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讀書與出版》解放戰爭時期(一九四六——四八)在上海出版的《讀書與出版》，實際上可以說不是雜誌的雜誌。有兩個標誌說明這份出版物主要不是雜誌，然而它確實又是雜誌。一個標誌是它在後期的雜誌篇幅上，約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刊載了有關孫起孟主持的香港持恆函授學校的信息和某種形式的講義——持恆函授學校吸收了大量國內外失學失業青年以及在業的進步青年參加，為我們的壯麗事業培養了大批後備軍。這是一。另外，《讀書與出版》團結了廣大的讀者並且形成了一個富有感情的聯繫網。這是另一個標誌。作為執行編輯的我，以及作為助手的艾明之(後來成為劇作家)和許覺民(後來成為出版家和文藝評論家)，很多精力都花在答覆讀者來信上。凡是讀者來信，都竭力按照讀者的要求去辦——或覆信，或代買書籍等等。讀者提出的問題，無論是關於時局的，還是有關學術的，以至關於私人生活的，我們都分別情況，或者直接作復，或者在刊物上的專欄中刊出原信摘要和覆信——這個專欄最初取名《信箱》，後來想容納更多的內容，改為《簡復》。
不是雜誌的雜誌
有了這兩個標誌，《讀書與出版》已經不是單純的刊物，而變成不是雜誌的雜誌了。這一點，無論是執行編輯的我，無論是當時的編委會，都沒有明確地意識到。編委會大約是一九四七年徐伯昕、胡繩、史枚先後去了香港才成立的，編委會一共五個人，除柏元以外，就是杜國庠(即杜守素，三十年代寫譯過不少社會科學書的林伯修，就是他的筆名)，周建人(筆名克士)，戈寶權，陳翰伯。杜老和周老比較年長，但他們不辭勞苦，每月一次的例會從不缺席。會議在我住處開，那時我住在蘇州河畔一個倉庫的六樓，杜周兩老都得爬六層樓梯。五個人碰頭時，不只議定下一期的選題和對上一期作出檢討，而且縱談時局，交換信息，有時也對生活書店出書提出意見。這樣的會議開了一年有餘，風雨無阻，合作得非常好。一九四八年秋冬，才陸續散去。先是周建老應邀去東北解放區，接著是杜老被派去香港準備華南解放；戈寶老乘蘇聯船離滬轉解放區，翰伯和我則差不多同時離滬，他奉命北上，我奉命南下。
這樣，到一九四八年底，這不是雜誌的雜誌才正式宣布停刊。他們四人都曾分別答過讀者來信，至於柏元，則每天都同讀者打交道，多半是直接復的，有重要學術內容的信留下複寫底稿，覆信一般不署個人名字，蓋一個編輯部圖章就寄走了。只有在刊物上公開發表的覆信，有時則署名表示負責。例如第三年(一九四八)第二期《簡復》中有兩條是杜老執筆的。有人問宋儒“作文害道”何解。杜老答曰：
按程伊川謂工文則害道，程明道則謂記誦為玩物喪志。明道的話，可以作為工文則害道的說明。因為他們的所謂道學，顯然受了釋老的影響，為道是向內的工夫，但要“工文”，便少不了從事“記誦”，那是向外的工夫，所以在他們看來，是免不了“害道”的。
杜老治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所以拈來全不費功夫。
讀者來信
《讀書與出版》也有不少來信是關於個人生活的問題，大抵是對職業、前途，婚姻，戀愛等等發生困擾時，就來信找我們，問我們意見，有時一件事往復多次。這一類信件寫得很真切，其實在那時的環境下，我們也無力去替讀者解決他的難題，但由此可以窺見讀者對我們的信賴。我們去信也只能是講道理，講未來，屬於“安慰賽”的居多，可是讀者也常常因為得到別人的同情和關注而振作起來，正視現實，或同殘酷的現實作鬥爭。比如有一期登載一個女子的來信，署名：“雲南·一個女孩子”，這自然是編者隱去她的真姓名；她的長信向我們述說她被人騙婚，婚後又愛上另一男性，卻又說不明白為什麼與這個男性相好的道理，只是終日徨無主，打算結束生命，要我們加以“指導”——我記得此信寫得很動人，文字也很通順，讀來好像一篇小說。我們去了覆信，又摘要登在《簡復》上。
