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活動
民國時期，清明節、中秋節前後為嘉興連四盪網船會之期，江浙兩省附近船戶鄉民成千上萬聚集於連四盪劉王廟，迎神賽會。劉王廟在今郊區荷花鄉民主村，民國時期各地船民相繼建立供奉劉王的宗教團體，如上海新公門、老公門和江浙一帶的八仙社等。1958年，網船會中止舉行，劉王廟拆除改建為絲織廠，但外地來祭者仍絡繹不絕，1979年即有五萬多人，1986年又增至十餘萬，燒香者多婦女及船民。江蘇一帶農民專程乘輪船前來。荷花鄉政府於1986年6月在原廟址建“劉公園”，意在對這一舊俗賦以新的教育意義，並突出經濟文化活動的功能舊時劉王廟附近還有石橋頭廟，網船會期間也舉行廟會。
非物質文化遺產
2010年5月18日,中國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推薦項目名單(新入選項目)。浙江省嘉興市秀洲區申報的“網船會”入選，列入民俗項目類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活動介紹
網船會的一項傳統活動——扎肉提香。表演者用細繩把香爐掛在手臂上，為表虔誠，不能怕疼。
久違的陽光一掃連綿多日的陰雨，嘉興市的王江涇鎮上開始熱鬧起來。這兩天，陸續有遠道而來的船隻在蓮泗盪靠岸，密匝匝地排了一溜。“咣！咣咣！”劉王祭祀前大殿里傳來鑼聲，漁民身穿古裝從船上下來，準備參加排練。2009年3月22日，民間流傳幾百年的網船會將在這裡舉行。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網船會由政府出面組織，到時，會有省內外60多個民俗團體、近2000人在這裡重現當年輝煌，規模為60年來最大。
最老的導演80多歲
王江涇鎮安全生產管理辦公室主任朱月祥，沒事就往排練場地跑——他肩負著本次網船會的安全管理任務。朱主任說：“演出當天，會有四五十條從江蘇太湖流域過來的船隻停靠蓮泗盪，他們將現場表演踏白船（類似賽龍舟的競技運動）。另外還有1000多人在岸上表演傳統節目。”
網船會的傳統節目有很多，如舞龍、扭秧歌、打腰鼓、挑花籃、扎肉提香等，但鎮上很多人都沒有見過全部的表演。據老一輩人回憶，真正大規模的、原汁原味的網船會在上世紀40年代以後就沒有出現過。“這回，很多流失了的傳統節目都將重新亮相。現場指導、引路的‘導演’都是些上年紀的人，最老的有80多歲。有好多節目我都叫不出名字來。”朱主任說，雖然他在這裡工作了十多年，但還是非常期待即將到來的網船會。
最鼎盛的時候 4000多畝水面上全是漁船
蓮泗盪網船會始於明朝，是江、浙、滬一帶漁民自發的民俗祭祀活動，為了紀念一位滅蝗英雄劉姓大將軍。那么，網船會原來是什麼樣的？蓮泗盪文化站站長陳宏偉說：“每年清明和中秋前後，江南一帶的漁民和船民們都會自發驅船到蓮泗盪，船多的時候，4000多畝的蓮泗盪放眼望去，黑鴉鴉一片。船與船首尾相接，人從北岸到南岸，踩著船就可以穿越湖面了。”到達蓮泗盪之後，漁民們會擺出供品，點起香燭，上岸後，進行劉將軍出會。大家排成方陣，跟在劉將軍的塑像之後，在岸上邊巡遊邊表演，由於蓮泗盪面積大，巡演一般會持續好幾天。晚上回到船上，大家還不睡，圍坐在船里繼續點著燭火、燒香，並且鳴炮，以示哀思。
打算申請國家級“非遺”
