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論概略》:《文明論概略》是作者：福澤渝吉編著，商務印書館於1959 -百科知識中文網

名書簡介

作者：福澤諭吉（1834-1901年）
類型：社會科學論著
成書時間：18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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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於1834年出生於中津藩的屬城大阪。父親是藩內的下級官吏，精通財務，並熱心於漢學，有較高的經詩素養。這種家庭環境對福澤諭吉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父親在福澤3歲時去世。之後，福澤一家便回到了中津。由於已經習慣了大阪的商業氣息和生活習慣，福澤對城內的一切都感到非常陌生，並產生了很深的隔膜。同時，對於上級武士子弟們驕奢粗野的舉止言談也相當不屑。從那時起，福澤便開始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一條反叛的道路。
1854年，他20歲的時候，隨兄長赴長崎學習。此後，他先後在大阪和江戶等地學習，內容涉及醫學、物理、外語等方面。1858年10月，他奉藩命上京，設立了慶應學塾。
1860年，幕府決定遣艦訪美，福澤擔任幕府的翻譯官。2月，他來到美國考察，大大開拓了眼界和知識面。此後，他又在1861 和1867年兩次遠渡。這三次出國經歷豐富了福澤的見聞，使他深刻感受到日本與歐美強國之間巨大的差異，更堅定了他“日本必須開國”的信念。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後，他將學塾遷往東京，專心從事教育和著述。1873年，他與神田孝平、加藤弘之、津田真道等當時第一流的洋學者一起組織了“明六社”，出版《明六雜誌》，積極傳播啟蒙思想。
福澤諭吉於1901年在東京去世。

內容精要

作者認為，“文明”一詞內容至大至廣，舉凡人類社會的一切物質和精神財富都可納入這一概念。但他特別指出，文明不僅是指物質文明，更是指精神文明，並強調了“智”與“德”的重要性，認為一國文明程度之高低，完全可以用人民的“智”、“德”水準來衡量，因此，要促進文明，必須首先提高人民的智慧和道德水準。福澤通過對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的來源和特點進行比較，得出結論：西洋文明先進，日本文明落後，並指出“權力偏重”是日本社會風氣的主要表現，這是導致自由空氣稀薄的主要原因。福澤認為，文明既然有先進和落後之分，那么，先進文明總要壓制落後文明，故而力主日本文明必須以西洋文明為目標並趕超之，才能達到國家富強、自由和獨立。
首先，福澤諭吉回答了日本為什麼要學習歐洲文明這一問題。他系統地分析了西方文明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的優越性，又將世界上的國家分為三類：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算是野蠻的國家。文明、半開化和野蠻是人類發展的必經階段。同時他也認為：“文明並不是死的東西，而是不斷變化發展著的。變化發展著的東西就必然要經過一定的順序和階段，即從野蠻進入半開化，從半開化進入文明。現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斷發展進步中。歐洲目前的文明也是經過這些階段演變而來的。現在的歐洲文明，僅僅是以現在人類的智慧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現在世界各國，即使處於野蠻狀態或是處於半開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雖然現在稱西洋各國為文明國家，這不過是在目前這個時代說的，如果認真加以分析，它們缺陷還非常多。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西洋文明的先進性。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這樣，福澤既駁斥了拒絕一切西方文明的攘夷論，也批評了全盤西化的洋學派思想傾向。他根據國情，當取則取、當舍則舍、調和適宜。這也是福澤氏貫穿《文明論概略》一書的立論之所在。

其次，福澤諭吉又回答了日本應該怎樣學習歐洲文明這一問題。他說：“汲取歐洲文明，必須先其難者而後其易者，首先變革人心，然後改變政令，最後達到有形的物質。按照這個順序做，雖然有困難，但是沒有真正的障礙，可以順利達到目的。倘若次序顛倒，看來似乎容易，實際上此路不通，恰如立於牆壁之前寸步難行，不是躊躇不前，就是想前進一寸，反而後退一尺。”福澤諭吉闡明日本學習歐洲文明應循次序的道理依然是那樣的淺顯！而日本100多年來的發展也正是遵循了這一次序而獲得成功的！福澤諭吉說的沒錯，有了先進文明的觀念思想、先進文明的體制法律等，先進文明的物質是不難獲得的。
福澤諭吉革命性地提出了國體、政統、血統三分的觀點。認為國體是指同一種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樂共患難，而與外國人形成彼此的區別。國體並非始終如一，而是可以發生巨大變化的；而國體的存亡，只在於這個國家的人民是否喪失了政權。政統則僅指在國內所施行的而為人民所普遍承認的政治的正統。它的變革，並不影響國體的存亡。而血統是君主父子相傳血統不絕的意思。國體，政統和血統三者完全可以不相牴觸，而與現代的文明長期共存。其中國體是國家的根本，政統和血統，只是隨著國體的盛衰而共同盛衰。換言之，即要將絕對主義天皇制改變為資產階級天皇制。

