上各種不同的證型，予以分別論治。再者，根據水腫病部位的差異，提示了後世醫家廣泛遵循的治則，即“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對於黃疸病，則分之為谷疸、女勞疸、酒疸、黑疸等，提示黃疸病因、病機、症候的不同，在辨證中予以分別論治。而同樣是“便血”，仲景指出：“下血，先便後血，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以上只是將仲景突出辨證論治的思想予以舉例說明，後世臨床醫學(包括臨床各科)的辨證分型，均源自《傷寒雜病論》而有所變化與發展。我們過去所見《傷寒論》、《金匱要略》注家中，清代沈明宗分析傷寒辨證，以細緻、全面著稱，他所撰《傷寒六經辨證治法》對清以後仲景學說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影響。
四、仲聖的辨病論治與通治方
張仲景的辨病論治，在《金匱要略》中有較多的闡論。舉例而言，《金匱》治黃疸病，仲景說：“諸黃，豬膏發煎主之。”“諸黃，腹痛而嘔者，宜柴胡湯(指小柴胡湯)。所謂“諸黃”，指的是各種黃疸，其中並無辨證、分型的涵義。又如在《金匱·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中，有“諸嘔，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也就是說，各種病因所致的嘔吐，均可用小半夏湯作為辨病的“通治方”施治。對於外科“金瘡”病(指由金屬器刃損傷肢體，包括傷後感染潰爛成瘡)，仲景曰：“病金瘡，王不留行散主之。”這與後世外科專著中所論金瘡相比，仲景突出辨病論治及運用通治方的特色相當鮮明。
張仲景對婦產科病證，頗多闡介辨病論治及通治方。如“婦人懷妊，腹中痛，當歸芍藥散主之。”“婦人髒躁，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仲景又說：“產後腹中絞痛，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同篇又說妊娠水腫用“葵子茯苓散”通治。在《金匱·婦人雜病脈證》中，仲景說：“婦人諸風疾及腹中血氣刺痛，紅藍花酒主之。”
以上“辨病論治”的學驗特色十分顯著。可見仲景對各種病證，根據辨證後的多種病 名和具體症情，或突出辨證論治，也適當運用辨病論治，使讀者易於掌握套用。這種辨證論治結合辨病論治(包括通治方的擬定與治療)，體現治療大法中的“圓機活法”，值得我們認真鑽研、實踐。
須予提出的是，張仲景在婦女醫療保健方面，十分注意“通治方”的運用。他說：“婦人妊娠，宜常服當歸散主之。”又說：“妊娠養胎，白朮散主之。”(《金匱·婦人妊娠病脈證》)以上兩條，說明妊婦並無病證，但當歸散與白朮散二方的保健作用相當鮮明，迄今仍被醫者所尊崇，也體現了仲聖“上工治未病”的診療特色。
五、反映中國早期醫學高水平的闡論
在世界傳統醫學中，中醫藥學的領先水平是國際公認的。我國傳統醫學的“高水平”，主要反映於早期的經典醫著。如偏重於學術理論的《內經》、《難經》和以臨床醫學為主的《傷寒雜病論》。這些我國早期的具有代表性名著，迄今仍被視為是必讀之經典。仲聖在序言中也明確表白他是參閱了《內經》、《難經》等書，撰成了《傷寒雜病論》的。如《內經》“上工治未病”思想，仲聖對此，既有所繼承，又有所發揮。他在《金匱·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中說：“……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王，義同旺)不受邪。”這在五臟辨證中，向讀者提示“治未病”的具體方法，其醫學診療水平之高，在於掌握了疾病發展的規律，採取預先防治的措施。
至於治療禁忌，張仲景在論述多種病證時，頗多經驗之談，如《金匱要略》強調“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峋，不得眠。”等，凡此都能說明《傷寒雜病論》臨床奠基的高水平。
作者簡介
