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文學》

《文學》,現代文學期刊,月刊。是在30年代初期,《小說月報》停刊,“左聯”機關刊物屢遭查禁的情況下創辦的,1933年7月1日在上海創刊,由文學社創辦,上海生活書店出版。成為左翼作家、進步作家發表創作的陣地。它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導傾向是貫徹始終的。1937年8月1日9卷2號出版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文學》減縮篇幅,於同年11月10日出至9卷4號停刊。《文學》每6號合為1卷,共出9卷52號,是30年代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文學期刊。

基本信息

簡介

《文學》創刊號《文學》創刊號

現代文學期刊。月刊。1933年 7月 1日在上海創刊,由文學社創辦,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第 1卷編輯者署文學社,第2卷至第9卷先後由傅東華鄭振鐸王統照主編。黃源參加了第1卷至第5卷的編輯工作。鄭振鐸茅盾是《文學》的主要發起人。編輯委員會成員為郁達夫茅盾胡愈之洪深陳望道徐調孚、傅東華、葉紹鈞、鄭振鐸。創刊之初魯迅曾是編輯委員會成員之一。辦刊的宗旨“在於集中全國作家的力量,期以內容充實而代表最新傾向的讀物,供給一般文學讀者的需求。”刊物內容豐富、欄目眾多,且時有變動,較為固定的大致有小說、散文隨筆詩歌劇作、文學論壇、書評、作家論、文學畫報、翻譯、世界文壇展望等。其中以刊登名家的文學創作、文學理論、作家作品研究為主,對新進作家的作品也經常予以發表和評介。

創辦背景

《文學》《文學》

1933年春,鄭振鐸從北平抵達上海,與沈雁冰晤談,並一起分析研究了文學界現狀。兩人都覺得,隨著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在“一·二八”事變中遭日軍轟炸而停刊,以及左在線上關刊物《萌芽》、《文學導報》、《文學月報》、《北斗》等先後被查禁,全國文壇缺少處於中心地位的一流文學期刊。他們一致認為,有必要立即發起創辦一份新的大型文學雜誌。
經過聯繫,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傅東華同意參與籌備和編輯;鄒韜奮對此熱忱支持,表示新刊物可以在他創辦的生活書店發行。編委會成員名單也很快擬定,共有10人,即魯迅(不公開出面)、葉聖陶郁達夫陳望道、胡愈之、洪深、傅東華、徐調孚、鄭振鐸沈雁冰。4月6日晚,編委會成員在上海“會賓樓”聚餐,夏丏尊、謝六逸、黃源等應邀出席。其間,鄭振鐸詳細介紹了辦刊構想,大家踴躍發表意見;接著商議出刊日期和社址,並決定由鄭振鐸、傅東華任主編,傅東華承擔具體編輯工作,黃源協助處理編務。鄭振鐸待一切就緒,才返回北平執教,同時負責在平津地區組稿。
5月6日,上海《生活》周刊登出《〈文學〉出版預告》:“編印這月刊的目的,在於集中全國作家的力量,期以內容充實而代表最新傾向的讀物供給一般文學讀者……內容除刊登名家創作,發表文學理論,批評新舊書報,譯載現代名著外,並有對於一般文化現狀的批判;同時極力介紹新近作家的處女作,期使本刊逐漸變成未來時代的新園地;又與各國進步的文學刊物常通訊息,期能源源供給世界文壇的情報。”這充分闡明了它的辦刊宗旨。
7月1日,《文學》月刊在上海問世。創刊號氣勢不凡,一炮打響,幾天便售出萬冊,應讀者要求又多次添印。該刊初為16開本,後改32開本,每月1日出版,社址設於上海拉都路(今襄陽南路)敦和里11號。它的主要欄目有社談、論文、小說、詩、散文隨筆、雜記雜文、書報述評、文學畫報、翻譯、世界文壇展望等。創刊號上由傅東華執筆的第一篇文章《一張選單》,實際就是發刊詞,其中宣告:“有一個共同的憧憬——到光明之路。凡是足以障礙到這光明之路的一切,無論是個人,是集團,是制度,是主義,我們都要認作我們的仇敵。”到後期,王統照主持筆政時,更是一針見血地表明:“在這‘多難’的國家中,希望借文藝的力量來作解放民族運動的利器,作追隨時代潮流的風帆,作暗夜中尋求光明的火炬。”