從清末到民國時期，網船會的規模達到頂峰，嘉興的廟會沒有一個能趕得上它。“到抗戰開始，網船會逐漸衰落。解放後，這種自發的祭祀活動又重新開始。”陳站長說。由於網船會在江、浙、滬一帶的漁民中久負盛名，王江涇鎮政府於2008年成功申報了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朱月祥說：“這次組織舉辦網船會，一方面是弘揚傳統民俗文化，打造旅遊強鎮，另外，也為申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打下基礎。”在3月22日當天，除了重現網船會的熱鬧場景，剛剛建成的漁俗博物館也將開館，除了展示江南漁民從古至今使用過的漁具，還會展出當地的傳說、歌謠和諺語。
相關資料
嘉興北去十幾公里，是一處叫王江涇的織造名鎮。這裡是河渠縱橫的水網地帶，舉世聞名的京杭大運河穿鎮而過，鎮東的蓮泗盪時常匯聚南來北往的大船小船。蓮泗盪又稱連四盪，以陶家盪、文泉盪、廟前盪、橋北盪四盪相連得名，水域面積四千餘畝，從該鎮民主村延至相鄰的油車港鎮。四周煙樹遠村，漁舟迤靡，自成佳景。當地人很想把蓮泗盪打造成一處風景名勝，發展“農家樂”、“漁家樂”一類旅遊項目，因為除了水面景觀，這裡還有一處香火頗盛的劉王廟，以及跟劉王廟有關的春秋兩季和春節期間的大型祭祀活動。劉王廟不是佛寺，亦非道觀，它奉祀的神祇是一位驅蝗禳災的“劉猛將”，據清人唐佩金《聞川志稿》稱：“神姓劉名承忠，元時官指揮，為民驅蝗。蝗亡，自沉於河，世稱劉猛將軍。”作為民間信仰中的地方保護神，自然還有許多傳說中的神奇故事。每逢祭奠時節，周邊四鄉八鎮乃至蘇南和上海郊縣的漁民紛紛楫舟而來，在此祈神求福，並舉行各種遊樂活動，這種稱作“網船會”的民俗節會數百年來相沿不絕，而近年來更有蓬勃發展的趨勢，當地政府顯然從中看到了“非物質文化”對旅遊業的拉動效應。
所以，二○○九年春季的“網船會”開始由王江涇鎮政府主辦，或者準確說是官民合辦。有人戲謂“山寨”被招安了。
盪·村·廟
三月二十一日，王江涇那邊傳來訊息說蓮泗盪已塞滿了船隻，今春的“網船會”祭拜活動開鑼在即，我便約上嘉興的兩位朋友驅車趕去。離劉王廟幾百米開外，車子就被攔住了，廟會現場實行交通管制，臨時辟出的停車場上已是車滿為患。我們沿著盪堤走過去，一路上被熙來攘往的人群擠得趔趔趄趄。堤岸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面面在風中招展的彩色旗幡，那種鑲有牙邊的三角旗就像古代軍中的大纛，上面寫著巨大的“劉”字和“普佑上天王”等字樣，有的還繡著龍蟠和祥雲圖案。那些彩旗分別代表來自江南各地的信仰社團——“吳江廟港漁業東村”、“蘇州金家橋暖轎班”、“嘉興南樂房老長生分會”、“秀洲旗牌社”……到這兒我才真正感受到“網船會”的草根特性，這個原本是民眾自發性的祭祀活動雖說納入了官方運作，卻依然是一個信仰歸屬的民間聚會，它撇開了縣（市）鄉（鎮）的行政區劃而成為跨省（市）界的大規模集結。很奇怪的是，儘管嘉興人很起勁，但本地香客並不占多數，大部分船隻是從無錫、蘇州、江陰、崑山、南匯、青浦、嘉善、海寧、平湖、海鹽等地遠道而來，這可以說是江浙滬三地的水鄉大聯歡。
放眼看去，岸邊密密匝匝的船隻逶迤排開，說不準有三百艘還是五百艘。那些船完全不是我想像中雕龍畫鳳紅油金漆的模樣，而是現實生活中日常使用的漁船和運輸船，船和主人都有一種飽經滄桑的風姿。正是中午時分，船上的女人們迎著岸上人好奇的目光在船頭升火做飯。我跟現場採訪的當地媒體記者聊了一會兒，聽他們介紹什麼是坐家船、耙螺螄船，什麼是盪灘船、圈棚船、黃鴨船等等。“網船會”得名於這一帶傳統漁業的絲網船，清人顧祿《桐橋倚棹錄》“市盪”條有稱：“每出操小舟，以絲結網，截流而漁，俗稱‘絲網船’。”據介紹說，這種漁船形似柳葉，艏艉不足尺寬，兩頭朝上微微翹起。絲網船一般都是漁家水上作業的夫妻船，以前在杭嘉湖水鄉至太湖水域隨處可見。可是，從聚泊在蓮泗盪的船隊中看過來，我沒見到一艘這樣小巧的漁船。眼前這些船至少都能載上七八個人，有些船上足有二三十人，一艘船就是一個家族或一個社團。