張仲景，名機，據傳當過長沙太守，所以有張長沙之稱。南陽郡涅陽（今河南省南陽縣）人，約生於東漢和平元年（公元一五○年），卒於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張仲景自小好學深思，“博通群書，潛樂道術。”當他十歲時，就已讀了許多書，特別是有關醫學的書。他的同鄉何顒賞識他的才智和特長，曾經對他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何顒別傳》）。
東漢末年，連年混戰，各地連續爆發瘟疫，張仲景目擊心傷。“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夭之莫救”（《傷寒雜病論》自序）。於是發憤研究醫學。“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傷寒雜病論》自序）。張仲景為了學習醫學，就去拜宗族中張伯祖做老師，竟盡得其傳。何顒在《襄陽府志》一書中曾讚嘆說：“仲景之術，精於伯祖”。
張仲景提倡“勤求古訓”，認真學習和總結前人的理論經驗。 他曾仔細研讀過《素問》、《靈樞》、《難經》、《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其中《素問》對他的影響最大。張仲景根據自己的實踐認為傷寒是一切熱病的總名稱，也就是一切因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傷寒”。他還對前人留下來的“辨證論治”的治病原則，認真地加以研究，從而提出了“六經論傷寒”的新見解。
養生思想
《傷寒雜病論》的養生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天人相應的整體觀
傷寒雜病論（2）防病、抗病重視保津液。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首先表現在津液具有固護機體、防禦病邪的功能。如仲景在揭示太陽病轉入陽明的機理時，一再重申亡津液是其關鍵條件：“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正是其例。何以亡津液會導致病轉陽明？因為律液乃陽明經的主要正氣，津液充則陽明固，邪不可乾；津液亡則陽明虛，邪氣便可輕易陷入。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其次表現在津液能驅逐病邪，削弱病勢上。如“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這裡的熱越，即言熱邪發越於外。津液充沛，陽氣暢運則汗出越邪，邪越則病順。故“陽明病，法多汗”，而津虧則無汗，邪不得出，其病為逆。又如溫熱病中小便常短赤灼熱，因為人要通過小便排邪。熱邪一除，小便即轉清利。“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故臨床可視小便斷吉凶。“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因小便不僅顯示人體津液虛實情況，而且還能反應前陰這條驅邪途徑是否正常。
由上可知，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傷寒雜病論》中有充分反映。人們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必須重視保護體內的津液。如張景岳說：“五液充，則形體賴而強壯。”人若津液不充，則筋枯髓減，皮槁毛脆，臟腑虛弱，即易為病邪所害。
（3）重視用飲食防病、治病。
《傷寒雜病論》中的飲食藥物系指既可食用，又能防治疾病的動植物及其加工品。據統計，在《傷寒雜病論》112方中，一共使用飲食藥物17種，計有大棗、生薑、乾薑、香豉、粳米、蔥白、蜂蜜、赤小豆、豬膽汁、蜀椒、烏梅、豬膚、雞子黃、雞子（去黃）、飴糖、苦酒、清酒。這些飲食藥物遍及81個方劑，占全書方劑總數的72．32％。其中還有不少純以飲食藥物命名的方劑，如十棗湯，豬膚湯等6方，加上藥食合名的方劑（如乾薑附子湯）共24方，占全書的21．43％。由此可見，仲景對食療是十分重視的，並已使其成為其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4）時時刻刻注意保胃氣。
