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周作人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等。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取名作人，以名行世，一生用過90多個筆名，常用筆名有獨應、周逴、周遐壽、仲密等，紹興人。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
早年經歷
1885年1月，出生在浙江紹興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壽，字星杓。後因應考，改名奎綬。周作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書屋（三味書屋）里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1901年，受國內新學風潮影響，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校間，根據“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為作人，號朴士。在管輪班（輪機專業；輪機科）讀了6年，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1903年，入江南水師學堂學習海軍管理，畢業後考取官費留學日本。
1906年，到達日本後先補習日語，後攻讀海軍技術，最後攻學外國語。他以學“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國，抵日後先讀日本法政大學預科，後入東京立教大學修希臘文，研讀《遠征記》（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的著作）等文學經典，課後也到神學院學福音書的希臘原文，課餘和魯迅翻譯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說集》一、二部分，這兩部譯作以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為主，也包括王爾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賣出20多本。雖然胡適曾說這個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譯外文作品的失敗（《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但是《域外小說集》無論是古文的文采還是譯者對外文的理解都很傑出。周氏兄弟、許壽裳、錢玄同等人曾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學《說文解字》，並相互結下友誼。另外周作人在日本還短暫學習俄文、梵文等。
留學回國
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視學（督學）半年，後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
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後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該系師資還有張鳳舉、徐祖正等，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而停辦。
周作人還廣泛參與社會活動，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
1922年，與錢玄同、陸基、黎錦熙、楊樹達、胡適、沈兼士等會員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共16人）。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持進步學生，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並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
抗戰時期
留平教授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馬裕藻、馮祖荀），受校長的委託看守校產。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在回憶錄（《西潮》和《新潮》）里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記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結果如何，因後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
神秘槍擊案
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兇手逃逸後未被捉獲。有關槍擊案的殺手是誰一直眾說紛紜。周作人始終堅持是日本軍方的陰謀，日方則說是國民黨特務所為。戰後有人在美國撰文，自稱當年是學生，不滿周的親日行止而下手。
實際上，以時間點來說，周作人當時並沒有出任傀儡政權的任何行政職務，他先是應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委託，在家裡翻譯英文和古希臘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輾轉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學（美國基督教背景）國文系每周授課6小時，客座教授職稱。行刺後日本憲兵進駐周作人家，在客觀上加速了其“落水”的進程。
出任汪精衛政權職務
經過槍擊案的身心衝擊，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
1940年11月8日，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定會會長。
1943年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
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導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
建國前後
1945年12月，抗戰結束後在北平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周作人的朋友和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作人說情。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認識的周作人》（1967年7月發表）一文寫到“理學院仍設景山東街前北京大學理學院原址，文學院因為沙灘紅樓被日本憲兵隊所占據，乃在馬神廟北大圖書館邊新蓋三層大樓一座供用；這兩個學院在淪陷期間，不但絲毫沒有受到破壞，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設備，所以周作人勝利後在法案受審時，供稱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當漢奸，是蔣夢麟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這樁事有蔣前任校長去函法院證實，而新任校長鬍適之也替他證明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之功，所以法院寬大為懷，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
徒刑。”
鄭振鐸說“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給了他不好的影響”。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坐火車到學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暫住。
