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第一次國共內戰紅軍交戰的組織共有兩方，一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第一次內戰為紅軍，第二次為解放軍），另一方為國民政府及其領導之國民革命軍、以及1947年行憲後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國軍。1927年至1937年間，第一階段國共戰爭，共產黨稱之為土地革命、十年內戰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國民政府稱之為剿匪。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劉伯承、葉挺、賀龍（其時並非中共黨員）等指揮發動南昌起事，建立了自己的軍隊。8月4日，中共部隊放棄南昌，南下廣東，這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裝部隊、也是國共雙方首次武力衝突。8月7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確定武力奪取政權的方針，第一次國共內戰條件已經全面成熟。8月8日汪精衛的武漢政府開始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實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蔣中正下野，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開始整合，史稱寧漢複合（中國共產黨稱作寧漢合流）。
9月，桂系軍閥和西山會議派掌握南京政府，汪精衛下野。同月毛澤東在湖南、江西發動秋收起事。10月，汪精衛到廣東否定南京政府，鮑羅廷經蒙古回蘇聯。11月，蔣中正回到上海，邀汪精衛北上。12月11日，共產黨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發動廣州起事。12月12日，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但隨即廣東軍將領張發奎調各地軍隊反攻，12月13日，共產黨軍隊被迫撤離廣州。12月16日汪精衛辭職赴法國。
自1927年建軍之後，到1937年抗日爆發其間，中國共產黨於勢力範圍內展開分裂中國與土地改革，並有多次與中華民國政府軍隊激烈戰鬥，這段時間的軍事戰鬥，中華民國政府稱為剿匪、中國共產黨稱之為土地革命、十年內戰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自1930年開始，國民革命軍先後發動對共產黨位於江西、湖南的控制區實行五次“圍剿”，前四次未能達成目標，紅軍通過運動戰，成功守衛了共產黨南方根據地。但在最後一次“圍剿”中，國民革命軍在德國顧問建議下步步為營，採取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的方式進攻中共紅軍，而共產黨方面，因為王明“禦敵於國門之外”政策的實行，最後失敗。紅軍被迫自江西瑞金撤退並轉移至陝西延安；共產黨稱之為北上抗日、兩萬五千里長征（國民黨稱之為“流竄”）。紅軍在這過程中損失慘重，但成功逃出了國民政府軍的封鎖。在遵義，共產黨召開會議，史稱遵義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重新拿回領導權，他調整政策，最終成功擺脫國民政府軍的攻擊，順利到達陝西延安。之後，國民政府調整國策，國民革命軍主力於華東華北抗日區域備戰。1936年，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囚禁蔣介石，兵諫迫其反分裂運動，國民革命軍最終停止與紅軍作戰。
背景
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1923年1月，基於中國北伐與突破孤立外交的需要，原本就主張外交上與蘇聯接近的孫中山，與蘇聯政府全權代表越飛在上海會面，正式討論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會面後，兩人發表《孫文越飛宣言》，聯俄容共全面展開，成為當時國民黨的主要路線。12月29日，孫中山落實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協助重建大元帥府，第三國際派出鮑羅廷到廣州為孫中山顧問，以蘇共為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實行“聯俄容共”政策。透過蘇聯的援助，於3月組建黃埔軍校，蔣中正擔任校長，這是“國民革命軍”的正式建軍，也是首支國民黨嫡系的部隊，但國共兩派政治力量在學生之間的較量，可說是決定了日後整箇中國的命運。
