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新潮》“五四”文學革命初期重要的新文化刊物。月刊,以“The Renaissance”(“文藝復興”)為英文譯名。1919年1月,由北京大學學生組織的“新潮社”（另有少數教員及校外人士參加）編輯出版。“五四”以前，編輯部由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組成,傅斯年為主任編輯;“五四”之後不久，傅、楊出國留學，改由羅家倫一人編輯；羅出國後，周作人擔任主任編輯，毛子水、顧頡剛、陳達材、孫伏園為編輯。《新潮》創辦過程中，曾得到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人的支持和幫助。
《新潮》是在《新青年》的直接影響之下出版的，在五四運動前後,舉起倫理革命和文學革命的旗幟,表現了鮮明的反對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學的戰鬥色彩。《新潮發刊旨趣書》表示反對“桎梏行為，宰割心性”的宗法社會及其“惡劣習俗”，主張民主思想和解放個性；反對因循枯萎、“塊然獨存”的封建文化和學術，提倡用“現世的科學思想”引導中國“同浴於世界文化之流”。該刊先後發表了一些文章，揭露了從君主專制到家長尊嚴等一整套封建秩序和倫理關係的罪惡，反對“出世主義”、“達生觀”、“物質主義”等反映封建階級沒落思想的人生觀，提倡建設“自由的，活潑的,理性的,適應的真道德”，以代替封建的舊道德。
《新潮》雜誌以“文藝復興”相號召，刊登了許多鼓吹文學革命的論文和小說、詩歌等白話文學作品。傅斯年的《怎樣做白話文？》，羅家倫的《什麼是文學？》、《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俞平伯的《社會上對於新詩的各種心理觀》等文章，進一步闡發了文學革命的宗旨，對於反對新文學的復古守舊勢力進行了批駁。《新潮》刊載了康白情、俞平伯、葉紹鈞、楊振聲、羅家倫、顧誠吾、汪敬熙、朱自清、寒星(劉半農)等人的新詩作品。發表小說創作較多的是葉紹鈞、汪敬熙、楊振聲。魯迅除了曾寫信表示支持之外，還在該刊發表了小說《明天》和尼采《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的譯文。該刊還以較多的篇幅翻譯介紹了易卜生、蕭伯納、蘇德曼、梅特林克的戲劇和托爾斯泰、高爾基、王爾德的小說。這些都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是對倡導中的文學革命的有力支持。
《新潮》雜誌主持者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對文學革命的鼓吹，一開始就存在著否定一切傳統、“極端崇外”和“全盤歐化”的傾向。隨著新文化統一戰線的逐漸分化，刊物原有的資產階級右翼立場更為明顯，2卷1號以後陸續發表了許多有關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的論文。1922年3月出至3卷2號停刊。
使命
關於《新潮》月刊之使命，觀其首期第一卷第一號之《新潮發刊旨趣書》，可略而知之。其大要曰：
今日幸能漸入世界潮流，欲為未來中國社會作之先導。本此精神，循此途徑，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一切新學術之策源也；而大學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國中，影響無量。……一則以吾校真精神喻與國人，二則為將來之真學術鼓動興趣。同人等深慚不能自致於真學者之列，特發願為人作前驅而已。
由此可知，《新潮》之使命乃在鼓動覺醒意識，倡導研究學術，主張“以批判為精神”，“非敢立異以為高”，“凡能以學問為心者，莫不推誠相與”。
另外，傅斯年在回答顧誠吾的信中，也提到“要改革風氣，不要遷就社會——這是我的基本主張”（見第一卷第四號通信），可以代表當時同人氣魄不同凡俗，是充滿朝氣與理想的。
批判精神
五四時期所揭櫫的兩大主義，“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可說是響徹雲霄，蔚為風潮，造成一股革舊布新之態勢，勇銳不可擋。
