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傅斯年1909年，就讀於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回響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
1918年夏，受到民主與科學新思潮的影響，與羅家倫、毛準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響頗廣，從而成為北大學生會領袖之一。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後因受胡適思想影響，反對“過急”運動；不久退出學運，回到書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學畢業後考取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負笈歐洲，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
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1926年冬，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任所長。此後數年，他一直工作在學界，掌管過西南聯大、北京大學以及台灣大學的校政，培養出了大批優秀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
“四·一二”政變發生後，傅斯年寫信給李石曾，表示贊同清黨。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底歷史語言所成立，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編。
1929年春，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廣州遷往北平，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後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1932年，他參加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社，在《獨立評論》周刊上發表的政論文章，擁蔣反共，但贊成抗日，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有所批評。[4]
九一八事變後，傅斯年於1932年10月出版了《東北史綱》一書，針對日本學者“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反動言論，從歷史角度詳細地論證了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史實，字裡行間洋溢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價值觀。此書後由李濟翻譯成英文，送交國際聯盟。《東北史綱》一書為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明確指出東北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公認之事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赴重慶，連續四次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
1939年5月，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
傅斯年1948年，當選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同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台北，併兼台灣大學校長。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嚴懲貪官污吏，整制政風，反對“中國走布爾什維克道路”；在學術上，信奉考證學派傳統，主張純客觀科學研究，注重史料的發現與考訂，發表過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論文，並多次去安陽指導殷墟發掘。他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期間，延攬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績。
晚年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醫生囑咐他少吃鹽或不吃鹽，並戒肉類葷腥。又查出患有膽結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55歲。
傅斯年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鍾”；其中，“傅鍾”啟用後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著作列表
其著作編為《傅孟真先生集》。
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第一卷）、《性命古訓辨證》、《民族與古代中國》（稿本）《古代文學史》（稿本）；發表論文百餘篇，主要有：《夷夏東西說》、《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之想像》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冊。
——《青年的兩件事業》，《晨報》，（7月3日，5日，1920年）
——《周東封與殷遺民》，《傅斯年全集》（以下簡稱《全集》），3：894—903頁。
——《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傅斯年檔案》，II：945。
——《中國近三百年對外來文化之反應》，《傅斯年檔案》，I：708。
——《發刊詞》，《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1，（1927年），3。
——《傅孟真先生集》，台北，1952年，5卷本。
