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語簡介
考古學考古學這一名詞主要有3種涵義：第一種涵義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歷史知識，有時還可引伸為記述這種知識的書籍；第二種涵義是指藉以獲得這種知識的考古方法和技術，包括蒐集和保存資料、審定和考證資料、編排和整理資料的方法和技術；第三種涵義則是指理論性的研究和解釋，用以闡明包含在各種考古資料中的因果關係，論證存在於古代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
現在，作為一門近代的科學，考古學已有它的充實的內容，周密的方法，系統的理論和明確的目標。雖然還沒有一個被普遍確認的定義，但在全世界範圍內，學術界對考古學一詞的理解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可以從共同的理解出發，考慮到上述的3種涵義，給考古學下定義說：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
考古學（Archaeology）屬於人文科學的領域，在中國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其他國家多從屬於人類學，也有劃歸藝術史的。其任務在於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物質資料，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歷史。實物資料包括各種遺蹟和遺物，它們多埋沒在地下，必須經過科學的調查發掘,才能被系統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學研究的基礎在於田野調查發掘工作。
考古學的產生有長遠的淵源，但到近代才發展成為一門科學。近代考古學發祥於歐洲，以後普及到世界各國。北宋以來的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但直到20世紀20年代，以田野調查發掘工作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才在中國出現。作為一門近代的科學，考古學有一套完整、嚴密的方法論。它包含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和田野考古學等分支，並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領域內的許多學科以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其他學科有著密切的關係。
考古學是通過發掘和調查古代人類的遺蹟遺物和文獻來研究古代社會的一門人文科學。傳統上，考古學是文化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但是現在它越來越獨立，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
考古學家與只研究歷史記載的歷史學家不同，他們通過研究遠古人類的遺留物，對沒有歷史記載的史前文化也進行研究。考古學家致力於探索人類文化的起源。
歷史淵源
考古學上人類歷史的最初階段漢語的考古學來自於歐洲，而歐洲各國文字中的考古學都源於希臘文的αρχαίολόγί，這個詞是由αρχαίος（意為古代事物或古代）和λόγος（意為科學）組成，在古希臘泛指古代史的研究。在公元4世紀的時候，柏拉圖就使用這個希臘文的單詞來指古代史的研究。這個詞在一段時間內很少使用，在17世紀時又被重新使用，用以表示古物和古蹟的研究。17、18世紀的主要指的是古物中的美術品，到了19世紀才泛指一切古物和古蹟。
中國在公元1-2世紀（東漢）已有“古學”這個名詞，來泛指研究古代的學問。到了北宋中葉（11世紀）時，誕生了一門研究青銅彝器和石刻的學問——金石學，即考古學的前身。這時“考”“古”二字也開始被連用。公元1092年成書的《考古圖》就已經率先使用了“考古”這一名詞，不過此時指的是考證古文字與古文章。
原始社會考古學的主要內容用“形狀”兩個字來概括，即首先認識發掘出土的各個遺址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狀，然後歸納由一群遺址組成的各個文化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狀，最後依據這些遺蹟、遺物的形狀特徵區分出各個地區、各個時期的各種文化之間的同一性和差異性。而有關原始社會居民的生存活動和社會行為則講述的比較籠統。
這實在是因為那時的資料及研究方法所限，原始社會沒有文字，三代以來的古文獻中有關原始社會的描述又難以成為信史。而我們因為考古發掘面積有限或因人為破壞，出土的房址、墓葬數量較少或有的根本就沒有出土等原因，很難全面、科學地了解當時的歷史。
