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敏

任中敏

任中敏(1897~1991),中國著名詞曲學家,戲曲理論家、敦煌學家。原名訥,曾用筆名二北、半塘。江蘇省揚州市人。他畢生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著述500多萬言。其學術成就主要在詞曲和唐代音樂文藝的研究方面,理清了漢樂府、敦煌歌辭、聲詩、詞、散曲的音樂線索,並橫向梳理了唐代與音樂有關的各門類藝術,創建了相關理論。1991年,獲國務院頒發的“為發展高等教育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獎,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是國務院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導師。

基本信息

生平簡介

眾學者在任中敏銅像前鞠躬 眾學者在任中敏銅像前鞠躬

任中敏(1897~1991)中國現代著名學者、戲曲理論家、敦煌學家。原名訥,字中敏,號二北,別號半塘。揚州人。1897年農曆五月七日,任先生生於揚州的一個商人家庭。6歲時開始識字,15歲考入常州第五中學,19歲轉入揚州省立八中。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得到曲學大師吳梅賞識,遂專攻詞曲。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至揚州、南京等地執教,繼至上海大學、復旦大學教授詞曲。1923年任教於蘇州東吳大學,寓居吳梅家,盡讀詞曲善本。後執教於鎮江中學、江蘇省立棲霞鄉村師範等校。1951年任四川大學文學教授。1980年調回揚州工作,先後任揚州師範學院詞曲研究室主任、中國古代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1981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中國首批博士生導師。1991年12月13日,病逝於揚州,終年95歲。

任中敏 任中敏

任中敏畢生從事戲曲史、戲曲理論和唐代音樂文藝的研究。主要撰著有《敦煌曲初探》、《敦煌歌曲校錄》、《唐戲弄》、《教坊記箋訂》、《優語集》、《唐聲詩》、《敦煌歌辭總編》、《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等,這些論著對唐代戲劇、音樂作了有益的研究。其中,《唐戲弄》獲“第一屆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獲“第五屆中國圖書獎”榮譽獎,《唐聲詩》獲“江蘇省首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研究成果獎”榮譽獎。

學術貢獻

任中敏一生的主要事業,是研究古代詞曲和敦煌遺書。從二十年代,他以“二北”的筆名發表《詞曲通義》,《散曲叢刊》等著述數十種五百餘萬字,從而確立了詞曲研究宗師的地位。“二北”者,取北宋詞與北曲之義也。從四十年代起,他從北宋往前追研,從而開闢了唐代聲樂文藝學研究的新領域。

任中敏曾執教於四川大學 任中敏曾執教於四川大學
任中敏著述 任中敏著述

任中敏早年師從著名戲曲學家吳梅,致力北宋詞學和金元散曲及其音樂理論的研究,著有《作詞十法疏證》、《散曲概論》、《曲諧》等,另輯有元、明、清歷代散曲作家集30餘種,編纂戲曲理論叢書《新曲苑》。在《新曲苑》中主要收錄了散見的曲話、曲論、曲韻、曲譜等方面的資料,為匯集和研究古典戲曲史料及其理論著作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任先生在戲曲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對戲曲起源的探討和研究。他的代表作《唐戲弄》(1958)是繼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以後,專門研討唐至五代的唐戲發展演進過程的著作。全書8章65節,,除了概述戲曲發展歷史外,還就辨體、劇錄、伎藝、腳色、演員、設備等方面,詳細論述唐代已粗具戲曲表演藝術的初期形態,並追索和考證唐戲的腳本、戲台、音樂、化妝、服飾、道具等特徵。從而提出“我國演故事之戲劇,固早始於漢,而盛於唐”,以及周有“戲禮”,漢迄隋有“戲象”,唐有“戲弄”,宋以後有“戲曲”的主張,反對割斷宋元戲劇院和唐戲劇之間的承啟聯繫,他的著述還有《古劇衡源》、《傀儡戲探源》等專題論文,和採錄西周以來歷代俳優藝人的優語《優語集》。