——《傅斯年全集》，台北，1980年。
——《傅斯年選集》，台北，1967年，10卷本。
——《傅斯年學術論文集》，香港，1969年。
——《先秦文籍的演化》，“傅斯年檔案”，I-433。
——《性命古訓辨證》，《全集》，第二冊，492--736頁。
——《夷夏東西說》，《全集》，第三冊，823-893頁。
——《留英紀行》，《晨報》，（1920年8月6日、7日）。
——《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8月10日）。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觀察》，2：1（1947年），6-9頁。
——（孟真）《美感與人生》，《晨報》，（1920年7月7日、8日、9日、10日。）
——《歐遊途中隨感錄》，與史語所的行政檔案混在一起，沒有序號。
——《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新潮》，1：1（1919年），128—129頁。
——《時代的曙光與危機》，王泛森與杜正勝合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台北，1995年，34頁。
——《宋子文的失敗》，《世紀評論》，1：8，（1947年），5-7頁。
——《大東小東說》，《全集》，第三冊745-758頁。
——《談兩件努力周報上的物事》，《古史辨》，北京和上海，1926-1941年，7卷本，第二卷288-301頁。
——《東北史綱》，北京，1932年，此書由李濟改寫為英文。
——《歷史上的東北：一個大綱》，北京，1932年。
——（孟真）《要留學英國的人最要先知道的事》，《晨報》，（1920年8月12日、13日、14日、15日）
——《禹貢九州釋名》，“傅檔”，II-637。
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郭寶鈞，劉嶼霞，《城子崖》，南京，1934年。
《傅斯年先生二、三事》，《傅故校長哀輓錄》，台北，1951年，6—7頁。
“傅斯年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成就貢獻
於“研究所”
傅斯年回國後在中山大學教書，不久就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書才半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備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後他即任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
他以史語所為基礎，對中國近代學術事業作出很大貢獻。為近代中國學術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到史語所領導研究工作，如：陳寅恪、徐仲舒、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李濟、董作賓、梁思永。1927-1937年是史語所的鼎盛時期，傅斯年收羅很多人才到史語所來。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大家，如：陳槃、石璋如、丁聲樹、勞乾、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尋、全漢升、鄧廣銘、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董同和、馬學良、張琨、逯欽立、周法高、嚴耕望等等。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過傅斯年的培養，都或多或少繼承了他嚴謹的重材料、重考證的學風。
搶救、整理明清檔案。清朝內閣大庫的檔案，內有詔令、奏章、則例、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殿試卷及各種簿冊等，是極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從晚清宣統元年（1909年）國庫房損壞搬出存放後，幾經遷徙、幾易主人，潮濕腐爛、鼠吃蟲蛀，損失極為嚴重。其中一次主管者——歷史博物館以經費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價格將此8000麻袋總計15萬斤的檔案賣給造紙商拿去造紙。著名考古學家馬衡大聲疾呼，由傅斯年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萬元將這批幾乎要進造紙廠的檔案買下，然而已由15萬斤減為十二三萬斤，少了2萬多斤。搶救下這批十分珍貴的檔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於“考古”
科學發掘河南安陽殷墟。傅斯年極重視史料和新史料的獲得。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說：“（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視清檔案的搶救整理和殷墟的發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擴張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在傅斯年領導史語所的同仁科學發掘河南安陽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歷史。19世紀末葉，安陽一帶的農民在耕地時偶然發現了一些甲骨片，藥材商人便當做龍骨來收購，引起學者的注意。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先後出版了劉鶚的《鐵雲藏龜》、孫貽讓的《契文舉例》、羅振玉的《殷墟書契》等。其後，王國維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歷史，寫出《卜辭中所見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論》等名作。
這一來，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古董商、藥材商蜂擁而至。殷墟現場受到嚴重破壞。