覆信大意是說：“我們一方面同情你，另外一方面卻感到很婉惜。我們同情你的不幸的遭遇和無援的狀態；我們惋惜的是在這樣的偉大時代中，廣大的人民在為生存而奮鬥，而你卻還把充沛的生命力，浪費在兒女私情的糾纏上。”接著我們具體分析了她的情況，指出她可能作的選擇，警告她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值得為此輕生。記得後來這位讀者通過幾次信後，打消了輕生的念頭，來信告訴我們要有意義地活下去。信件摘要發表後，來了不少信，都訴說自己種種不幸的遭遇，也表示受到公開發表信件的鼓舞，冷靜地擯棄了自殺的念頭。這反映出在那些年代國統區里民不聊生，青年人走投無路的狀況。
讀者來信中有單純是委託買書等事的，這好辦；除此之外，都要個別作復，這要花費很多功夫。信多的時候，常常作復到深夜。我回想起來，每天晚上一攤開讀者的信，就如同打開了窗戶，同社會上各個角落的民眾談天。眼前展現出一個錯綜複雜的世界——我頓時覺得我好像有很多朋友，他們的受難使我痛苦，他們的歡樂使我愉快，他們求知的迫切使我感動。這時，我感到我不是一個人在編雜誌，也不是五個人在編雜誌，而是成百成千的民眾，聚集在我們身邊，跟我們一起編雜誌。這真是一個編輯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
以“讀書與出版”為名的雜誌
生活書店前後出過兩次以“讀書與出版”為名的雜誌，第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創刊的，據記錄，起先是平心、艾寒松編，後來則是張仲實和林默涵參加編務。我上面說的“不是雜誌的雜誌”卻是解放戰爭時期出的，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開始出版，每月出一期，是史枚主持的；到第二年即一九四七年由三十二開改為二十五開(約等於現在流行的大三十二開本)，篇幅也比第一年多一倍(每期六十頁)，那時史枚已調香港生活書店，由上面提到的“五人團”負責。對這個雜誌創造一個特殊風格，為它爭取成千上萬的讀者，史枚花了很大的力量，如同他的晚年在開放改革時期搞《讀書》雜誌一樣，貢獻了他的全部精力，直到最後一息。
第一年的《讀書與出版》是一份外表看來像個書店宣傳品似的東西，用六號字排得密麻麻的，內容卻是精美的，文章都是很短的，耐人尋味。當時(一九四六)是抗戰甫告勝利，而民主與獨裁的鬥爭卻很激烈，文化界的形勢也是很緊張的。這個雜誌不是以政治評論的形式來宣傳我們的主張，而是通過例如“研習大綱”或“常談”等表達了這方面的意向，打的是迂迴戰。例如第一期的《研習大綱》，題目就是《春天——時局的關鍵》，指出今後兩個月將是我國特別危險的關頭，指斥“堅持內戰堅持一黨專政的分子則反對和平建國，繼續其武力‘統一’中國的罪惡方針。”第二期的《研習大綱》為《新中國憲法問題》，第三期則為《中國土地問題》，巧妙地公開宣傳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和進行土地改革，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上獲得解放的主張。由於時局愈來愈緊張，鬥爭將會是長期的，故增加了《學習之話》的專欄。為了增加讀者的興趣(當然不單純是為了“興趣”)，特辟了一個專欄，叫做《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光是欄名就吸引住讀者的注意。文章也寫得短而潑辣，不是“傳記”體，報導的不是著作家的身邊瑣事，而是通過對文化人的介紹，引導讀者去思考問題。據我記憶所及，這一欄曾介紹過翦伯贊蒐集史料的方法，吳晗寫朱元璋的經歷，還介紹過“業精於勤”的金仲華，以及郭沫若的演講，夏衍的勤快，鄧初民在重慶，宦鄉的立場，“神童”吳祖光等等，看題目就想見其人，見不到其人即翻讀文章。真可謂“絕”了。