來自崑山西莊的楊發林正在船上擺弄著一攤祭品，豬頭、臘肉、青魚乾、風雞醬鴨、糕點果蔬什麼的，一樣樣堆放到前艙，點上明晃晃的蠟燭。我在旁邊的船上跟他聊了幾句，他便熱情地請我過去。他一邊忙著，一邊扭過頭來和我說話。“我伲西莊統共來了五條船，有五十多人，集攏了三十七戶人家……從崑山過來要走八個鐘頭哩。我每年要來兩次，一次是農曆八月十二，一次就是現在。”我問他最早是什麼時候來祭拜劉猛將的，他笑笑說，“還在娘肚皮里就來過了，這是爺爺的爺爺的爺爺手裡傳下來規矩。到今朝我七十一歲，一年都沒脫落過。”楊發林身子骨挺硬朗，他和老伴兩人耙螺螄為生，螺螄賣給養蟹專業戶做飼料，辛苦銅鈿一年能賺兩萬多塊。同一條船上還有一對年逾七旬的哥倆，面相富態些的是弟弟，很會說話，他自我介紹道，“我伲姓費，費孝通的費，退休前在漁政部門，也算是事業單位咯。”這位叫費基根的前漁政幹部只是前些年才加入到“網船會”的行列，他說早先覺得這是一種迷信活動——“燒香拜鬼，跟政府唱對台戲咯！”那時候他還勸阻楊發林他們不要往蓮泗盪這邊跑。我問，“他會聽你勸嗎？”他嘿嘿直笑，“怎么聽得勸，就連自家阿哥都攔不住的。”他哥哥費水根就坐在船舷上，接過話頭說起早年他們偷偷摸摸出來祭拜的事情，“就算‘文革’那辰光我伲也要來咯，廟都沒有了，下船就在空地上拜一拜。”
正說著話，船側篷布發出窸窸窣窣的動靜，忽地翻進來一個身影，原來是楊發林的老太婆，在隔壁船上聊完天回來了。這上了歲數的女主人倒也身手敏捷，一骨碌爬上中艙頂蓋坐在那兒嚼起了甘蔗。見我掏出相機，她還一本正經擺了個pose，安詳的目光里竟透出幾分少女般的羞赧。這些終年行舟捕撈的漁人一個個都顯得質樸、坦然，一個個都將生活的艱辛與喜悅寫在了臉上。
在另一條船上，我們見到了一個夏姓的家族成員。他們分別來自江蘇吳江、江陰、上海松江和浙江嘉善等地。一個六十多歲的壯漢，大概是家族中話事的角色，指著船頭旗幟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跟我說他們來了三十多人。我疑惑地朝船艙里打量著，從七十多歲的老人到五六歲的孩子，男男女女不過十幾口。他解釋說，家族裡有些年輕人是自駕車來的，住村裡的家庭旅館；一邊感嘆道，現在從陸路上乘車來的愈來愈多，船是一年比一年少了。這是一個虔誠的家族，他們分居水鄉各處，每年都聚攏來參加“網船會”的祭拜。
民主村里各家各戶都住進了趕會的香客，有自駕車或是乘長途客車來的，也有坐船來的（船上太擠，一部分人上岸投宿）。村里狹窄的巷子裡到處都是人，村民們擺起了小攤，賣舊式農具，賣糯米糰子、雲片糕。一位中年婦女指著自家那幢二層小樓告訴我們，她家裡就住進了二十幾個江蘇香客。我們在村口遇見一位叫石根寶的老人，捧著保溫茶杯跟人聊得正歡。他是從蘇州吳中過來的，今年七十六歲了，除了耳朵有點背，身體還健朗。他是養蟹大戶，出門竟也捨不得花錢，只在村民家裡租了一個鋪——“價鈿不貴，一夜頭廿塊。”他也是坐船過來的，兒子勸他坐車他不聽，還是老派習慣。石老伯說，“網船會”也是船民走親訪友置辦日用什物的好時機，因為常年“水裡來盪里去”，親戚朋友難得相聚，這春秋兩季的劉王廟會便成了他們尋親訪友、打聽漁情船訊的好機會。
