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周作人書信作者：周作人。周作人與魯迅兄弟二人共同作為文學大家著稱於世，這在中國文學史上絕不多見。周作人的散文風格平和恬淡，清雋幽雅，小品文閒適幽默，古雅遒勁，與魯迅的風格截然不同。周作人獨出心裁採用書信題寫成的散文盡收於本書，這裡讀者將變為熟悉的個人，聽作者娓娓道來，與其共同完成"一二知己之交談"。
內容簡介
小峰兄：
承示擬編書信，此亦無不可，只是怕沒有多大意思。此集內容大抵可分為兩部分，一是書，二是信。書即是韓愈以來各文集中所錄的那些東西，我說韓愈為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這種文體原是“古已有之”，不過漢魏六朝的如司馬遷楊惲陶潛等作多是情文俱至，不像後代的徒有噪音而少實意也。宋人集外別列尺犢，書之性質乃更明了，大抵書乃是古文之一種，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處在於說大話，以鏗鏘典雅之文詞，講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犢乃非古文，桐城義法作古文忌用尺犢語，可以證矣。尺犢即此所謂信，原是不擬發表的私書，文章也只是寥寥數句，或通情愫，或敘事實，而片言隻語中反有足以窺見性情之處，此其特色也。但此種本領也只有東坡山谷才能完備，孫內簡便已流於修飾，從這裡變化下去，到秋水軒是很自然的了。大約自尺續刊行以後，作者即未必預定將來石印，或者於無意中難免作意矜持，這樣一來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損傷了尺犢的命根，不大能夠生長得好了。風涼話講了不少，自己到底怎么樣呢？這集裡所收的書共二十一篇，或者連這篇也可加在裡邊，那還是普通的書，我相信有些缺點都仍存在，因為預定要發表的，那便同別的發表的文章一樣，寫時總要矜持一點，結果是不必說而照例該說的話自然逐漸出來，於是假話公話多說一分，即是私話真話少說一分，其名曰書，其實卻等於論了。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希望其中能夠有三兩篇稍微好一點，比較地少點客氣，如《烏篷船》，那就很滿足了。至於信這一部分，我並不以為比書更有價值，只是比書總更老實點，因為都是隨便寫的。集中所收總計七十七篇，篇幅很短，總計起來分量不多，可是收集很不容易。寄出的信每年不在少數，但是怎么找得回來，有誰保留這種舊信等人去找呢？幸而友人中有二三好事者還收藏著好些，便去借來選抄，大抵選不到十分之一，計給平伯的信三十五封，給啟無的二十五封，廢名承代選擇，交來十八封，我又刪去其一，計十七封。挑選的標準只取其少少有點感情有點事實，文句無大疵謬的便行，其辦理公務，或雌黃人物者悉不錄。挑選結果僅存此區區，而此區區者又如此無聊，覆閱之後不禁嘆息。沒有辦法。這原不是情書，不會有什麼好看的。這又不是宣言書，別無什麼新鮮話可講。反正只是幾封給朋友的信，現在不過附在這集裡再給未知的朋友們看看罷了。雖說是附，在這裡實在這信的一部分要算是頂好的了，別無好處，總寫得比較地誠實點，希望少點醜態。兼好法師嘗說人們活過了四十歲，便將忘記自己的老醜，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慾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行年五十，不免為兼好所河，只是深願尚不忘記老醜，並不以老醜賣錢耳。但是人苦不自知，望兄將稿通讀一過，予以棒喝，則幸甚矣。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作人白。
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1967）光緒十年（甲申）臘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於浙江省紹興。魯迅二弟。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壽，又名奎緩，字星杓，自號啟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藥堂、周遐壽等。常以“雨”與“風”一起構成散文的“基本意象”。
