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概述
《勸學篇》美國傳教士Samuel Wood Bridge將之譯為英文，題曰The Only Hope of China。全書二十四篇，分內篇、外篇。內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綱、知類、宗經、正權、循序、守約、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遊學、設學、學制、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工商學、兵學、礦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
全書要旨
《勸學篇》《勸學篇》分內、外兩篇，內分9篇，外分15篇，而以《序》概述全書要旨。
“《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在民族危亡之際，天下有志之土何以救中國?張之洞首先呼籲的是國人的團結，即所謂的“同心”：“同心以救弊，齊心以捍患。”同心的基礎是“保國、保教、保種，合為一心，是為同心”。張之洞認為保國、保教、保種三者不可偏廢，“安危與共”（《勸學篇·同心》）。保國，就是保大清國。張之洞歷數大清帝國之大仁政十五項，讀來有些肉麻，但是當時大多數土大夫乃至維新派對清政府仍懷忠愛之心，希望清政府振作，確是實情。即使村野小民組織的“義和團”，還在一年以後打出了“扶清滅洋”的旗號，可見民心一斑。保教，就是保孔孟禮教、三綱五常。
因此，張之洞反對興民權、廢祭祖、倡男女平等之說，並且恥談西國的君臣之倫、父子之倫、夫婦之倫，用以比附中國之三綱，其見識自然遠不如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保種，即保“三皇五帝聲被之所及、神明胄裔種族之所”的“黃種”。
張之洞深切告誡國人國家淪亡之後種族所受之屈辱：“印度屬於英矣，印度土人為兵為弁，不得為武員，不得入學堂矣。越南屬於法矣，華人身稅有加，西人否也；華人無票，遊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屬於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議院也。”（《勸學篇·知類》）因此，張之洞痛斥了兩種人，一種是“視國家之休戚漠然無動於其心，意為此非發捻之比”，一種是“詆中國為不足有為，……日夜冀幸天下有變，以求庇於他人”。後一種人實際上是一批絕望的維新派，走上了歧路。
作者簡介
張之洞張之洞，人稱張香帥，自號抱冰老人，南皮人，南京大學前身——三江師範學堂的創始人，中國高等師範學堂之鼻祖，中國幼稚園創始人（第一所幼稚園，選聘了3名日本保姆）。中國重工業奠基人。張之洞13歲中秀才，16歲中順天鄉試第一名（解元），26歲中會試第三名（探花）。張之洞先為清流以敢諫聞名，號稱“牛角”，其戰鬥力非常生猛。後任山西巡撫和各地學官,後來長期任總督，1907年後任大學士，軍機大臣，1909年死，諡號“文襄”。漢陽鐵廠全景
張之洞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一辦新式教育，二辦實業三練新軍。張之洞的實業主要兩件，一件是督辦蘆漢鐵路（盧溝橋——武漢，大名鼎鼎的京漢鐵路，曾記否，北伐時京漢鐵路大罷工），另外一件是把內陸武漢打造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
清朝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對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綱領的一個總結和概括；毛澤東對其在推動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方面所作的貢獻評價甚高，曾說過“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
歷史意義
清廷頑固派統治集團對《勸學篇》十分讚賞，認為它“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令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廣為刊布，以重名教。此書的廣泛流傳，給守舊派發動戊戌政變作了輿論準備。
《勸學篇》成書後即刻印於兩湖書院。在清廷支持下，光緒二十四年各地紛紛翻刻。戊戌政變後，此書還被譯成英文和法文，流傳到國外。
歷史作用
評價張之洞《勸學篇》的歷史作用，學術界通常採用兩個標準，一個是戊戌變法，一個是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所達到的思想水平。思想水平的差異固然重要，但一種思想的實際歷史作用，往往不是取決於其達到的水平，而在於其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社會需要，這些需要的性質如何，以及這些需要轉變為歷史現實的可能性有多大。
人們通常認為，戊戌變法是康有為等維新派積極奔走、呼號的產物，是在維新派指導下的一場政治改革，而把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於頑固派一起劃到了戊戌維新的對立面。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主持百日維新的光緒皇帝固然受到了維新派的思想影響，起用了一批維新志士，但是，他所推出的所有政策，並沒有超越《勸學篇》所設定的改革範圍。在積極推行西方的社會經濟政策以及對一些制度進行改革方面，洋務派是維新派的同盟軍。
張之洞的《勸學篇》雖然沒有達到維新思潮的思想高度，但畢竟是“中體西用”的洋務思潮在甲午戰爭以後新的發展，在推行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方面與維新派達到了共識，在十九世紀末葉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改革中，仍有其進步意義。
名人點評
當時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並不具備實施君主立憲政體的條件。因此，《勸學篇》所揭示的更多的是與維新派在思想理論上的分歧，而不是現實的政治分歧。
對於《勸學篇》批評最透徹的是何啟、胡禮垣的《勸學篇書後》。在序論中，他們指出：“（《勸學篇》）之作，張公自言，規時勢，綜本末，以告中國人士。其志足嘉，誠今日大吏中之矯矯者矣。獨惜其志則是，其論則非，不特無益於時，然且大累於世。”何、胡是在更高的思想水平上批評《勸學篇》的，頗有精彩之論，但在當時，他們的主張並沒有付諸實施的現實可能性，因此讀來不免有苛論之處。比如說，“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從無有以容悅之言，為固寵邀榮之計，而能不愧為大臣者”，言下之意，張之洞事君無“道”，光緒帝如不接受所謂之“道”，不如不說，免開尊口，這種論辯風格不值得欣賞。學者最常引用的"不特無益於時，然且大累於世"一語，也是過激之論。如依此推論，大概不僅張之洞，連光緒皇帝的"百日維新"也要拋進"歷史的垃圾堆里去"的。
任何先進的政治思想主張，在進入政治運作過程以後，必然不得不退到歷史條件所能允許的現實中來。在參預變法之前，康有為曾積極主張開設議院，但在實際參與變法之後，則馬上改變主張，認為中國不能速開議院，譚嗣同、林旭要開議院，康有為反而“力止之”。議院只是一種手段，在“舊黨盈塞”的情況下，即使開了議院，也可能為舊黨把持，“以守舊之黨而謀開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既然在政治上推遲了議會制的實施，那么他們在具體的新政政策上也就不可能沒有與張之洞《勸學篇》推廣西學“政藝”主張相溝通的橋樑。也就是說，推廣西學的“政藝”或新政，是中國的當務之急，這是務實的維新派與洋務派左翼所達到的共識。至於兩派在國家政治體制選擇上的深刻分歧，並沒有在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形成現實的政治衝突。在戊戌政變以後，維新派從清政府內部被清除以後，執行戊戌變法“遺囑”的新政在兩年以後由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左翼來鼓吹推行，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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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是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是自然知識、社會知識、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是社會意識的具體存在和表現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質、共性或絕對、終極的形而上者為形式，以確立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內容的社會科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