《新潮》文字表現強烈批判精神，可說俯拾皆是，每期都是精彩的論述，其中尤力於抨擊傳統。以對中華民族的劣根性提出反省而言，傅斯年就罵中國人之卑劣在於好行小慧，沒有主義①，[傅斯年：《心氣薄弱之中國人》，《新潮》，第1卷，第2號。]而中國人的社會混亂，秩序太差，沒有辦事的條理與正軌，所以中國人只有民眾的生活，卻沒有社會的生活。②[傅斯年：《社會--民眾》，《新潮》，第1卷，第2號。]俞平伯在《民主政治與倫常主義》一文更是激烈而露骨地指出，民主政治的精神是自覺，與傳統倫常主義的服從精神是不相容的，要政治革命的真正成功，就得有社會革命，而社會革命是產除服從的倫常主義，以人格主義代替之③；[見《新潮》，第2卷，第2號。]此外，俞氏寫了一篇《狗和褒章》的小說，記一位婦人守寡30年，與一條喚作“花兒”的小狗相依為命，當貞節牌坊章頒下之際，此婦人也一命嗚呼了，對斬喪人性的傳統禮教，發出沉痛的控訴，極為哀怨感人④，[見《新潮》，第2卷，第3號。]作者其餘如《現行婚制底片面批評》⑤[見《新潮》，第3卷，第1號。]及《我的道德談》⑥[見《新潮》，第1卷，第5號。]等文，都是一貫抨擊傳統虛偽名教的舊道德，主張尊重個性之自由發展。
傳統人際關係，講究五倫，即是儒家所謂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父子、夫婦、長幼，都是因為家庭關係的建立而形成，足見家庭在傳統道德所扮演角色之重要性。《新潮》雜誌對於傳統的抨擊，以女子沒有獨立人格（見後討論）及舊家庭制度為其關注核心，博斯年在首號《新潮》雜誌即拈出以《萬惡之原》為題，以為中國的傳統家庭破壞個性的發展⑦，[傅斯年此文為《新潮》雜誌反對中國家庭制度的首要文字，以後的作者對傳統舊家庭的抨擊，傅氏大多持肯定態度，可以想見當時風潮。]可為反對舊家庭制度最激烈的代表作。以後吳康的《論吾國今日道德之根本問題》，甚至主張廢棄舊家庭制度傳統孝道觀念⑧，[見《新潮》，第1卷，第2號。]而羅家倫《是愛情還是苦痛》小說，描述舊家庭婚俗之束縛與不得離婚之痛苦①，[見《新潮》，第1卷，第3號。]顧誠吾發表了《對於舊家庭的感想》系列長文，更是嚴厲指出舊家庭的弊病在於名分主義、習俗主義及運命主義，造成的遺毒是沒有是非、沒有愛情，所以就不認為有人格的存在，其目的是實利與虛榮，其手段是老例和世故②，[顧誠吾《對於舊家庭的感想》系列長文，分三次登載在《新潮》，第1卷，第2號、第2卷，第4號、第2卷，第5號，由內容可知作者因病而繼續發表，此文當有四篇綴成，今僅見三篇，第四篇付之闕如。]傅斯年對此文極表讚賞，特加按語介紹，張厚載也呼應顧文的看法，主張對舊家庭若不能積極的改革，就以生活獨立作為消極的改革，並提出生活獨立之可貴。③[見《新潮》，第1卷，第4號。]
除了對於傳統抨擊之外，表現在學術上的批判精神，即是書刊的批評文章，一類是故書新評，另一類是書報評論。為何要故書新評呢？在首卷首號有段前言，說得極好：
吾人研求文籍雖不可不偏重今世，勢不能盡棄故作，以往著述，因多存永久價值者，志為學人，理必從事。
由此可知，新學舊知並重，是《新潮》書評一貫的風格。故書新評另一原因，是古書沒有系統與清晰眉目，讀來很費勁，為解決此種披沙揀金之負擔，“不是就一部舊書的本身批評，只是取一部舊書來借題發揮，討論讀故書的方法”。④[博斯年：《故書新評》前言，《新潮》，第1卷，第4號。]
關於書報評論方面，新近書刊不論中西學術著作，皆能以平等眼光與忠實態度為之。西學多評介哲學、科學、社會學與教育領域著作，中學以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最受矚目，評價極高，以為“此書前此別未有作者，當代亦英之與京，所以托體者貴，因而其書貴也”，又“此書取材不易，整理尤難，籀覽一過，見其條貫秩然，能深尋曲劇進步變遷之階級，可以為難矣”，“王君治哲學，通外國語，平日為文，時有達旨”，且具有世界眼光云云，可見王氏在當時是能以新方法治學而受推崇之學者，比起馬敘倫、蔣維喬諸人著作被評為一文不值，真有雷壤之別焉。①[馬敘倫《莊子札記》、蔣維喬譯《論理學講義》均被傅斯年批判得體無完膚，以為沒有任何學術價值。俱見《新潮》，第1卷，第4號。]
人道關懷
五四時期的思潮是強調個性解放，在文字表現上則是充滿人道關懷，首要是揭露女子沒有獨立人格之傳統積弊。如葉紹鈞《女子人格問題》主張尊重女子人格，以平等相待②，[見《新潮》，第1卷，第2號。]朱洪《女權與法律》則斥責法律種種輕忽女子權益之荒唐，更是充滿為女子打抱不平之精神③，[見《新潮》，第2卷，第5號。]而郭須靜翻譯日人界利彥《男女關係的進化》，以進化觀點描述未來男女交往當立於平等地位，女子在婚姻離合與經濟生活要完全能夠自由作主④，[見《新潮》，第1卷，第5號。]羅家倫《婦女解放》一文提出一個極重要的觀點，強調女子自覺意識，“婦女固然應當解放，而婦女解放尤賴婦女自己解放起”⑤。[見《新潮》，第2卷，第1號。]
