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新出的海南版裝幀精當，圖頁豐美，甚悅人目。另外，周氏《譯後附記》提到，1947年第一次翻譯時他曾附了自己一些關於希臘神話的文章，到這次1949年的第二次翻譯時只刪剩兩篇，現海南版蒐集了一批這類文章附在書後，可見編者的有心。但超文提到的，原著出版後的次年，周氏即寫了與原書名《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同題的介紹文章。
譯本序
作者勞斯，是著述甚豐的學者，深知今昔的希臘，且又懂得神話，周氏稱為“難得”（《譯本序》）。周氏對此書很讚賞，如在附錄的《關於本書》中如此稱許：“它的好處我可以簡單地舉出兩點來。其一是詼諧……與清教徒的紳士不是一路的。其二是簡單。簡單是文章的最高標準……內容頗是複雜，卻那么剪裁下來，粗枝大葉的卻又疏勁有致……”這說的是勞斯的書，同時也道出了古希臘的某種精神，更是夫子自道，說著周氏自己的文章宗旨了。
翻譯情況
周氏開頭不想翻譯它，是“因為嫌它是用英文寫的兒童讀物，並非希臘神話專門之書”，此說不當。《知堂回想錄》之《我的工作（三）》、《拾遺（癸）》談到，他認為在希臘人編的希臘神話（阿波羅多洛斯《希臘神話》）和神話研究理論之外，還應有理解神話的人再來寫一冊稍為通俗的給小孩子看的故事，而勞斯“可以算是最適任的作者了”。真正令周氏“嫌”的，是作者乃基督教國家人這一點，他總覺得希臘的“改教為可惜”，大概是認為基督教破壞了古希臘的傳統，使古希臘人的精神自由空間定格為侷促的一神教吧。然而後來也想通了：“已經過去的事是沒有辦法的”，“我們想要討教，不得不由基督教國去轉手”，這書“究竟要算好的，自己既然寫不出，怎么好挑剔別人呢。”（《知堂回想錄》之《拾遺（癸）》、《後記》）
此書的第一次翻譯是在一個特殊的時空里。1946年5月至1949年1月，周氏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首都監獄期間，主要做了兩件文字工作，其一是寫了一批舊體詩，再就是第一年在“忠舍”時，“把一個餅乾洋鐵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當做一桌子”譯了本書。（《知堂回想錄•監獄生活》）但《知堂回想錄》沒有替詞學家龍榆生的家人記上一筆：當時，遠在北京的周氏家人托龍（時在蘇州入獄）的女兒龍順宜照顧他，龍順宜姐弟一直負起探監送物之責，這本書就是他們送進去的，譯好後可能也由他們代帶出送出版社（見龍順宜《知堂老人在南京》）。此後的情況大致如超文所述，可補充的是，1950年出的那個上海文化生活版，是巴金親自校勘的（《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二）》）。
對於譯了兩次，《譯後附記》中說：“重譯的事殊少興味”，“興趣較薄”，這也許與他其時剛出獄不久的心情有關，到晚年寫的《知堂回想錄》，態度就頗不同了，認為兩部希臘神話都譯了兩次（另一部見下述），這是緣分深，對希臘神話固執的、偏頗的愛好和熱心的反映，“我很高興能夠一再翻譯了完成我的心愿。”（《北大的南遷》、《我的工作（二）》、《我的工作（三）》、《後記》）
在上面這些價值之外，這個譯本還多少表達了周氏中年後的一種人生觀、文學觀。前述的《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一文中，他說：“好幾年前我感到教訓之無用，早把小鋪關了門，已是和文學無緣了”；到《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二）》談到本書又說：“古人有句話，敝帚千金，我雖然沒有這種脾氣，可是對於此書，卻不免有這樣感情。我因為以不知為不知，對於文學什麼早已關了門，但是也有知之為知之，這仍舊留著小門不曾關閉，如關於神話是也。”對這觀點這裡不作展開討論，但這些話本身的態度我是喜歡的：誠實，謙和，又不乏自負；自知，卻不自戀，然而又不是“太上忘情”。
海南版間有注釋，但看來應為出版者新加。周氏是非常重視譯本注釋的，此譯稿似乎也不可能沒有周注。《譯後附記》最後有沒頭沒腦的一句話：“至於此外注釋的話，說起來也一言難盡，只好因陋就簡罷了。”這話的意思，可能是初譯時作過注，到譯稿失去後，重譯就沒了再做的“興味”；或者當時的處境，手頭資料缺乏；又或者在當時情形下，不便強求出版社接受其注釋，就不作注了——但，“因陋就簡”，也可能是雖因上述原因不作詳註，到底有些簡注也說不定。實情如何頗費猜疑，所以說此書缺一細緻的出版說明是個缺憾，雖經耙疏得了一些大致情況，到底還是留有疑竇。
周作人相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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