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簡介
中東路戰爭1929年(民國十八年)8月至12月，中國東北邊防軍在黑龍江、吉林省與原蘇聯邊境接壤地區，對蘇聯軍隊進行的一系列防禦作戰。1905年日俄戰爭後，中東鐵路長春以南段為日本占據。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長春以北段由中蘇合辦。1929年7月，中國東北地方當局，以中東鐵路蘇聯職員有宣傳赤化嫌疑為名，驅逐中東路蘇聯職員，並查封哈爾濱蘇聯商業機構。7月18日，蘇聯政府宣布對華斷交。同日開始，中蘇邊境黑龍江、吉林段，蘇軍一再挑起武裝衝突。8月6日，蘇聯建立遠東特別集團軍，以布柳赫爾(加倫)為司令官，所轄兵力約5萬人，分向綏芬河、綏遠(今撫運)、黑河、滿洲里中國邊境一線集中，準備發動全面進攻。14日，蘇軍侵入中國黑龍江省綏濱縣，吉林省密山縣(今屬黑龍江)境。中東路戰爭爆發。15日，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集中東北軍13個旅，約8萬餘人，任命王樹常為防俄第1軍軍長兼東路(哈爾濱至綏芬河一線)總指揮，胡毓坤為防俄第2軍軍長兼西路(哈爾濱至滿洲里一線)總指揮。防俄第1軍、第2軍分別進至哈爾濱與昂昂溪一線，擔任第2線防禦，滿洲里、綏芬河、綏遠前線，分由黑龍江、吉林地方部隊梁忠甲、丁超、李杜部與東北江防艦隊擔任。17日，蘇軍萬餘人向滿洲里發動猛攻。9月6日，蘇軍分東西兩面向綏芬河、滿洲里發動猛攻。8日至9日，蘇軍再次分東西兩面發動進攻。10月1日，蘇軍繼續向滿洲里發動進攻。10月12日，蘇東軍攻陷三江口、同江。至10月底，中蘇雙方在邊境地區進行百餘次戰鬥，東北軍雖進行了節節抵抗，蘇軍仍侵入中國內地達百餘公里，占領黑龍江省臚濱、室韋、奇乾(以上今屬內蒙古自治區)、鷗浦、愛輝、呼瑪、蘿北、綏濱、漠河；吉林省同江、富錦、虎林、繞河、綏遠、密山、東寧(以上今屬黑龍江省)汪清、琿春等18個縣的部分地區。同時侵占了綏遠縣烏蘇里江口上的黑瞎子島。後因封江蘇軍在10月底不得不從上述大部分地區退出中國境內。11月初，蘇軍集中兵力3萬人於滿洲里一線。17日，蘇軍步騎兵在坦克20輛、飛機27架的掩護下，向滿洲里一線扎賚諾爾地區發動猛攻。中方軍隊15000餘人經頑強抵抗後被全殲，西線戰局出現嚴重逆轉，東北軍在中東路戰爭中遭到慘敗。張學良被迫同意以蘇聯提出的條件為基礎舉行和談。12月22日，中蘇雙方在伯力鑑定《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議定恢復甦聯在7月10日前在中東鐵路的一切權益，並決定雙方同時撤兵。
戰爭背景
張學良中東鐵路又稱東清鐵路或東省鐵路，簡稱東鐵。它是沙俄侵華的產物。19世紀末，沙俄為侵略中國東北，稱霸遠東，乃根據1896年的《中俄密約》，在中國的土地上，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沿路的各種器材而修築的從滿洲里經哈爾濱至綏芬河的中東鐵路主線，與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相接。後來又根據1898年的《旅大租地條約》，修築了從哈爾濱經長春至大連的中東鐵路支線，從而形成一條由主線和支線組成的2800餘公里的“丁”字形的中東鐵路。這條縱橫貫穿中國東北三省的鐵路成為沙俄對中國東北進行經濟、政治和軍事侵略的工具和基地，實際上造成了沙俄控制中國東北的局面。
沙俄獨占中國東北的局面，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所不容，遂於1904年挑起了日俄戰爭。沙俄敗北後，依據1905年的《朴茨茅斯條約》，將中東鐵路長春至大連段割讓給日本，並改稱南滿鐵路。其餘，以哈爾濱為中心，東至綏芬河（東線），西至滿洲里（西線），南至長春（南線），仍為沙俄所控制，時稱中東鐵路。從此，中國東北地區以長春為界，分別成為日俄兩國的勢力範圍。
從俄國十月革命直至1924年簽訂中蘇協定，中東路仍為沙俄殘餘勢力所盤踞。同時，日、美、英、德等帝國主義也乘機插足，進行爭奪。原中東路俄方局長霍爾瓦特及其殘餘勢力仍然賴在中國不走，企圖利用中東路沿線地區的軍隊和經濟實力，從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
