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傳》簡介
周作人傳周作人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卻在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遠離時代，最後墮落為漢奸文人。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喜劇色彩表現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道路的複雜性、曲折性與深刻性。本書作者以十年功夫，搜尋、發掘了大量史料，對周作人的政治、文化、人生選擇，獨特個性及其內含的豐富的歷史、心理內容，作了精細的描述與精闢、獨到的分析；同時展現了周作人與章太炎、蔡元培、魯迅、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同時代人的複雜關係，以周作人為中心的社會、歷史、文化、風俗……的廣闊背
景，力圖通過周作人“一個人”看“一個時代”，以展示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史的一個重要側面。
《周作人傳》作者簡介
錢理群，1939年3月生於重慶，祖籍杭州，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在貴州任中專語文教員十八年。1981年獲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留校任教，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材，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和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關注中學語文教育問題。主要著作有：《心靈的探尋》《豐富的痛苦——唐作人論》《大小舞台之間——曹禺戲劇新論》《一九四八：天在玄黃》《話說周氏兄弟——北大演講錄之一》《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
另主編與合編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魯迅小說全編》《魯迅散文全編》《魯迅雜文全編》《周作人散文精編》《百年中國文學經典》《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四卷）《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新語文讀本》等。
名人推薦
錢理群先生是以詩人的方式，把周作人這個特殊的中國現代作家，放在二十世紀這個大背景下來展現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看著周作人走完了他的人生。這部傳記的重要之處在於，周作人各個時期的重要文章，在傳記中大部分得到了好的體現。尤其是童年時期的寫作最是別致，作者有意略寫或一筆帶過那些與魯迅相同的、廣為人知的史實，而巧妙地大量插入《兒童雜事詩》的分析，既體現了研究特色，又增加了周作人這一特定的人物那說不盡的童年的氣氛。這是作者的聰明之處，讀來確實令人感到與眾不同。
——南開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張鐵榮
他（周作人）有一種超然不群的氣度——是冷酷呢，還是有禮貌的輕視？——把人放在適當的距離之外，津津然以旁觀者態度去看他們。他在應對儀節上的那份謙和，正是攔阻人跟他過分親熱的一道屏障……”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 溫源寧
在我熟識的一些前輩里，讀書的數量之多，內容之雜，他（周作人）恐怕要排在第一位。雜，是想了解“人”。他讀書的訣竅有三：勤，實是謙詞，不妨說是“上癮”；快，由勤而來，看多了，懂得分辨吸收，必然快；善記，說到某書某處，仿佛剛剛讀過。
——張中行
我以為，周作人與魯迅乃是一個人的兩面。……兩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遠，就在於周作人是尋味人間，而魯迅則是生活於人間，有著更大的人生愛。
——胡蘭成
文摘
第一章 一八八五
一
一九0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紹興東昌坊口新台門周家收到兩封南京來信。一封是礦務鐵路學堂學生周樹人寫給弟弟周櫆壽的，通報在江南水師學堂任國文教習兼管輪堂監督的叔祖周椒生已經同意他前去充當額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寫給兄弟倆的祖父的，講的也是此事，不過增添一點：他為櫆壽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後來周作人解釋說：“這位監督很有點兒頑固，他雖然以舉人資格擔任了這個差使，但總覺得子弟進學堂‘當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譜上的本名來。”此舉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壽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據《管子·權修》之“百年樹人”給改名“樹人”；這回則用的是《詩經·大雅·棫樸》“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的典故。