趕會的香客都在等待明天一早的“猛將出會”，一九四九年以後這裡還沒有舉辦過“出會”，所以今年這台壓軸大戲引得萬眾矚目。這會兒蓮泗盪的岸堤上的劉王廟裡正是鑼鼓喧天，許多社團在殿旁的空地上排練，有調龍舞獅的，有打腰鼓的，好不熱鬧。劉王廟據說始建於明代，清鹹豐三年（1853）和民國八年（1919）曾有過兩次大修，至“文革”期間整個廟宇盡被拆毀。現在的劉王廟是二十年前開始重建的，先是一九八六年由村坊集資在原廟址建起“劉承忠紀念館”，至二○○八年又重建劉王殿（前殿），形成前後兩進的祀廟。前殿外檐正中上懸“普佑上天王”匾額，殿內有劉猛將塑像，是年輕英俊的武將扮相。後殿紀念館中，塑像變了一身文官裝束，牆上繪有反映劉猛將治蝗事跡的六幅大型壁畫。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鎮政府對這裡作了整體規劃，投資上千萬元，陸續修建了劉公塔、望湖樓、九曲廊橋等，與旁邊的劉王廟組成了名叫“劉公園”的文化景點。平心而論，廟宇本身修得不算窳劣，而其他建築都比較粗糙。上午，這裡搞了一個“江南網船會”的開幕儀式，官員講話之後是民俗表演，據說場面很大。
當晚本想在鎮上的博金大酒店落腳，不料那兒賓客爆滿，只得返回嘉興市區找地兒。
翌日的“出會”定於凌晨五點開場，天不亮就要從市區趕過來。深夜狂風大作，繼而電閃雷鳴，又下起了瓢潑大雨，我睡在床上心裡直犯嘀咕，搞不好這回的“出會”要泡湯。凌晨四點一刻，我們的車便急急地駛出。路上一片漆黑，除了車輪在路面窪處輾出的水花聲，四周闃無聲息。可是駛近王江涇那兒，兩邊影影綽綽的行人和車輛漸漸多了起來，我看見許多打著雨傘扎著花毛巾的老太太有說有笑地在趕路。路人和車輛愈來愈多，到後來人群和車流簡直就像洪水般的朝蓮泗盪涌去。在一處岔路口，警方設定的路障擋住了去路，交警和防暴警察都出動了。一位警察向我們的車子走過來，我遞過主辦方簽發的通行證跟他交涉，他指著另一條路叫我們繞道行駛。
天光熹微。窄窄的鄉村公路上擠滿了各色各樣的車子，轎車、大客車、農用皮卡、廂式貨車、機車……簡直不能想像，鄉下地方也會堵車。我搖下車窗問旁邊拖拉機上一個老太太，“你們也是趕會去嗎？”她回答，“是咯，是咯，我伲就是趕網船會咯，交關多的船都搖到格面去了，五點鐘就要開場。”
趕到民主村，早已過了五點，可天還沒有亮透。奇怪的是，風也小了，雨也歇了，同往的嘉興朋友說，真是劉王爺顯靈了。我們沒有趕上“猛將出會”開鑼那一刻，“出會”的旗幡儀仗和表演隊伍已往鄰村去了。“出會”是民間迎神賽會的一大節目，實際上就是抬著象徵社神的偶像在當地坊閭中巡遊，這是富於中國鄉土氣息的狂歡節。這時，民主村里擠滿了歡樂的人群，蓮泗盪岸邊鞭炮鼓樂齊鳴，大大小小的孩童人來瘋似地跟著舞龍打腰鼓的隊伍後邊奔躥……我們穿過人聲鼎沸的村落向劉王廟走去，劉公園門前幾乎擠得水泄不通。急救車、消防車和警方的指揮車都開來了。這回鎮裡調來的警力還真不少，數十名身著防暴服的警察在前殿台基上“嚴防死守”，攔堵像潮水般不斷擁過來的人群。廟前的台階是“出會”隊伍回來時必經路線，除了工作人員和攝影記者一概不許進入，可警察一不留神，幾個滿頭白髮的老婆婆卻三下兩下翻過闌桿上了廟台。還衝著下邊的人嘻嘻直笑。
大約六點半光景，“出會”的隊伍回來了，最前邊是簇擁著劉猛將偶像的一班壯漢，隨後是五花八門的儀仗，如同古代官員出巡的鑼鼓喝道，行列中“肅靜”“迴避”的粉牌在人們頭頂上晃來晃去，瞧著這情形總覺得格外令人發噱。清人錢泳曾以譏誚的口吻描述過這種“舉邑若狂”的場面：“其前導者為清道旗、金鼓、‘肅靜’‘迴避’兩牌，與地方官吏無異；有開花面而持槍執棍者，有扮為兵卒掛刀負弓箭或作鳥槍藤牌者，有偽為六房書吏持籤押簿案者，有帶腳鐐手銬而為重犯者，有兩紅衣劊子持一人赤膊背插招旗，又雲斬犯者。”（《履園叢話·惡俗》“出會”條）在一些古代士人和今天相當一部分文化人看來，民眾的這種“眾聲喧譁”的狂歡也許很有些不倫不類。