第一年的書評和關於新書的訊息，創立了一種獨特風格，每篇書評僅約千字，一文只評一書，或合評同類的幾種書，很少書評“八股”，大都抓住書中創見發揮一番，有時也抓住書中某些錯誤論點加以善意的批評。介紹好書決不吹捧，平淡無奇，讀完卻使人要找原書去親自品嘗一番。批評錯誤時也不漫罵，不打棍子，以理服人，有時還講究策略。例如第一年有短文推薦美國人塞爾薩謨著的《簡明新哲學教程》，不到五百字，只說出了這書的特點不像蘇聯哲學家羅森達爾的《新哲學教程》那樣“政治氣重而生活味少”，說這書“也觸及政治方面，也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然而寫這些用一種娓娓而談的特別風格”。短文只指出此書寫作不是依循教條主義那一套，而沒有按照書評八股那樣列出書的優點ABCD，缺點甲乙丙丁，然後說由於作者的“局限性”，亦可一讀云云，一片引人入睡的教條，全沒有。又有一次發表一短文評論儲玉坤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就其中對蘇聯與英美合作來反對納粹德國表露出不滿和懷疑，這是囿於那時對蘇聯抱有的成見而發的不正確論點。短評只說此書材料不少，但指出這個論點站不住腳。作者儲玉坤曾在日寇占領區(“淪陷區”)堅持過反抗侵略的文字鬥爭，甚至被日本特務捉去施以毒刑，抗戰勝利後又是文化戰線上一位辛勤的工作者。作者是我們的朋友，但寫的書有缺點，我們也不隱瞞，可是我們決不“傷人”，或者說，主觀上決不發“傷人”的評論，同那種“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洋場惡習完全相反。
《讀書與出版》介紹
《讀書與出版》第一期(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出版)頭一篇文章是很有味道的。它的題目叫做《介紹一本大書——上海》。這標明了刊物的宗旨是要人讀“活”書，即同社會實踐相結合。文章開宗明義說：
包含了三百到四百萬人口的上海是多複雜的一個社會，而且又正當這抗戰結束以後，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的各方面都進入大波動的時期！在上海這個地方，這個時候，有著各式各樣的苦痛和喜歡，來自每一不同方面的人的要求和願望，也有無恥的荒淫，有笑，也有眼淚，有中國的過去，也有中國的將來。總之，有著我們幾乎不能想像的複雜情形。
接著，文章沉著地向那時的“讀書人”提出了這樣的一個任務：
為了使得我們有一些書刊報紙能夠豐富地反映出上海，反映出上海的各方面的生活，各方面的要求和願望，也就需要無數生活在上海中的人來努力——來觀察，調查，研究，描寫，記述，……我們說，文藝要反映現實的生活，又說，理論要和實際結合，又說，個人的生活要和民眾結合在一起。那么我們就不應忘記這環繞著我們的最現實不過的上海，以及上海的三百萬人口。
這篇短文只一千字，沒有用多少篇幅去作冗長的說教，而是尖銳地提出了很多問題，留給讀者去思考，去學習，去做出結論。在一篇文章里硬是把一切問題都按自己的主張解決，這是雜誌文章的大忌。《讀書與出版》第一年的文章大體都沒有犯“忌”。這篇文章最後又歸結到刊物本身。它繼續寫道：
責任
《讀書與出版》的一個責任是介紹書籍，我想，在介紹許多可從書店買到的書以外，還應介紹一本大書——這就是上海。讀通這本書是不大容易的，但我們應該仔細地讀它。