1903年進江南水師學堂學習海軍管理，改名為周作人，畢業後考取官費留學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讀海軍技術，後改學外國語。此間與羽太信子(1888-1962)結婚。1911年回國後在紹興任中學英文教員。辛亥革命後，任浙江省軍政府教育司視學、紹興縣教育會會長、省立五中教員。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
“五四”時期任新潮社主任編輯，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章，並從事散文、新詩創作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
他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後，周作人作為《語絲》周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在他的影響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一個被阿英稱作為“很有權威的流派”
編輯推薦
周作人與魯迅兄弟二人共同作為文學大家著稱於世，這在中國文學史上絕不多見。周作人的散文風格平和恬淡，清雋幽雅，小品文閒適幽默，古雅遒勁，與魯迅的風格截然不同。周作人獨出心裁採用書信題寫成的散文盡收於本書，這裡讀者將變為熟悉的個人，聽作者娓娓道來，與其共同完成"一二知己之交談"。
精彩書評
別出心裁
寫文章總是要面對著讀者的，寫日記是給自己看，如果分析自己心理多了，就不適宜拿去發表；寫書信呢，是對著了朋友，當然能說些親切的知己話；寫其他文章，心裡總想著一大群讀者，下筆就不能隨便，文章就變得拘謹死板。就如準備印刷的書信，“無意中難免做意矜持，這樣一來便失看了天然之趣，也就損傷了尺牘的命根，不大能夠生長得好了。”周作人這書信集的序也是別出心裁，叫做“序信”。他在這裡面說“在這裡實在這信的一部分要算是頂好的了，別無好處，總寫得比較地城市點，希望少點醜態。”實際這裡的書信，好多以書信口氣所寫，實際卻是寫給自己看的，這樣就造就了大名鼎鼎的《苦雨》和《烏蓬船》。這也是周作人在文體上的貢獻吧。
更具有生命力
喜歡周作人記敘風物人情的篇章，也許這些遠離了社會，更具有生命力吧。《山中雜信》“大雨接連下了兩天，天氣也就頗冷了。般若堂里住著幾個和尚們，買了許多香椿乾，攤在蘆席上晾著，這兩天的雨搭補使他不能幹燥，反使他更加潮濕。每從玻璃窗望去，看見廊下攤著濕漉漉的深綠的香椿乾，總覺得對於這班和尚們心理很是抱歉似的，——雖然下雨並不是我的緣故。”這情景如詩如畫，生活情趣極濃，心理又刻畫微妙，真是妙到毫巔。“我們廚房的間壁，住著兩個賣汽水的人，也時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兩個少年的夥計，連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擺攤，始而相罵，終於各執灶上用的鐵通條，打仗兩次。我聽他們叱吒的聲音，令我想起《三國志》及《劫後英雄略》等書里所記的英雄戰鬥或比武時的威勢，可是後來戰罷，他們兩個人一點都不受傷，更是不可思議了。”這仿佛羅蘭/巴特提倡的“零度感情介入”，冷靜敘述議論，卻讓人忍俊不禁。《濟南道中》：“一九零六年我們乘京漢車往北京應練並處的考試的時候，還在車視窗買到許多東西亂吃，如一個銅子一隻的大雅梨，十五個銅子一隻的燒雞之類，後來在什麼站買到兔肉，同學有人說這實在是貓，大家都覺得噁心不能再吃，都摔到窗外去了。”這也非常有生活情趣。“船中還有王君的一個三歲的小孩同去，更令我們喜悅。他從宋君手裡要蒲桃乾吃，每拿幾顆例須唱一出歌加以跳舞，他遍手舞足蹈唱‘一二三四’給我們聽，交換五六個蒲桃乾，可是他後來也覺得麻煩，便提出要求，說‘不唱也給我罷’。”