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病逝之後，中國國民黨在1925年7月1日於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汪精衛以全票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繼續執行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鮑羅廷被任為政治顧問，後又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最高顧問。1925年11月23日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開“西山會議”，反對汪精衛左傾，被稱之為“西山派”，是當時國民黨內的非主流派。1926年3月20日發生中山艦事件。4月1日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重申聯俄容共三大政策。5月11日，中山艦事件之後，由於和蔣中正的政見分歧，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1926年12月，中國國民黨左右派正式分裂，國民政府各擁山頭，鮑羅廷隨國民政府遷往武漢。1927年2月汪精衛自法回國，途經蘇聯受到史達林的接見。回國後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反對蔣的排共建議，堅持容共。4月5日和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中正的武力清黨行為，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蔣中正在南京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是為寧漢分裂。蔣中正下令“清黨”，清除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並在各地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分子。國、共兩黨因而正式決裂，並展開了十年的武裝持續對立。（原因：國共兩黨本來是合作進行北伐戰爭的，但在北伐期間，共產黨到處發起工人、農民運動，迅速擴張勢力，並在革命軍官兵中產生影響，引致國民黨極為不安。) 5月中，經過李宗仁及朱培德居中斡鏇，武漢及南京避免開戰，決定暫時分頭繼續北伐。月底，共產國際決議改變中國共產黨方略，準備武裝工農成立新軍、徹底進行土地改革；但仍然留在國民黨內，使國民黨及武漢國民政府成為工農革命獨裁機構。與此同時，共產黨在湖南的流血土地改革，鬥爭地主，使國民黨內不少軍官不滿，終與何鍵發生衝突；何鍵、朱培德等亦開始清共，是為“馬日事變”，其事變的共黨及傾共民眾死亡人數在數百到一千餘人。7月13日中共公開發表宣言因武漢廣東之複雜關係共黨黨員應退出國民黨。7月15日，汪精衛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停止職務。至此容共政策可說是完全結束。
經過
第二次反圍剿作戰圖“圍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歷次戰爭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汪精衛集團清黨反共後﹐中國共產黨先後發動了南昌﹑秋收﹑廣州起義和其它地方的武裝起義﹐創立了中國工農紅軍和海陸豐﹑井岡山﹑瓊崖﹑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西﹑湘鄂贛﹑中央﹑左右江等農村革命根據地。南京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自始即採取剿滅方針﹐1930年10月取得對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戰爭的勝利之後﹐更進入了以主要兵力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其中最主要的是對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五次圍剿：
第一次“圍剿”