錢泳就說，“種種惡狀，習慣自然，恬不知恥，而反以為樂，實可笑也。”（同上）而眼前“出會”現場的儀制竟跟他筆下描述的情形幾乎相近。儀仗之後，身著古裝的舞龍的隊伍出現了。翻舞的巨龍引領著來自江浙滬各地六十多個社團的民俗表演，打腰鼓，打蓮湘，一撥接著一撥，依次越過台階進入殿內。行列中有“牛首”、“馬面”，有手執鋼叉的“勾魂使者”，有頭戴三尺高白帽的“活無常”；扮作清軍兵勇的一隊吆吆喝喝地過去了，再來一撥竟是滿身太平天國的裝束……“太平軍”里或許是裹頭的絲巾不夠了，後邊一半人乾脆換了清一色的棒球帽。最令人稱奇的是來自吳江的一個社團表演所謂“扎肉提香”的節目，表演者在行進中用鐵鉤扎入自己前臂，鉤下懸掛香爐、銅鑼，甚至還有沉重的鐵錨。奇妙的是，明明見得鐵鉤扎入皮肉，卻未見滴血，讓人看了大抽冷氣。
巡遊佇列穿過前殿，又往後殿轉一圈，沿著前殿西側從人群中艱難地擠了出去。這時身著迷彩服的工作人員拉起了兩道人牆，終於在廟前騰出一塊地方。金龍狂舞，幡旗繽紛，人們在泥濘濕滑的地面上繼續狂歡，用這種載歌載舞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精神訴求，祈求今生今世的福祉。此刻，我又想起船民費水根老人說的，沒有廟的時候他們就在空地上拜猛將。想起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言訴。
我不知道這種民間信仰該用什麼理論去闡釋。在古代名士眼裡，這種活動之所以被視為“惡俗”，也許是因為它以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所說的“小傳統”（littletradition）顛覆了“大傳統”（greattradition）所維繫的文化秩序，抑或它從感知的層面解除了某種禁忌與恐懼，讓人們捲入一場自由而親昵的交往。鄉民社會的文化傳統永遠糾結著“禮”與“俗”的矛盾和依存關係，看著眼前的情形，我揣度巴赫金對古代狂歡節的扼述中是否還帶有一種恣意放肆的痛快，他是這樣說的——“狂歡式世界感受正是從那種一本正經的官腔中把人們解放出來。但狂歡式的世界感知中，沒有絲毫的虛無主義，自然也沒有絲毫的不著邊際的輕浮，以及庸俗的名士浪漫型的個人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人·船︱今·昔
鎮政府一位工作人員很得意地告訴我，今天參加民俗表演的足有兩千多人。我問她，估計這回趕會的香客總人數能有多少？她說還來不及統計。她給了我一份列印的《“網船會”調查報告》，上邊列有前些年的統計數字：
據統計，1996年，趕廟會的人數達26萬（以購門票的人數為計），2005年為23.6萬，2006年為24.2萬，2007年為24.5萬。
我注意到，同一份材料中還記述了晚清和民國時期的“網船會”祭祀盛況：
光緒十二年（1886）《點石齋畫報》載圖《網船會》並文曰：“嘉興北鄉蓮泗盪，八月十三日為劉王誕期，遠近赴會者扁舟巨船不下四五千艘，自王江涇長虹橋至廟前十餘里內排泊如鱗……”
民國三十六年劉王廟廟會，據說有“十八萬三千之多的豬頭獻上神座”，“高高豎著桅桿的大船約有八百餘艘，輪船二十四艘，其他漢口船三艘，青島和香港來的船各一艘，其餘小網船和民船更不知凡幾。”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的廟會，記載有“五十萬人虔誠頂禮”，敬獻給劉王的紗帽“價值黃金六兩”。