知堂的許多情趣都源自兒童，一是對童年的追懷，比如在老虎橋監獄裡寫的《兒童雜事詩》；一是對兒童的喜愛，比如對孫子吉仲的愛憐，有張他和孫子穿棉袍蹲地的照片，都是一派天真爛漫。《烏蓬船》：“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象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桕，河邊的紅蓼和白苹，漁舍，各式各樣的橋，睏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拿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這簡直就是一派舊文人情調，也和後來的小資情調一致。這樣搖曳多姿的敘述，到了蘇童手裡就成了先鋒派，《1934年的逃亡》：“你們是我的好朋友，我告訴你們了，我是我父親的兒子，我不叫蘇童。我有許多父親遺傳的習慣在城市裡展開，就象一面白色喪旗插在你們前面。”“你現在去推開我父親的家門，只會看見父親還有我的母親，我的另外六位親人不在家。他們還在外面像黑魚一般涉泥流浪。他們還沒有抵達那幢木樓房子。”語調故意拖拉得很長，尋求從容優雅。
把文章要做得有枯山水味
周作人有“紳士鬼”作怪的一面，把文章要做得有枯山水味；還有“流氓鬼”作怪的一面，把文章做得象匕首，你看他書信里這樣激烈的言辭：“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們要切開民族昏聵的癰疽，我們要閹割民族自大的瘋狂。”這哪裡是追求“漸進自然”的苦雨齋老僧呢？簡直和衝到街頭振臂高呼的學生無異。“義大利經濟學家密氣耳思著《性的倫理》引有威尼思地方的諺語，雲女子應有四種相，即是：街上安詳，寺內端莊，家中勤勉，**癲狂。可見男子之永遠的女性便只是聖母與淫女的合一。”**指的應為“床上”。周作人在那個時代就提倡這些，著實大膽前衛。
可羨而不可效仿者也
序信里說：“尺牘即此所謂信，原是不擬發表的私書，文章也是寥寥數句，或通情愫，或敘事實，而片言只句中反有足以窺見性情之處，此其特色也。”書中收錄與俞平伯通信三十五通，與廢名十七通，與沈啟無二十五通，信件都很短小，多談論讀書、教授、酬和、交往等生活瑣事。如致俞平伯：“但別換一枚（郵票）貼在信面，請寄到時收下可也。春雨如酥，庭中丁香大有抽芽之意矣。”致廢名：“張友松君寄來一片，今附去。山中想必風景漸佳，較城中春到應更早也。”信手一筆，情趣全出。致俞平伯：“顧氏《文房小說》中唐庚《文錄》雲，‘關子東一日寓辟雍，朔風大作，因得句雲，夜長何時旦，苦寒不成寐，以問先生雲，夜長對苦寒，詩律雖有銼對，亦似不穩。先生雲，正要如此，一似藥中要存性也。’覺得此語頗佳”，摘露掌故，談論做詩，只與同好。又如：“十二月十九日夢，行路見一丐裸體而長一尾如狗，隨行強乞，甚厭之，叱之不去，乃呼警察而無應者，有尾之丐則大聲為代叫警察，不覺大狼狽而醒。”平伯有《槐屋記夢》，知堂此夢能與之媲美。致沈啟無：“下午取《莊子》讀之，第一篇《逍遙遊》覺得大佳，此種寫法真是如關雲長舞一百六十斤大刀，可羨而不可效仿者也。”交流心得者也。
淺談周作人之書信觀
尺牘和書
淺談周作人之書信觀：所謂尺牘，周作人在《周作人書信·序信》中說：“尺牘即此所謂信，原是不擬發表的私書，文章也是寥寥數句，或同情愫，或敘事實，而片言隻語中發有足以窺見性情之處，此其特色也。”《日記與尺牘》一文中說：“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中國尺牘向來好的很多，文章與風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還應能顯出主人的性格。”這裡所強調的其實都是一點，即好的尺牘要說真話，不矯揉造作。尺牘一旦有了著意的矜持，或擬定要發表，則不免要打幾分折扣，假話、客氣話自然會多一些，如此自是損傷了尺牘的命根。
周作人寫文章素來喜用尺牘體