新中國成立後,任中敏受聘為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這時他正醞釀著學術生命中的一次飛躍,確定了一個嶄新的學術工程:唐藝研究。今天的學術界稱為唐藝學。這是任中敏創建的一門新學科。這裡的“唐藝”,特指與文學相聯繫的“藝”,尤其是音樂文藝。其研究對象包括唐代的“戲弄”(唐代的戲劇)、“聲詩”(配合歌唱的齊言詩歌辭)、“雜言歌辭”(民間的及文人借鑑民間形式所作的“長短句”歌辭)、“大曲”(較大型的歌舞及與之相配合的歌辭)、“著辭”(酒宴中的歌、舞與之相為一體的歌辭)、“說唱”(說、唱結合以述故事)等。聯繫到他早期的學術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他對一些傳統的命題,如詞的起源、古代戲劇的發生、發展的段落形態等等,獲得了全新的認識;而其深層的意義,則在於展示文學在社會活動中的功能和價值,打破學術界長期以來單一的作家文學和文本主義的研究傾向,從而有助於對“古代文學”作一全面而生動的考察與理解。

自五十年代始,任中敏先生對唐代音樂文藝進行開拓性研究。他的《教坊記箋訂》雛形成於1952年,後經改進,於1962年7月由中華書局出版。該著首列“唐代音樂文藝研究發凡”,於研究唐代音樂文藝頗開門徑。他指出:“唐代音樂頗盛,詞章頗盛,伎藝頗盛,凡結合音樂之詞章與伎藝,茲簡稱曰音樂文藝,訂為此項之研究對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近90萬字的《唐聲詩》,可視為任中敏唐代音樂文藝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二十世紀唐詩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標誌性成果。全書以追溯源流、辨明格調、建立理論的綜合研究方法,探得唐代詩樂及唐人歌詩實況,於長期以來重文不重聲的唐詩研究中具有別開生面的特點,豐富了人們對唐詩藝術的認識,使唐詩許多特點的成因得到更加貼切合理的解釋,並為後來者研究“聲詩”打開了思路。

任中敏深入研究了聲詩在音樂性質上與燕樂、清樂、胡樂的關係,在伎藝形態上與舞蹈、大曲、雜歌、雜吟的關係,並在此基礎上解析了聲詩與長短句歌辭體的關係,提出唐代之歌辭乃齊雜言並舉並存,齊言對雜言的影響固然有,但絕非如若干學者所言雜言體由齊言體孕育轉化而成,二體是“兄弟關係”,而不是“父子關係”,這對過去的詞之起源說乃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反撥。

任中敏的學生胡喬木 任中敏的學生胡喬木

所著《唐聲詩》對於相關材料的搜羅極其豐富。一是收集整理了唐代確實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曲調名;二是從唐代文人詩集及民間歌辭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確曾歌唱、或有歌唱之可能的齊言歌辭;三是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相關記載,並綜合論述了各種觀點,為唐代文藝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敦煌學研究

任先生對於敦煌學有精深獨到的研究。任中敏研究敦煌遺書達20多年,先後出版《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錄》。在他的力作《敦煌歌辭總編》里,他為敦煌歌辭的研究製作了一份詳細的年表,並按照雜曲、只曲、聯章、大曲等體裁,分類收錄了敦煌歌辭一千五百餘首,同時對所有歌辭都進行了嚴格的訂正、辨偽、復原、分析、比較和研究。是對宋詞和金元散曲研究的新見解。

敦煌遺書中歌辭的整理,二十年代只有羅振玉《敦煌零拾》所收法藏本《雲謠集》前半部和朱孝藏《彊村叢書後編》所收英藏本《雲謠集》的後18首,加上零星雜辭,總數不滿百首。四十年代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問世,收辭160餘首。五十年代,由於我國國際交流的日益廣泛,學者視野開闊,到任中敏編《敦煌曲校錄》時,已收曲子及大曲540餘首。六十年代,香港學者饒宗頤和法國學者保羅·戴密微合撰了《敦煌曲》一書,錄辭318首。七十年代初,任中敏著手編撰《敦煌歌辭總編》,到1984年才告完成,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把敦煌寫卷中的歌辭擴輯到1500餘首,全書既有總集性質,又帶有總編性質,合歌辭與考訂、論述於一編,反映了敦煌學研究的最新成果,為史、選兩家的敦煌研究鋪平了道路。

發憤著述

任中敏的學術成就是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獲得的。從不被理解到一部部巨著艱難辛酸地出版,被戲稱為“敲鑼賣糖(唐)”事業。