1930年8月，蔣介石命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召集湘鄂贛三省黨政軍高級官員會議。確定以軍事為主，黨政密切配合，分別圍剿中國工農紅軍和各革命根據地的總方針。12月，設立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兼任行營主任，指揮十一個師又兩個旅，總計十萬餘人，採用“長驅並進”戰術，從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寧的廣闊戰線上，分路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腹地寧都、雩都(今於都)、石城、瑞金、會昌等地進攻。12月16-28日，蔣軍先後進至因富、南壟、源頭、洛口、頭坡、萬安縣贛江西岸地區、泰和等地。30日，第九路軍前敵總指揮張輝瓚率第十八師師部及兩個旅由東固向龍岡前進，被紅軍全殲，張輝瓚被俘。第五十師聞訊後，急由源頭撤退，1931年1月3日在東韶遭紅軍伏擊，被殲一個多旅，殘部逃向臨川。其餘各師聞風喪膽，紛紛退卻。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以失敗而告終，總計損兵一萬五千人。
第二次“圍剿”
1931年2月，蔣介石改以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開始組織對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二次軍事“圍剿”。參戰部隊除第一次圍剿戰爭失敗後留下的各師外，又增調九個師和四個團，總兵力達二十萬人。4月1日，蔣軍改用“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戰術，分兵四路向龍岡、寧都、東固、潭頭、沙溪、大金竹、洛口、廣昌方向推進。5月16日，第五路軍的第二十八師和四十七師一個旅在由富田向東固推進時，遭到在這裡持重待機二十餘日的紅軍主力的突然攻擊，大部被殲，殘部逃向水南。19日，由水南東竄的四十七師殘部和四十三師大部又在白沙被追擊紅軍殲滅。22日，二十七師一個旅覆滅於中村之戰。27日，第五師的四個團在廣昌被殲。31日，五十六師的三個團被消滅於建寧。前後十五天，蔣介石連敗五仗，損兵三萬餘人，槍兩萬餘枝。第二次“圍剿”又告失敗。
第三次“圍剿”
6月21日，蔣介石親到南昌組織第三次“圍剿”戰爭。他自任總司令，任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聘請德、日、英人為軍事顧問，新調嫡系部隊五個師共十萬人為主力軍，加上一二次“圍剿”戰爭中未被紅軍消滅的部隊，總兵力達二十三個師又三個旅，計三十萬人。7月1日，蔣採用長驅直入戰術，以何應欽兼任左翼集團軍總司令，指揮第一、二路進擊軍和第三、四軍團，由南城方面進攻；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指揮第一、二軍團和第三路進擊軍，由吉安、永豐、樂安方面進攻。蔣軍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二十餘日，相繼占領黎川、廣昌、寧都等地，企圖尋找紅軍主力決戰。8月6日至9月15日，先後在蓮塘、良村、黃陂、老營盤、高興圩、方石嶺等地遭到採用避實擊虛、敵退我追戰術的紅軍的猛然攻擊，總計被殲十七個團，三萬餘人，第三次“圍剿”再告失敗。
第四次“圍剿”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突然發動攻取瀋陽，侵占東北全境事件。但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對侵華日軍採取不抵抗政策，反從1932年6月起，對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他坐鎮武漢，自任總司令，調集八十一個師、二十九個旅又三十九個團，共六十三萬兵力，計分兩步進行：首先集中兵力進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以解除紅軍對武漢的威脅；然後再將進攻的重點轉移到中央革命根據地。9月和10月，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在蔣介石優勢兵力的進攻和中國共產黨內“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下，先後喪失，紅軍分別轉入四川和湘鄂邊。1933年1月底，蔣介石親赴南昌設定行營，部署其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二步計畫。他調集嫡系十二個師，共十六萬人，組成以陳誠為總指揮的中路主軍，以蔡廷鍇、余漢謀為總指揮的左右兩路軍策應，採取分進合擊戰術，由樂安、宜黃、金溪、南城向廣昌進攻。2月27日，其第五十二、五十九兩師進至黃陂，遭紅軍伏擊，五十二師全軍覆沒，五十九師大部被殲，兩師師長先後被俘。3月21日，其第十一師又在草台崗、徐莊地區被埋伏的紅軍殲滅大部，其餘各師紛紛後撤，至此，第四次“圍剿”基本被打破。
第五次“圍剿”