這一段話寫得多么巧妙呵，真是入木三分；當然有點“伊索寓言”的筆法，但在一九四六年的上海，難道可以直截了當地說：親愛的讀者諸君，你們要讀書，可你們不要死讀書；書是傳播知識的工具，不讀書是絕對不行的，但是應當去認識“活”的書——社會，參加社會的鬥爭，這是一本非讀不可的大書。不行，這樣寫不行，只能轉彎抹角，而那時的讀者腦袋裡多一根弦，他們都懂得你說什麼。你說“上海”是一本大書，要讀懂它；讀者懂得“中國”也是一本大書，你非讀懂它不可—要讀懂它，就要參加它的鬥爭。
第一年《讀書與出版》是在那時上海生活書店編輯部編成的，那時設在當時霞飛路邁爾西愛路口的一個樓上。我記得在那裡工作的胡繩，沈志遠，戈寶權和我都給它寫稿——史枚是主其事的，他寫得最勤。
第二年《讀書與出版》改版，版口改大了，篇幅增加了，內容也擴充了。最初仍由史枚主持。後來政治形勢惡化，生活書店的首腦部移到香港，黨內外大批文化人也因為不能在這窒息的環境中生活和工作下去，除少數人轉入解放區外，很多都到香港去了。主持《讀書與出版》的史枚也調港。決定由我繼續把雜誌辦下去，也把編輯部支撐下去。雜誌內容擴大，但風格仍然保持原來的樸實無華以及迂迴曲折做文章的方法。立場仍然是鮮明的，即人民大眾的立場，但態度是溫和的，面貌是親切的。例如第三年第一期(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有一篇專論《新形勢和新認識》，滿紙說的是國際局勢，其實處處都寫國內形勢。文章開頭就指出：“業已過去的是消極的‘團結以求和平’的階段，今後的是積極的‘鬥爭爭取勝利’的階段。面臨著這新舊形勢轉換的我們，是不是思想上已經隨著形勢的發展而跟著發展了呢？這是我們每一個人今天應該好好檢討一下的一個問題。”文章提出了新的形勢需要新的鬥爭方式，“而這方式不僅已經從世界人民的經驗中創造出來，而且其正確性已經開始為事實所證明，那就是更加依靠民眾，放手進行鬥爭。”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文章指出，如果我們的思想跟著提高，那么，我們就不會悲觀，而且不會被“紙老虎”所嚇倒，“對民主人民勝利的前途，就一定有更高的信心。”
如果說這篇專論是針對時局悲觀論的，那么，登在第三年第四期上的《總結關於“自由主義”的論爭》一文，就是抨擊那一年(一九四八)掀起的第三條道路的思潮寫的。這篇文章署名“龐欣”，這是宦鄉的筆名——文末署“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作的，登出來是四月十五日。我記得很清楚，是我到宦鄉的家“迫”他寫出來的；一共去了兩次，頭一次就文章內容談了一個晚上，第二次去他還未寫完，我坐在他的書桌旁“等”著一個一個字寫完了。那時寫文章是一種戰鬥，環境雖那么險惡，戰鬥卻不會停止的。用“總結論爭”的形式來表達我們的意見，這也是一種曲折的手法。原來那一年年初，上海《大公報》發表了一篇題名為《自由主義者的信念——辟妥協、騎牆，中間路線》的社論，掀起了一場關於“自由主義”的論戰。這場論戰的政治意義是很大的，它首次為駁倒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觀點廓清了道路——當時所謂“第三條路線”，就是擯棄國共兩黨，讓神往西方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上台“收拾局面”。這在當時是很反動的觀點，實際上是看到優勢已落在解放力量的一邊，意圖挽救國民黨的頹敗局勢的輿論。《讀書與出版》不是政論雜誌，它沒有發表論文參加論爭；但是它有責任把論爭的焦點以及我們的主張通報給讀者，因此我請當時主持《文匯報》筆政的宦鄉來寫一篇綜合分析文章，給那些不利於解放戰爭和建立人民共和國的觀點來個迎頭痛擊——宦鄉以寫國際問題著名，但我知道他深研理論，對時局了如指掌，因此去求他為雜誌寫篇總結文章。他慨然應允，並且按照指定日期寫成了。這篇文章反映很好，讀者紛紛來信表示他們欣賞《讀書與出版》做出這樣的“評論的評論的評論”。