他曾通過尤炳圻聯繫以前教過的台灣籍學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灣，1948年起在台灣大學教書）表示有意到台灣，在北京大學修過周作人先生2學期2學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在《所認識的周作人》一文中回憶：“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說他想來台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供住，郭君滿口答應，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台，後來就斷絕訊息了。”
他不到台灣與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灣大學校長不無關係。
胡適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托王古魯遊說他離開中國，他反托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見《知堂回想錄》）。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澤東與周作人文》中說周作人：“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作了一些檢討，也為自己的過去作了一些解釋。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毛批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但“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這樣的批示，學界目前尚有爭論”，但毛澤東很早就與周作人來往卻是事實，同文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記》：“毛澤東君來訪。”君常用於老師稱呼學生。（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旁聽了許多課程，並造訪了多位老師，《胡適日記》1920年1月15日有記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
周作人的學生在台灣的有許世瑛（許壽裳大兒）、張我軍（板橋人）、鄭騫、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張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來往。
新中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上書毛主席
周作人在1951年給毛寫信，毛的秘書胡喬木1951年2月24日給毛澤東書面報告說：“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不當他是漢奸。”“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毛澤東批了：“照辦。”
周作人晚年
周作人晚年
翻譯
周作人從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制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
反右運動中，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只好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在康生和周揚的過問下，稿費從1960年1月起，調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幣。
1964年9月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其稿費又減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幣，當時他的愛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文革時期
1966年5月，文革開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
1966年8月2日，他被紅衛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其後周作人兩次寫了短文讓兒媳張菼芳交給當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都無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時突然發病去世，享年82歲。
生平經歷
周作人在八道灣十一號留影周作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書屋（三味書屋）里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後來在國內新學的風潮中，於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管輪班（輪機專業；輪機科）讀了6年，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他以學“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國，抵日後先讀法政大學預科，後入東京立教大學修希臘文，研讀《遠征記》（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的著作）等文學經典，課後也到神學院學福音書的希臘原文，
課餘和哥哥周樹人（魯迅）翻譯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說集》一、二，這兩部譯作以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為主，也包括王爾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賣出20多本。胡適曾說這個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譯外文作品的失敗（《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雖然《域外小說集》無論是古文的文采還是譯者對外文的理解，都很傑出。周氏兄弟、許壽裳、錢玄同等人曾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學《說文解字》，並相互結下友誼。另外周作人在日本還短暫學習俄文、梵文等。
1901年進江南水師學堂學習海軍管理，改名為周作人，畢業後考取官費於1906年7月留學日本，攻讀海軍技術，後改學外國語，此間與羽太信子結婚。
1911年自日本回國，於紹興任中學英文教員。同年，辛亥革命爆發，周作人任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紹興教育會會長、浙江省第五中學教員。
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督學），後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
1917年春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
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該系師資還有張鳳舉、徐祖正等，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而停辦。