在現代作家中，恐怕是第一個有意提倡尺牘體的作家，生前由他自行編定的書信集就有《周作人書信》，1933年7月由上海青光書局出版。周氏晚景淒涼，因為身份特殊，故雨大都不大往來了，新知更是寥寥，除翻譯人民文學出版社交給的翻譯任務外，鮮與外界聯繫。1956年，在香港從事報業活動的曹聚仁乘在北京出席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會之機，去八道灣拜訪了周作人，從而成為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朋友，周作人的文章始得以陸續在海外發表。後來曹聚仁又向周作人介紹了鮑耀明，驛寄梅花，魚傳尺素，兩人的飛鴻往來給晚景伶仃的老人的生活增添了幾分生機、樂趣。周作人給曹、鮑二人所寫的書信，或請求幫助、或敘述生活狀況、或解答疑問，或論辯駁斥，其通信之勤，所寫信之多，實為周氏一生之少見。這些書信後都陸續出版：1971年香港南天書業公司出版了《知堂書信集》，此集以1933年上海青光書局版《周作人書信》為底本，新增的只有周作人晚年致鮑耀明書信12通，致曹聚仁28通。
《周作人晚年書信》
1972年5月，香港太平洋圖書公司出版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影印了周作人致鮑耀明信100通。次年8月，署名周作人、曹聚仁的《周曹通信集》由香港南天書業公司影印出版，內收致曹聚仁信82通，致鮑耀明信111通，《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悉數包含在內。周作人晚年致鮑耀明的全部書信，現已由鮑耀明編定成《周作人晚年書信》，1997年10月，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收錄周作人致鮑耀明信396通、鮑耀明致知堂信343通（4通排重）、周作人晚年日記837則。後更名為《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2004年4月由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社重新印行，補入周作人書信6通、晚年日記7則。此外，由他人編輯出版的周作人書信還有：《知堂書信》，黃開發編，華夏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系從已發表的周作人書信中選編而成；《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張挺，江小蕙箋注，1992年9月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收錄周作人早年致江紹原書信110通。目前，我們已經知道的周作人書信大都在上述書中，沒有發現或藏在私人手中的一定還有不少，一部分因為其他原因被毀的則只能表示遺憾了，如上世紀三十年代著名刊物《宇宙風》主編陶亢德手頭原有周作人書信300多通，惜乎皆毀於抗戰兵火。曹聚仁在《知堂回想錄·校讀小記》（香港三育版）中說他的手邊存有三百多封周作人書信，日前尚未公布。據以上數字保守推測，周作人一生所寫之書信大約有2000通左右，所佚書信只有且俟來者發現了。
書信分成兩部分
在《周作人書信·序信》中，周作人將書信分成兩部分，一是書，二是信，所謂書大抵“乃是古文之一種，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處在於說大話，以鏗鏘典雅之文詞，講正大堂皇的道理”，這種說法未免有點苛刻，然周氏之書，同其作文態度一樣，老老實實，平和沖淡，溫柔敦厚，雖不免有點矜持，但並無“說大話”之病，如《烏蓬船》、《養豬》等等，俱是周氏小品文中的上乘之作，再者這收信人本來就是自己，犯不著故意矜持。所謂信，即是開頭周氏所說的尺牘也。
好的標準只有一個
在周作人看來，無論是書是信，好的標準只有一個：不能客氣矜持，虛張聲勢，假意作態。至於不擬發表的私書——亦即尺牘則要顯出作者的個性。在選編《周作人書信》一書之尺牘時，周作人說：“挑選的標準只取其少少有點感情有點事實，文句無大疵謬的便行，其辦理公務，或雌黃人物者悉不錄。”從周作人寫給俞平伯、廢名、沈啟無的這些信中，我們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種種愛好，談文、搜書、聚宴、飲酒、賞花、制箋、寫字、撰聯等等，素雅悠閒，情趣盎然，是典型的舊氏文人的審美觀。只是“辦理公務，或雌黃人物者悉不錄”，讓人不免稍稍遺憾，不然可進一步窺視周氏之真性情也，因為這些信要發表，自然會有所剔汰，可能是牽涉他人隱私不便透露，或著意隱藏某些性格，亦未可知。相較而言，周作人晚年致曹聚仁、鮑耀明信真的是“不擬發表的私書”，是故能放言述之，或敘生活之窘迫，或藏否人物，顯示了周作人性格中更為真實的一面。如他對魯迅、許廣平、郭沫若、豐子愷等人的評價，平心而論，大抵還算客觀，至少在那個凡事一個聲音說話的年代，不合主流媒體節拍，敢於異見獨行，則殊為難能可貴耳。