從第二年第九期(一九四七年九月)起，《讀書與出版》增設了《問題解答》專欄。第一次刊出專欄時有這么幾句話說明了編者的意圖。話是這樣說的：
讀者來函中，常有“什麼是……？”“為什麼……？”“怎么樣？”等問題，普通是直接函復了，有些則在學習合作欄(按：這就是上面提到持恆函授學校的專欄)提出討論，從前(還)有一部分在信箱中發表；現在我們感覺到不夠。單單增設小辭典式的名詞解釋，恐怕也還不夠，所以採用了這問題解答的方式。
《問題解答》設兩類一類：講經濟，一類講國際，分別由楊培新(後來由欽本立和婁立齋)和梅碧華(陳翰伯的筆名)擔任，有時也有貝遜(我翻譯福斯特《新歐洲》一書時所用的筆名)的解答。有的問題是從讀者中來的，有些問題則是讀者關心而由我們提出的——第一次刊出的《問題解答》(經濟欄)，是評論國民黨中央銀行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調整外匯牌價引起的後果——這涉及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生活水平下降等等，直接關係到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執筆者又用最通俗的答問方式表達的。事實證明這種評論(問題解答)是那時讀者最歡迎的。同年(一九四七年)底姜椿芳革新《時代日報》時採取的措施之一，就是設三個半周評論專欄——軍事、經濟、國際。半周軍事評論最受歡迎，由姚溱(用“秦上校”筆名)執筆，利用解放區的材料，向廣大人民傳播我軍節節勝利，蔣軍日日潰敗的信息。半周經濟評論由楊培新執筆；半周國際評論由用“觀察家”的筆名撰寫。這是順便提及的，足以證明《讀書與出版》採用《問題解答》方式來傳播信息在當時如何受讀者歡迎。
如果不提到每期幾篇短小辛辣的“筆談”以及傳播國內外書籍信息的《書市散步》(史枚執筆)和《國際文化風景線》(由我執筆)，則介紹是不完全的。“筆談”基本上是編委寫的雜文，如第三年(一九四八)第一期有三篇，分別由杜老(國庠)，周老(建人)和陳翰伯執筆——其中一篇《元旦試筆》引導讀者要“從反面或者夾縫裡去了解”時局的動向；另一篇《把過去作一個結算》，指出“就是僅僅為了生存，也非衝破黑暗，求得光明不可了。”最後一篇《新聞自由一例》用事實駁斥那時宣揚的什麼美國式“新聞自由”，說那不過是“以製造和散播謠言為最大的快事”。三篇短文都是切中時弊，讀來為之一快的。至於《書市散步》則是史枚創立的風格，後人少有能達到那種境界的。例如《書市散步》中有一則訊息寥寥數百字，介紹了兩本當時極為人所關注的新書。訊息說：
新華社的記者從東北回來後，詳盡的介紹那淪陷了十四年而終於被人民解放，現在則又面對著新的苦難的肥沃土地的，有連載於《時代》雜誌上的周而復的《東北風雲》(尚未刊完)，和《新華日報》出版的單行本——劉白羽的《環行東北》。兩作是各有所長的。以《環行東北》來說，全書十三章，足使我們了解東北人民過去如何受侮辱受損害以及如何苦鬥。關於不久以前的四平街會戰，傳說中的農民翻身等，也有報導。
還有比這樣的“散步”得來的信息更簡潔更充實更有傾向性的么？再看另外一則——