周作人在日本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1922年與錢玄同、陸基、黎錦熙、楊樹達、胡適、沈兼士、黎錦熙等會員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3年7月，魯迅與周作人突然鬧翻了，此後兩兄弟再無團聚，每次對話只在報刊上各執一詞，明眼人認為這是兄弟失和後持續的爭吵。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持進步學生，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並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
“五四”時期任新潮社主任編輯，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章，並從事散文、新詩創作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其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後，周作人作為《語絲》周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在他的影響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一個被阿英稱作為“很有權威的流派”（《現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出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其所任教的北京大學南遷，周作人選擇居留淪陷後的北平。其後曾出任偽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職。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馬裕藻、馮祖荀），受校長的委託看守校產。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在回憶錄（《西潮》和《新潮》）里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記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結果如何，因後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
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兇手逃逸後未被捉獲。周作人雖中彈卻竟未受傷，倒是那位學生被打中左肩，門房裡的一些人前來捉拿兇手，一名車夫被打死。這一暗殺事件始終未搞清是何人所為，但卻促使周作人接受了偽北京大學文學院籌備員的職務，接著又當了偽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
1939年1月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
1940年11月8日，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定會會長，1943年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導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
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周的朋友、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說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坐火車到學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暫住。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周作人遭受衝擊，曾被紅衛兵無恥粗暴對待。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享年82歲。周作人臨終前曾對身邊人說，他的一生平平不足為道，只有晚年的翻譯讓他滿意。
家庭成員
周作人在日本娶了所寄居公寓做工的羽太信子為妻（1909年在東京結婚）。
兒時周作人生了兒子周豐一（1997年病逝），女兒周靜子，女兒周若子(1929年夭折)。
| 前輩 | 祖父：周福清（1838~1904年） 父親：周伯宜 （1861~1896年） 母親：魯瑞 （1858~1943年） |
| 兄弟 | 長兄：周樹人（1881~1936年）（即魯迅） 三弟：周建人（1888~1984年） |
| 配偶 | 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1909年在東京結婚） |
| 子女 | 兒子：周豐一1997年病逝 兒媳：張菼芳 長女：周靜子 次女：周若子1929年夭折 |
為人處世
與魯迅的兄弟恩怨
1923年，魯迅緣何突然搬出兄弟共住的八道灣，周作人當時是何心態，研究周作人的學者對此一直都存在爭執，因為對於這一點，魯迅和周作人都未對外人詳提。記者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資料室里，找到許許多多周作人、魯迅的單人照片，但卻遍尋不著任何一張魯迅與周作人二人的合照，僅有兩張兄弟二人同時出現的照片，也不過是魯迅與周作人參加公眾活動時的多人合影。據資料室工作人員介紹，1923年之後，二人不再同時出現在同一張照片上。
魯迅與周作人之間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學界主流的觀點集中認為矛盾的發生似乎是因為家庭瑣事，主要還是經濟問題。周作人的妻子信子家境貧寒，多年來魯迅就一直在經濟上予以接濟。從他的日記里可以看到，從1912年來北京教育部供職時開始，魯迅定期往信子在東京的家裡寄錢，極少間斷。全家搬來北京後，魯迅在錢財方面向來不很計較，所有的薪水都交給信子支配。魯迅兄弟收入不薄，每月至少有六百元左右。但信子天性奢侈，從不節儉，有時甚至要借債度日。魯迅是大哥，難免會在弟弟面前責備幾句，不料竟釀成不可調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說他有“非禮”行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左下）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的《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個日本女人自然就是信子。
從跟隨魯迅成長，到與魯迅突然決裂，再到晚年寫魯迅回憶錄……周作人與魯迅的關係，經歷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循環歷程。魯迅與周作人兩個人在精神特質上都屬於那個時代主流之外的異類，儘管兩人曾一度分離並鬥爭激烈，但縱觀一生，兩人不論在思想還是情感上，都經歷著一個由重合到分離，再到重合的循環過程。 正是這種特殊的關係，讓原本複雜的兩個人物經過糾纏變得更加複雜。早期他們都重視日本藝術，並時常將這些轉換到思想里，想讓國人得到一些啟示，不過兩人這時出現了一種差異，魯迅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現手法，用自己的創作呼應著文學的寫實精神和個性精神，周作人則從學術的層面闡發獨異的藝術思想對中國的意義。前者乃外面世界裡的耕耘，後者是象牙塔里的沉思。
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評價說，“從人性角度思考，魯迅對弟弟很寬容，當東北遭到日軍侵略時，在報上遍尋周作人的名字，當沒看到弟弟周作人的抗議時，魯迅感到很難過。而此時的周作人正沉迷於沉迷花鳥蟲魚的生活，這被當時學界認為是知識分子的墮落，但魯迅並沒因此而拋棄自己的弟弟，反而幫周作人說好話。”當年埃德加·斯諾訪問魯迅時，曾問過他誰是中國最好的散文家，魯迅毫不猶豫地說是“周作人”。這段歷史在魯迅死了很多年後才被公布，而周作人自從與兄長魯迅分開後，一直對魯迅評價不好，常常在報上以文章譏諷兄長，直到晚年，周作人在真正了解了魯迅對他的愛後，才客觀地重新介紹魯迅，撰寫魯迅回憶錄。