仲景認為，機體的功能與胃氣的充沛與否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這是因為機體所需的營養物質有賴於胃氣的化生，治療疾病的藥物也需中焦受氣取汁以發揮療效。為此，他不僅重視脾胃陽氣的一面，也注意到了脾胃陰液的一面。《傷寒雜病論》六經病證的治則，總的說來，不外祛邪與扶正兩方面，在具體運用上，實際包括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法。仲景於八法中，均不忘“保胃氣”，如汗法的桂枝湯，用草、棗調補中焦，保護胃氣。下法的調胃承氣湯，用甘草緩急和中。補法的炙甘草湯，以甘草、大棗補益脾胃。困苦寒清熱藥易傷人胃氣，則加入粳米。甘草調補胃氣。
對偶統一
《傷寒雜病論》對偶原本是古代文學中常用的一種修辭法。在《傷寒雜病論》中，仲景面對複雜的病情，常把不同或相反但具有可比性證候放在一起進行對偶分析，以探求其內在規律及相互關係。在闡述病機、辨證、處方用藥等方面，對偶統一的思維規律是《傷寒雜病論》的特色之一。
1、陰陽的對偶統一
“陰陽”這一概念本身即體現了對偶統一觀。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云“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即是明證。仲景“撰用《素問》、《九卷》……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亦繼承了《內經》這一規律。《傷寒雜病論》中，仲景用陰陽屬性相反的證候進行對偶分析，來確定疾病的陰陽性質。如“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7條）。“發熱惡寒”是指外邪侵犯人體，正氣不衰，正邪交爭，病情呈亢奮狀態。如太陽病發熱惡寒、少陽病往來寒熱、陽明病但熱不寒（初期暫有惡寒），故邪在三陽多為正盛邪實，以發熱為特點。“無熱惡寒”是病在三陰，正氣不足。如太陰脾虛濕盛，少陰心腎陽虛，厥陰虛寒致厥，均不發熱，而惡寒顯著。因此，用寒熱辨陰陽具有特徵性。承第7條之意，論中131條進一步闡述了痞的成因及結胸的證治：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而反下之，則表中陽邪入里，結於胸中為結胸；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而反下之，表中之陰邪入里，結於心下為痞。即“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
疾病既然是陰陽對立雙方的力量失衡，則立法處方的目的旨在調和陰陽，使其陰平陽秘。《傷寒雜病論》中的立法組方，也處處體現了協調陰陽的對偶統一觀。如白虎、承氣為治陽明熱盛津傷之方，理中、四逆為治陰盛陽衰之劑。同時論中的每一方中又往往寓有陰陽二義，如桂枝湯中桂枝和白芍，桂枝辛溫以助陽，芍藥酸甘以養陰，互相資助而陰平陽秘，其病乃治。《傷寒雜病論》中所用陰陽對偶統一的辯證法思想，由此可見一斑。
2、表里的對偶統一
《傷寒雜病論》相關書籍表里的對偶統一指對表里定位相反的幾個類似證進行比較鑑別。如“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240條）。“脈實”說明病在里，陽明里實證已形成。“脈浮虛”說明在表，陽明中風表邪未解。如不比較鑑別，見發熱惡寒便認為是表證而妄用汗法，見潮熱皆認為里證而濫用攻法，以致誤治變證從生。
但就表證而言，有偏於風寒的中風、傷寒，有偏於風熱的溫病。一個治療風邪在經，太陽經氣不利；另一個治療寒邪在經，太陽經氣不利。而就太陽經氣不利來說，有桂枝加葛根湯證主治項背強，伴有汗出惡風寒，亦有葛根湯主治項背強，伴無汗出惡風寒。