傅斯年遂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批准，由史語所考古組正式組織人員去小屯發掘。開始困難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義、利己主義、風頭主義一時俱來，他們阻撓發掘或強制停止發掘。傅斯年親到開封（當時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權威，下依河南開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辦事才幹，人事關係才得疏通好，發掘工作才得順利進行。
從1928年到1937年，10年時間，殷墟發掘大小共進行15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數次親到小屯視察指導。規模最大的一次發掘是第13次，時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安陽。石璋如回憶說：“那時是殷墟第13次發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為殷墟發掘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國的考古工作在國際間最煊赫的時期。約在五月中旬，氣候已經相當的熱了，他和法國的東方學者伯希和先生到達安陽……伯希和先生對著那樣偉大的陵墓，那樣排列整齊的小墓，那樣大量並精美的燦爛的器物，在孟真所長面前，不斷的驚訝和讚嘆！”“九·一八”事變以後，日寇侵我形勢日急。殷墟發掘被迫停止下來。
在中國近代科學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這是他對中國學術事業的大貢獻。
於“北大”
傅斯年是北京大學培養出來的，對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中，對北大也是特有貢獻的。1930年代是北大輝煌的盛世，教授陣營盛極一時，名家胡適、傅斯年、錢穆、陶希聖、孟森、湯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陳寅恪等都在北大講課。當時蔣夢麟是北大校長，但推動北大盛世出現的卻是胡適、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蔣夢麟回憶說：“當我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真因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辦公了。‘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傅斯年對北大的第二次貢獻，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時胡在美國，回國之前，北大校長由傅斯年代理。從敵偽手裡接辦北京大學，有很多棘手問題，如對日本統治下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如何處理便是一個問題。傅斯年決定一個不用。他給夫人俞大彩寫信說：“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難解除，把“天下”掃平，為胡適回校鋪好道路，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長以報胡適的決心。他給夫人的信又說：“實在說在這樣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人物軼事編輯
概述
傅斯年人物軼事1938年，傅斯年擔任國民參政員，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睬，但後來還是讓他抓住了孔祥熙貪污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並最終把孔轟下台。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也難逃此數。傅斯年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動，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個國民參政員一下子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歷史上也是並不多見的。
自北大畢業後，傅斯年考取了官費留學。從1919年至1926年，他先後留學英、德。留學期間，傅斯年一心撲在學習上。據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在《雜憶趙家》中記錄。當時的留學生大都“不務正業”，無所事事就鼓勵大家離婚，但這么多留學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來讀書、心無旁騖不理會男女的只有陳寅恪和傅斯年，以至於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在“許多留學生都以求得博士學位為鵠”的世俗風氣中，傅斯年連個碩士學位也沒拿到。但是，沒有人不佩服他的學問淵博。
傅斯年先生疼愛學生是眾所周知的。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腦溢血猝死於台灣大學講台，新聞報導曾廣播說“傅斯年先生棄世”，被其學生聽成了“傅斯年先生氣死”。於是台灣大學學生聚眾要求校方懲辦兇手，直到當時台灣國民政府官員出面解釋清楚，學生才退去。由此可見傅斯年先生深受學生喜愛。
已逝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憶文章記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時，偕我到各宿舍探視，並查看學生的一伙食。他一進餐廳，男生必高呼歡迎校長，女生則擁到他身旁。他去世後，學生們痛哭哀悼，是青年們發乎自然的真情。”
台灣大學校史館張小姐說：儘管傅校長執掌台大僅僅700餘天，可台大人始終將他視為“台大的守護神”，安葬他骨灰的校內植物園被命名為“傅園”。
五四運動
1919年的5月，北京的迎春花已經盛開。就在這一年的春天，北京爆發了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這就是“五四運動”。早在1916年，傅斯年就考入北京大學讀書。三年後的1919年，風華正茂的傅斯年不僅參加了震驚中外、關乎中國未來命運的“五四運動”，而且他還被推舉為學生遊行總指揮。