在文學小說創作上，楊振聲《貞女》寫一位女子冥婚後上吊自殺的過程，在反映女子沒有獨立人格的悲劇，令人掬起一把同情之淚⑥，[見《新潮》，第2卷，第5號。]葉紹鈞《這也是一個人》描述一位女子婚姻不幸福，最終慘遭被賣之下場⑦，[見《新潮》，第1卷，第3號。]是皆有抗議傳統禮教之下，女子平白被犧牲之苦況，不輕意地流露作者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偉大同情胸懷！
故適之更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親自為一名尋常卑微的人物寫傳記——記載一位名叫李超女士獨自在家覺得沒意思，便發憤要出門求學，在廣州先後進公立女子師範、聖神學堂與公益女子師範等，因不滿意，於是好不容易籌得旅費到北京入國立高等女子師範學校，而不幸那年冬天她病倒，次年病重死在法國醫院。後來由李超的遺稿發現，她所以要出遠門求學，主要是要逃避逼婚的壓力，但其兄嫂不肯，就斷絕一切所需費用，李超仍堅決而行，最後被各方催促信函而致病死。這本是芸芸眾生中一件小小插曲，所以引起胡適的關注，竟要為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子，費盡六、七千字做一篇長傳記，主要是他對李超的遭遇很表同情，因為其一生“可以用做無量數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做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材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是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可以引發諸多對女子不公的討論與反省，所以胡適自己說“我覺得替這一個女子作傳，比替什麼督軍做墓志銘重要得多咧”。①[胡適：《李超傳》，見《新潮》，第2卷，第2號。]
除此之外，人道關懷也表現在市井階層卑微人物身上，以他們日常生活力素材，以其感同身受的心情投入創作，所以頗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如沈性仁翻譯俄國Maxim Gorky小說《一個病的城》，說明小孩與貓皆無食物可吃，生活在飢餓瀕臨死亡邊緣之慘狀。②[見《新潮》，第1卷，第3號。]譯者情感豐富，文筆流暢而扣人心弦，仿佛就在眼前般，令人不忍卒睹！在民國初年軍閥割據、擁兵自重的國度里，最苦痛的還是一般平民，因此傅斯年《去兵》一文即直接喊出個人對軍閥擁兵的深惡痛絕：
兵是沒用的，兵是代表獸性的，兵是野蠻時代的遺蹟。兵是現在社會上一切罪惡的根源，兵是文明進化的大障礙物。③[見《新潮》，第1卷，第1號。]
傅氏之言雖憤慨激切，但也並非故作危言聳動聽聞，只要看楊振聲小說《一個兵的家》，寫一家祖孫乞討苦相，因其父親當兵已死，母親與姊姊又沒能謀生，全家生活陷入愁城①，[見《新潮》，第1卷，第4號。]就能心領神會，想見軍閥為割據勢力而強行徵兵，老百姓流離困頓之絕境，仿佛是杜甫《石壕吏》的翻版。②[杜甫尚有《新安吏》、《垂老別》、《新婚別》等詩，都是描寫別離室家、遣戍從軍之苦，極盡哀怨之能事，可與此處數篇小說對讀，真是歷歷悲慘，古今同慨！]而楊鍾健小說《一個好百姓》記一戶尋常百姓，被強盜與官軍搶劫搜刮慘狀，作者借著一位男主人被強押離家，行進中喊出“這就是我當順民的下場”之口吻，似乎說出彼時政治黑暗，平民內心煎迫的哀號，恨不得起來拚命造反！③[見《新潮》，第2卷，第2號。]
現實社會的關心，有的往往蘊含人性光輝的一面，寫出一曲人們內在的心聲，楊振聲《磨麵的老王》小說就是最佳的例子。全篇記述以磨麵為生的老王，孑然孤身，心中極羨慕家庭妻小稚趣融融的溫暖，後來病倒無人理，內心深處經歷渴望慰藉而失落的冷清。④[見《新潮》，第3卷，第1號。]其人物性格刻畫細膩，感情模擬豐富深刻，正展現對社會低階層百姓生活之關照的縮影。現實社會的關心，也有的表達對教育問題高度的反省，並溯源到社會整體層面的檢討，如有北大青年學生自殺，李大釗、蔣夢麟、羅家倫等人分別撰文提出一己看法，其中以羅家倫的結論最值得深思，他以為中國青年因沒有美術生活與男女社交公開的活動，是人生觀改變的消極反響，青年自殺是教育上轉變的大問題，是社會殺了青年。⑤[見《新潮》，第2卷，第2號。]
引進西學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對晚清西洋留學生深表不滿，以為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引介西洋思想之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基礎，鏇起鏇落，為社會所輕”。其實，就外來思想之傳播而言，彼時中國處於新舊觀念衝擊之際，欲得一健實基礎，即令留學生能全體參與，亦難冀於短短二十年有所成效，因此，梁氏之觀點，未免過於苛求。
