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曾亮

梅曾亮(1786~1856)中國清代散文家。字伯言。江蘇上元 (今南京)人。道光二年 (1822)進士。梅曾亮少喜駢文,與同邑管同交好,轉攻古文。姚鼐主講鐘山書院,二人俱出其門。管同早卒,曾亮居京師20餘年,承姚鼐余勢,文名頗盛,治古文者多從之問義法,有繼主文壇之勢。

主張

梅曾亮生當封建制度解體之際,主張“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他有些比較客觀的“因時”之作,反映一定的社會問題,但表示束手無策。梅曾亮曾批評駢體文矯揉造作,但他對於散文的見解,基本上未脫桐城派窠臼。雖然他還認為"性情異,文章亦異",但也只是桐城派內部的大同小異。因此,他的散文在藝術上往往選聲練色,姿韻安雅,筆力微弱,與其盛名不能相符。梅曾亮作文之餘,常以悲歡為詩。著有《柏梘山房集》31卷。

簡介

梅曾亮(1786-1856),原名曾蔭,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蘇上元(今南京)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時移籍江蘇。他生長於一個頗有文化氛圍的詩書家庭,其祖輩為著名數學家梅文鼎,其父梅沖,飽學詩書,嘉慶五年(1800)中舉,母親侯芝親自改訂過彈詞《再生緣》。因此他從幼年時代,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環境薰陶。“少時工駢文”,年輕時以詩文見長,所交管同、方東樹、姚椿、毛岳生等,皆文學之士。18歲時拜姚鼐為師。“姚鼐主講鐘山書院,曾亮與邑人管同俱出其門,兩人交最篤,同肆為古文,鼐稱之不容口,名大起”。嘉慶二十五年(1820)中舉,道光二年(1822)中進士,以知縣銜分派貴州,因父母年老,未去赴任,於次年告病繳照。此後數年,曾入安徽巡撫鄧廷楨江蘇巡撫陶澍之幕,然都歷時不久。道光十二年,他再次人京,十四年授戶部郎中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去官回鄉,在京師度過了近二十年的官宦生涯。他自稱:“曾亮居京師二十年,靜觀人事,於訊息之理,稍有所悟,久無復進取之志,雖強名官,直一逆旅客耳。”以至他發出“我寄閒官十九年”,“故人憐我久京華,宦味誰知薄似紗”的感嘆。終於在道光二十九年,告別京城朋友,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

辭官歸里

後,梅曾亮在道光末年、鹹豐初年主講揚州梅花書院。鹹豐三年(1853),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攻占南京,梅曾亮輾轉避亂於王墅村,後“曾亮依河督楊以增”。鹹豐六年卒於清江,年71歲。著有《柏梘山房文集》、《詩集》、《文續集》、《詩續集》、《駢體文》等,另編有《古文詞略》二十四卷。
梅曾亮生活的時代,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已經暴露,國內、國際矛盾日益激化。他身處動盪不安的政治形勢之中,與姚瑩等其他桐城派作家一樣,仍然維護封建禮教和統治,心繫國家安危,表現出對國事與現實極度關心的熱情。

救時濟世為己任

他主張讀書人要以救時濟世為己任。他在《上汪尚書書》中寫到:“曾亮自少好觀古人之文詞,及書契以來治亂要最之歸,立法取捨之辨,以為士之生於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則佐天子宰制萬物,役使群動,次之則如漢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歐陽,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為己任。其待時而行者,蓋難幾矣,其不待時而可言者,雖不能逮而竊有斯志。”他認為那些仕途暢達的人,有其位當應行其志,要以佐君濟世為己任。那些才學高超,仕途阻塞,升遷無望的人,不要灰心喪氣,要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為己任”,這樣才能真正有益於世。他在《復鄒松友書》中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上者立功業,其次垂文章於將來,有自見於沒世之心,則不必當吾世而盡如吾意也。”倡導仕人,要么立功,要么立言,人人都要為濟世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早在鴉片戰爭以前,他就寫下了《士說》、《民論》、《刑論》、《臣事論》等政論作品,揭露和批評官場及某些政事的弊病。他說:“天下之患,非事勢之盤根錯節之為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為患也,非財不足之為患世。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為大患。”主張“法之加必自貴者始”,“任重而責之者厚”,“任輕而法之加者薄”,揭露封建社會的腐敗,就是在今天仍有借鑑意義。在《上方尚書書》、《上汪尚書書》、《復汪尚書書》等文中,他多方探討國計民生之大事,謀劃治國之道,心繫國家安危。他在《記日本國事》一文中,根據自己聽到的日本國的治國之道,比照中國社會的現狀,讚嘆日本政治“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旨在抨擊中國社會官多級多,層層專權,相互掣肘,不辦實事,人浮於事的不良社會風氣。鴉片戰爭爆發後,他更是表現出一腔愛國熱情,為抗擊外國侵略者、鼓舞官民士氣而奔走吶喊。在《上某公書》中,他積極支持抗擊英國帝國主義侵略。在寫《王剛節公家傳》、《正氣閣記》等文中,謳歌抗擊侵略者的英勇事跡,悼念英勇抗敵的陣亡將士。在《與陸立夫書》中,他總結鴉片戰爭爆發以來歷次失敗的教訓,提出誘敵登入以揚我之長、制敵之短的克敵制勝的戰術。在《徐柳臣五十壽序》中,他指出中國在戰爭中失敗的原因是“中國非兵不多,糧不贏,患氣不振”。上述這些都表現出他關心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愛國主義思想,也是他學術思想和文學思想形成的基礎。