巴黎和會上，中國在列強面前成為一隻待宰的羔羊。被日本割占的山東，正是傅斯年的故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的這句名言激發出傅斯年強烈的愛國熱情。
“廢除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嚴懲賣國賊！”在遊行中，傅斯年與同學們揮臂高呼。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傅斯年帶領學生直奔趙家樓胡同，控訴賣國賊曹汝霖出賣山東的真相。傅斯年帶領遊行學生衝進曹汝霖府邸，曹汝霖倉皇逃跑。憤怒的學生隨之火燒曹宅（趙家樓），把“五四運動”推向高潮。
與胡適
1917年9月，胡適被北大蔡元培校長聘為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他與以往的老先生不同，沒有從神話中的三皇五帝講起，徑直就講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這不僅讓原來的老先生連呼“胡鬧，胡鬧”，而且也讓聽慣了老講法的學生們大為驚異，認為胡適不講三皇五帝，就是“思想造反”，不配做大學教授，有人甚至醞釀要將他趕出北大。顧頡剛是哲學系的學生，他聽了胡適講課，卻從中聽出了門道。他認為胡適讀的書固然不如原來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史學家”。他聽說有人想要趕走胡適的事，就請好友傅斯年聽聽胡適的課。傅斯年聽後也感到確有新意，很佩服他對內容的把握和他講課的風格。於是就給哲學系的學生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不錯的，你們不能鬧。”傅斯年平時在學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話，就將這場醞釀的風波平息下去了。
體胖
大概在學者中間，傅斯年的體胖是有名的。一次羅家倫問他：“你這個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質量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這樣的話真是能給肥胖的人壯氣。不過，關於傅斯年之胖的故事還屬以下這則最為有趣。傅斯年、李濟還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慶參加一個宴會。宴會結束，主人特別為他們三個人雇好了滑竿。六個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門前。第一個走出來的是裘善元，工人們見他是一個大胖子，大家都不願意抬，於是互相推讓。第二走出來的是李濟，剩下來的四個工人看比剛才出來的還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讓。等到傅斯年最後走出來的時候，剩下的兩個工人一看，嚇了一大跳，因為傅斯年比剛才的兩個人都胖得多，於是兩個工人抬起滑竿轉頭就跑，弄得請客的主人甚是尷尬！我想許多人看到這裡都會莞爾一笑，因為在四川抬滑竿的，實在沒有太壯的人！
決鬥
還有一次為中醫問題，傅斯年反對孔庚的議案，兩個人激烈辯論，孔庚當然辯不過傅斯年，於是在座位上開始辱罵傅斯年，說了許多的粗話，傅斯年氣得說：“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要和你決鬥。”等到會散之後，傅斯年真的攔在門口要和孔庚決鬥，可是他一見孔庚七十幾的年紀，身體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將雙手垂了下來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了罷！”“背叛”師門
傅斯年生於山東聊城一個沒落的名門望族。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漸是清朝建立後的第一個狀元，其後，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計其數，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東傅氏有“開代文章第一家”的稱譽。但是到了傅斯年這一代，傅氏家學雖然依舊淵源，但已經沒有什麼生活質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間的生活費用，就是靠別人接濟的。傅斯年的國學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學時，雖然只有十幾歲，但儼然一位“國學小專家”。他的治學功底甚至強過了北大當時的某些教授。據傅斯年好友羅家倫回憶，“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錯誤……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自己對於這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適當的時候，這門功課重新調整了。”傅斯年本是黃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機緣，傅斯年竟“背叛”師門，成了胡適的學生。胡適剛到北大教授中國哲學史的時候，因為講授方法和內容特別，在學生中引起不小的爭議。有人認為胡適遠不如國學大師陳漢章，想把他趕走；有人則認為，胡適讀的書雖然沒有陳漢章多，講課卻頗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學系的學生，但在同室顧頡剛的鼓動下去旁聽了幾次胡適的課。結果聽完之後非常滿意，於是傅斯年對哲學系幾位要好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由於傅斯年在同學中的威信，年輕的胡適在北大講壇站穩了腳跟。後來回憶起這段日子時，胡適感慨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參政而不從政