調查報告上沒有編撰者署名，列舉的某些數字亦未交代其來源（如民國時期兩次廟會），但如果上面的數據可信的話，現在還遠未達到往昔的規模。這回的“出會”在我眼裡已是聲勢浩大，而比較先前的情形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調查報告還說：“先前每年每逢劉王廟開光，百姓都要請出滅蝗將軍劉承忠塑像，伴隨浩浩蕩蕩的吹打、扎肉提香、高蹺、腰鼓等出會隊伍，由廟向西北，經姚經村、人民村到達王江涇鎮的關帝廟，行程十五公里，宿夜後又浩浩蕩蕩返回劉王廟。”現在，“出會”的時間與行程都已大打折扣。
王江涇鎮鎮長陳天榮掰著指頭跟我說，他最擔心的是趕廟會的網船數量呈逐年減少趨勢。“一九九六年，趕會的網船有一千二百多艘，二○○三年還有八百多艘，二○○五年來了六百多艘，二○○七年就剩了四百多……”他分析說，趕會網船逐年下降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身份轉變，許多先前從事水上捕撈的漁民陸續上岸，從事種植業或是乾脆進城打工了（據2007年統計，嘉興全市在冊漁民僅為600多戶）；二是漁業產業結構調整，水面漁業大多進行了承包養殖，不再駕船捕魚了；三是有些地方實行的水上交通管制限制了部分船隻；四是交通工具的改變，愈來愈多的香客改為乘車趕會，許多人開著自駕車來了。
顯然，“網船會”變成“汽車會”就不好玩了，蓮泗盪廟會的民俗特色是要靠水面上的船隻來承載的。說到底，“非物質文化遺產”倒也離不開特定的物質形態。面對鄉民社會生態結構年復一年的變化，面對物質文明的推陳出新，一種古老的民俗文化是否還能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恐怕是一個疑問。不過，年輕的鎮長還是信心滿滿地告訴我，鎮政府下狠心要恢復原生態的“網船會”，近年來他們不斷加大資金投入，還準備建立“網船會”生態博物館。他們已經申報了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並計畫今年申報國家級第三批非物質遺產保護項目。他還提到了一些具體措施，譬如轉變水上交通執法觀念，對趕廟會的網船由堵變疏，鼓勵江浙滬漁民駕船而不是乘車來趕會，對船民社團採取免票制或其他優惠等等。
聽得出來，陳鎮長深信源遠流長的民間信仰終究會轉化為生產力，抓住這個民俗文化的內涵，搭好“文化”這個戲台，後邊旅遊經濟的戲文一定能唱好。
何方神祇
在王江涇那兩天心裡一直有一個疑問：“劉猛將”作為司蝗的神祇，自然應該與農事有關，何以卻成了水鄉漁民的主神？蝗災對江南的漁業捕撈真有那么嚴重危害嗎？在“出會”現場，我問過鎮政府工作人員，他們的回答是：蝗蟲成災必然危及整個生態，同時也影響了漁民的收穫。總覺得這個說法有些牽強，我從嘉興回來後便上網查閱了一些資料。
其實，驅蝗禳災的“劉猛將”不只是嘉興王江涇一地奉祀的神祇。據新華社主辦的《現代快報》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報導，今年蓮泗盪廟會之前，蘇州東山鎮陸巷村已在元宵前後舉辦了一系列“祭猛將”活動。《現代快報》還詳盡開列了當地祭會的傳統節目：
根據記載，東山周圍，民國時期有大小猛將廟一百餘處，各村猛將堂的大猛將高達一米多。猛將多如眉清目秀、鼻正口方的青年，大多是這一帶農民供奉的主神。
正月初一清早，各地農民抬著猛將像巡遊村寨賀年。猛將的儀仗以杏黃大纛(旗)為引導，敲鑼打鼓。每到一村，先繞村場遊行一周，放鞭炮。拿著猛將的“帖子”，與該村的猛將“互訪"，實際上是各村村民互相祝賀，互道吉祥。
正月初六晚，各村敲“夜節鑼”。
正月初八早晨，各村敲“日節鼓”。相傳這是前代人抗擊入侵者(倭寇)留下來的傳統。