《新潮》作者群對西學的引介，不妨從兩方面來看，一是翻譯，二是觀念或學門的引進。翻譯多集中在心理學、哲學與社會學等人文知識領域，另外西洋小說與戲劇也有大量的翻譯，往往經由此文學作品引進，反省社會的改革。如潘家洵翻譯Margaret小說《爐火光里》，借著一個迷信宗教而古板頑固的舊家庭，因各人觀念不同，發生種種問題，以為中國可以作為借鏡，即是一例。①[見《新潮》，第2卷，第2號。]在觀念或學門的引進方面，有經濟學如劉秉麟的《經濟學上之新學說》與《分配問題發端》②，[分見《新潮》，第1卷，第3號、第4號。]有哲學如崧格年的《哲學數學關係史論引》與《數之哲學》③、[分見《新潮》，第1卷，第2號、第4號。]何思源的《思想的真意》與《近世哲學的新方法》等④、[分見《新潮》，第1卷，第4號、第2卷，第1號。]馮友蘭的《柏格森的哲學方法》⑤[見《新潮》，第3卷．第1號。]、吳康與羅家倫共同記錄杜威的演講《思想的派別》⑥[杜威到北京演講，其講稿由羅家倫與吳康共同記錄，分四次在《新潮》連載，始自第2卷，第3號，迄於第2卷，第5號。]等，有社會學如何思源的《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與《社會共同化》⑦[分見《新潮》，第2卷，第4號、第3卷，第1號。]，有心理學如汪敬熙的《心理學之最近趨勢》與《什麼是思想》。⑧[分見《新潮》，第2卷，第5號、第1卷，第4號。]比較有意思者，任（釒開）以心理學的角度寫成小說《新婚前後七日記》⑨，[見《新潮》，第1卷，第5號。]已將西學與文學創作做了新的嘗試；康白情更是結合生理學、心理學、人口學、地理學、民族學及社會學諸門知識，寫成《論中國之民族氣質》一文，探索中國各區域種族特性，說明近世民族不競之原因，主張發展教育，振興交通事業，才能使中國有再生（the Renaissance）之機①；[見《新潮》，第1卷，第2號。]而蔡元培以西方民族裝飾起源之理論，說明《美術的起源》，亦能有一己獨特見解。②[見《新潮》，第2卷，第4號。]
可見，此時西學或以翻譯原著，或以觀念或學門的引進方式，絕大多數是能讀西文原著之人，已超越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中的批評③，[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72頁，台灣中華書局，台北，1980年1月。]即此而論，能讀西文之人已逐漸在思想界取得發言之重要位置，殆無疑也。以《新潮》最後一期（第三卷第二號）推出“一九二○年名著介紹特號”為壓軸看來，作者清一色是正在美國的留學生，有饒疏泰、朱經、羅家倫、馮友蘭、汪敬熙、楊振聲、何思源、劉光一、金岳霖、江紹原與袁同禮，主編羅家倫亦是留美學人，這期介紹西方著作為專題，集中在心理學、宗教、哲學、歷史、社會學等人文學科，有個特點，即是每位作者都是學有專精，不是僅僅一書的介紹與評論，也涵蓋整門學科的相關領域發展概況，為當時西方學術的最新研究成果，做了最直接而忠實的引進；可惜只是曇花一現，《新潮》停刊後，這期以專門引介西方人文學科最新成就的雜誌，在中國也成為絕響！
文學革命
《新潮》月刊刊載新詩，始自第一卷第二號由胡適領銜發表《十二月一日到家》起，葉紹鈞、羅家倫、顧誠吾、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等人繼之，均是一時之俊也，此後幾乎每期都有新詩在《新潮》發表，正代表呼應胡適新詩嘗試用白話文書寫的明確表態。在這些闖將支持下，白話文學運動的聲勢確是浩大，胡適晚年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口述歷史時，不無心悅地說：
當我在一九一六年開始策動這項運動時，我想總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長期戰鬥才會有相當結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們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時間，要在學校內以白話代替文言，幾乎已完全成功了，在民國九年（1920），北京政府教育部便正式通令全國，於是年秋季始業，所有國民國小中第一、二年級的教材，必須完全用白話文。①[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第164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1993年4月。]