任中敏《散曲叢刊》 任中敏《散曲叢刊》

在1980年以前的近30年裡,由於政治的原因,他幾乎沒有上過講台;居住在成都焦家巷、壁環村或水井街的一處陰暗狹小的房間裡;白天背著裝有熱水瓶、舊日曆紙片的背簍往圖書館讀書,晚上整理所抄錄的資料,凌晨時伏案寫作。在中國的學術史上,這是一個相對蕭條的時期,但性格剛強的任中敏卻使它成為學術生涯的黃金時期。1955年,在接受肅反運動隔離審查之前,任中敏完成並出版了《敦煌曲校錄》和《敦煌曲初探》兩部著作。1962年前,任中敏以右派和歷史反革命的身份,撰就了《唐戲弄》、《教坊記箋訂》、《唐聲詩》、《優語集》等4部書稿,並出版了前面兩部。文化大革命毀掉了他的全部手稿,包括篇幅達數百萬字的《唐宋燕樂集成》;但他利用勞動改造的餘暇發憤編著了《敦煌歌辭總編》。此書後來伴隨他作了兩次遠途遷徙:1978年,在旅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兼職研究人員之時,他藉助北京圖書館的縮微膠捲對全書資料作了校訂和補充。1980年回到故鄉任揚州師院教授後,他續加補訂,在90歲那年看到了這部作為畢身學術之總結的巨著問世。以上7部著作,300多萬字,以曲藝、戲劇、音樂之三足,支撐起了一個系統的唐代文藝學。1981年,已是85歲高齡的任中敏,由揚州師院向國家申報碩士生導師資格,而被國務院批准為首批博士生導師,這是異數。他一共指導了3位博士生,其中有兩位現已在他們就讀過的博士點上繼承老師的事業,擔任博士生導師。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認為宋以前“不具備真正的戲劇形式”,任中敏對此首先提出懷疑。而戲劇作為聲樂文學與藝術的結合,古代無錄音、錄像資料,正統文學史家也不屑一顧,其文字載錄多存在於民間教坊與石窟之中,人們難以見到。任先生冒雨衝風,訪賢探幽,搜得數千萬言原始資料。然後爬羅剔抉,排比勾玄,形成自己獨立而系統的見解。1951年,54歲的任中敏經中共中央西南局統戰部介紹,擺脫設攤賣豆的生涯,到四川大學任教。他訂立了一個宏大的計畫:寫《唐藝發微》八大部著作,每部一百萬字左右,並尋求出版社出版。他說,從此不賣五香豆,改為賣糖(唐),敲鑼賣糖了。

任中敏1946年題詞 任中敏1946年題詞
任中敏塑像 任中敏塑像

1955年6月11日,任先生58歲生日時《唐戲弄》擱筆。《唐戲弄》是他計畫中《唐藝發微》的第一部,計90萬字,以大量史料論述唐戲之盛。他從劇目、曲詞、道具、程式等方面作全面考察,將唐戲分為八大類:1、聲詩;2、長短句;3、大曲;4、變文;5、戲弄;6、酒令;7、雅樂歌辭;8、琴曲歌辭。這本書的出版,將會向廣大讀者打開唐代聲樂文藝百花園的大門。可不幸的是,1957年任先生被錯打為右派。第一顆“糖丸”未被賣出,就面臨關門歇業之險,作家出版社獨具慧眼,仍願擔風險出這本書,就同先生商量,改個名字。任先生說:“這好辦,只要書能出來,隨便叫什麼都行。前人搞全唐詩,我不敢同他比。我論唐戲,只談戲劇,不談排優、百戲,只是一個‘半邊體',算半個唐,就叫‘半唐'吧。”出版社在排印時,“唐”前又加個土旁,成“半塘”。任老提出去土旁,但已來不及改。從此“半塘”這個名字叫響了古典文學研究界。

1962年,任先生的《教坊記箋訂》由中華書局出版。1980年,經他的學生胡喬木、蔣南翔與有關方面商談,調到揚州師範學院工作。1981年被國務院批准為首批博士生導師。同年《優語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1984年,《唐聲詩》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敦煌歌辭總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海內外學術界一致公認,120萬字的《敦煌歌辭總編》是敦煌學回到中國的宣言書(日本人曾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任老筆耕七十餘年,當《敦煌歌辭總編》出版的時候,他與學生王小盾合作的《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 、與助手童健合作的《唐著詞》也都列入出版計畫。從而,《唐藝發微》八大部的計畫基本完成。1987年6月,同人為他90壽辰慶賀,他致答辭時笑談數十年敲鑼賣糖的艱辛。譚佛雛教授在簽名簿上順題:巴蜀維揚,九十星霜;半生事業,敲鑼賣糖。