考古學，確切地說以田野調查和發掘為基本特徵的現代考古學，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現代考古學最初產生於歐洲，它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搞工業就要找礦開礦山，開礦山就會附帶發現古物，於是，地質學、古生物學應運而生了。借鑑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的分類學，就形成了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基本方法的現代考古學。這是19世紀中葉前後的事。
20世紀初，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北京房山周口店猿人化石的發現，河南澠池仰韶村彩陶遺址的發現證明中國也存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這在當時的確令人耳目一新。這些新的發現極大地支持了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學派發起的對舊的古史體系的挑戰。於是大家都注目於考古學，考古學自然就成了重建中國上古史任務的擔當者。
術語分
埃及考古學1、按照年代分為：
史前考古學
歷史考古學
2、按照地區分為：
歐洲考古學
埃及考古學
中國考古學
日本考古學
中部美洲考古學
等
3、按照研究對象分為：
宗教考古學
美術考古學
銘刻學
甲骨學
古陶瓷學
古錢學
農業考古學
環境考古學
地質考古學
考古植物學
考古動物學
考古天文學
4、按套用手段劃分：
田野考古學
水下考古學
其他分支：
類型學
考古學史
古文獻學
紋章學
考古地磁學
紙草學
金石學
古文字學
考古年代學
研究對象
考古學研究入門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實物。主要是物質的遺存，或者說是遺物與遺蹟。而這些遺存應該是古代人類的活動遺留下來的。考古學的研究集中在對過去的研究上，包括過去文化所遺留下來的各種資料。所以它的研究對象是屬於一定時間以前的古代。比如英國的考古學下限是諾曼人的入侵（1066年），法國是加洛林王朝的覆滅（987年），美洲各國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492年），中國的一般是以明朝的滅亡（1644年）為下限。近年來，英國出現的中世紀考古學（Medieval Archeology）則把時間下限推進到了1640年。而美洲各國的工業考古學（Industrial Archeology）則研究近代工業初期的遺物。隨著時代的前進，這些下限都會自然地向後推移。
從考古學研究整體來看，通過探討古代人類和自然環境的相互關係，能夠說明的問題仍然有限。而整個自然科學與考古學的全面結合，才能夠把考古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人們認為，在使用同樣的儀器設備、同樣的分析原理、同樣的操作手段，對同樣的物質結構和化學元素組成的對象進行分析的前提下，自然科學研究和考古學研究的區別僅僅在於研究的對象屬於現代還是古代。
由於研究的對象來源於考古遺址，而它又是當時的環境或人的行為的產物，自然
蘊含著有關古代環境和人的行為的信息。順應國際、國內考古學研究的發展趨勢，考古研究所於1995年決定在60年代起步的碳十四測定年代、體質人類學研究、化學分析的基礎上，增設一些新的研究領域，成立考古科技中心。建設、發展考古科技中心是正在做的第三件事。現在，人們考古科技中心正在進行測定遺址的絕對年代；恢復古代人類的生存環境；研究古代人類的族屬和風俗；探討古代人類與動物的各種關係及農業的起源和發展；測試遺址中出土的陶器、金屬器的化學成分和物理結構，確認不同時期古代人類的生產工藝水平和原料產地；比較準確、科學地探明遺蹟、遺物的分布狀況；建立各種考古資料的資料庫；對遺址進行形象復原；以青銅器進行保護等多個領域的研究工作。
總之，自然科學被引進到考古學研究中，開發出以往不能涉及的領域，大大提高了效率和精確度。這一切又將隨著自然科學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學發掘的進展而一直持續下去。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材料的）新發現。展望21世紀，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必將把我們對於古代社會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天地與新的水平。
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墓葬考古學在中國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各國考古學研究的範圍都是有人類活動以來的古代歷史時期，所以它的上限是人類出現，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例如，英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為諾曼人的入侵(1066年)，法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為加洛林王朝的覆滅 (987年)，美洲各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為C.哥倫布（約1451～1506年）發現新大陸(1492年)。一般說來，中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的滅亡(1644年)。考古學與遠古的恐龍時代、近代史、現代史是無關的。