改個名字無足輕重；離開紹興，前往南京上學，卻是這個就要採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轉折點。周作人一生的命運，似乎就繫於幾次“走”或“不走”：可以與這次去鄉相提並論的，是一九0六年前往日本，一九一一年返回紹興，一九一七年來到北京，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未能離開北平，以及一九四九年回到北平。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周作人此前一段生涯，說來無非尋常；但為人作文的特色，卻可從中找到不少端倪，而這總歸不離家庭、地域和時代等幾方面。他生於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字星杓，“櫆壽”的名字則系祖父所起，乃因得到報告孫兒誕生家信那天，恰巧有位姓魁的在旗京官前來拜訪。在《知堂回想錄》中，作者記述了有關自己出生的一種傳說，即“是一個老和尚轉世的”；所寫《所謂五十自壽詩》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講的亦是此事。周氏家族自明正德年間定居紹興，至他這輩已十四世。多年以後，周作人寫過一組《數典詩》，吟詠祖先事跡，其中提到文王、周公、周處、周敦頤等人。他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進士出身，曾任內閣中書；父親周鳳儀，後改名文郁、儀炳、用吉，字伯宜；母親魯瑞。他有一個哥哥，即前面提到的樟壽、樹人，比他年長四歲，後以筆名“魯迅”而為人所盡知；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三弟松壽，後改名建人，比他小四歲，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八八八年，妹妹端姑與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轉，未滿周歲的妹妹夭亡。一八九八年，四弟椿壽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僅六歲。弟弟的死尤令周作人悲痛，現存他最早的文學作品《有感》、《讀華陀傳有感》兩首古風，即系感逝之作。
周氏本為殷實人家，一八九三年出了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來。“那年正值浙江舉行鄉試，正副主考都已發表，已經出京前來，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識的。親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幾個有錢的秀才，湊成一萬兩銀子，寫了錢莊的期票，請介孚公去送給主考，買通關節，取中舉人，對於經手人當然另有酬報。介孚公便到蘇州等候主考到來，見過一面，隨即差遣‘跟班’將信送去。那時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談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鄉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邊叫喊，說銀信為什麼不給回條。這事情便戳穿了，交給蘇州府去查辦，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說犯人素有神經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卻不答應，公堂上振振有詞，說他並不是神經病，歷陳某科某人，都通關節中了舉人，這並不算什麼事，他不過是照樣的來一下罷了。事情弄得不可開交，只好依法辦理，由浙江省主辦，呈報刑部，請旨處分。這所謂科場案在清朝是非常嚴重的，往往交通關節的人都處了死刑，有時殺戮幾十人之多。清朝末葉這種情形略有改變，官場多取敷衍政策，不願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較從輕，定為‘斬監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獄內，前後經過了八個年頭，到辛丑（一九0一）年由刑部尚書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亂中出獄的犯人，事定後前來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一八九四年冬，父親“病咯血，繼患水腫”，於兩年後去世，享年三十六歲。後來周作人說：“先君讀儒書，而感念時艱，思欲有所作為，乃卒不得志。日者嘗評之曰：性高於天，命薄如紙。”在他的印象中，父親是個態度嚴正，見識通達的人：“他又說過，現在有四個兒子，將來可以派一個往西洋去，一個往東洋去做學問，……那時讀書人只知道重科名，變法的空氣還一點沒有，他的這種意見總是很難得的了。”
魯迅以後一再談起，上述變故對自己打擊頗大；周作人當時年幼，又非家中長子，反應遠不如哥哥明顯。他所受到的影響，似乎更在其他方面。這裡要提到兩個人，一是祖父，一是大哥。祖父科舉案發，周作人和魯迅被送往皇甫莊外婆家避難，留下了最初的閱讀記憶：“我所記得的書頂早的是一部《毛詩品物圖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讀‘上中’的時候，在親戚家裡看見兩本石印小板的《圖考》，現在想起來該是積山書局印的，覺得很是喜歡，裡邊的圖差不多一張張的都看得熟了。”以後他愛讀此類書籍，如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陳淏子《花鏡》等；由此培養起對於自然名物的興趣，而這也影響到他的思想，即如其所說：“因為最初有這種興趣，後來所以牽連開來，套用在思想問題上面，否則即使為得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學知識很是重要，卻也覺得麻煩，懶得去動手了吧。”