茅盾的一個舊譯《文憑》，在永祥(出版社)重版。作者是丹青科，蘇聯的名戲劇家。他的以輕鬆的筆調來敘述其理論見解的回憶錄，中文名《文藝·戲劇·生活》的譯本，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如果不大有興趣於這位作家的理論見解，那末談談《文憑》這本小說是好的，尤其對於女讀者。這是寫一個出身於貧農家庭的女兒，升而為鄉居的貴族地主的不正式的妻，從實生活中得到要做獨立的人的志願，而‘自謀生活”起來。這帝俄時代的故事，的確比膚淺的“革命”說教可取多了。
有性格，有稜角，有風趣。這就是史枚創始的《讀書與出版》報導書訊的“個性”，這不是很可取的個性么？
《讀書與出版》雖是個小雜誌，但寄稿的作家卻是很廣的，比如搞科學的夏康農，黃宗甄，搞教育的孫起孟，搞文學的蔣天佐，楊晦等等都“有求必應”。這份雜誌先後有幾個連載，後來都出了單行本，算是《讀書與出版》的副產品。其中包括胡繩的《從人物看近代中國》——就是後來作者改寫為《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的。杜老寫的關於先秦諸子哲學思想的連載，後來輯成《先秦諸子思想》一書，收在生活書店的青年自學叢書里。戈寶權的《蘇聯文學講話》一書也是青年自學叢書的一種，原來也在這個雜誌上連續發表。
到一九四八年秋冬之交，時局發展很快，《讀書與出版》幾個編委相繼撤出上海，生活，讀書，新知這三家書店已在香港正式合併為三聯書店。黑夜將盡，黎明將至。我們在當年年底的上海報紙上刊登了停刊啟事，這個啟事是與上述三家書店宣告停業的啟事同時刊出的。
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即將開始了。——對於《讀書與出版》來說是這樣，對於它的廣大讀者來說也是如此。
難忘《讀書與出版》
抗戰勝利後，上海生活書店創辦的《讀書與出版》月刊是一份很有影響的刊物。
一九四六年四月創刊的一至八期，主要是介紹生活書店出版物的宣傳性小冊子。三十二開本，沒有封面，文字排版不加行距的鉛條，密密麻麻的看上去有點簡陋，但內容精彩，編輯藝術是精巧的。應該說，這也是復刊，因為戰前的生活書店曾經出版過《讀書與出版》，一九三五年五月先後由平心、艾寒松、張仲實、林默涵編輯，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停刊。這次由史枚主編。
史枚（一九一四——一九八一），生前為三聯書店《讀書》雜誌的副主編，是位資深的老編輯。在重慶生活書店，他與艾寒松合編過《讀書月報》。一九三九年去新疆，被軍閥盛世才逮捕入獄。抗戰勝利後復員回上海。他編的《讀書與出版》篇幅無多，因而文章短小精煉，幾無長篇大論，形成刊物的一大特色。另外一個特點是“專欄”多。史枚化名子起每期寫“書市散步”專欄，三言兩語地向讀者推薦一些可讀的新書。“信箱”則是編者與讀者的直接交流，如讀者詢問應該讀哪些文藝理論書，編者指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小冊子是必讀的。這在當時也要有一定的膽識。此外，陳原化名柏園專寫外國書訊，戈寶權以“世界文學名著解題”為題，先後介紹了《約翰·克利斯朵夫》、《被開墾的處女地》，以及高爾基的《夜店》。他還用葆荃的筆名，扼要地介紹了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的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