近一時期以來，英國有“中世紀考古學”，其年代下限延伸到資產階級革命的開始(1640年)；又有所謂“工業考古學”，其年代下限更延伸到18世紀和19世紀的工業革命初期。在美洲，則有所謂“歷史考古學”或“殖民地時代考古學”，它們的年代範圍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直到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美洲各國在政治上獲得獨立。但是，英國的所謂“工業考古學”、美洲的所謂“歷史考古學”或“殖民地時代考古學”，實際上是利用考古學的方法以研究近代史，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學。
相反，也有人把考古學的年代範圍局限於史前時代，即沒有文字記載的古代。這樣，便把許多文明古國的歷史時代也都排除在考古學研究的年代範圍之外，這也是不妥當的。考古學不研究近代和現代,而是研究古代,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考古學所研究的“古代”，除了史前時代以外，還應該包括原史時代和歷史時代。就中國考古學而言,歷史時代不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還包括秦漢及其以後各代；所謂“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對的。當然，歷史越古老，文字記載越少，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也越顯著。要究明人類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的社會歷史，就必須在極大程度上依靠考古學，因而史前考古學與史前史就等同起來了。
作為實物資料的遺蹟和遺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實物資料。有些人望文生義，只看重一個“古”字，以為只要是考證古代的事物，不管是根據文獻資料，還是根據實物資料，都可算是考古學。其實，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物質的遺存，即古代的遺蹟和遺物。這就是它與依靠文獻記載以研究人類歷史的狹義歷史學的最重要的不同點。考古學和歷史學，是歷史科學（廣義歷史學）的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猶如車的兩輪，不可偏廢。但是，兩者的關係雖很密切，卻是各自獨立的。它們都屬“時間”的科學,都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為目標，但所用的資料大不相同，因而所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有人把依靠文獻資料以研究人類古代歷史的狹義歷史學也稱為考古學，這是不符合近代考古學的基本含義的。
作為考古學研究對象的實物，應該是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是經過人類有意識地加工的。如果是未經人類加工的自然物，則必須是與人類的活動有關，或是能夠反映人類的活動的。這就說明，考古學是屬於人文科學中的歷史科學，而不屬於自然科學，儘管在考古學的研究過程中必須充分利用各種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方法。
研究方法
考古學-----實物研究從世界範圍看，現代考古學已逐漸演變成一個以人文科學研究為目的，包含大量自然科學方法的交叉性學科。能否更加全面地在考古學研究中套用自然科學方法，已成為21世紀衡量一個國家考古學研究能力與水平的極為重要的標尺。鑒於此，有必要認真探討考古學方法的創新問題。
多年來，考古學一直強調地層學和類型學是自己獨特的方法。這兩種方法確實在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中發揮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它們也必定是考古學的最為堅實的基礎。在回顧這兩種方法的形成過程時，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即考古學的地層學是從地質學引入的，類型學則受到生物學的啟發。考古學的地層學和類型學的發展過程證明，它們都是通過借鑑別的學科的方法逐步完善起來的。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地層學。丹麥地質學家斯坦諾於17世紀提出疊置律、連續律、水平律這樣三個地質學的定律。疊置律是指未經擾動的地層，年代早的沉積在下面，年代晚的沉積在上面的規律。連續律是指未經後期變動的原始地層，在橫向上連續延伸而逐漸尖滅。水平律是指地層的原始產狀是近乎水平的。考古學家把這三個定律引入考古學，開始時同樣是按照水平層劃分地層，年代早的地層在下面，年代晚的地層在上面。後來在發掘過程中意識到這種方法不能客觀地揭示當時人類的活動，於是逐步發展到按照土質、土色、文化堆積與打破關係劃分地層，其間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變化。現在地層學已經成為考古學的第一方法。類型學的方法來自生物學的自然分類法，考古學家按照其原理確定各種遺物的形狀、紋飾特徵，進行排比分類，逐步建立起考古類型學。