周作人的政治態度確實有點曖昧不明
1965年6月9日，周作人在致鮑耀明信中說：“‘久振’得兄胡蘭成君的議論，甚幸。在‘勝利’以後已久不見了，現知在東京都，很是有意思的事。”周氏晚年致曹、鮑二君信中常雌黃人物，大抵以貶為主，惟獨對胡蘭成稱之為“君”，著實耐人尋味，胡系汪偽政權《中華日報》主筆，周曾出任汪偽政權華北教育督辦、常務委員的要職，事隔二十年仍念念不忘“胡蘭成君”，蓋其晚年仍引胡蘭成為同道中人乎？“勝利”二字加上引號，不知是強調還是反諷？按理此處“勝利”指抗戰勝利當是無疑，如此說來，周作人的政治態度確實有點曖昧不明了。
不辯解主義
周作人一向對自己的行為取“不辯解主義”，但卻在其晚年書信中，對自己出任偽職作了不辯解之辯解，“關於督辦的事情，既非脅迫，亦非自動（後來卻有費力氣去自己運動的人），當然是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就答應了，因為自己相信比較可靠，對於教育可以比別個人出來，少一點反動的行為也。”“可是我也並不後悔，不但是後悔無濟於事，而且現在這十多年來，得以安靜譯書，也是我以未曾有過的境遇。”（《徐訐［右為“於”字］書》）寫這些信時，老人已是八旬高齡，這些信對自己的行為是否有文過飾非處，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姑且作個善意的猜測吧。
尺牘要真實自然不做作
為提倡尺牘文，周作人先後寫了《日記和尺牘》、《關於尺牘》、《再談尺牘》、《周作人書信·序信》等文章，引用了一些好的尺牘，說明了尺牘文的重要，在《日記和尺牘》中周作人解釋了自己為什麼喜歡尺牘，蓋尺牘文比其他文“更真實更天然”也：“詩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都覺得有點做作，因此反動的喜看別人的日記尺牘，感到很多愉快。”尺牘要真實、自然、不做作，這是周作人一再反覆強調的，到了他選編《周作人書信》時，周作人的尺牘觀完全形成，在此書《序信》中：周作人將書信一分為二，書是書，信是信，即尺牘也，此其一。二，約略梳理出書和信的發展脈絡，給出優劣的評定標準。書的發展軌跡是從司馬遷、楊惲、陶淵明以至韓愈，再到後來收進集內，至宋而單列集外，書的演變大體形成、地位完全確立，書的好壞的判斷標準是“情文俱至”；而尺牘這一路發展下來則是由東坡山谷而孫內簡秋水軒了。後來周作人的思想又有所發展，在孫內簡、許葭村之間加上了盧柳南、方秋崖、趙清曠、王稚登、吳從先，至此則“前後聯成一氣”了。（《夜讀抄·五老小簡》）
收藏了不少尺牘
周作人不但大力提倡尺牘文，身體力行創作了大量書信，而且還收藏了不少尺牘，單行的有：
一、《塞鴻尺牘》，明，沈青霞，一冊
二、《質園尺牘》，清，商寶意，二卷
三、《秋水軒長尺牘》，清，許葭村，二卷，續一卷
四、《未齋尺牘》，清，龔聯輝，四卷
五、《世守拙齋尺牘》，清，范鏡川，四卷
六、《五老小簡》，明人編，二卷
七、《尺牘奇賞》，明，陳仁錫編，十四卷
至於列入集內的尺牘，那就更多了，在我們所知的周氏文章中提到的就有徐文長、王季重、張宗子等等，掛一漏萬，無法覼縷耳。
周作人相關著作
| 長期以來，周作人在中國文壇上可謂是寂寞的，在辭世後相當長的時間中，他的作品幾乎被人們所遺忘，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現代散文開山大師的地位。本集精選了周作人生平書稿、散文及翻譯著作等，旨在揭開塵封的歲月，為今天的讀者們呈現出一篇篇平和寬容、樸實有諧趣、飽含難以言說的美的知堂真味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