同年9月，蔣介石不顧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調集百萬軍隊，二百架飛機，組成以顧祝同、陳濟棠、何鍵為總司令的北、南、西三路軍(後又增加以蔣鼎文為總司令的東路軍)，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新戰略，對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圍剿”。為了準備這次“圍剿”，他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權”的口號，聘請德國、義大利、美國軍官為教官和顧問，在江西廬山創辦軍官訓練團，輪訓中下級軍官七千六百餘人；並採取厲行保甲制度，舉辦軍事借款，嚴禁食鹽、煤油、西藥等物資輸入革命根據地等一系列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措施。9月25日，顧祝同北路軍三個師首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推進，第五次“圍剿”正式開始。掌握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先是採取軍事冒險主義，命令紅軍實行進攻作戰，連續作戰近兩月，不僅黎川被占，未能“禦敵於國門之外”，且造成紅軍很大損失。繼而又實行軍事保守主義，強迫紅軍進行陣地防禦戰，導致廣昌、建寧相繼失陷，革命根據地進一步縮小。最後，見紅軍奮戰一年，仍未能打破“圍剿”，又實行逃跑主義，決定紅軍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於1934年10月倉促實行戰略轉移，進行長征。蔣介石以重大代價換得了第五次“圍剿”的局部勝利。
此後蔣介石繼續對長征西去的紅軍和其它革命根據地進行圍、追、堵、截和反覆“圍剿”，但始終沒能達到消滅紅軍的目的。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國共兩黨再度合作，第一次國共內戰才最終結束。
諜戰
南昌起義國共兩党進行武裝鬥爭之同時，又展開了秘密的地下鬥爭，這種鬥爭是一種無聲的智慧型之戰，較之公開的武裝衝突尤為尖銳；同時這種鬥爭是一種相互滲透的隱蔽戰爭，因而在國民政府的統治地區，以及中共割據的蘇區，同時展開了謀略戰鬥。雙方均以打入對方心臟，掌握情況，摧毀對方的組織與力量為目的，於是，這種地下鬥爭，就顯得更其複雜與神秘了。 由於中共檔案之泄露，以及中共人員之投誠自首，把中共特務工作的許多秘密公開出來了。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中央特務工作總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自新，同年六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遭捕後坦白供述，同年八月，中共中央紅隊（按：即暗殺隊）科長王世德被捕自新，這樣，就使中共的特工內幕暴露無遺。
為了達到保衛工作目的，中共特工總部還布置獄中的特務工作，在捕房、法院、律師、監獄中普遍的吸收成員，發展組織，藉以了解被捕人員的情況，並進行營救。同時通過互濟會負責被捕人員家屬之安慰及被捕人員在監獄中的訊息傳遞金錢接濟等，其活動方式大致如下：
（一）收買利用捕房打字員，泄露人員逮捕訊息，其方法多於報告捕獲人犯打字時，故意打錯，掉換重打，而將打錯的一份修正後送交中共。
（二）收買法官，於審訊時故意暗示被捕者，使他堅決的不承認，因為當時中共在上海以租界為護符，而租界對政治犯並不作決定性的處理，判明後一定要引渡到中國政府來辦理，以租界捕房辦案程式，犯人堅不承認罪行，雖然證據齊全，亦無法定讞的。承審法官被中共買通後，即用盡方法明示暗示，使犯人無供，避免引渡，而獲得在租界內開釋的目的。
（三）被捕人員既經入獄，除掉利用「難友」開釋或接見機會，或買通看守人員向外秘密通訊，或尋求接濟外，他們最高的目的乃在潛逃，他們環境情況，可以在獄中展開宣傳和組織活動，鼓動同監人犯暴動越獄（俗稱炸獄），可以由感情入手暗地聯絡看守人員，或以金錢收買，或以政治邪說蠱惑，使看守人員給予他脫獄的機會。
抗戰以前南京時代，中共蘇省委組織部長黃勵系一女性（按：黃系留俄學生，原為中共中央組織局工作人員），被捕後羈押於憲兵司令部，她即利用色相和守衛班長發生了關係，與守衛班長一齊逃跑被捉到後，一齊槍斃。
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前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關向應（俗稱小關），中委林祖涵及吳玉章、謝覺哉等，於上海公共租界遭補，周恩來以兩分鐘之差漏網逃逸。此案中共特工總部以萬元巨款收買營救，租界當局以證據不足，拒絕引渡，關向應等四人乃獲釋並逃往蘇區。據向忠發供述，中共中央的經費除共產國際津貼外（每月美金一萬五千元），蘇區的接濟也是來源之一，一九三○年六月由閩西運到黃金七百兩，同年底，由贛西南運到黃金二千零七兩，另外就是紅隊搶劫勒贖來的贓款，以補經費之不足。 根據中共中央六十九號通告的指示，即「對自首而反攻的叛徒，號召黨內外民眾共起處以死刑」，於是紅隊特工的暗殺行動，首先便以「叛徒」為對象，下面三件案例，可作為紅隊的代表傑作：