由此人們還想到近年來在考古學中年代學方法的形成過程。20世紀中葉美國科學家利比依據生物死亡後體內的碳十四元素按照規律不斷衰變的原理，發明碳十四測定年代的方法，並把它引入考古學。通過測定考古遺址出土的木炭、植物、骨骼、貝殼等遺存來確定遺址的距今年代。利比還由此獲得1960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殊榮。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碳十四測定年代數據的準確與否一直受到一些考古學家的質疑。
經過自然科學家和考古學家長期的溝通和努力，終於建立起科學的測定碳十四年代的方法。近些年來，發掘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時期的遺址時，考古學家都要儘可能地採集碳十四測年樣品，以便測定遺址的絕對年代，確認其在時間長河中的準確位置。現在，依靠大量遺址的碳十四測定年代數據的積累，分布於中國各個地區距今10000年以來的數十個史前文化類型，大致都有了自起始到消亡的年代範圍。通過“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進一步明確了夏代自始至終的時間，商代前期的年代框架，商代後期自武丁到周代共和元年曆代商王和周王在位的年代。這樣，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時期的年代學框架基本形成。
總結考古地層學、類型學與年代學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據考古學實踐的需要，借鑑自然科學中某些學科的方法，然後在考古實踐中不斷完善、充實這些方法，使之逐步適應考古學的研究，最後成為考古學的基本方法。重溫這些方法的發展過程，對人類應該有一個很大的啟示。
自20世紀後半段開始，世界考古學的研究內容已經逐步由原來通過發掘出土的遺蹟、遺物的形狀確定一個遺址，一個類型或一個文化的年代早晚與文化特徵，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質文化譜系，進一步擴大到全面探討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認識人類歷史的進程及發展規律。
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人們明顯看到，通過對人工遺蹟和遺物的地層學、類型學、年代學研究，可以再現其當年原貌，從時空框架上把握考古學文化的位置。但是這些研究不能認識當時的氣候、地形、植被、動物等自然環境因素，無法探討人的體質形態和血緣關係；對於研究包括農業和家畜起源在內的當時人的全部生產活動，各個時期食物的種類和數量，石器、陶器、金屬器的製作工藝及原料配方的發展變遷等都顯得力不從心；更不要說涉及到精神文化領域的探討了。
而通過把自然科學進一步引入考古學，借鑑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學、數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建立起來的考古勘探、年代測定、環境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以及考古資料成分和結構分析等多項研究，則可以比較科學地再現當時的自然環境狀況、演變及人類與之相適應的互動關係。可以高精度地確定考古學文化的絕對年代，以及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群的體質特徵和風俗習慣，採集、狩獵、種植、家養等一系列獲取食物資源方式的演變過程，包括動植物在內的各個時期人的食物種類，人類製作各種器物的方法、原料及發展過程，隨葬和祭祀活動用的各種動植物種類和不同時期的特徵，文化與文化之間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內容。另一方面，還能極大地提聯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的效率與精確度。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實際上就是一個考古學方法多樣化的過程。