1919年7月25日，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正式發表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聲明廢除沙俄同中國政府所締結的一切秘密條約和一切特權，放棄沙俄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的權益。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遵守第一次對華宣言所聲明的各項原則，並表示了蘇俄政府要與中國共管中東路的意向，提出“中俄兩國政府，對於經營中東鐵路辦法中，關於蘇俄對於該路之需要，允訂專約”。但是當時的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在外交上不承認蘇俄政府，對其兩次對華宣言採取聽而不聞的錯誤態度，致使中東路仍被沙俄殘餘勢力和國際帝國主義所控制，繼續成為反蘇與侵華的工具。
從1921年開始，蘇俄政府先後三次派人來華，商談兩國復交等事宜。在中國人民的壓力下，北洋軍閥政府被迫承認了蘇俄政府，並於1923年開始，中蘇進行建交談判。1924年5月31日，中蘇達成建交協定，簽訂了《中俄協定》（即中俄解決懸案大綱15條，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11條，聲明書7項）。關於中東路，“懸案大綱”說：“兩國政府聲明：中東鐵路純系商業性質；並聲明，除該路本身營業事務直轄於該路外，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務、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國官府辦理。”“蘇俄政府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一切財產；並允諾，將該路一切股票、債票移歸中國”。“兩國政府承認對於中東鐵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中俄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中規定：中東路設理事會，為議決機關，置理事10人，理事長為中方，副理事長為俄方。本鐵路設局長1人，由俄方擔任，副局長2人，俄華各1人擔任，均由理事會委派，由各該政府核准，其職權由理事會規定；路局正副處長由理事會委派，如處長為華人，則副處長為蘇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級人員按中蘇兩國各半任用。（《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聲明書》（1924年5月31日）、《中俄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1924年5月31日），隨後，蘇俄政府鑒於中東路處於奉系軍閥張作霖統治的勢力範圍內，乃於同年9月與東北地方當局簽訂了《奉俄協定》，其中除了包括《中俄協定》之內容外，還把中東路無償全部交給中國的期限以舊俄時代規定的80年縮短為60年（至1956年9月7日期滿）；並在此期間內允許中國贖回，贖路價款由雙方估定該路實價後，以公道原則確定。同時對東北與蘇俄有關係的界河、界湖航運問題也作了規定。《奉俄協定》簽訂後，蘇俄立即更換了中東路俄方主要負責人，使沙俄舊黨無從抵抗，排除了外國勢力的干擾。根據協定的原則，中東路恢復了正常營運。
中蘇協定、中東路協定的簽訂、中蘇邦交的恢復，這是中俄關係史上新篇章的開端，從沙俄侵略東北、稱霸遠東開始轉向以平等合作的姿態對待中國。當時國內各界有識之士無不為之熱烈歡呼，盛讚這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對蘇俄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聲明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取消在華特權等讚不絕口。