（一）狙擊白鑫事件：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共軍委負責人之一的白鑫，和另一要份子王英，向國民黨悔過自新，住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 員范爭波家中，深居簡出，對外十分秘密，並派有保鑣二人案中保護。紅隊特工偵騎四出，探聽白的住址，終於在法捕房包探鮑君甫那裡探明地點。」據顧順章自新後對調查科人員說，狙擊白鑫案是他布置的，當他偵悉白鑫住於霞飛路尚賢坊范爭波家裡後，即先行察看地形，發覺白鑫住在坊中橫排最後一家，乃於同排入口處第一家（與白氏住地相隔三家）租屋一座，派紅隊隊員五人駐入監視，其中一人為女性，化裝女僕以便與范宅女僕接觸，探聽動靜。另在弄堂至霞飛路之出口處 （因霞飛路系大馬路）派隊員二人，一人化裝補皮鞋匠，一人偽裝賣水果小販，日夜配合守望。九月中，即農曆八月十四日，發現范宅購買大批禮物，女隊員（即化裝之女僕）乃詢之范宅女傭，得悉白氏即晚乘夜快車赴南京渡中秋，當即布置狙擊。是晚，范氏兄弟二人及保鑣二人保護送行，當白鑫等走過監視處後，負責監視之紅隊隊員即偽裝旅行尾隨出動，白氏等行近弄堂口時，弄堂口偽裝賣水果與補皮鞋的隊員，針對保鑣首先迎頭髮動襲擊，在黑暗中，保鑣二人未及拔槍，即被擊斃。槍聲響後，同行人員，紛紛向後逃避，尾隨之紅隊人員復從後攔截射擊，致白等腹背受敵無處可逃，全被擊倒。是役，除范爭波受傷倒地佯死獲救外，其餘白鑫、王英、范之兄弟、保鑣、弄堂司閽者等六人全部畢命，紅隊隊員得手後，復向白鑫王英屍體補射數槍，始從容逸去。
（二）仁濟醫院血案：一九三一年，國民黨調查科在中共紅隊隊員中布置一個內線，名黃國華，為中共發覺，即決定對其秘密制裁，某日中共約黃到某旅館接頭，黃不知陰謀，按時先到，屆時X方來人照預定暗號敲門接頭，惟進門後即出槍將黃國華射倒，兇手愴惶離去，事後查知中共派來執行暗殺者，為紅隊實習人員，技術欠熟練，過分緊張，未能將黃某擊斃，事件發生後，調查科派人將傷者護送至公務局警察專用的仁濟醫院急救診療，並派有補房包探及印籍巡捕守護。這些情形被中共人員偵悉，遂利用星期日病人接見眷屬的機會，派遣六個紅隊隊員，混入醫院二樓，先將印捕及包探擊斃，再將黃國華打死，持槍並行出院，在醫院門口分手四散逃逸。但因調查科事先判斷X特對此必不甘心，可能再至醫院逞凶，在醫院門前預布監視守候人員，當中共特務行兇出院四散逃逸時，調查科人員即分別尾釘跟蹤，發現四個紅隊特工機關，乃連夜破案，搜獲長短槍甚多，經捕房檢驗發現上海無頭的暗殺案件，多與這些槍枝有關。
（三）勒斃顧順章全家慘案：周恩來於獲悉顧順章遭捕自新後，立即指揮原任顧之助手紅隊科長王世德（化名王竹友），將其全家八口岳父母、妻子、內弟等全部勒斃，埋屍於法租界愛棠村十一號屋內滅跡。不料於顧案發生四個月後，即一九三一年八月，該王世德亦為調查科捕獲，經供述上項情事，當由調查科向法租界警務當局接洽，會同按址發掘屍體，租界當局初不置信，經過確切保證之後，始獲同意進行發掘，因此事為新聞界所悉，訊息傳布出去，致發掘工作進行之時，市民擠滿牆頭，樹上圍觀，在充滿驚駭與懷疑氣氛之下，一尺復一尺的挖下去，於種植花草毫無痕跡之院內，深掘至八尺之下，果然起掘得顧之全家大小八具屍體，全市為之震驚。以後據王世德所供，又先後在公共租界武功坊三十二號，新閘路斯文里七十號等處，繼續從事發掘，結果又掘得三十九具屍體，大多數是中共所謂動搖或叛變份子，由周恩來命王世德等所殺害的。
當時主持對中共鬥爭的機構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在該科之下設有情報工作總部，負責全國反共鬥爭工作，初期以上海中共中央為打擊對象，後來遍及全國，凡有中共活動的地區，均有該科工作人員和共黨作地下鬥爭；不過，在中共的游擊區尤其在蘇區內部以及紅軍內部似乎缺乏工作，因而在資料中也很少記述。國民黨已經公開的資料研究，當時調查科的地下鬥爭採取了如次有力的步驟和方法，這也就是調查科從事秘密戰爭的武器。
第一、偽裝滲透：調查科培養了好些幹練人員，偽裝思想左傾，滲入重組織，經過一段為共黨努力工作之後，逐漸成為中共幹部；同時調查科又有計畫的破壞中共組織，促使其滲透人員在中共幹部缺乏的情況下，逐漸提升為高級幹部，由支部、區委、縣委乃至省委中央。這樣，該科對共黨的情況便瞭如指掌，隨時可予中共以打擊。據資料透露，該科的內間人員曾經滲入上海中共中央秘書處、組織部和特工紅隊，有一個時期，中共江蘇省委是在調查科滲透人員控制之下，上海中共中央之屢遭破壞，以及紅隊之終被消滅原因在此。
第二、分化爭取：調查科根據滲透人員之了解，針對中共幹部之各別情況及其弱點，對之進行謀略性的分化和爭取。利用中共的黨內鬥爭和派系鬥爭，造成中共內部的離心和分化，利用中共幹部的弱點，投其所好，醞釀脫黨趨勢，構成爭取的條件。當時中共內部被鬥爭被處分的幹部，常常就成為調查科爭取的對象。這些被分化爭取的中共幹部，依然留在中共內部，過一時期，又成為該科的秘密運用人員了。