這樣，通過一個區域、一個遺址的以考古學為主的多學科合作的調查、發掘和研究，就能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跨度和空間範圍內，全部或部分地展現自然環境狀況和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這樣的考古學綜合研究成果才能真正符合21世紀世界考古學發展的要求。而且，除了深化考古學研究本身的內容以外，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和地學、物理學、化學、動物學、植物學、自然科學史等自然科學學科的研究人員，也都可以從中獲取珍貴的資料和有益的啟示。
要實現以上目標，就必須進一步加強在考古學中套用自然科學方法的研究，加強考古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溝通與合作。考古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分別屬於不同的學科，這些不同的學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標和方法。因此，要把在考古學中套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推向前進，考古學家和自然科學家都有向對方學習的必要。考古學家要認真了解自然科學家探討物質世界的各種方法和原理，開拓研究思路，充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而自然科學家則要注重認識考古學家是如何去解釋古代社會和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充分利用儀器設備的性能，開發各種考古資料的價值。考古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只有通過這樣一個知識結構更新的過程，才能把自然科學各個學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運用在勘探、考察、鑑定、測試、分析等各種與考古相關的調研中，其研究結果才能與考古學的文化背景有機結合在一起，充分展現出多學科合作研究的學術價值。
應該認識到，在考古學中套用自然科學方法是時代向考古學提出的要求，也是考古學本身發展的必由之路。在考古學中套用自然科學方法，正在促使考古學方法的進一步多樣化。我們應該與時俱進，以地層學、類型學、年代學的發展過程為鑑，更加積極、主動地在考古實踐中套用自然科學方法，進行新的嘗試，積極推進考古學方法的創新。
存在現狀
中國江蘇各階段考古學在綜合研究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在接受西方“新”考古學營養的同時，又進行著有意無意的對抗。這可以看作是這門學科存在的動態現狀。
近20年中，考古學“新”思想影響中國的實際成果基本停留在西著介譯帶來的觀念衝擊上，中國考古界的集體效應是“拿來主義”，一些易於操作的技術性手段如年代測定、花粉分析、動植物研究已經十分流行，甚至生態（環境）考古、聚落考古也成為廣為使用的概念。但坦率地講，這些工作與當年半坡遺址、河姆渡遺址發掘相比，並沒有質的變化。傳統考古學的激進批判者因此也沒有認同中國考古學的進步。一個需要受到關注的現象是，在翻譯局限與中西學術傳統隔膜的雙重作用下，“新”考古學理論或方法的滲透以一種混沌、含糊的方式作用於介紹者和被介紹者之間，“新”與“舊”的交鋒在極其曖昧的狀態下進行。對此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斷十分不易，但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
僅僅將考古學的歷史學或人類學屬性之爭視作觀念落後與進步分野，肯定失之簡單。如何超越方法論、目的論的一廂情願而對考古學現象進行直接的思考是我們應該面對而且必須面對的問題。在帕蒂·ＪＯ·沃森的一篇舊作（譯）中（《新考古學之後》，《考古學的歷史理論實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我們特別有幸地讀到了有關賓福德自我懷疑的資料。賓福德是新（過程）考古學頗有影響力的倡導者與實踐者。但帕蒂·ＪＯ·沃森在檢討1985年考古學的解釋時不無遺憾地發現，後期賓福德的思想中出現了懷疑論的端倪。賓福德主要是對推理之於考古學解釋的危險性進行了反思，他認為“我們的關於過去的知識對推理而非直接觀察的過分依賴已使我們學科的範式（用於描述的概念系統）和理論（用於解釋的概念系統）含混不清，也使觀察與解釋含混不分，它們共同置身於人工復原起來的關係中，因而導致了某些結論的荒謬性。”賓福德得出這一結論的依據是，我們對過去所進行的推理性復原的精確性，直接依賴於那些作為我們推理基礎的前提觀點的精確性，而我們既不能用考古記錄也不能用那些復原起來的過去來驗證那些作為前提的觀點。
在中國，因文化隔膜和對理論的缺乏興趣，對“新考古學”除了虔心的介紹與不自覺的拒斥外，我們幾乎沒有看到正面的批評。相比西方學術總是被一大套具有哲學背景的理論包裝之下，賓福德的這段自我懷疑的說辭倒是通俗易懂，揭開了這座“科學大廈”的結構性破綻，這或許印證了立難破易的古訓。賓福德到底“破”了沒有呢？我們依然沒有底。但當讀完帕蒂·ＪＯ·沃森先生的這篇大作，終於可以這樣認為，賓福德的懷疑論至少與他的新考古學一樣有道理。