蘇俄的對華政策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種種行徑形成極大的反差。日本通過強加於中國的“二十一條”，企圖長期占領東北南部、東部和內蒙。根據“二十一條”有關條款，日本要把旅順、大連和南滿、安奉兩條鐵路的租借期延為99年，並強迫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古東部的土地租借權或所有權及居住權、工商經營權、建築鐵路和開採礦山的獨占權等。日本通過“滿鐵”長期霸占和經營長春至旅順的南滿鐵路，以及安東至奉天、大石橋至營口、奉天至撫順等支線。滿鐵還以“附屬地”的名義，在鐵路沿線霸占大片土地，並行使行政、司法、徵稅、警察權等，儼然成為國中之國。日本還以保護其僑民和鐵路為名，在鐵路沿線的重要城市駐有日本的野戰軍和守備隊，充當侵華工具。這是日本侵略者埋在中國東北的一顆定時炸彈。從當時東北亞地區的各國動向看，真正威脅中國東北安全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而不是革命後的蘇俄。
當然，中蘇在合營中東鐵路問題上，雙方的合作遠非和諧，而是齟齬叢生，屢衍爭端。蘇俄實際上並未認真履行簽訂的《奉俄協定》，對應歸還中方的非鐵路本身之營業，如電報、電話、礦山、圖書館、天文台、學校等並未交付中方。鐵路管理局也由蘇俄單方面控制，在2700多名職員中，中方人員占400人，且多為翻譯及低級職員。路局機關行文，除了理事會公文及路局會議決議系中俄文並行外，其餘均為俄文，一切財政結算也以盧布為準。對歷年鐵路收入餘款如何處理，中蘇雙方意見也大有分歧。對此，東北地方當局早已不滿。這就是中東路事件的緣起。
戰爭起因
1929年東北易幟前後，南京國民政府頭面人物吳鐵城來到東北，與張取得聯繫，曾有言“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大；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危”，蔣介石更是片面誇大蘇聯在東北的勢力，使張學良認為蘇聯在東北勢力對其統治構成威脅。同時蔣認為東北依舊是一個獨立王國，奉俄開戰，只會使自己獲得漁翁之利。
同時，東北軍中一些少壯派，向張提供了一些錯誤的訊息，說蘇聯內部空虛，邊境武裝不堪一擊，戰端一開，必然土崩瓦解，尤其連年收成不好，軍需民食大成問題，即或引起戰爭，最後勝利必然屬於奉系，（這和1962年印度對華戰爭理由多么想像）張學良決定對蘇實施強硬政策。
這些人以中東路督辦呂榮寰為首（兼任中東路中方理事方，九一八後曾任偽滿產業大臣、偽滿駐南京大使等職），孫科在十多年後的《中蘇關係》一書中，提到張學良發動中東路事變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呂榮寰。據許多東北軍老人回憶，呂之所以要挑起中東路事變，是因為中東路歷年鐵路盈餘很多，蘇方局長主張用於建設，修建鐵路，而呂榮寰等則要按股分利，以便從中貪污，於是慫恿張學良強行收回中東路，以致釀成戰事。
主張收回中東鐵路路權的除呂以外，還有負責對蘇外交的東省特區長官張景惠和在張手下辦理對蘇外交的特區教育廳長張國忱、中東鐵路理事鄒尚友（後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長、公使、大使等職）、李紹庚（後任中東鐵路理事長，九一八投靠偽滿，任中東鐵路督辦，1935年任偽滿州國交通大臣衙任外交部大臣，1945年3月任偽滿駐南京大使）等，張國忱、鄒尚友、李紹庚全是哈爾濱商業學校畢業的學生。這個學校是帝俄在哈爾濱辦的學校，華人學生從小住在俄國人家裡寄住，所授的課程也全是俄文課本，由這個學校畢業的學生不但俄語很好，就是生活習慣和世界觀也是帝俄那一套，對帝俄時代的將軍也有特殊的崇信。張國忱有一個白俄顧問是帝俄時代的將軍，名叫托瑪夫斯基，他向張建議說：“蘇聯有大饑荒，人民奄奄待斃，對於共產黨政權極度不滿，歐美各國對於蘇聯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時發難，共產黨必倒台。中國若能趁這個機會將中東路主權一舉收回，不但蘇聯此時無力進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強也必雙手高舉，贊成中國的行動”。張、鄒等人此時正想擠掉呂榮，由張取而代之。他們對呂不懂俄語，不諳俄情，卻占據全國第一肥缺，心有不甘，同時他們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有聯繫，由蔡運升去職、鄒尚友到外交部任職可知。