作用

梅曾亮在桐城派的發展演變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於他官場失意,仕途不暢,潛心古文學習,其古文創作成就高於同時期其他作家,吸引了許多文人歸附門下。方東樹推崇他:“讀書深,胸襟高,故識解超而觀理微,論事核,至其筆力,高簡醇古,獨得古人行文筆勢妙處。此數者,北宋而後,元明以來,諸家所不見。為之不已,雖未敢許其必能祧宋,然能必其與宋大家並立不朽。”姚瑩說他:“伯言為戶部郎官二十餘年,植品甚高,詩、古文功力無與抗衡者,以其所得,為好古文者倡導,和者益眾,於是先生(指姚鼐)之說蓋大明。”另一方面,道光後期桐城古文家較有名者,相繼謝世,?這為古文創作形成以梅氏為中心,客觀上提供了優越的外部環境。梅曾亮這一時期,久居京城,交結文士,遍納門徒,自然成為弘揚桐城派大師方、劉、姚散文理論的核心人物。梅曾亮是如何繼承並發展桐城派文學創作理論的呢?
梅曾亮把劉大提倡的“氣”說,進一步闡述發揮。在桐城派四祖中,劉大?論文已經非常重“氣”。他說:“昔人云:‘文以氣為主,氣不可以不貫,鼓氣以勢壯為美,而氣不可以不息’此語甚好。”梅曾亮把劉氏的觀點進一步發揮拓展,他說:“夫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為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復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可見梅曾亮非常強調行文的一氣呵成,氣脈流暢。他還說:“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暢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故善為詩文者主乎達而已矣。”這就是說文章在主題鮮明、一氣呵成的同時,要善於曲折盡意,不能一味直露。因為客觀事物總是複雜多變的,作文要表達精深的思想,豐富的內容,就更需要曲折有致,這樣才能表達得準確與完備,收到良好的效果。

文章特點

梅曾亮論文重“氣直體曲”,在學文的方法上,繼承了劉大?“音節者神氣之跡”和姚鼐“詩古文各要從聲音證人”的主張,重誦讀則輕文法。他說:“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而人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間也。國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於是矣。誦之而成聲,言之而成文。”只要把古文之文讀熟成誦,就能憑自身之至精之氣,得古人之至精之氣,可見“讀誦”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台山論文書後》中說:“台山氏與人論文,而自述其讀文之勤與讀文之法,此世俗以為迂且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揚之而其氣不昌,誦之而其氣不文,循之而詞之豐殺厚薄緩急與情事不相稱,若是者皆不能讀文者也。文言之,則昌黎所謂養氣;質言之,則端坐而讀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言也。文人矜誇或自諱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難知之詞,明允可謂不自諱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鮮”。文言、質言雖然說法不同,其實是一回事。可見梅氏在學文途徑上,是繼承了桐城派大家的主張的。郭紹虞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寫到:“蓋後世文人既以古文相號召,則勢不能不取則於古作。然而取則古作,學其字句則嫌太似,學其法度又怕太拘,若欲學其精神則理論雖高,奈苦無下手之處。論文到此,真人窮途。所以桐城文人在音節字句上以體會古人之神氣,則學古有途徑可循;同時再在音節字句以體驗己作之是否合古,於是作文也有方法可說”。這對梅曾亮繼承的桐城派文論的實質作了較為深刻的評述。

影響

梅曾亮成為繼姚鼐之後影響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在當時及後世均享有很高的評價。“京師治文者,皆從梅氏問法。當是時,管同已前逝,曾亮最為大師”。梅曾亮六十壽時,朱琦作詩志賀,曰:“桐城倡東南,文字出淡靜。方姚惜已往,斯道墮塵境。先生年六十,靈光余孤炯。絕學紹韓歐,薄俗厭鶉黽。古稱中隱士,卑官樂幽屏。文事今再盛,四海勤造請”。吳南屏在《梅伯言先生誄辭》中說:“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桐城派後期古文大家吳汝綸說:“郎中(姚鼐)君既沒,弟子晚出者,為上元梅伯言,當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師,京師士大夫日造門問文法。”王先謙說:“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為不足為。梅郎中、曾文正之論,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所以說梅曾亮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聲望“僅次於方苞姚鼐”,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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