第三、政治說服：調查科對於已逮捕之中共幹部，一律採取政治說服方法，即以三民主義思想來克服馬列主義教條，使中共幹部解除思想武裝，放棄階級立場，轉而為調查科工作，即「以昨日的敵人，鬥爭今日的敵人」，「以敵人的幹部瓦解敵人的組織」；這批出身中共的工作人員，了解中共的慣性作法，熟悉中共人員和組織，用以對付共黨，自然效力至大，成就至鉅。有時調查科還採取「突擊說服」的方法，即對中共幹部不加逮捕，採取一種有計畫的、秘密的、短暫的強制談話，加以說服後即行送回中共，秘密為調查科工作。所以調查科不主張殺中共幹部，而以說服運用為原則；對頑固份子則施以長期感訓，直至覺悟轉變為止。那時，少數中共幹部被捕後迅即處死，大都是因為地方軍警在調查科未及說服之前先行處決的。
第四、偵查行動：當時中共強調階級鬥爭，發動怠工罷工抗捐抗稅，在城市裡還舉行飛行集會或請願示威，到處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進而實行狙擊暗殺或擄人勒贖，這就把中共的目標暴露於調查科之前；因此，該科之偵查行動除依據內間人員報告外，並針對中共自己暴露的目標，進行反覆偵查直至於破案。該科之破案，一面配合內間人員之升遷作有計畫之行動，一面又以欲擒故縱手法，有意讓若干中共幹部漏網，或預留若干中共機關不加破壞，以為擴大偵查之用；這樣，反覆偵破和擴大偵查，就使中共機關和人員無所遁形，而為調查科控制與掌握了。
第五、自首自新：中共為了訓練其幹部於遭捕後不致叛變，除以暗殺作威脅外，並加強氣節教育，要中共人員於被捕後不吐露任何秘密，要挨過嚴刑拷打並作監獄鬥爭。可是由於調查科人員對於遭捕X乾一律優待，既不打罵，又不用刑，且以理服人，與中共之氣節教育完全相反，這就是使被捕人員，大都願意自新，為該科工作。同時為了號召中共幹部之輸誠來歸，該科提出了一種「處理中共份子自首自新辦法」，辦法中規定自首自新中共份子，不究已往，立功受賞，確保生命財產安全，分配適當工作等等，經國民黨中央通過後頒布實施並作廣泛宣傳，結果許多中共人員紛紛轉變來歸，使中共在「白區」的組織瓦解。這些，就是調查科與中共作地下鬥爭的武器。十餘年後，中共中央對於這些「武器」作了很高的估價，而且要中共特務效法調查科加以運用，「否則我們就是失敗」。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寫道： 「日本及國民黨，很久以來，就採取爭取與軟化共產黨員，為他們服務的反革命方針，很少殺人。我黨必須採取爭取大部至全部特務分子，為我們服務的方針，否則我們就是失敗。」「在培養幹部的任務中，應包該括黨員與特務兩部份人在內，就是說，不僅要注意培養共產黨員（這當然是主要的），而且要著重注意將反革命特務份子轉變為革命的鋤奸幹部。愈是大特務，轉變過來就愈有用處。這個政策，日本及國民黨也是很早就採取了，用以對付共產黨，並且收到了成效。」國民黨調查科這些有效措施，的確曾給X黨以嚴重打擊，就已公開的資料看來，那時中共在國民政府區域的組織，從支部到中央，從上海到西北，連續受到不斷的破壞，中共雖曾一再設法恢復與重建，結果還是徒勞，終於無法生存，逃到有紅軍掩護的蘇區去了。以下就是調查科破獲共黨組織的簡述：
（一）陳延年、趙士炎案：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委兼長江局書記陳延年（系陳獨秀長子），因一丹陽人束某之自首，被捕於上海北四川路恆豐里一○四號之江蘇省委秘書處，同時被捕的，尚有省委書記韓逋仙及宣傳部長黃某。三十日，繼續破獲上海工聯總會，工總組織部長張佐民，副委員長楊培生以下二十餘人就逮。七月三日復捕獲工總負責人趙士炎（亦系共黨中委）。
（二）陳喬年、許白昊案：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於上海破獲中共中央秘書處，中央農委，江蘇省委，上海工聯總會秘書處，省委交通處，浦東區委等二十餘處，捕獲中共中委兼中央組織部長陳喬年（陳獨秀次子），中委兼上總黨團書記許白昊，上總委員鄭覆他及各區委書記，工聯主任等二十餘人。
（三）游優哉、李振農案：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調查科會同中央軍校當局破獲偽裝隱藏於該校之中共兵運委員游優哉、李振農等五名，搜出輕機槍兩挺，粉碎中共企圖於國父奉安途次，實行襲擊的陰謀。
（四）彭湃、楊殷案：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於上海新閘路經遠里，捕獲中共農運領袖彭湃及楊殷、顏昌頤等五人。當時彭湃任中共中委兼江蘇省軍委書記，楊殷等人則為軍委委員。
（五）何孟雄、林育南案：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於上海東方旅館捕獲右派中共中委何孟雄及林育南、李求實等二十五人，根據供述、鏇又破獲中共機關四處，共捕獲中共要角三十五人。其時何孟雄正舉行反四中全會及成立第二江蘇省委之會議，會議未終，即席遭捕。
（六）顧順章案：同年四月，在漢口逮捕中委兼特工首領顧順章及紅隊隊員六人。顧鏇即自新，並協助調查科之反共鬥爭，邇後該科之大破中共機關，得力於顧之協助至多。從此，中共要角均紛紛遁入蘇區，中共中央亦作遷入蘇區之準備。
（七）牛蘭夫婦案：同年六月十七日，在上海捕獲共產國際駐太平洋職工會大部牛蘭（瑞典人）及其妻汪德利增，以及太平洋工會要角傅大慶一名，搜出共產國際與職工國際檔案至伙，國際為之震驚。