帕蒂·ＪＯ·沃森是個客觀可敬的學者，但作了一篇並不成功的文章，她試圖批判懷疑主義，結果倒可能助長了懷疑主義。帕蒂·ＪＯ·沃森對考古學前途“不感到過分的失望或盲目樂觀”的依據有二，“第一，絕大多數的田野考古學家一直在滿懷信心地追尋真正的過去，雖然……未必完全明白為什麼這樣做”，“第二個原因是，了解考古學的堅固後盾——‘真正的過去’不僅僅對……專業的考古學家，而且對那些業餘考古學家和普通大眾，同樣是極具魅力的……”。一望便知，考古學存在理由，而賓福德懷疑的是考古學的科學前景。理由不需要通過科學論證，但考古學的前途能夠取決於“堅固”的民眾基礎嗎？
帕蒂·ＪＯ·沃森對懷疑主義辯駁的“失誤”無意中提出了考古學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有沒有可能迷失學科的本質？賓福德欲棄不能的“直接觀察”是什麼意思？帕蒂·ＪＯ·沃森將樂觀信念寄託於“未必完全明白為什麼這樣做”的“田野考古學家”，大約是指“田野考古學家”總能挖出實實在在的東西來吧？俞偉超曾有個有趣的比較，他將西方新考古學與五十年代末期中國考古專業學生對統計陶片的厭倦情緒看作是同一種社會思潮的產物，這股潮流鼓動的是“透物見人”，但在新考古學的不懈追求下，令人生厭的器物分類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只是換成瞭望而生畏的概念堆砌。這或許正是賓福德的憂思所在？
突出貢獻
考古學當前研究現代人類起源的一些學者利用DNA分析技術，得出了中國現代人的祖先是在大約距今20萬年前後，由非洲大陸輾轉遷徙來的結論，說他們不是在中國大陸上發現的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南京人等古人類的後裔，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南京人等古人類在自己的發展演化過程中，因迄今還不能完全講清楚的原因都消亡了。
這個觀點對傳統的認識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因為過去研究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古人類的學者，都是根據古人類化石研究其體質特徵的變化，根據古人類留下來的遺物，主要是石器，研究其文化的傳承，無論從體質特徵的研究，還是從文化的研究，他們都認為從直立人到晚期智人，是漸進演化而來，看不出有任何突然的變化。那么實際情況究竟怎樣？我認為，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運用高科技得出的結果，但也不能輕易否定由幾代人做出的原有結論。我們希望能將分子生物學、體質人類學以及古環境學結合起來開展綜合研究，通過紮實的、大量的、細微的工作，找出更多更可靠的證據，得出科學的結論。
考古學對中國上古史建設做出的貢獻是巨大的，以田野調查、發掘為基本特徵的現代考古學的傳入中國，極大地支持了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學派對傳統“三皇五帝”古史體系的破壞，和疑古學派一起提出了重建中國古史的任務，並成為主要擔當者；
青銅時代一系列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使傳說的夏、商、周歷史變成了信史：
銅石並用時代的一系列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證明與傳說的堯、舜、禹相當的龍山時代是社會發生重大轉折的時代，其中有些地區已率先出現國家，進入文明；
新石器時代一系列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證明早在五六千年以前文明因素已開始出現，中國文明是在本土獨立起源的而非外來的；
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體系的建立，表明中國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一體的；
從舊石器時代以來考古學文化發展的連續性，表明中國文化的發展至今一脈相承，不曾間斷，在世界幾大文明體系中有著獨有的特點。
考古學對中國上古史建設的確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仍有許多問題尚待深入研究。時代在前進，學科在發展，人們期待著新的考古發現、新的研究成果，期待著中國上古史建設有新的突破，期待著年輕一代加入這個研究者的行列。
涵義
考古學這一名詞主要有3種涵義：
第一種涵義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歷史知識，有時還可引伸為記述這種知識的書籍
第二種涵義是指藉以獲得這種知識的考古方法和技術，包括蒐集和保存資料、審定和考證資料、編排和整理資料的方法和技術
第三種涵義則是指理論性的研究和解釋，用以闡明包含在各種考古資料中的因果關係，論證存在於古代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
作為一門近代的科學，考古學已有它的充實的內容，周密的方法，系統的理論和明確的目標。雖然還沒有一個被普遍確認的定義，但在全世界範圍內，學術界對考古學一詞的理解是大致相同的。
因此，可以從共同的理解出發，考慮到上述的3種涵義，給考古學下定義說：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