詳細介紹

《文學》《文學》

《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比較重視,在現代文藝報刊中,它是發表作家專論最多的刊物。先後刊載過茅盾的《冰心論》、《廬隱論》、《落花生論》,胡風的《林語堂論》,穆木天的《徐志摩論》、《郭沫若的詩歌》,許傑的《周作人論》,蘇雪林的《沈從文論》等較為重要的論文,在作家研究方面具有開創作用。對丁玲的《母親》、王統照的《山雨》、艾蕪的《南國之夜》、吳組緗的《西柳集》、夏征農的《禾場上》、彭家煌的《喜訊》、周文的《雪地》、萬迪鶴的《達生篇》、蔡希陶的《蒲公英》、曹禺的《日出》、臧克家的《烙印》、艾青的《大堰河》等都作了比較中肯、及時的評介。《文學》對新文學運動和創作實踐方面的問題,發表過魯迅的《又論“第三種人”》、《論諷刺》、《“文人相輕”》(一至七論全文)、《“題未定”草》(一至三),周揚的《現實主義試論》、《典型與個性》,胡風的《現實主義底一“修正”》等文,著重從作家對現實的態度、創作與現實的關係上作了理論剖析。郁達夫、金兆梓、適夷、胡秋原、杜衡、沈起予等筆談《五四文學運動之歷史的意義》,阿英的《中國新文學的起來和它的時代背景》,茅盾的《新文學前途有危機么?》、《論初期白話詩》、《敘事詩的前途》,朱自清的《新詩雜話》、《新詩歌旬刊》,屈軼的《新詩的蹤跡與其出路》,陳雨門的《中國新詩的前途》,張庚的《中國舞台劇的現階段》,洪深的《一九三三年的中國電影》等文,就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探討。這些文章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發展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文學》還於1934年 7月出了“文學一周年紀念特輯”──《我與文學》。有茅盾、巴金、鄭伯奇、胡風、葉紫、艾蕪、沈從文、卞之琳等59人撰稿,寫下了他們各自同文學的關係和“親切體驗”,“成為文學史的珍貴資料”(《我與文學·引言》)。1935年 7月又出了“文學二周年紀念特輯”──《文學百題》,有蔡元培、魯迅、茅盾、葉紹鈞、朱自清、郁達夫、洪深、阿英、胡風、豐子愷等60人撰稿,從多種角度簡要介紹了有關文學特性、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學體裁、文學流派、創作方法等文學知識(上海書店於1981年複印了上述兩個特輯)。1936年11月、12月曾編刊“魯迅先生紀念特輯”(一)、(二),茅盾、鄭振鐸、王統照、傅東華、郁達夫、鄭伯奇、夏丐尊、歐陽凡海、力群等撰文作畫,悼念這位新文學奠基人的逝世,開展學習和研究魯迅的活動。
《文學》也注意到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刊載過郭沫若的《屈原時代》,鄭振鐸的《談金瓶梅詞話》、《〈西遊記〉的演化》,顧頡剛的《明俗曲琵琶詞》,陳子展的《兩宋詞人與詩人與道學家》等,1934年6月還出了一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收有郭紹虞的《中國詩歌中之雙聲疊韻》,朱自清的《論“逼真”與“如畫”》,吳晗的《歷史中的小說》等論著。
《文學》對外國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翻譯介紹也較重視,譯載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高爾基安徒生海涅、席勒、濟慈、雨果、羅曼·羅蘭、惠特曼、馬克·吐溫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理論著作以及評介他們的文章,還出過“翻譯專號”,“弱小民族文學專號”、“一九三五年世界文人生卒紀念特輯”、“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紀念特輯”、“高爾基紀念特輯”等。這些譯著和資料記載了中國現代文學同外國文學的密切關係。

特約撰稿員

特約撰稿員有魯迅、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許地山、王魯彥、郭紹虞耿濟之田漢、鄭伯奇、戴望舒張天翼、黎烈文等48人,還有許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阿英、周揚胡風、蹇先艾、林語堂沈從文沙汀艾蕪蕭軍蕭紅臧克家吳組緗等也經常為之寫稿,撰稿作家上百人。

影響作品

小說如茅盾的《殘冬》、《多角關係》、《大鼻子的故事》,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一個練習生》,王統照的《山雨》、《秋實》,許地山的《春桃》、《女兒心》,王魯彥的《屋頂下》、《鄉下》,鄭振鐸的《桂公塘》、《取火者的逮捕》,郁達夫的《遲暮》、《出奔》,巴金的《沉落》、《神》、《鬼》,老舍的《上任》、《微神》、《我這一輩子》,張天翼的《包氏父子》、《清明時節》,沈從文的《八駿圖》,沙汀的《苦難》,艾蕪的《咆哮的許家屯》,蹇先艾的《鄉間的悲劇》,吳組緗的《天下太平》,端木蕻良的《鷺湖的憂鬱》,蔡希陶的《蒲公英》,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散文隨筆如魯迅的《我的種痘》、《憶韋素園君》、《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朱自清的《哀互生》、《你我》,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勞者自歌》,巴金的《旅途隨筆》,王魯彥的《父親的玳瑁》,沈從文的《湘西散記》;詩歌如王統照的《她的一生》、《吊今戰場》,臧克家的《罪惡的黑手》、《中原的胳膀》,朱湘的《莊周之一晚》;戲劇如洪深的《劫後桃花》(影劇),陳白塵的《金田村》、《蘆溝橋之戰》,夏衍的《賽金花》,李健吾《梁允達》、《老王和他的同志們》等。這些不同體裁的作品,大多取材於現實生活,對當時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鬥爭和其他種種社會衝突,做了現實主義的真實描繪,成為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著作。

評介

“戰時版”《文學》雜誌“戰時版”《文學》雜誌
它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導傾向是貫徹始終的。1937年8月1日9卷2號出版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文學》減縮篇幅,於同年11月10日出至9卷4號停刊。《文學》每6號合為1卷,共出9卷52號,是30年代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文學期刊。

民國期刊

“民國雜誌”指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前出版發行的雜誌、期刊等。它的內容反映了我國近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諸領域的歷史發展軌跡。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琉璃廠和上海福州路文化街上,民國雜誌賣價只有幾角、幾分錢一本,如今作為收藏品已升值到十幾元至近百元,且堂而皇之進入拍賣殿堂,成了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其價值亦隨之登上新台階,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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