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李濟文集》中的《中國民族的形成》、《中國文明的開始》、《西陰村史前的遺存》、《安陽》、《殷墟器物甲編陶器（上輯）》等，均是海內外學術界公認的考古學經典學術名著。
價值
展現中國考古學開創歷史的長卷
在漢語辭彙中，“考古”一詞出現的時間並不晚：當歐洲還籠罩著中世紀陰霾時，我國北宋時期的一位學者已經把自己編就的一部著錄商周秦漢銅器和玉器等古器物的圖書定名為《考古圖》（公元1092年）；然而，作為一門包括田野發掘技術、層位學、類型學等方法和理論的“考古學”一詞，最早還是出現在走出宗教神學統治之後的歐洲——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一些長期在博物館工作的丹麥學者提出了一套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從此誕生了一門嶄新的人文學科。
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傳入中國，則是在其問世一百年之後。這位傳入者，正是李濟先生。對此，我國著名學者、“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曾作過這樣的闡述：“現代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五四’運動後，才傳入中國。此前，雖曾有部分外國人在中國進行過考古調查發掘，但這並不能視為是中國的考古學，也不能以此作為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的標誌。在中國，真正由中國人搞的考古發掘，是1926年由清華學校李濟在山西省南部的夏縣西陰村主持的發掘。”“現代考古學真正系統地在中國展開，是從1928李濟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後，主持對殷墟進行發掘開始的。從殷墟發掘的早期開始，中國考古逐漸取得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成果，受到了世界各國的重視。”
如果把李學勤先生的這段話作為《李濟文集》的導讀式文字，那么，作為《李濟文集》代序的、張光直先生的《對李濟之先生考古學研究的一些看法》一文，則可讓人們從《李濟文集》所展開的中國考古學開創史長卷中，清晰地看到李濟先生留下的篳路藍縷的足跡：
打開《李濟文集》，可以在《西陰村史前遺址》、《城子崖發掘報告序》、《民國十八年秋季發掘殷墟之經過及其重要發現》、《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等文中，清晰地看到李濟先生在西陰村發掘、城子崖發掘及安陽殷墟發掘中所創造的“三點記載法”、“層疊法”、“探溝探坑（點線）”等科學的田野考古技術。張光直先生在評價這些創造的功績時說：“這種發掘方法今天看來雖然簡單，在六十年前卻有開天闢地的意義。”
打開《李濟文集》，可以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查》、《發掘龍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績》、《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層》、《由笄形演變所看見的小屯遺址與侯家莊墓葬之時代關係》、《殷墟建築遺存報告序》，以及《考古學》、《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如何研究中國青銅器》等文中，清晰地看到李濟先生在考古實踐及對出土的蠶繭、陶器和銅器研究中奠定的地層（層位）學、器物（形態）學、（歷史）年代學等考古學基本理論。張光直先生在談到這些特殊建樹的意義時說：“自1929以來作為中國考古學的兩種主要的研究方法，即地層學與器物形態學，其發展的基礎還是李濟先生用鋤頭在小屯最先奠立下來的。”
打開《李濟文集》，可以在收入第一卷的“古史研究一般”、收入第四卷的“殷商文化研究”及收入第五卷的《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歷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國上古史>編輯計畫的緣起》等文中，清晰地看到李濟先生在中國考古學開創之際就把這門科學與中國上古史研究緊緊結合在一起的卓越成就。華盛頓大學的Ｂ.羅傑斯教授在為《安陽》一書所作的序言中說：李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任務，一開始就是把研究古典文獻和仔細的田野考古方法結合起來。”張光直先生也指出：“李濟先生自從他專業生命的一開始，便採取了有關中國古史研究各學科兼行並進的方式。”在《李濟文集》中，不僅可以看到李濟先生親自起草的《<中國上古史>編輯大旨》，而且可以讀到李濟先生為《中國上古史（待定稿）》親手撰寫的篇章。李濟先生為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及其成為中國歷史學的基石作出的不朽功績惠澤至今。
記載考古學宗師治學經歷的實錄
《李濟文集》是一部考古學巨著，也是一部李濟先生治學經歷的實錄。如果把收入這部巨著中的《我的初學時代》、《我在美國的大學生活》，以及自傳體式的《安陽》和“學事憶舊”中的相關文章連綴起來，則是一部詳述這位考古學一代宗師治學經歷和學術生涯的實錄。
在《我的初學時代》里，李濟先生敘述了如何在其父親的教導下苦讀經書打下傳統舊學的基礎和接受“格致”、“體操”、“東文”的；敘述了在北京五城中學和清華學堂學習英文等“洋東西”、讚賞荀子的《天論》，以及“洗澡”之類有趣故事和“向國外求學的熱望”。
在《我在美國的大學生活》里，李濟先生講述了在美國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在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對考古學發生興趣，以及撰寫《中國民族的形成》的留學生活。
在《安陽》一書中，李濟先生記述了學成回國後先在南開、旋入清華，就聘為國學研究院講師；繼與美國弗利爾藝術館合作，發掘西陰村並獲重要發現的過程；記述了就任1929年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並主持和參與第二至十五次殷墟發掘，獲陶器、甲骨、銅器、建築遺址等重大發現的經歷；記述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將發掘出土的大批文物從南京撤向重慶、昆明、四川李莊，在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研究工作並取得成果的往事。
打開《李濟文集》，在這部披露考古學一代宗師治學經歷的實錄中，除了可以看到這位學界巨子孜孜以求的好學精神、堅韌不拔的治學品格和超乎常人的睿智毅力外，還可從李濟先生與弗利爾藝術館簽署的合作計畫中，從李濟先生起草的《山西省歷史文物發掘管理辦法》中，從《赴日（本）小記》和《戰後在日（本）所見中國古物報告書》中，看到一位考古學者的遠大目光和愛國情懷。從李濟先生與魯迅、蔡元培、傅斯年、丁文江、梅月涵、董作賓、蔣廷黻、胡適、張光直等師友學生的交往中，看到一位學術大師虛懷若谷的風範、實事求是的作風和誠摯待人的平凡。
《李濟文集》是李濟先生畢生著述和經典名著的第一次結集。這部巨著的出版，不僅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考古學史的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而且必將對我國學術界乃至國際學術界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作者
我國著名人類學和考古學家。他同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一樣，是用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之一。1926年10月15日，李濟和他的夥伴在經過考察而擇定的山西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挖下了中國學者探尋中華史前文明的考古第一鋤。這次發掘及1928年以後的殷墟發掘，使其無可爭議地成為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和開創者。在紀念李濟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李濟文集》(五卷本)，文集記載了這位學術泰斗“不可磨滅的貢獻”及其學術思想。
李濟從清華學校高等科學生、美國克拉克大學心理學文學士、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和哲學博士一路走來，成為用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五位導師之一（另四位是：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1926年的西陰村史前遺址發掘及1928年以後的殷墟發掘，使其無可爭議地成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和開創者。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近六十年的歲月里，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後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的李濟，為人文科學和歷史科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占據著支配地位”（張光直：《懷念李濟》）。
盤點考古書籍
|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範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