研究年代
考古學在中國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各國考古學研究的範圍都是有人類活動以來的古代歷史時期，所以它的上限是人類出現，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例如，英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為諾曼人的入侵(1066年)，法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為加洛林王朝的覆滅(987年)，美洲各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為C.哥倫布（約1451～1506年）發現新大陸(1492年)。一般說來，中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的滅亡(1644年)。考古學與遠古的恐龍時代、近代史、現代史是無關的。
近一時期以來，英國有“中世紀考古學”，其年代下限延伸到資產階級革命的開始(1640年)；又有所謂“工業考古學”，其年代下限更延伸到18世紀和19世紀的工業革命初期。在美洲，則有所謂“歷史考古學”或“殖民地時代考古學”，它們的年代範圍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直到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美洲各國在政治上獲得獨立。但是，英國的所謂“工業考古學”、美洲的所謂“歷史考古學”或“殖民地時代考古學”，實際上是利用考古學的方法以研究近代史，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學。
相反，也有人把考古學的年代範圍局限於史前時代，即沒有文字記載的古代。這樣，便把許多文明古國的歷史時代也都排除在考古學研究的年代範圍之外，這也是不妥當的。考古學不研究近代和現代,而是研究古代，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考古學所研究的“古代”，除了史前時代以外，還應該包括原史時代和歷史時代。就中國考古學而言,歷史時代不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還包括秦漢及其以後各代；所謂“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對的。當然，歷史越古老，文字記載越少，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也越顯著。要究明人類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的社會歷史，就必須在極大程度上依靠考古學，因而史前考古學與史前史就等同起來了。
作為實物資料的遺蹟和遺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實物資料。有些人望文生義，只看重一個“古”字，以為只要是考證古代的事物，不管是根據文獻資料，還是根據實物資料，都可算是考古學。其實，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物質的遺存，即古代的遺蹟和遺物。這就是它與依靠文獻記載以研究人類歷史的狹義歷史學的最重要的不同點。考古學和歷史學，是歷史科學（廣義歷史學）的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猶如車的兩輪，不可偏廢。但是，兩者的關係雖很密切，卻是各自獨立的。它們都屬“時間”的科學,都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為目標，但所用的資料大不相同，因而所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有人把依靠文獻資料以研究人類古代歷史的狹義歷史學也稱為考古學，這是不符合近代考古學的基本含義的。
作為考古學研究對象的實物，應該是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是經過人類有意識地加工的。如果是未經人類加工的自然物，則必須是與人類的活動有關，或是能夠反映人類的活動的。這就說明，考古學是屬於人文科學中的歷史科學，而不屬於自然科學，儘管在考古學的研究過程中必須充分利用各種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方法。
考古學理論
考古目的
假使沒有考古學的話，我們無從了解人類演化。考古學目的在於了解更多關於過去社會以及人類發展的事實。人類有超過99%的歷史是在史前史，當時的人類並未使用文字，因此並未留下關於他們自身的文字記錄，以供我們研究。在欠缺這種書寫文字的資源下，了解史前社會的唯一途徑就是考古學。許多關於人類歷史的重大發展發生在史前史，包括在舊石器時代發生的人類演化，當時在非洲，人族從南方猿人發展而來，最終成為當代的智人。考古學也找出許多人類技術演進的訊息，例如使用火的能力、石器的發展、煉鐵術的發明、宗教的源頭，以及農業的創造。假使沒有考古學的話，我們無從了解在人類在沒有書寫文字的年代，所發生的演化與技術變遷。