他在擔任國民參政員時，曾經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睬，但後來還是讓他抓住了孔祥熙貪污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蔣介石為保護孔祥熙，親自出面宴請傅斯年，想為孔祥熙說情。二人有這樣一段著名的對話。蔣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蔣介石無奈，只得讓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繼任行政院長。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對宋子文的胡作非為進行了猛烈抨擊。朝野震動，宋子文也只好在社會上的一片反對聲中辭職。
拒不做官
也許是聽膩了阿諛奉承的話，看膩了唯唯諾諾之態，蔣介石對傅斯年這個桀驁不馴之士不但沒有惱怒，反而欣賞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當官。早在1946年初，蔣介石就與陳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補充一個國府委員。陳布雷對蔣介石說，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適人選，蔣介石提議說：“找傅孟真最相宜。”陳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與秉性，對蔣介石說：“他怕不乾吧。”蔣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願當官，他很有信心地說：“大家勸他。”
結果，任說客說破了天，傅斯年堅決不肯加入政府。蔣介石死了心，轉而想拉胡適進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說服工作，結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對。在給胡適的信中傅斯年說，兩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沒有了說話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說話的分量。“一入政府，沒人再聽我們一句話”。他勸胡適要保持名節，其中有一句話極有分量：“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正是這句話，打消了胡適做官的念頭。
對於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氣節，李敖一直讚譽有加。在《李敖有話說》中他就說：“有一個學生領袖傅斯年，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適要採取跟國民黨並不很合作的態度。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這個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裡面的自由主義者，不做國民黨也不做共產黨，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蔣介石到台灣後，把傅斯年當作“座上賓”，時常邀請他到總統府吃飯，商議國事。李敖在《李敖有話說》中講了這樣一個細節：“到台灣來以後，有一天，當時的代總統李宗仁到台灣來，在台北的松山飛機場要下飛機的時候，蔣介石跑去歡迎李宗仁。在松山機場的會客室裡面，蔣介石坐在沙發上，旁邊坐的就是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發上面翹著二郎腿，拿著菸斗，就這樣叼在嘴裡，跟蔣介石指手畫腳講話。其他的滿朝文武全部站在旁邊，沒有人在蔣介石面前敢坐下。憑這一點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灣的地位。”
遺憾的是，這位敢說話、辦實事的台大校長，來台灣不到一年，就在參加省參議會第五次會議時突然倒在了議會廳。蔣介石聞訊後，立即派行政院長陳誠前去指揮搶救，動員台灣所有名醫，不惜任何代價搶救傅斯年。他本人則守候在電話旁，焦急等待陳誠每半小時的匯報。傅斯年因腦溢血去世，享年僅55歲。
離世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蔣夢麟召集的“農復會”一次會議，討論農業教育改進和保送台大學生出國深造問題。在這個會上，傅提了不少意見，據在現場的人回憶說，他一會兒用漢語講話，一會兒用英語和美國人交談，一會兒漢英交雜，滔滔不絕地大發宏論。兩個多小時的會議，他講的話比任何人都多。午飯後稍事休息，傅又於下午2時許趕往省議會廳，列席台灣省參議會第五次會議。這一天，參議會上所質詢的問題全是有關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務。下午會議開始後，傅斯年登台講話，但主要由時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的陳雪屏作答。到了5點40分左右，參議員郭國基突然蹦將起來質詢有關台大的問題。這郭國基乃台灣省屏東人，生於1900年，曾留學日本。此人好勇鬥狠，一生的理想追求就是造反起事，占山為王，或先把天下搞亂，然後再由他出面來個“天下大治”等。在日本留學時，郭氏就開始率領李鐵拐、張歪嘴、王拴狗等一幫烏合之眾與流氓無產者，打起“蒼天已死，國基當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鬧將起來。抗戰勝利後，他對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極不甘心，再度以流氓無產者的姿態和當地碼頭黑老大的形象，糾集蔣渭川、王添灯等一批流氓惡棍加日治時期豢養的漢奸走狗，與以國民政府接收大員陳儀為代表的台灣省行政公署長官公開叫起板來，對大陸赴台軍政官員極盡醜化、污衊之能事。未久，郭又鯉魚跳龍門，一躍成為台灣省參議會的議員和立法委員。坐上政府大員專用木頭皮椅的郭氏，大有小人得志的做派，無論在什麼場合，總是難以收斂流氓無產者的本性，胡亂髮一些聰明中伴著糊塗、道理中伴著歪理邪說並散發著燒殺劫掠火藥味甚濃的長篇宏論，氣焰凶妄，舉止輕狂，江湖上人送外號“郭大炮”。
意想不到的是，作為台大校長的傅斯年竟與這樣一個流氓惡棍在議會大廳遭遇了。