（八）向忠發案：同年六月二二日，在上海霞飛路捕獲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向跪地求饒，要求保全生命並作坦白供述，所供中共機關四處，亦並予破獲。
（九）羅綺園、楊匏安案：同年七月，於上海破獲中共中央宣傳機關及印刷廠多處，捕獲中共中央宣傳部及黨報負責人羅綺園、楊匏安等二十三人。同期，在北平、天津捕獲廖劃平、潘問友等三十餘人。羅為粵北農運首領，楊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監察委員，歷任中共中央各部要職。羅、楊均為中共六次大會選出之中委。
（十）王世德案：同年八月在上海捕獲中共紅隊科長王世德及張崧生、蔡飛等人，揭發周恩來主使之兇殺埋屍案，先後會同租界當局發掘屍體四十七具，舉世為之震驚。
（十一）關向應、林祖涵、吳玉章案：同年八月，在上海公共租界逮捕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前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關向應，中委林祖涵及吳玉章、謝覺哉等人，該案因中共以巨款賄買租界當局，拒絕引渡，被釋返蘇區。
（十二）武平、徐福生案：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十二月，在山東等地先後捕獲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武平，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徐福生，湖北省委組織部長王培槐，河南省委委員胡玉坤，河南少共省委書記張諾林，河南軍委王超，蘇浙軍委胡長源，安徽省委張宅中，漢口市委游無魂等省市級中共幹部二百餘，縣市級幹部一千五百以上，區委、支書、黨員三千餘眾。
（十三）蔣雲、陳資平案：一九三二年六月間，破獲中共徐海埠特委、魯南特委、豫東中心縣委等全部地下組織，捕獲紅十四軍軍長蔣雲、紅十五軍軍長陳資平，摧毀蘇魯豫邊區根據地及該兩軍武力。同時自首自新中總計有徐海埠特委書記孫敬林，委員陳詠球，少共特委書記陳政齊，委員朱秋白，費一夫等幹部六百餘人，黨員二千餘眾。武裝份子、赤色民眾自首自新者，數逾兩萬。
（十四）李逾時、李必剛案：同年八月，於鎮江捕獲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軍委書記李逾時、李曾任紅十四軍軍長，一九三○年領導通海一帶之暴動。九月在上海破獲中共中央軍委機關，捕獲軍委李必剛，（李系留俄學生，長於軍事，為中央軍委要角）搜獲兵運檔案甚多，因而中共潛伏於國軍中之組織與活動，乃相繼破獲。
（十五）余飛、徐錫根案：同年九月於安慶捕獲余飛，在上海捕獲徐錫根。余、徐二人均為中共工運重要幹部，曾任中委及政治局委員，余且曾任共產國際歐洲局書記，職工國際常委，太平洋職工聯合會主席及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等要職。
（十六）陳獨秀，彭述之案：同年十月十七日，在上海岳州路春陽里二百十號，破獲中共反對派中央集會機關，該派領袖陳獨秀，中委彭述之、濮一凡、謝德盤、張次南、宋逢春及重要幹部彭道之、王平一、梁有光等八名均被捕。
（十七）袁炳輝、胡均鶴案：同年十月，在上海捕獲少共要角袁炳輝及其妻朱愛華，時袁任少共江蘇省委書記，朱任反帝大同盟組織部長。同期，在上海膠州路二十二號又捕獲少共中央書記胡均鶴，少共經濟鬥爭部部長鬍大海。
（十八）黃平、韓連會、沉顯庭案：同年十一月在天津捕獲中共中委黃平（又名黃文治），黃任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世界反帝大同盟常委。同時在保定捕獲中共中委兼河北省委書記韓連會（按：其時韓已轉入羅章龍派，所指職務似為羅派機構），在上海捕獲中共中委兼工聯會委員長沈顯庭（按：沉亦為羅章龍派）。
（十九）朱宜之、劉抱一、汪盛荻案：同年十二月前後，在上海捕獲互濟會秘書長朱宜之，中共中央巡視員劉抱一、汪盛荻以及江蘇省委龍登雲、高其度等人。一九三二年全年在其它地區尚捕獲汕頭市委吳一蘭，通海特委書記朱警石等省市級以上幹部三百餘名，縣市級以下幹部三千人以上，區委、支書黨員等六千人。
（二○）盧福坦案：一九三三年一月捕獲曾任代理中共總書記的盧福坦，盧歷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山東省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向忠發被捕後，曾一度代理總書記，被捕時任全總黨團書記兼組織部長。
（二一）王雲程、孫際明案：同年二月在上海捕獲少共中央上海執行局書記王雲程（共黨中常委），組織部長孫際明（亦為共黨中委）﹕秘書長陳卓文等重要幹部二十餘人。