又如附子湯證與真武湯證的比較。仲景用附子湯論治腎陽虛損，寒濕凝滯肌膚所致的身疼痛證，亦稱陽虛身痛證。方中人參和附子同用，助元陽、益元氣；合白朮、茯苓燥濕，利濕，祛肌表寒濕邪氣；以芍藥緩急止痛。仲景以真武湯治療少陰病陽虛水犯證，表現為“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方中以辛熱之附子，溫經回陽以散寒水；輔以白朮溫運脾氣，補土以制水；茯苓淡滲，協白朮以利水；生薑辛溫，配附子扶陽消陰以散水邪；芍藥活血脈，利小便，且能制姜、附之辛燥，使之溫經散寒而不傷陰；諸藥合用，相輔相成，可謂有制之師。由上可知，兩方均治腎陽虛，一個是陽虛外有寒濕，一個是陽虛里有寒水。故附子湯和真武湯實為一對表里對偶方。
3、虛實的對偶統一
傷寒雜病論柴胡桂枝幹薑湯證主治“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脅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太陽之邪傳入少陽，故胸脅滿悶。由於誤下之後，挫傷中焦，氣機不暢，氣化不利，三焦水道不暢則見小便不利；氣不化津，津不上承，則見口渴。傷寒大家劉渡舟教授謂：“根據本方的藥理作用和臨床實踐，用之治療少陽病而兼太陰脾家虛寒的證候，確為對證之方。”而大柴胡湯主治“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嘔不止，心下急，鬱郁微煩者”，邪熱不解，內並陽明，熱壅於胃。胃氣上逆而致“心下急”，即胃脘部或脹滿之極、或疼痛之極、或拘急緊張之極而不可耐之謂，乃陽明胃熱結聚之兆。由此可見，柴胡桂枝幹薑湯治療少陽病兼有脾家虛寒與大柴胡湯治療少陽病而兼陽明胃家熱實的證候相對偶，恰有寒熱虛實對照鑑別之意。
4、寒熱的對偶統一
在病機方面，如：“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髒有寒故也，當溫之……”。“下利，欲飲水者，以其有熱故也……”。以“不渴”和“欲飲水”為辨證要點，鑑別寒熱病證。前條太陰下利脾藏虛寒兼濕邪，故“自利不渴”，而373條和371條的“熱利下重者”為前後補述熱利證治，病位在腸，病機與肝有關，肝熱迫腸，濕熱熏蒸，損經脈，下膿血，渴欲飲水，屬里熱傷津之故。但“下利口渴”也有寒熱虛實之別。如：“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282條）。病機為腎陽虛衰，火不生土，水谷不化，津液無以上承，故而口渴，又可以小便清白如水而辨之。又如對疾病的寒熱真假鑑別時，“病人身大熱，反欲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此條通過病人喜惡之情和體表寒熱的比較，以辨真假寒熱，並從寒熱真假疑似的辨析中以決生死。
在論治方面，大青龍湯見於《傷寒雜病論》第38條、39條，是治療“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的主方。其39條“傷寒脈浮緩，身不痛但重，乍有輕時”則是治療溢飲在表的變法。小青龍湯見於《傷寒雜病論》第40條、41條，是治療“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的方劑，其主證為“咳而微喘，發熱不渴”和“乾嘔，發熱而咳”。兩方均以青龍來命名。大青龍湯為外有表寒，里有鬱熱，即外有寒而里有火；小青龍湯是外有表寒，里有水飲，即外有寒而里有水；故大小青龍湯亦體現對偶統一觀。另外張仲景在論治“邪熱利”時，有寒利和熱利之辨：葛根芩連湯主治“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此乃里熱下利，兼有表證的二方皆治“協熱利”，但有寒熱虛實之異樣，又是仲景對偶統一思想的明證。
《傷寒雜病論》中，可發汗與不可汗，可下與不可下等篇，單從篇名而言，就體現了仲景的對偶統一觀。《傷寒雜病論》對偶統一的思維理念能夠針對廣泛的臨床病證進行比較分析，是辨證論治的一種重要邏輯學方法，對提高臨床辨證水平以及理解仲景湯方命名規律具有重要意義。
藥物運用