至於張景惠，他是張學良的父執，而東省特區行政長官一職，在東北非常重要，這一要職甚至比省主席還要重要。因為北滿經濟動脈中中東路的一半經營權和沿線的地畝、教育、工礦等行政管理權，以及有二十萬以上白俄居住的哈爾濱管理權，都歸其所有，而張是人所共知的庸碌無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瑪夫斯基則企圖利用中國在西伯利亞搞復辟，日後在東北組織的兩路拒俄聯軍全有身著軍服的白俄人參加。
九一八事變之後，馬君武曾寫詩《哀瀋陽》諷刺張學良，全詩如下：張學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這首詩來形容中東路事變的張學良，卻是最最恰當不過，當時張學良一面吸食毒品，一面與趙四小姐偷情，在這種情況又豪情沖天般決定對蘇作戰。
東北軍也有不少人反對對蘇採取強烈，“輔帥”張作相就是其中反對最強烈的一位，他對張學良說：收回中東路是好事，可是這事非同小可。進兵接收，勢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國力量對付蘇聯，也未必能打勝，只憑東北軍去打蘇聯能行嗎？恐怕收不回中東路，反而惹出麻煩，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機搗亂。張學良覺得張作相把困難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規勸張作相：“根據多方情況，蘇聯決不能在遠東作戰，收回中東會馬到成功的。”張作相看到張學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堅持，但張相作的意見後來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長劉翼飛也是反對出兵，張認為劉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讓劉去吉林勸張作相，對劉說擬派十個旅開赴東鐵沿線收復中東路，結果劉十分直接地回答：“我們如果僅僅出十個步兵旅就能擊敗蘇聯的話，那我們就不致退回關外，老將也不致遇害了。”張說：“根據各方情況，蘇聯決不能打！”劉說：“從軍事學來看，打仗有沒有把握，不在於敵人能不能打，而在於我們怕不怕和行不行。”張中止派劉去吉林，對人說：“怎么翼飛這次也氣餒了呢？”
蘇聯對華斷交之後，王家楨（張學良秘書，在日本很有影響力，田中奏摺就是他通過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駐東京辦事人拍來的電報說蘇聯對華斷絕外交了，他知道事情嚴重。蘇聯與中國斷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東北當局，但當時南京政府方面毫無訊息。當時張學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著電報大帥府秘書廳向王樹翰秘書長說：“事情弄嚴重了，蘇聯和咱們斷絕國交了！”王樹翰很吃驚地說：“你怎么知道？從哪來的訊息？”王家楨出示了東京來電，王樹翰非常驚慌地打電報給張學良，請張即日返沈。讓王家楨氣憤的是，這個絕交訊息在報紙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終未告知東北政府。
戰爭爆發
1929年，張學良下令回收中東電話權，蘇聯予以默認，但蘇聯駐奉天領事庫茲涅佐夫就東三省交通委員會收回中東路電話權問題，向張學良提出抗議，要求償還百萬元安裝費。