正月初九，猛將“搶會”。搶會以村為單位，各村選出身強力壯、機智靈活的人參加。先將各村小猛將像集中在塘子嶺上，主持搶會的人將杏黃大纛往空中一招，搶會者立即將本村的猛將背起，狂奔而下……爭到第一的村子獲得的榮譽是將“猛將會”的“大猛將”抬著繞東山巡行一周，最後供奉在自己村中。
正月十三，劉猛將的生日。這一天在猛將廟中點燃巨燭，稱“滿算”。
正月十五元宵節，各村上燈。猛將堂前立一大竹竿，掛“塔燈”(一串吊起來的大燈籠)。直至正月十六，東山前後山十四尊大猛將排列新廟戲台前看戲，又是一番熱鬧。此後，猛將入暖閣，宣告春節猛將會會期結束。
根據這份“節目單”，就祭會本身的豐富性而言，蘇州東山的活動顯然甚於嘉興蓮泗盪，會期更長，娛樂性也更強。不過，東山的祭會沒有蓮泗盪的水鄉特色，沒有大量湧入的外地香客（聲勢上顯然不如後者），參與者主要是農民而非漁民，像是“網船會”的本鄉陸上版。由農民而非漁民來祭祀一位驅蝗英雄，聽上去似乎比較靠譜。我不知道，把蝗災跟漁民和網船聯繫到一起，是否屬於民間言說在播遷中產生的訛變。
蘇州的祭會舊時就已納入了官方祀典，清人顧祿《清嘉錄》卷一“祭猛將”條記載了當時蘇州的祭祀情形：
（正月）十三日，官府致祭劉猛將軍之辰。遊人駢集于吉祥庵。庵中燃銅燭二，大如桮棬，半月始滅，俗呼“大蜡燭”。相傳神能驅蝗，天旱禱雨輒應，為福畎畝，故鄉人酬答尤為心愫。前後數日，各鄉村民擊牲獻醴，抬像遊街，以賽猛將之神，謂之“待猛將”。穹窿山一帶，農人舁猛將，奔走如飛，傾跌為樂，不為慢褻，名曰“（走+帀）猛將”。
不過，蘇州人奉祀的“劉猛將”並非嘉興人所說的元代指揮劉承忠，而是另有其人（神）。《清嘉錄》援引《怡庵雜錄》的說法，“劉猛將”乃南宋名將劉錡。清人朱坤《靈泉筆記》亦稱：“南宋景定四年，封劉錡為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敕書除蝗。”但《清嘉錄》又引明人王鏊《姑蘇志》云：“猛將名銳，乃錡之弟。”我查了《宋史·劉錡傳》，這位抗金名將並無治蝗事跡，傳中記述幾乎全是戎馬倥傯的軍旅生涯，與民生相關事略只是建炎年間在江陵縣治水一樁。不過，民間信仰中將抵禦外辱的英雄轉化為民生保護神的事例不在少數。如無錫舊俗，正月初五請“路頭神”，其原型是明嘉靖年間率眾守城抗倭的義士何五路，被供祀後就演化成了保佑發財的“武財神”。其實，大名鼎鼎的關帝爺同樣亦是生前“保境”、死後“安民”的顯例。至於劉銳其人，《宋史》無傳，劉錡傳中亦未提及他有這樣一個弟弟，倒有兩處說到其侄劉汜。
劉錡、劉銳之外，還有宋人劉宰也被認為是那位傳說中的“猛將”。在我能找到的資料中，此說最早見於清初王士禛的《居易錄》，其卷一稱：“舊說江以南無蝗蝻，近時始有之。俗祀劉漫堂宰為蝗神，劉為金壇人，有專祠，往祀之，則蝗不為災。俗呼‘莽將’，殊為不經。按，趙樞密蔡作《漫堂集序》，稱其學術本伊洛，文藝過漢唐，不知何其矯誣如此。”比王士禛稍後的王應奎也有相類的記述，其《柳南隨筆》卷二：“南宋劉宰漫塘，金壇人。俗傳死而為神，職掌蝗蝻，呼為‘猛將’。江以南多專祠。春秋禱賽，則蝗不為災，而丐戶奉之尤謹，殊不可解。按，趙樞密蔡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洛，文藝過漢唐，身後何以不經如此，其為後人附會無疑也。”《柳南隨筆》這段文字跟《居易錄》差不多，很可能是輾轉抄自後者。