《傷寒雜病論》中所用藥物非常廣泛，以《傷寒雜病論》所用112方與93味藥來看，有扶正祛邪免疫作用的人參、黃芪、白朮、雲苓、當歸、甘草、大棗等藥物的條文不下上百條。在其所載扶正祛邪藥物中，多有增強免疫機能、調理臟腑、補養氣血的作用。現舉例如下：
《傷寒雜病論》相關書籍人參：能鼓舞正氣，增強機體免疫力而增強抗病能力。《本經》用人參的條文68條，如桂枝人參湯用於扶正祛邪，增強機體免疫力。
黃芪：可增強病毒誘生干擾素的能力，並能通過促進細胞體液免疫反應，增強吞噬功能。《本經》用黃芪條文11條，如黃芪桂枝湯，就是增強機體免疫力，扶正祛邪的方劑之一。
甘草：《傷寒雜病論》用甘草69次。實驗證明，甘草有抗變態反應作用，能延長移植組織的存活時間，對枯草桿菌“一澱粉酶免疫小鼠的抗體產生有抑制作用，甘草所含的LH作用於T細胞，有促進免疫作用。
大棗：《傷寒雜病論》用大棗40次，也是在《本論》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種藥物，藥理研究其含大量AMP樣物質，人口服時末梢血漿及白細胞內的CAMP含量均明顯上升。免疫學認為，免疫反應與分子生物學中的CAMP和CGMP有關，故大棗對免疫功能有重要影響。
運用較廣的其它藥物如芍藥、附子、桂枝、白朮、茯苓、麥冬、豬苓等，均不同程度地顯示了促進免疫，從而祛除邪氣。
流傳情況
《傷寒雜病論》雖是以傷寒證治為主，但書中所貫串的辨證論治精神以及方治中的六經大法，於各科臨床均有指導意義。《傷寒雜病論》刊行後流傳極廣，具有廣泛的國內外影響。
《傷寒雜病論》流傳譜系圖歷代研究《傷寒論》並有著作流傳至今者約700家，但就其學術思想和特點而歸納之約有三個學派。或有認為有三綱重訂與維護舊論兩大陣營，或謂可分作三綱編次派、維護舊論派、以方類證派與以法類證派等四個體系者。
目前學術界大多認為二個學派或三個體系比較符合實際。一派以明力有執為代表，他們認為：《傷寒論》編始雖由於(王)叔和，而源流已遠，中間時異世殊，不無蠹殘人弊。強調必須考訂重加編次，以求恢復仲景之本意。闡發方氏者有喻昌、沈明宗、張璐、吳儀洛……等。世稱之為重訂派。
一派以張遂辰、張志聰為代表，他們確信宋本《傷寒論》皆仲景原文，反對斷簡殘篇的觀點，批評重訂派是舉一廢百，反失仲景心法。世稱之為維護派。一派以柯琴、徐大椿為代表，主張重視《傷寒論》中之方證，認為六經之中是以辨症為主的，故命其代表作為《傷寒類方》。應當說以上三個學派分別對發展張仲景傷寒學說，提高傳染病、流行病等治癒率作出了貢獻，但同時也各有其立論之偏頗者。
1、著名注本：
金代成無己《註解傷寒論》(也是最早的注本)；明代方有執《傷寒論條辨》，張遂辰《張卿子傷寒論》；清代喻嘉言《尚論篇》，柯韻伯《傷寒論注》，汪琥《傷寒論辨證廣注》，張志聰《傷寒論集注》，張錫駒《傷寒論直解》，周揚俊《傷寒論三注》，錢潢《傷寒溯源集》，魏荔彤《傷寒論本義》，尤在涇《傷寒貫珠集》，吳謙等《訂正傷寒論注》，黃元御《傷寒懸解》，陳修園《傷寒論淺注》等。
2、研究性著作：
宋代韓(101)和《傷寒微旨論》，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朱肱《傷寒類證活人書》，許叔微《許叔微傷寒論著三種》，郭雍《傷寒補亡論》；金代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劉河間《傷寒直格》；明代陶華《傷寒六書》，戈維城《傷寒補天石》，許宏《金鏡內台方議》；清代柯韻伯《傷寒論翼》，秦之楨《傷寒大白》，徐大椿《傷寒類方》，陳修園《傷寒醫訣串解》、《長沙歌括》等。有關《傷寒雜病論》的現代注、譯本，亦不下數十種之多。如曹穎甫《傷寒發微》，陸淵雷《傷寒論今釋》，余無言《傷寒論新義》，南京中醫學院《傷寒論譯釋》，中醫研究院《傷寒論語譯》，劉渡舟等《傷寒挈要》等。國外譯本和研究性著作，較著名的如：日本山田正珍《傷寒論集成》，丹波元簡《傷寒論輯義》，丹波元堅《傷寒論述義》等。
《傷寒雜病論》刊本很多，國內現存影印明代趙開美校刻本等及多種日刻本，1949年後多次出版影印本、排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