學科目標
①發現、發掘記錄和保護過去人類物質遺存，揭示它們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定位和相互關係，包括他們存在的物質性背景。
②重建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特定的古代遺存所代表的人類的行為和生活方式。
③建立古代遺存的編年序列，進而建立一個特定地區的文化史。
④解釋由古代遺存所體現的人類行為和文化過程所具備的規律性。
研究取向
考古學家並不全部服膺同一套考古學理論取向。當考古學於19世紀晚期開始發展，第一個考古學理論取向是文化史考古學，它所具有的目標是解釋文化為何改變和調整，而不是僅僅強調這些文化曾經產生的事實，因此強調歷史特殊論。
在20世紀初期，許多考古學家研究的是與現存社會(例如美洲原住民、西伯利亞人、中美洲人的社會)有所關聯的過去社會，他們依循直接歷史取向，比較在過去與當代族群及文化群體之間的連續性。在1960年代，由賓佛與傅能瑞等美國考古學家所領導的一場考古學運動，反對當時已經建置完備的文化史考古學。他們提議一種更具科學與人類學性質的“新考古學”，具有假設測試與科學方法，這在後來稱為過程考古學。
在1980年代，興起了一個嶄新的後現代運動，由英國考古學家所領導，包括MichaelShanks、ChristopherTilley、DanielMiller、以及IanHodder，這後來稱為後過程主義考古學。它質疑過程主義對科學實證論與公正性的訴求，並強調自我批判的理論反思性。然而，後過程主義遭到過程主義批評為欠缺科學熱情，而且學者依然爭辯著過程主義與後過程主義的有效性。同時，另一個理論“歷史過程論”(historicalprocessualism)興起，尋求整合出一個焦點，放在過程與後過程考古學所強調的反思性及歷史。
現今的考古學理論采借了來自很大範圍的理論思想，包括演化、現象學、後現代、結構與能動、認知考古學、功能學派、性別考古學與女性主義考古學、以及考古學系統理論等。
學科聯繫
考古學是一門涉及面極廣的科學，與其他許多學科都有關係，必須得到這些學科的支持和協助，才能完成各項研究任務。
有關學科的種類與考古學有關的學科，大體上可以分為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等三大方面。
自然科學方面
在自然科學方面，自然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和生態學等學科，主要是協助研究遺址所在地區的地史和天然資源，從各個方面復原當時的自然環境。生物學（動物學和植物學）和體質人類學，主要是用以鑑定發掘出土的植物遺存、動物和人類的骨骸，並判定它們的年代。物理學和化學則套用於對遺蹟的勘探，對遺物成份和性質的分析，並測定它們的年代。
工程技術方面
在工程技術科學方面，建築學和土木工程學套用於對遺址的發掘、測量、製圖，對發掘出來的遺蹟進行復原或在現場加以保存等。採礦冶金學、陶瓷學和染織學套用於對工場址、礦址、窯址等遺蹟的考察，對銅器、鐵器、陶瓷器、玻璃器、紡織品等遺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學則專門套用於對發掘出來的造船工場遺址和船舶的遺物進行考察和研究。
人文社會方面
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民族學、民俗學、語言學、人文地理學、社會學、宗教學、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等，都是分別就遺蹟和遺物所提供的有關各該學科的資料，進行研究和解釋。美術史學和建築史學主要是研究發掘出來的美術品和各種建築物遺存，就其樣式、風格、年代、建築技術以及保存方面的問題，作出判斷和說明。歷史學除了為發掘出來的種種遺蹟和遺物提供文獻上的解釋並幫助判斷它們的年代以外，還廣泛地就古代的政治組織、社會結構、經濟制度以及涉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各種問題提供文獻上的資料，作出詳細的說明，以補考古學在這些方面的欠缺和不足。
詞的由來
中國漢文中“考古學”這一名詞，是從歐洲文字翻譯過來的。17世紀，考古學是指對古物和古蹟的研究。在17世紀和18世紀，一般是指對含有美術價值的古物和古蹟的研究。到了19世紀，才泛指對一切古物和古蹟的研究。
在中國，東漢（1～2世紀）時已有“古學”的名稱。《後漢書》中說馬融“傳古學”，賈逵“為古學”，桓譚“好古學”，鄭興“長於古學”，這裡所謂“古學”是專指研究古文經學，實際也包括古文字學。北宋中葉(11世紀),“金石學”誕生，其研究對象限於古代的“吉金”（青銅□器）和石刻。到清代末葉(19世紀)，金石學的研究對象從銅器、石刻擴大到其他各種古物，所以有人主張將金石學改稱為“古器物學”。由於清末至中華民國時期的“古器物學”已接近於近代考古學，所以也有人把歐洲文字中的“考古學”一詞譯為“古物學”（如1931年商務版《百科名匯》）。其實，中國的這種“古器物學”並不等於考古學，要經過系統化以後才可成為考古學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