專家點評

福澤諭吉無疑是日本近代歷史上一位不容忽視的人物，在幕末亂離的腥風血雨里踏上征程，於明治維新的疾風暴雨中展露身影。以筆桿為刀劍，以啟蒙思想為大旗。他被後世稱為“日本的伏爾泰”、“日本國民的教師”的男子，並且在萬元日鈔上存有畫像。從他眾多的頭銜中可以大致看出其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說，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日本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日本近代文明的締造者之一。至今仍對日本國民之思想起著巨大影響。
福澤系統地表述自己思想的著作可以說只有《文明論概略》這一部。《文明論概略》是其代表作之一，凝聚了福澤諭吉一生思想的精髓，反映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社會政治思想狀況。這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福澤諭吉就是在這本書里，回答了日本為什麼要學習歐洲文明和怎樣學習歐洲文明———而日本學習歐洲文明，正是它崛起、強大的根本原因。更為可貴的是，福澤沒有把歐美國家看作文明發展的頂點，而是指出文明的進步、發展是永無止境的，不能以西洋文明為滿足。這一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成為此書的又一閃光點。

而《福澤諭吉全集序言》則是這樣說明了《文明論概略》的寫作旨意：“以前的著譯專以排除我國的舊習陋俗為目的，說起來好像把文明一節一節地切開兜售一樣。到1874-1875年前後，世態漸趨安定，人們的思想也逐步成熟。我想當此時期如何向世人介紹西洋文明的概略，尤其是講給儒教的故老們聽，或許會得到他們的贊同，那就再好不過了，於是心裡萌生出一種辦法，即不使他們為敵，卻又能利用他們而使之為友。”學術界認為“精神騷動”乃指日本封建社會的傳統思想與自西洋傳來的文明開化思想的衝突，是“全國人民向文明進軍的奮發精神，是人民不滿足於我國的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熱情”。
追求先進文明的渴望如同永不熄滅的烈火，以一切陳舊保守的制度風氣為燃料在日本全國上下各個地區熊熊燃燒，引起了社會和政治體制的劇烈動盪。而由此又引出了進一步的目的，即為日本今後的文明發展尋覓一條正確的道路。針對當時洋學盛行甚至泛濫的現象，福澤既以西洋文明為參照，又仔細研究日本傳統文明產生髮展的過程及其特性，並佐以作者自己“一身兼歷兩世，如一人具有兩身”的生活經歷，把應予移植的西洋文明與應予改造的傳統文明加以比較。反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全盤西化”或“國粹主義”思想，本著批判繼承的精神探討世界文明的發展軌跡———這也正是《文明論概略》一書高超的地方。

福澤在書中很好地體現了他的一個觀點，即探討一件事物的價值不能脫離時代和場所。如果片面地看待事物，那么任何事物可以說都是有用的，也可以說都是沒有用的。例如忠臣義士之論、耶穌聖教之說，以及儒家、佛家的學說等等，說它是愚就是愚，說它是智也是智，根據其所施用的地方，可以成為愚，也可以成為智。因此應當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目標，又以此目標為基準對事物做出評判。文明這個觀念本身的價值也應置於相對性的制約下，半開化比起野蠻就是文明。歐洲文明也只能在與半開化相比的情況算是文明，決不可把其視作盡善盡美之物。文明進一步發展下去，將會把今日的西歐文明視作野蠻。今天，歐洲文明對於落後於它的東洋諸國來講，只不過是當前所指向的目標。
隨著時代和形勢的變化、與時勢相對應的目標也發生變化，他對同樣事物的價值判斷也跟著改變。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體現的這一思想同樣貫穿在他整個人生中。
從福澤諭吉一生的經歷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複雜的人格個體。其思想和主張，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時期，似乎經常出現自相矛盾的現象。他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文明，積極傳播啟蒙思想。同時，他也是以弱肉強食為“世界的正理公道”的宣言者，以中、朝兩國為日本的惡鄰，視侵略中國為“文明之義戰”的鼓吹者、“東亞盟主論”和“脫亞論”的提出者。

學術界對他的評價與研究基本分為兩類。在國內，就對福澤氏的評價來看，側重研究《勸學篇》、《文明論概略》的學者較多強調其思想中的啟蒙、進步部分；而與之相反的評價則來源於對福澤氏“脫亞論”的剖析。不同側重點的研究所得出的兩種評價幾可稱為針鋒相對，而大多數學者都認為福澤氏在人生中有依次從啟蒙進步到侵略反動的根本性思想轉變。
這種徘徊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性與福澤氏自身的哲學思想經過融合，最終導致了其思想悲劇性的調和。使福澤諭吉從進步的文明史觀一步步走向了歷史的反動。當然，即使如此，福澤氏思想中的積極部分到今天仍然煥發著強大的生命力，他的文明史觀和民主思想作為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重要的思想潮流，對日本國民的影響一直持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