當時的台灣大學屬台灣省政府撥款，故“郭大炮”便以地頭蛇身份，怪叫著向“傅大炮”開起火來。據在場者事後透露，郭的發難主要是國民黨教育部從大陸搶運來台並存放於台灣大學的器材如何處理，以及放寬台大招生尺度等問題。此事看起來簡單，而又十分敏感、複雜、棘手。如台大之招生，尺度已儘量放寬，招生人數已達最大限度，但各界仍不滿意，特別是郭國基輩糾集部分失意政客，以各種方式和手段向學校施加壓力，惹得傅氏極其惱火憤怒。今日郭氏之質詢，當然需由傅斯年親自答覆，於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講話。在回答完上述兩個問題之後，郭又提出台灣大學用的是台灣人的錢，就應該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灣土著學生，否則便是與台籍人民作對云云。傅針對郭的無知狂妄，開始予以反擊，在講台上大談其辦學的原則、規矩、計畫與理想等，並稱台大考試對台籍學生已儘量照顧，考慮到台籍學生的國語水平較差，光復未久，在錄取時專門規定國文科分數比大陸學生降低10分錄取等。講著講著情緒激動起來，傅說道：“獎學金制度，不應廢止，對於那些資質好、肯用功的學生，僅僅因為沒有錢而不能就學的青年，我是萬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們摒棄於校門之外。”最後他高聲說道：“我們辦學，應該先替學生解決困難，使他們有安定的生活環境，然後再要求他們用心勤學。如果我們不先替他們解決困難，不讓他們有求學的安定環境，而只要求他們用功讀書，那是不近人情的……”
講完話時，大約是6時10分，傅斯年滿含怨氣地慢步走下講壇。就在即將回到座位時，他突然臉色蒼白，步履踉蹌，坐在台下的陳雪屏見狀，趕緊上前攙扶，傅只說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陳雪屏懷中昏厥過去。離得較近的議員劉傳來趕緊跑上前來，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員的坐席上，讓其躺下，順便拿陳雪屏的皮包做了枕頭。從此傅進入昏迷狀態，再也沒有醒來。
學術貢獻
傅斯年著作傅斯年在歷史學研究方面，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 《東北史綱》（第一卷）、 《性命古訓辨證》 、《古代中國與民族》（稿本）、《古代文學史》（稿本）；
發表論文百餘篇，主要有： 《夷夏東西說》、 《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之想像》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冊。
人物評價
他是胡適的學生，但是在胡適的前面，胡適說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胡適當年剛進北大做教授，就發現有些學生比他的學問好，而他在北大講中國哲學史之所以沒有被學生趕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護人”。
可是恨他之極的周作人卻認為傅斯年不過是一個外強中乾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顯示得大膽，動不動就叫囂，人家叫他傅大炮，這正中了他的詭計。”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後，西南聯大解散並遷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長，欲替胡適回國主持校務掃清障礙，嚴格執行他所說的“北大決不錄用偽北大的教職員”，認定“漢、賊不兩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人物影響
傅斯年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上，以他的學術、為人，特別是獨特的性格，成為一位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學人。上世紀50年代以後，因為地處兩岸，他又未及下壽而英年早逝，於是漸漸淡出於內地學術界，甚至有些後起的文史學者已不太熟悉其人。近年來傅斯年似乎重新為海內外學術界所關注。全集、傳記、各種專門性論文的相繼問世以及多次召開的學術研討會等，均足以證明他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學者。綜觀傅斯年先生的一生，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
傅斯年傅斯年先生在青年時代，就奮不顧身地參加了“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五四愛國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向青年學生宣傳抗日愛國，組織社會各界，討論“書生何以報國”的嚴肅論題，強化民族意識。他更聯合一些學者趕寫《東北史綱》 ，充分論證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以駁斥日本散播的“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的謬論，其部分內容曾由另一位學者李濟譯成英文，遞交國聯調查團，受到應有的重視。抗戰前夕，傅斯年針對當局的退讓政策，大聲疾呼地號召學人“不南遷，不屈服，堅持到最後一分鐘”。抗戰初期他為故鄉愛國民主人士聊城專員范築先的殉國而寫下“一死泰山重”的贊詩，以鼓舞民族鬥志，並不斷撰寫《天朝———洋奴、萬邦協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戰場的前瞻》等評論時局性的論文。抗戰勝利訊息傳來，他毫不矜持，豪飲鬧市，與民眾同在街頭載歌載舞，共慶中華民族的偉大勝利。體現了中華學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意識，而這種感情意識對反擊當前海內外形形色色否定民族意識的謬論，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第二，傅斯年先生是一位認真負責的教育家和學者。