著作

任先生的主要著作: 《新 曲苑》三十四種(1930),《散曲叢刊》十五種(1954), 《詞曲通義》 (1931),《敦煌曲初探》(1954),《敦煌曲校錄》(1954),《唐戲弄》(1958),《優語集》(1981),《唐聲詩》(1982),《敦煌歌辭總編》(1987),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 (1990)等。

著作簡介

《散曲叢刊》

散曲總集。共收散曲著作15種。其中元人選本2種:楊朝英《陽春白雪》、《樂府群玉》(有人以為胡正臣子胡存善所編)。元人專集4種:馬致遠《東籬樂府》,喬吉《夢符散曲》,張可久《小山樂府》,貫雲石、徐再思《酸甜樂府》。明人專集5種:康海《東樂府》,王磐《王西樓先生樂府》,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沈仕《唾窗絨》,施紹莘《花影集》。清人總集1種:《清人散曲選刊》。任中敏論著3種:《作詞十法疏證》、《散曲概論》、《曲諧》。

收在本叢刊中的作家專集,很多是從元明以來的別集、曲選、曲譜、筆記等書中輯錄而成的;編者對各書都寫有提要,校訂訛謬,按譜斷句,有些還附有序跋或諸家評論,於原書的版本、體例及作者生平、藝術表現多所考述。編者自己的著作《作詞十法疏證》闡發元人周德清的散曲學說;《曲諧》為曲話體裁的評錄與品藻;《散曲概論》系統論述散曲的體制、特點、作法、流派和發展,有作者的見解。編者論曲主本色,崇尚豪放尖新、自然活潑的風格,但又不廢其他風格、流派,對散曲理論、歷史發展和作家作品的論述也比較允當。有1930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 任中敏塑像

《敦煌曲校錄》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年初版,兼取俗曲,收作品500多首。復經二十餘年研究增訂成《敦煌歌辭總編》(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七卷,據其對唐曲的研究觀念,將聯章體佛曲全部收入,所收敦煌歌辭達1500多篇,頗具規模。任氏學識淵通,時具特見,但錄文不盡據原卷,且有任意改寫處。

《唐聲詩》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本書從浩瀚的唐代詩歌海洋里選取確曾歌唱、或有歌唱之跡可尋的詩篇及其曲調,其選錄標準是以聲為本,視其聲樂如何而定。任中敏論聲詩之“聲”,不是平上去入四聲之聲,而是真正的音樂之聲,雖然四聲之說可以因詩韻平仄諧協而益於入樂歌唱,但是斷不可憑詩之平仄、叶韻而直指為聲詩,只有能否入樂歌唱,才是判斷聲詩的主要依據。《唐聲詩》中具體列出一百五十六調,從“創始”、“名解”、“別名”、“音調”、“調略”、“律要”、“辭”、“樂歌”、“舞”等方面一一考察,其細緻程度是以往對音樂文體的研究中所沒有的。

逸事

任中敏早年篤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曾任胡漢民的秘書。胡被蔣介石幽禁後,改作教育工作,在南京創辦漢民中學。1937年11月底日軍副近南京時,漢中遷來桂林,設在市東的穿山,占地近百畝。

他辦學非常嚴格,聘請的師資要求有真才實學,許多是知名的學者、教授。學生均在校食宿,過集體生活,講究校容風紀,每周勞動兩小時,體育不及格者也不準升級。漢中的教學質量,有口皆碑,大學錄取率極高,在大西南享有盛譽。任中敏辦學辦出了特色,有許多軼聞流傳人口。

其獨生子原也在漢中讀,因在教室吵鬧觸犯校規,他硬是將其開除了。夫人很傷心,逼他到城內找學校轉學。結果他親自挑行李送兒子進城上學,一時傳為笑談。他對學校總務工作管等也很嚴,要辦的事,細微末節也寫在紙上,不準稍有出入。有一次他設便晏請全校教師,酒菜都上了,卻沒有擺筷子。有人問怎么回事,總務主任說,校長的單子上沒寫要放筷子。大家哄堂大笑,他卻一本正經地說,是我寫漏了,責任不在趙主任。抗日戰爭期間,桂林教育界曾流傳所謂“八怪”,任中敏就是“一怪”,還有無錫國中教授梁漱溟、兩江師範校長唐現之、江蘇教育學院院長高陽等。所謂“怪”者,與眾不同也。

走近國學大師

“國學”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根基和文化文脈,正是有了國學大師的潛心鑽研和薪火傳承,才有“國學”的生生不息。現在,就讓我們走近這些令人景仰的國學大師,感受他們為人治學的謙遜嚴謹,國學素養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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