“文化街滄桑錄”，專門介紹了上海四馬路書店街的歷史，分別談了商務與中華的競爭，以及線裝書和碑帖畫冊，從鴛鴦蝴蝶到黑幕武俠，等等。“雜誌回顧”專欄，分別談了《生活周刊》、《世界知識》、《新月》等。田漢撰文回憶了他主編的《南國月刊》。他說，自己編的刊物早已不存，“前年湘桂大撤退的時候，我由獨山到都勻。在那么一個荒僻亂離的山城的地攤上意外地發現了幾冊《南國月刊》。……我當作寶貝似的都給買回來了。接著桂柳淪陷，南丹失守”，他托四維劇校代為保存的東西，包括這幾冊刊物，在劇校從都勻倉皇退到貴陽的時候“被委諸道路，墊了馬足車輪了。”在亂離中奇遇的書緣，終於被戰火的厄運破壞了。田漢的感慨，引起了我們的同情。
一九四七年一月，《讀書與出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時，編者聲明：“本刊從這一期起充實內容，擴大篇幅，刷新版面。”改版後，加了套色封面，開本放大為二十五開，長篇論文的分量明顯加重，隨之淡化了原有的書刊廣告的宣傳色彩，但也保持了新書目的連載。戰後，書店原計畫創刊《讀書月報》，現在明示讀者計畫有所改變，《讀書月報》的任務即由《讀書與出版》承擔。此後，史枚編了若干期後調往香港工作，改由陳原負責，並組成五人編委，其他四人是陳翰伯、杜國庠、周建人、戈寶權。作家艾明之也參加了編輯工作。
刊物原有的專欄基本上保留下來，陳原除了寫專欄“國際文化風景線”外，又新開設了“書堆里的漫步”。陳翰伯除參加“筆談”專欄外，還以梅碧華的筆名發表了不少國際時評。周建人除寫“筆談”外，還寫了科學小品《早春的野花》；《阿Q時候的風俗人物一斑》，更是一篇被人忽略了的有關魯迅研究的文章。樓適夷則在“雜誌回顧”里回憶了左聯刊物《文藝新聞》。詩人陳敬容寫的《讀書雜記》，分別談了四本書。三本是譯作，即傅雷譯的《約翰·克利斯多夫》，曹靖華譯的蘇聯小說《虹》，盛澄華譯紀德的《日尼薇》，一本是介紹師陀、柯靈改編高爾基的話劇《夜店》。每題的篇幅都不長，寫法也很隨便，最後一題，全文如下：
黃昏時讀師陀、柯靈改編的《夜店》，一口氣讀完，不禁拍案叫絕。改編外國劇本而能如此鬼斧神工，真不容易，據說演出也極成功。高爾基的劇作，有些地方和契訶夫很近似，寫舊時代人物的悲慘生活刻劃入微。
想起一個朋友信中所說的：“寫來寫去還不是那么回事”，頗有同感。真的，讀了別人的好作品，才更發現自己的空虛。
如果環境許可，倒真想閉門讀上幾年書，然後跑出去流浪幾年，多多地體驗生活，再從事寫作。
我以為這類篇幅短小的讀書雜記，也是書話的一體。借著談一本書，能夠傳達出作家的某種內心感情，讀者也會接受的。總之，編者通過這些生動有趣的專欄文章，引領讀者在自然親切的閱讀中去觀察社會現實，接近真理。難得的是不僅沒有進行說教，也不擺什麼唬人的空架子。
《讀書與出版》在國民黨嚴酷的壓迫下，一直堅持到一九四八年九月，即第三卷第九期停刊。那時，陳原奉命南下香港，陳翰伯奉命轉移到北方。到了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末，陳翰伯、陳原、史枚等又一起籌辦了在三聯書店出版的《讀書》雜誌。人們幾乎已經忘記了他們先前的勞作。
民國期刊
| “民國雜誌”指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前出版發行的雜誌、期刊等。它的內容反映了我國近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諸領域的歷史發展軌跡。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琉璃廠和上海福州路文化街上，民國雜誌賣價只有幾角、幾分錢一本，如今作為收藏品已升值到十幾元至近百元，且堂而皇之進入拍賣殿堂，成了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其價值亦隨之登上新台階，令人刮目相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