交友之道
周作人作品周作人與錢玄同、劉半農是終身不渝的好友。從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頗不相同：錢玄同偏激，劉半農活潑，周作人則平和；但在內質上卻有更多的相通。如周作人所說，錢玄同儘管言詞偏激，論古嚴格，“若是和他商量現實問題，卻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之人。”周作人與錢玄同兩個人常常呆在一起，可以說是無話不談，錢玄同為人很率直，思想也很高深，深得周作人的賞識。每次見面，周作人總是坐在一旁聽錢玄同講，錢玄同也願意講，兩個人一起喝茶時，大部分話題圍繞最近看了什麼書，錢玄同什麼書都看，周作人看的很多書是他推薦的，周作人的很多觀點也是受到錢玄同的啟發。
在周作人的圈子裡，胡適是個特殊的人。周作人一生,談及胡適的文章很多,態度有一點複雜：他深知胡適的分量,但對其弱點也看得很清楚,所以關係忽冷忽熱。儘管胡適對他幫助很大，也很賞識他，但他卻瞧不起胡適，他覺得胡適有很多問題，認為胡適是依傍在一個價值體系里，周作人懷疑單純依靠任何一個理論能否解釋一個世界。同時他認為胡適的文章平實枯燥，文學情調不行。另一個特殊的人則是章太炎，他曾是周作人的老師，但當章太炎淪落為維護封建軍閥統治、反對革命勢力的“護法大將”時，周作人便立即與之劃清了界線。
成就貢獻
周作人
周作人登《南方人物周刊》封面| 1936年 | 山本書店 | 《北京の果子》 |
| 1938年 | 改造社 | 《周作人隨筆集》 |
| 1939年 | 文求堂 | 《中國新文學の源流》 |
| 1940年 | 冨山房 | 《 周作人文芸隨筆抄》 |
| 1940年 | 創元社 | 《瓜豆集》 |
| 1944年 | 実業之日本社 | 《結縁豆》 |
| 1955年 | 築摩書房 | 《魯迅の故家》 |
| 1973年 | 築摩書房 | 《日本文化を語る》 |
| 1998年 | 駿河台出版社 | 《水の中のもの―周作人散文選》 |
| 2002年 | 平凡社 | 《日本談義》 |
| 2002年 | 新風舎 | 《魯迅小說のなかの人物》 |
| 日語 | 《現代小說譯叢》 |
| 《黃薔薇》 | |
| 《陀螺》 | |
| 《現代日本小說集》 | |
| 《烏克蘭民間故事集》 | |
| 《古事記》 | |
| 《狂言選》 | |
| 《 枕草子》 | |
| 《浮世澡堂》（日本語《浮世風呂》） | |
| 《浮世理髮館》（日本語《浮世床》） | |
| 《現代日本小說集》（與魯迅合作） | |
| 《如夢記》 | |
| 《石川啄木詩歌集》 | |
| 《兩條血痕》 | |
| 古希臘語 | 《路吉阿諾斯對話集》 |
| 《希臘擬曲》 | |
| 《財神》（古希臘喜劇） | |
| 《希臘神話》 | |
| 《伊索寓言》（全譯本） | |
| 《歐里庇得斯悲劇集》（與羅念生合作，古希臘悲劇） | |
| 英語 | 《域外小說集》（與魯迅合作） |
| 《紅星佚史》 | |
| 《現代小說譯叢》（與魯迅合作） |
作品一覽
| 《歐洲文學史》 | 《近代歐洲文學史》 | 《談龍集》 | 《藝術與生活》 | 《雨天的書》 | 《兒童文學小論》 |
| 《兒童文學小論》 |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 《談虎集》 | 《魯迅的故家》 | 《夜讀抄》 | 《知堂回想錄》 |
| 《自己的園地》 | 《魯迅小說里的人物》 | 《瓜豆集》 | 《周作人書信》 | 《苦竹雜記》 | 《書房一角》 |
| 《老虎橋雜詩》 | 《魯迅的青年時代》 | 《永日集》 | 《藥堂雜文》 | 《苦茶隨筆》 | 《過去的工作》 |
| 《知堂乙酉文編》 | 《周作人文類編》 | 《木片集》 | 《苦口甘口》 | 《秉燭談》 | 《風雨談》 |
| 《藥味集》 | 《周作人散文全集 》 | 《看雲集》 | 《知堂書話》 | 《立春以前》 | 周作人自編文集 |
| 《知堂文集》 |
研究魯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另一項重大的貢獻是撰寫《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這些回憶性文章，為魯迅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在報刊發表散文隨筆，後輯成《木片集》。
經曹聚仁介紹，在香港傳媒連載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後結集出版。
文學特點
散文
周作人在他的苦雨齋中寫作周作人一生當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餘年，深得日本文學理念的精髓。錢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著一種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調），“氣味”，或者“境界”，“這種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調），“氣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藝術生命所在，它正是與日本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而這種難以言傳的情調或者境界，就是“物哀”。周作人的文章，字裡行間，深深淺淺的情思當中總是涌動著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緒。對日本文藝中的“物哀美”，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種情緒，而這種情緒所包含的同情，意味著對他人悲哀的共鳴，乃至對世相悲哀的共鳴。在不同的層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葉渭渠所指出：這種無常的哀感和無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
周作人在情感處理方式、諷刺修辭運用、語言以及文體諸方面均一定程度地受到日本審美經驗的影響，與這種影響相關，他形成了一種近似於日本傳統文學的文風，以溫和、沖淡之筆書寫個人的閒適、寂寞與不平,把玩人生的苦趣。其實，他看似有閒而心無暇,不只是由閒適透出淡淡的哀緒,而且在閒適背後隱有無限憂愁；他不是以創作去體驗生活的寂趣,乃至玩味這種寂趣,而往往是借創作排解寂寞、憂愁,由此與日本文風區別開來。
翻譯
周作人作品世人評價
周作人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偽職後，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貢獻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譯，然而他卻在歷史發展中淪為漢奸文人。另外，他在保護北大校產、掩護國民黨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過貢獻。在《周作人傳》中就能看到3個周作人：一是“偽官吏”的“周督辦”，一是“尋夢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為國為民”的“殉道者”。他清新淡雅，如話家常的白話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國、東洋、西洋古典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發表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啟蒙主義理論文章。可說是中國散文的一個高峰。
他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後，周作人作為《語絲》周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在他的影響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一個被阿英稱作為“很有權威的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