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是清代曾國藩創作的一片散文。

作品原文

人才隨上風為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然大較莫能外也。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余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憨、趙忠毅、鹿忠節、孫征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於豪俠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搖,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於士風,殆不誣與?
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眄;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播間之食、龍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跡則略近矣。俠者忘己濟物,不惜苦志脫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為懷。鄒魯之汲汲皇皇,與夫禹之猶己溺,稷之猶己飢,伊尹之猶己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即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俠者較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相類。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悻於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末可深貶,而直隸之士,其為學當校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
致力如何?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遍現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充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曰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為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易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
今與直隸多土約:以義理之學為先,以立志為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為之表。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為不能?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喜何為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教澤牖後世,而吾何為不能?洗除舊日晻昧卑污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不憂所如不牖,而憂節慨之少貶;不恥凍餒在室,而恥德不被子生民。志之所向,金石為開,誰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雲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和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黨廢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於考據之學,有偏於辭章之學,亦不必速易前轍,即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于海而已矣。
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植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讀,和者如支河溝治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土風,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雲興。
余頁官斯主,自愧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土。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資,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粗述舊聞,以勖群上;亦冀通才碩彥,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古音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軌,於化民成俗之道,或不無小補雲。

作品賞析

這篇文章作於1869年(同治八年)八月。這一年,曾國藩奏陳直隸應辦事宜,以練兵、飭吏、治河為至要,奏請按湘軍制改造直隸練軍。八月,作《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提出儒學有義理、考據、經濟、辭章四科,唯義理為治學根本。文中表達了他對治學方法的見解。

作者簡介

曾國藩(1811—1872),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年間(1821—1850)進士。1853年初(鹹豐二年末),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辦團練,後擴編為湘軍,殘酷鎮壓太平軍,被清廷視為“同治中興”的功臣,並因此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死後諡文正。為文推崇姚鼐,早年在京師曾攀附梅曾亮,並與朱琦王拯吳敏樹桐城派人物相往來。後以桐城派為號召,網羅人材。吳汝綸張裕釗薛福成黎庶昌等都曾充其幕僚,並以曾門弟子相稱。著有《曾文正公詩文集》。編有《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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