一八九七年周作人去杭州陪侍身陷囹圄的祖父，住在花牌樓時，接觸了祖父的妾潘大鳳，女僕宋媽，鄰居石家妻子余氏，鄰居姚家干女兒楊三姑娘等，對於她們的不幸命運深感同情，乃至終生不忘，其婦女觀或許即肇始於此。後來在南京獄中，所作《花牌樓》之三有云：“我懷花牌樓，難忘諸婦女。主婦有好友，東鄰石家婦。自言嫁山家，會逢老姑怒。強分連理枝，賣與寧波賈。後夫幸見憐，前夫情難負。生作活切頭，無人知此苦。傭婦有宋媼，一再喪其侶。最後從轎夫，肩頭肉成阜。數月一來見，吶吶語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顧。隔壁姚氏嫗，土著操杭語。老年苦孤獨，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兒，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門，隨意自來去。天時入夏秋，惡疾猛如虎。婉孌楊三姑，一日歸黃土。主婦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窮京官，庶幾尚得所。應是命不猶，適值暴風雨。中年終下堂，飄泊不知處。人生良大難，到處聞淒楚。不暇哀前人，但為後人懼。”關於楊三姑娘，他還寫過一篇《初戀》，說她“在我的性的生活里總是第一個人，使我於自己以外感到對於別人的愛著，引起我沒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對於異性的戀慕的第一個人”。
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恰好十四歲時往杭州去，不再進書房，只在祖父旁邊學做八股文試帖詩，平日除規定看《綱鑑易知錄》，抄《詩韻》以外，可以隨意看閒書，因為祖父是不禁止小孩看小說的。他是個翰林，脾氣又頗怪戾，但是對於教育卻有特別的意見：他很獎勵小孩看小說，以為這能使人思路通順，……我那時便讀了不少的小說，好的壞的都有，看紙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現的意思，這是從此刻才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遊記》等漸至《三國演義》，轉到《聊齋志異》，這是從白話轉到文言的徑路。教我懂文言，並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實在是這《聊齋》，並非什麼經書或《古文析義》之流。《聊齋志異》之後，自然是那些《夜談隨錄》等的假《聊齋》，一變而轉入《閱微草堂筆記》，這樣，舊派文言小說的兩派都已入門，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叢書》裡邊去了。”這對於他的中文修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以後他稱祖父為“教會我讀書的老師”。
至於大哥，取《魯迅的青年時代》等書中的有關介紹，與周作人對自家早年志趣的描述兩相對照，可以看出情形頗為近似，其實正是他受到影響之處。舉個例子，他提到魯迅“看《玉芝堂談薈》知道了歷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雞肋編》知道了南宋山東義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為糧，看《南燼紀聞》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張獻忠的兇殺，看《明季稗史彙編》里的《揚州十日記》知道了滿人的屠殺，至於《皇朝典故》殘本《立齋閒錄》錄存明永樂的上諭，兇惡得‘言語道斷’，更是使得他生氣，……”又說：“豫才從小喜歡‘雜覽’，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譬如讀過《曲洧舊聞》里的‘因子巷’一則，誰會再忘記，會不與《一個小人物的懺悔》所記的事情同樣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就與南京獄中所作《修禊》一詩“往昔讀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晝踞心頭，中夜入夢寐。其一因子巷，舊聞尚能記。次有齊魯民，生當靖康際。沿途吃人臘，南渡作忠義。待得到臨安，余肉存幾塊。哀哉兩腳羊，束身就鼎鼐。猶幸制熏臘，咀嚼化正氣”的自述相仿佛。兄弟二人早年有著共同的閱讀興趣，合夥買書，結伴抄書，也都對自然界感到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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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屬於非虛構作品，所寫須是事實，須有出處；援引他人記載，要經過一番核實，這一底線不可移易。寫傳記有如寫歷史，不允許“合理想像”或“合理虛構”。這本《周作人傳》自不例外。如此，雖然難以寫得熱鬧，卻不至於信口胡說。我只打算陳述事實經過，無論涉及傳主的思想，還是生平；容有空白，卻無造作。至於自家看法，不管與他人相同或相異，均屬一己之見。
——止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