4月，張學良召集張作相、張景惠、呂榮寰等討論中東鐵路的問題，蘇聯在談判中做出讓步，允許華人擔任商務、機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6處處長，但要求中國方面承認中東路蘇聯工會。張學良故此認為蘇聯態度軟弱，不久即收回中東鐵路哈爾濱氣象觀測站，蘇聯亦予為默認。張學良更認為蘇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1929年5月27日，張學良得蔣介石密電。電文大意是：馮玉祥組織“護黨救國軍”叛亂，與蘇聯駐哈爾濱領事有關，讓張派人搜查蘇駐哈領事館。張學良立即密電哈爾濱特區長官張景惠（不知讀者對此人有否印象，此人土匪出身，後投靠倭賊，任偽滿國務大臣達十年之久，其人長於書法而無氣節，曾有書法言“日本之興即滿洲之興”，印於偽滿郵票，印象甚深，此為我中華民族之恥，莫忘之！），張景惠即派軍警搜查了蘇聯駐哈使館，搜走兩箱秘密資料，並稱蘇共定於本日正午12時至下午3時在哈爾濱蘇聯領事館地窖內召開“第三國際共產宣傳大會”，以“俄人宣傳赤化，顯違奉俄協定”為由，在搜查中將前來領事館的中東路沿線各站、三十六棚地區各工廠職工聯合會、蘇聯商船局，遠東煤油局、遠東國家貿易局等負責人39人逮捕，甚至抓走蘇聯駐哈總領事，同時封閉了蘇聯職工會，並強迫中東路蘇方正、副局長停職。晚10時，張景惠電令“沿線軍警嚴加防範”。29日，張景惠下令封閉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蘇聯領事館。31日，蘇聯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此即為“中東路五二七事件”，成為中東路事變的開端。
蘇聯對此事反應速迅，做好了戰與和的兩手準備，6月5日，海參崴當局要求釋放其在哈爾濱領事館被捕人員，表示願意以縮小中東鐵路局長許可權作為交換條件。13日蘇聯增兵海蘭泡，吉林省當局亦調兵赴璦琿增防。17日蘇聯增兵滿洲里附近，萬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倫貝爾。
6月22日—25日，張學良在瀋陽召開對蘇會議，決定改編陸軍屯兵吉蒙邊界，接收中東路方法等問題，7月7日，張學良抵達北平與蔣介石會晤，商談有關中東路的對策，會談內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蔣肯定對收回中東路表示支持7月10日，東三省當局在中東鐵路沿線各地配置軍隊，沒收鐵路電報、電話，查封蘇聯商船公司、貿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將中東鐵路管理局葉木沙諾夫、副局長艾斯孟特等蘇聯高級官員全部免職，令范其光代理局長，解散蘇聯職工聯合會、共產青年團、婦女部、童子軍等團體，逮捕蘇聯人200餘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中東路事件”。
13日，蘇聯就中東路事件向南京政府發出為期3日的最後通牒。同時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自7月1日至13日經由輪船發往蘿北、璦琿、烏雲、奇克、遜河等縣公文郵件，均被蘇軍扣留。15日中東路貨車停駛，烏蘇里鐵橋被蘇方破壞，吉林、黑龍江軍隊開往五站、滿洲里。
17日蘇聯政府宣布與國民黨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停止與中國的鐵路交通，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兩協定規定的一切權利，並警告中國東北當局和南京政府，中東路如不恢復原狀，中國將有莫大危險，戰爭至此已不可避免。
雙方部署
蘇軍的反應
蘇聯的T-18輕型坦克蘇軍針對中東路事件，於8月6日迅速成立了蘇聯紅旗特別遠東集團軍，總兵力約四萬餘人，下屬兵力3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一個蒙古騎兵營，特別遠東軍裝備精良，有大量飛機、坦克、重炮、戰艦等技術兵器，還裝備了當時蘇聯最新型的MC-18坦克(MC-1被稱為“俄國版雷諾FT-17”，是蘇聯第一種批量生產的坦克，在蘇聯坦克發展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1932年開始退役，蘇聯人把履帶等行動裝置拆掉，加些水泥木板掩護，被用於當作邊境守備據點使用。張作霖的FT-17和蘇聯的MC-1都有部署在中東路前線，但交戰情況不明)，並不斷得到支援，至少增加第21和第35師和若干內務部部隊。我手裡沒有特別遠東軍最高峰的兵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特別遠東軍兵力最高峰不少於8萬人，海軍方面負責支援的是阿穆爾河區艦隊（阿穆爾河即俄語黑龍江），1929年，中東鐵路事件前夕，阿穆爾河區艦隊已有3個艦艇大隊（淺水重炮艦、炮艦和裝甲艇共14艘）、1個掃雷艦中隊、1個航空隊（14架飛機）和1個陸戰營，戰後阿穆爾河區艦隊有63名官兵榮獲紅旗勳章。