因此，如果我們細加考察《新潮》諸篇討論白話文學的理論文字，可知背後不無胡適的影子，有著推波助瀾的力量，即以羅家倫《駁胡先繡君的中國文字改良論》一文，就是明顯為胡適的主張大張旗鼓，副題標為“解答幾種對於白話文學的疑難”，則可思過半矣。②[見《新潮》，第1卷，第5號，其中引用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文字作為佐助，即是一例。]羅氏另有一篇《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文章，把中國新出小說分為黑幕派、濫調四六派與筆記派三大類，同時對寫小說與翻譯西洋提出忠告，以為當有社會責任感，並將矛頭指向林琴南以古文翻譯西洋小說，視為反面教材之例子說明③，[見《新潮》，第1卷，第1號。]亦可作如是觀。
顯然地，《新潮》除了幾乎期期有白話新詩外，域外小說與戲劇譯作的大量刊登，均可看出胡適的主張此際已廣為青年普遍接受與支持，吳康《我的白話文學研究》（第二卷第三號）、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第一卷第二號）與《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第一卷第五號）等，可說皆是當時風潮之下的產物，而胡適被聘為新潮顧問也絕非偶然！
相關評論
《新潮》月刊所反映的問題，有的已經成為歷史陳跡，留予後人作為史料的一部分，如倡導婦女爭取平等與獨立人格、白話文的全面推行運用、舊家庭威權制度的全面瓦解等，反傳統主義已成為當時思潮主流，是無容為諱之事實；有的仍在步履蹣跚之中行進，尚未能建立起新的制度與規範。五四運動經過80年的歷程，中國人曾經走過軍閥混戰、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巨大波瀾，乃至於改革開放20年後，似乎又回到五四的原點，重新再出發，在這漫漫兮長夜孤寂，中國人耗盡了難以估量的精英分子，也付出了慘痛而沉重的經驗與教訓，緬懷於此，不禁令人感慨萬千！
民國期刊
| “民國雜誌”指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前出版發行的雜誌、期刊等。它的內容反映了我國近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諸領域的歷史發展軌跡。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琉璃廠和上海福州路文化街上，民國雜誌賣價只有幾角、幾分錢一本，如今作為收藏品已升值到十幾元至近百元，且堂而皇之進入拍賣殿堂，成了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其價值亦隨之登上新台階，令人刮目相看。 |
新文化運動主導人物及重要期刊
| 新文化運動是指20世紀初反對封建文化的思想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為學術界一種革新運動。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在這一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這一運動並成為五四運動的先導。 |
| 主導人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易白沙、吳虞、錢玄同 |
| 重要期刊：《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星期評論》、《建設》、《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少年中國》、《新社會》、《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覺悟》； |
| 重要社團：五四以前的重要社團有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湖南的“新民學會”；湖北的“互助社”；五四以後出現的重要社團有三四百個，重要的有北京的“工讀互助團”；湖南的“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湖北的“利群書社”、“共存社”；廣東的“新學生社”；天津的“覺悟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