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江蘇省本書分十三篇計三十二條，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一、論諸書之得失與讀醫書之難，舉例以示初學之從違。二、論診病須知四診，論時邪、論初診用藥等，提出了臨床辨證施治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啟發後學遵之。三、對瘧疾、痢疾、類中、肝氣，以及婦科、兒科、外科中有關疾病的診治，進行了論辨，介紹了自己的臨證經驗。四、指出當時俗醫不察證之虛實寒熱，妄投藥餌，轉致眙害。他一方面批評了吳又可之粗率，喜用攻伐，易致虛虛之害；另一方面又批評了不善讀景岳書，而偏用溫補，致犯實實之誤。五、提倡對歷代醫家學說，應吸取眾長，不可偏宗。如金元間劉、張、李、朱四大家以及前明王、薛、張、馮四家，他們雖各有所偏，但都各有專長，應該擇善而從，如能“細心參酌，遇熱證則用河間，遇陰虧則用丹溪，遇脾虛則用東垣，遇虛寒則用景岳，何書不可讀?何至咎景岳之誤人哉！”
總之，本書所論所辨，多有創見和發揮，能論其所當遵，辨其所惑誤。因此，該書對於初學中醫者及中醫臨床和研究工作者，均有較好的參考價值，同時，在開展對中醫學術的爭鳴方面，也很有啟發作用。
本書版本較少，初見於1918年紹興醫藥學報社刊本，至1936年，曹炳章編輯《中國醫學大成》時，將其收入第十三集醫論叢刊之中。這次出版，即以《中國醫學大成》本為藍本，對其中明顯的錯別字則徑予訂正，並加新式標點符號和適當注釋，以便於閱讀。
作者簡介
《景岳全書》成書經過
《黃帝內經》清初著名醫家喻昌，著《寓意草》，李氏得而細心研讀，深感喻著所述豐富，所論精微，理法方藥悉備，辨證論治縝密，遂得其旨意，將自己二十餘年臨證之中，所得古人法外之法，撰成《仿寓意草》兩卷，於1835年刊行。“該書不僅是其臨證治驗的紀實，而且對許多學術問題議論精闢，較之喻昌的《寓意草》更有獨到之處。”（王新華語）。
李氏至晚年，其學驗皆豐，而見時之醫者，多染積習，診治虛實不別，用藥寒熱不辨，以致誤人至深，他深恐後人沿誤襲弊，遂奮志撰《知醫必辨》一卷，書成，並未立即刊行，有友人前訪李氏，見《知醫必辨》盡閱之，認為李著“明白曉暢，有益於人，力勸其再增十數篇，可以付梓傳世。”李氏卻說：“醫不通，而抄襲成文，妄災梨棗（指書版），沽名釣譽惡習，最為可惡，予豈為之？今予所作，不過為教訓後人，而設意求清醒，明白若話，使子若孫一覽而知而已！”（李氏《知醫必辨•自序》），由此可見，李氏著斯書，其意先是欲誡其子孫，一定要慎於醫，明其道，若著書立說，要慎而言之，而對於歷代醫家論述的偏狹，則宜糾其偏頗，使之明曉醫道。因為生命至重，診治用藥，切不可草率為之，致此，方可遂濟世之心，正後人之學術。經友人反覆勸說，終於1849年將此書付梓刊行。
全書13篇，計有32條。評論古今醫書得失、臨證須知、疾病方藥等，多切中時弊，頗多見地，為後世所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氏提出：作為濟世助弱、救死扶傷的醫家，學習和繼承歷代醫家學說，宜取各家之長，須防諸家之偏，臨證診治，定要明辨虛實寒熱，切不可“不察證之虛實寒熱，妄投藥餌，轉致貽害。”這一觀點，其臨床指導意義，迄今為止，仍然值得廣大醫療工作者所重視。他在《知醫必辨•自序》中指出，金元四大醫家，雖然醫道愈彰，而其偏宗愈甚。如“河間主用涼，丹溪主養陰，東垣主溫補，潔古為東垣之師，想因道傳高第，未另立書。”由於諸醫立說，各執一端，而後世醫家，宗其所偏，愈偏愈甚，如前明王、薛、張、馮四大醫家，“大率師東垣之論，偏於溫補，而張景岳則尤其偏焉者也。”以致“後人不辨，未免為其所誤耳！”所以他特彆強調醫家，無論是著書立說，還是臨證診治，一定要“細心參酌，遇熱症則用河間，遇陰虧則用丹溪，遇脾虛則用東垣，遇虛寒則用景岳”，聖哲先賢，各有專長，應擇善而從之，果如斯，則“何書不可讀？何至咎（責備）景岳之誤人哉！”他告誡他的後人，“余家後人，設（如果）不知明辨，安知不亦害人而自害哉！”
那么，臨證診治，如何明辨？李氏在《知醫必辨•雜論》之首提出：“病之生也，百出不窮，治法總不外乎陰陽五行四字。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醫以陰陽五行調治百病。要之，五行之生克，仍不外乎陰陽。陰陽即血氣之謂也，氣為陽，血為陰也。……氣無形，而血有形，氣附血以行，血無氣亦不能自行。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陰陽和而萬物生焉。人生一小天地，陰陽必得其平。醫者偏於用涼，偏於用溫，皆不得其正也。”他還強調：“惟世有古今，地有南北，人有強弱，藥有剛柔”，所以為醫者，一定要“知所變通”。李氏言醫述道，提綱挈領，數語盡明醫理，言中肯綮，深明要義，使為醫者心中明了，辨而可行，行而有度，施而有法，真可謂醫者之鑑也。
中國醫學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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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醫基本典籍（十三）
| 祖國傳統醫學典籍是中國科技遺產中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分，中醫藥典籍又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載體之一，隨著科學的進步和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進一步認識和開發利用中醫藥典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