布柳赫爾元帥 特別遠東軍的司令員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元帥，也就是北伐軍的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他是蘇聯首批5位元帥之一，對東北情況和奉軍情況非常熟悉，是北伐的戰略總設計師，曾是蔣的首席軍事顧問，蔣對他評價極高，即使在冷戰高峰期（一九五七年）著成的反共名著《蘇俄在中國》（據說是台灣的三個代表），加侖仍是唯一獲得正面評價的蘇聯人，他回憶道：“這時候，留在漢口的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布魯轍，即嘉倫將軍，離漢回俄時，仍經上海，特地來見我。這位嘉倫將軍自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來到中國以後，我認為他是俄國將領中最為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他絕對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氣味，所以我至今對他還是念念不忘。”至於蘇軍中的軍官，至少有兩位二戰中的蘇聯元帥在此役中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日後死守史達林格勒而名揚一時的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當時就在集團軍參謀從事情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對集團軍司令官布柳赫爾負責，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羅科索夫斯基任庫班騎兵第5旅旅長。蘇軍在東線使用空軍進行空襲，東線轟炸了綏芬河、穆稜兩車站，西線的蘇聯遠東紅軍進攻滿洲里及扎賁諾爾，搶去機車，轟擊車站。
奉軍的部署
當時中東路東線護路軍的是吉林軍的旅長丁超，西線護路軍是黑龍江軍的旅長梁甲忠，戰事忽發，他們事先毫無準備，當時首當其衝是梁忠甲和韓光第兩旅。呂榮寰則向吉林省邊防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告急，請派兵增援東線。張反對和蘇聯出兵，故復電謂“軍隊沒有開拔費”，令路局電匯哈大洋10萬元，張作相才下令出兵，此時奉系在一線兵力約為6萬人左右，在兵力上占一定優勢。
張學良此時發布了動員令，派王樹常為防俄第一軍，率一部東北軍開往東線，派胡毓坤為防俄第二軍軍長，率一部東北軍進擊於西線，此時奉軍一線約十餘萬人，在兵力上略占優勢。
雙方戰鬥力對比
1929年的蘇軍，距離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還早，國內戰爭期間的將領都還在世。二個五年計畫的成功，使蘇軍獲得並熟練使用大量技術兵器，如飛機、重炮、坦克等。蘇軍當時的士氣也很高，蘇軍的政治工作作得很出色。
反觀奉軍，長期以來占據東北，故戰事不利時可退往東北，戰事有利時可以出兵關內，故此勇敢精神不夠。奉軍多數將領都是土匪出身，軍事素質差，軍隊兵員素質亦差，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這一點暴露無疑，因此奉軍一度大力發展海空軍，空軍實力一度號稱全國最強，大力任命年青將領，但總體上進取精神仍然不足。
雙方初期的軍事衝突