《宋史·劉宰傳》云：“劉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寧尉。”這是一個恪守盡責、關注民生的好官，傳中有“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的美譽，可是卻沒有關於驅蝗的記述。他辭官後隱居三十年，“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謁不獲。”劉宰在家鄉金壇設粥局賑饑的善舉，可謂中國古代慈善事業的典例。這樣一位樂善好施的人物，在民間信仰中成為專司一職的主神，似乎也約略反映出某種集體意識的心理蹤跡。
按著“劉猛將”、“驅蝗神”的關鍵字，我在網上搜到署名代洪亮的一篇論文，題為《民間記憶的重塑：清代山東的驅蝗神信仰》（《濟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年第3期），其中用不小篇幅梳理了“劉猛將”在清代山東的傳播和影響。我這才知道，這位驅蝗神並不僅是江浙一帶的地方保護神——山東作為歷史上蝗災發生的主要地區之一，民眾祭拜司蝗神祇更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山東人的這種祭祀活動並未像嘉興、蘇州那樣一直延續到當今，該文沒有探討是什麼時候出於什麼原因被中斷的。不過文章揭櫫了另一個重要問題，即山東各地的“猛將廟”並非奉祀同一個神主。如，乾隆《山東通志》說是劉宰，乾隆《濟陽縣誌》說是劉錡，而嘉慶《莒州志》及文登、郯城、武城、無棣、霑化、鄒縣、博興、榮城、膠州、高密、臨朐等地縣誌則定為劉承忠。作者認為，“山東所祀劉猛將軍以劉承忠者為最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原因與劉承忠載入清代祀典不無關係。”
劉承忠不見於《元史》，有些書上說他是吳川人，元末授江淮都指揮使。《清文獻通考》卷一○五：“值蝗孽為災，禾苗憔悴，民不聊生。吾目及慘傷，無以拯救，因情極自沉於河。後有司聞於朝，遂授猛將軍之職。”這種感天動地的自戕，更像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由於雍正二年敕諭山西、江南、山東、河南各地建立劉猛將軍廟，清廷將劉承忠封為驅蝗正神，列入國家祀典，故在許多地方取代了劉錡和劉宰。之後“猛將軍”又不斷得到加封：鹹豐五年加“保康”，同治元年加“普佑”，七年加“顯應”，光緒四年加“靈惠”，五年加“襄濟”，七年加“翊化”，十二年加“靈孚”。而猛將廟也逐漸遍及全國各地，我在網上看到山西原平縣大林鄉有一座蟲王廟，奉祀的對象也是驅蝗禳災的“劉猛將”。
民間信仰與官方祀典的互動關係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對於民間的迎神賽事，歷朝各代的官方態度並非一律。如，元朝法典《通制條格》卷二十八雜令“祈賽等事”條：“大德五年二月，御史台準江南行台咨：監察御史呈禁約抬迎木偶諸神斂取錢物等事。憲台相度，祈賽神社已有禁例外，戲撶龍船，抬舁木偶，斂錢擾民事理，合行禁約。”可見元代官方對這種民俗活動採取了嚴厲的封殺。現在大多推斷祭祀“劉猛將”的活動起於明代，實際上這裡面有許多疑點，也許是歷史的失憶已使人們無法溯本求源。我們所能揣測的是，當政令、律法改弦易轍，解禁之後的民眾狂歡是否更變本加厲地演繹著反叛“禮法”的狂熱？我想，一種大規模的自發性集結或許正意味著壓抑後的伸張。
第三批非遺名錄推薦項目（2）
| “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下面是第三批非遺名錄推薦項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