傅斯年著作他一生中主要以教讀和著述為業，主持過中研院、史語所、北京大學、台灣大學等教育、學術機構的領導工作，同時承擔著繁重的課題，又筆耕不輟地研究撰寫了不少有價值的著述。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前後，他領導安陽考古大發掘的工作，不僅為發掘工作掃清大量障礙，還為發掘工作創造了種種有利條件。他還搶救和整理了行將散失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和遺存了大量參考資料。20世紀初期，中國四大文獻的發現，傅斯年先生居其二，實為功不可沒。他對辦教育有其獨到的見解，“九•一八事變”後，他走出書齋，以身教帶動學生，還向學生宣傳抗日愛國思想，他曾重點探討學校教育問題，接連寫出《教育崩潰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和《再談教育問題》等文章以針砭時弊。1949年，他出任台灣大學校長時，曾面對眾說紛紜，雜言四起的狀況，他就學校存在的各種弊端陋規進行改革和探討，並寫出《台灣大學選課制度之商榷》、《台灣大學與學術研究》、《台灣大學一年級新生錄取標準之解釋》、《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和《中國學校制度的批評》等針對大學教育制度的論述。而1950年冬，他在省議會對議員質詢台大有關問題而進行論辯時，特彆強調大學招生必須公平而不徇私，更不能放低錄取水平的意見，由於慷慨陳詞，情緒激昂而倒在講台下，以身殉教育，成為壯志未酬的殉道者。
第三，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心胸坦率的性情中人。
這是他最惹人喜愛的地方。許多人多以他好發脾氣，說話直率而呼之曰“大炮”，這在知識分子中應是難得一見的。他能甩掉一些知識分子唯唯諾諾、謙謙君子、明哲保身等等慣習，努力擺脫在社會上的從屬地位，而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話。抗戰時期，他不滿意國民黨政府四大家庭中的孔、宋二家，激烈抨擊孔祥熙，並寫出《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的時論文章，一時廣泛流傳，終於迫使宋子文的辭職。試問知識分子中究有多少能有此壯舉？他對後學熱情關注，有時甚至會愛之深，責之切。我有位老友、已故的元史專家楊志玖教授曾對我談過傅先生和他之間的一段逸事。傅先生很鍾愛楊志玖這個學生，有意送他出國深造，並為之作好準備，但楊先生以自己年齡偏大，準備結婚而婉謝了，傅先生為此斥之為“沒出息”。楊先生一直對此事既遺憾，又感恩。這種真率性格，可能會得罪一些人，但卻是知識分子中少有的可愛性格。
任何人都會有過與不及的缺點，像傅斯年先生這樣性格的人，更所不免，尤其常會有某些過頭的事。最近著名學者袁良駿教授曾寫有一篇題為《不必為賢者傅斯年先生諱！》（《中華讀書報》2004年4月28日）的文章，議論
傅先生某些過頭的事，舉出了兩點：“一曰提倡‘全盤歐化'，對西方文化崇拜得過了頭”，“二曰對中國傳統文化否定過了頭”。文中舉出了若干例證，也確是傅先生青年時期的一些過激言論；但袁先生並未忘記人物所處的歷史氛圍而做出分析說：“傅先生當時正是一名年輕氣盛的大學生，有比較大的偏激情緒，並不為怪。成熟後，很多觀點便修改了。”這就給歷史人物一個比較公允的評論。
從學術成就和性情為人看，傅先生應該說是20世紀前半世紀有代表性的一類知識分子典型。他能古今相通，本土與域外兼容，並以獨立特行的人格標準處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知識分子典型，把他放到“一代學人”的位子上來研究他，是比較恰當的。
史學觀
傅斯年傅先生深受中西學術薰陶，在文化繼承上，德國客觀主義史學的影回響是其主要來源，同樣有國粹學派（乾嘉考據史學）的遺傳因子；在時代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背景上，中國近現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其物質生產力及其上層建築上的直接根源。史學研究，傅先生一方面要求“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一方面又凸顯域外客觀主義史學的真諦。對於所提倡的“史學即史料學”觀點，他本人坦然“中西文化的痕跡”：“本所同人（仁）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因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國，固為司馬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軟克（蘭克）﹑莫母森之著史立點。史學可為絕對客觀者乎？
傅先生的史學思想可用三句話概括：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傅先生以為史學生命與宗旨的根本所系是史料，提倡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把歷史學等同於自然科學。“今者決意設定（史語所），正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他認為史學家的責任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縫著的史料。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也就是保持“能利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地處理實在問題，因解決之問題更生新問題，因問題之解決更要求多項的材料”的精神；第二是“擴張研究的材料”；第三是“擴張研究的工具”。
傅斯年陳列館
傅斯年陳列館傅斯年陳列館是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有大門、大小迎壁、迎賓堂、百藝廳、傅氏祠堂、傅斯年銅像、傅斯年陳列樓、仁義牌坊、靜心閣等建築，雕樑畫棟，金碧輝煌。
祠堂原供奉清代開國狀元、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傅以漸，陳列樓內則是我國近代著名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傅以漸七世孫傅斯年生平陳列展覽。展覽設計新穎美觀，資料翔實豐富，古典風格，現代裝飾。特別是展廳內恢復的延安窯洞，毛澤東、周恩來、傅斯年等人的形象惟妙惟肖，生動逼真，給人以如臨其境、如見其人的感覺。是人們了解歷史、了解先賢的旅遊勝地之一。
景點地址：聊城市東關大街111號
民國人物（四）
| 中華民國是從清朝滅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期間的國家名稱和年號。簡稱民國。位於亞洲東部、東臨太平洋，成立於1912年的民主共和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及聯合國五個主要創始會員國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