7月20日，蘇聯在黑龍江上扣留中國海城號、宜興號兩艘輪船。21日—23日，蘇聯駐齊齊哈爾、哈爾濱、海拉爾、滿洲里、黑河、綏芬河領事及海關職員和僑民經滿洲里回國。至23日止，蘇聯人經滿洲里回國者已達500餘人，多半為婦女和兒童。23日，中東鐵路500餘名蘇聯員工呈請辭職，代局長范其光以其“無故辭職違則，妨礙路務”予以免職，至本日止蘇聯員工辭職或離職者593人。同時，蘇聯在烏蘇里江和黑龍江扣留華輪，除航務局被扣5艘外，商船也有5艘被扣。沿江電報線亦被蘇方割斷。
7月28日，蘇軍步兵1個團、鐵甲車3輛、炮4門，到十八里小站，割斷通滿洲里電線，勒令中國軍警撤退。該站駐軍1個排和4名警察，因寡不敵眾，於晚7時撤退。29日，蘇軍炮擊中國密山縣當壁鎮。
7月31日蘇軍又出動20架飛機在中國軍隊上空盤鏇偵察。
8月6日，中東鐵路細鱗河站鐵橋石墩被炸壞兩個。此後，破壞鐵路，炸毀隧洞等事時有發生。
8月8日，蘇軍百餘名攜大炮2門、機槍3挺，在鷗浦縣街南門外與中國陸軍交戰，互有傷亡。蘇機5架在綏芬河市上空盤鏇，鳴“空炮”200餘響，在東山陸軍防所附近及國界三道洞子各投彈1枚，後又來蘇機27架在中國領空飛行數周而去。午後4時左右，蘇軍百餘人占領滿洲里紅山嘴子。夜間進至三卡（即額爾德尼托羅輝卡倫）。
8月9日，蘇軍40餘人在距蘿北縣30里之古站設卡兩道。遮斷交通，擄劫行人。同日蘇軍300餘名及軍艦2艘占據距同江90里之胡家柈廠。
8月11日，密山縣當壁鎮燒商東源茂，請來民團40名，連同所雇“護勇”共有槍80餘支。當晚與蘇聯騎兵400餘名交戰，被蘇軍打敗，趕出商號。
8月12日，北兆興鎮三間房、綏濱中興鎮、李家油坊等處被蘇軍2000餘人分頭占領。蘇軍40餘人乘小船8隻到烏雲縣柳河屯登入，打死保衛團多人，返回彼岸。
8月13日，蘇方用大炮攻擊鷗浦縣城。14日早縣城失守。文書檔案被焚毀，縣政府遷至呼瑪縣屬金山鎮辦公。
8月15日，15日張學良下達對蘇作戰動員令，派兵6萬，任王樹常、胡毓坤為東西兩路總指揮，增防國境。蘇軍炮轟東寧，激戰一夜未曾攻入，次日黎明蘇軍撤退，同時向扎賁諾爾東北軍梁忠甲部43團駐地派出步兵百餘名。
8月16日，蘇軍步兵兩連、騎兵一連由蘇境阿巴該圖向扎蘭諾爾中國陣地射擊，雙方戰鬥2小時，互有傷亡。午後2時30分，蘇軍步、騎、炮約一師兵力，由阿巴該圖越境，向扎蘭諾爾站進攻，炮擊東北軍陣地，雙方激戰5小時，蘇軍始退。根據當時臚臏縣縣長齊肇豫電稱：“俄軍此次越境，據聞意在破壞扎站鐵橋、斷絕交通”。
8月17日，中國國民政府發表對蘇聯交戰宣言。駐滿洲里梁忠甲旅長報告戰況稱，所屬三十八團、四十三團午後與來犯蘇軍步、騎兵一個團作戰4小時，現仍處於對峙中。蘇軍在阿巴該圖附近有一個師以上兵力，並有特種部隊。蘇軍襲擊海拉爾交涉員所屬的七卡、八卡，雙方交戰一晝夜，中國軍隊敗退。
8月18日晚10點30分，蘇軍又開始向扎賁諾爾東北軍第43團2、3營陣地攻擊。
8月19日下午一時，扎賁諾爾四十三團陣地對面蘇軍又增兵約六、七百名。五時蘇軍又出動飛機五架由阿巴該圖向十八里小站飛來，8月19日，蘇軍攻陷綏濱縣城。
8月20日早6時，蘇軍用鐵甲列車運兵200餘名，向梁忠甲部騎兵十團進攻，戰鬥1小時左右蘇軍退去。
8月31日，蘇軍大船炮轟黑河察哈彥等三卡倫，卡房被焚毀。
8月25日，蘇軍步騎兵四百餘名，在扎賁諾爾駐軍四十三團陣地右前沿約千米處構築工事。
9月4日，蘇軍以異常猛烈的火力向駐紮蘭諾爾的四十三團、三十八團陣地右翼轟擊。
9月9日下午4時，蘇軍約一個團，在大炮掩護下，由十八里小站方面向滿洲里車站中國軍隊發起猛攻。晚8時30分，蘇軍撤退。下午4時，蘇機8架轟炸綏芬河車站，中方傷亡50餘人，一團長受傷。
9月16日夜，蘇軍百餘名襲擊臚臏縣庫克多博卡哨卡，焚毀卡房。
9月28日，蘇軍200餘人攻打畢拉爾河（即十一卡），打死卡官呂得祥；打死打傷卡兵及男女百姓百餘人。室韋縣長及九卡、十卡亦先後退至河塢以南。
蘇軍初期使用至多不超過一個團的兵力，對東北軍進行襲擾，企圖迫使東北軍做出讓步，東北軍則針鋒相對，在中東鐵路中大量用起用反蘇的流亡白俄，並召集白俄人入伍。早年張宗昌所率領的直奉聯軍就有五六千名白俄軍人，這些白俄多是職業軍人出身，軍事素質好，雖然紀律較差，但戰鬥力給東北軍留下很深的印象，故此東北軍企圖以俄制俄，不料更加激怒了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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