（二二）羅登賢、廖承志案：同年三月在上海破獲中共工運總機關，即全國總工會，捕獲工運首腦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羅登賢（羅系六次大會選出之中委），全總秘書長王其良，秘書余文化，以及海總黨團書記廖承志等人。廖系廖仲愷先生之子，被捕後為其母何香凝籲請國民黨各黨國元老緩頰保釋。四月又在滬捕獲中共中央上海執行局秘書於達等人。
（二三）丁玲、潘梓年案：同年四月，在滬破獲文化界組織，捕獲中共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蔣冰之（即丁玲）即其夫（紅旗報主持人）以及中共左翼作家潘梓年等多人。
（二四）羅章龍、朱英案：同年四月於上海破獲中共右派中央，即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捕獲該會組織部長羅章龍，總書記朱英（按：前任總書記孫正一已自新），宣傳部長王德，及重要幹部熊中和等四人。
（二五）程建文、杜衡案：同年六月在陝西捕獲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長程建文，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繼經半年行動，摧毀中共陝西組織，計被捕自新之中共幹部黨員一千餘人，赤色民眾自新者萬餘人。
（二六）張昔蒙、方立正等案：一九三三年全年，尚在各地捕獲中共南方局秘書長張昔蒙，湘贛邊臨時省委方立正，江蘇省委巡視員黃強，滬東區委王友直，徐州特委書記萬金培，中共中央總交通蔣平等省市級幹部二百餘，縣市級幹部一千餘人，區委、支書及黨員約四千人。
（二七）季蘇、李萬成、李秀峰案：一九三四年一月起，在天津河北各地捕獲中共河北省委駐平代表季蘇，中共中央北方軍委書記李萬成，軍委李秀峰，北平市委書記李少軒等中央、省委、軍委、市縣委以上幹部四十餘人。
（二八）張國棟、李墨農案：同年三月，再次破獲中共江蘇省委，先後在滬捕獲江蘇省委書記張國棟宣傳部長李墨農等尚未委員十三人。
（二九）丁默村、李士群案：同年五月二十三日，捕獲中共特工人員丁默村、李士群二人，丁、李二人系中共留俄學生，習蘇俄格伯烏工作，返國後受命中共中央，滲入「社會新聞社」為掩護，因於上海廣西路指揮紅隊暗殺調查科上海區情報科副科長陳靜被發覺而遭捕者。
（三○）李竹聲、楊天生等案：同年六月十四日，在上海完成對中共中央上海執行局之總破壞準備，日下午洽妥英法租界當局，對中共四十六個秘密機關進行搜查，捕獲共黨首要計有﹕中央執行局書記李竹聲，組織部長楊天生，全國總工會委員長袁家鏞，共產國際代表接頭處主任兼中央執行局總會計秦曼雲，宣傳部副部長朱素濤，執行局婦女部長杜作強，國際電台總台長程祖伊，滬贛總台台長王文彬等五十四人，次要幹部一百三十餘人及電台七部，重要機秘檔案至伙。經此破壞，中共乃放棄在滬重建地下組織之企圖。
（三一）鄺惠安紅隊案：同年九月二十七日，於上海肅清中共特工紅隊，計捕獲候補中委兼紅隊隊長鄺惠安，暨所屬九個分隊全體暗殺隊員共三十五人，抄獲快慢機等短槍三十七枝，子彈萬發，手榴彈一箱及其它兇殺器具甚多。
（三二）盛忠亮、徐鄭氏案：同年十月四日，於上海捕獲中共中央上海執行局宣傳部長盛忠亮，執行局會計徐鄭氏，第一第二兩無線電台負責人。六月李竹聲被捕後，即由漏網之盛忠亮繼任執行局書記，盛之逮捕，乃使中共在滬之領導機關全被摧毀。
（三三）黎天才、李鴻鳴案：同年十一月，捕獲中共北方特工黎天才、李鴻鳴等人。黎等系中共高級特工幹部，打入張學良部，為張所親信，被捕後，經張學良之力保獲釋。
（三四）王斌、宋宜生案：一九三五年一月，破獲中共河南省委、軍委、豫西、豫北、豫東諸特委，開封、洛陽、鄭州、信陽諸市委，遂平、內黃、高丘等縣委全部組織，捕獲河南省委王斌、宋宜省，軍委老周等三百餘人。
（三五）瞿秋白案：同年二月，在長汀捕獲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及蘇維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長之瞿秋白，經調查科派員說服，瞿願自新，並供述中共中央之計畫與決議，因核准自新之電令遲到，瞿被地方駐軍處決。
（三六）李偉、賀培善案：同年四月，於天津法租界捕獲中共北方特工負責人李偉及重要份子賀培善等九人，並於北平起出隱藏在高桂滋軍長家中之短槍一箱。
（三七）陳履珍、高翔案：同年七月，展開大別山之清剿共X行動，持續半年，捕獲中共皖北特委陳履珍，安慶特委高翔等以下共乾五百餘人。
（三八）鄧子戈、劉夢龍案：一九三六年六月，在貴陽捕獲中共貴州省委鄧子戈、劉夢龍及貴州軍委熊茂才等人。
（三九）向愚夫婦案：一九三七年一月，在湖南捕獲湖南省委向愚夫婦，特委余稼生，淑浦縣委書記李鳴鶴，湘潭市委書記何星南，市委劉世降、徐子奇等五十餘人。
（四○）黃賢度、陶復平案：一九三九年二月，查獲江西上高縣長黃賢度及高級職員陶復平、徐寶璟、文超等中共重要份子，經由江西地方當局予以自新處理。
據「中國共產黨史略」的統計，在這時期中，蘇區以外中共的各級組織和民眾組織被破壞很多，重要的除中共中央機關破壞十四次外，還有江蘇省委破壞九次，河北省委四次，陝西省委二次，河南省委一次，山東省委三次，共黨的特務隊也破壞數次；民眾組織方面，青年團破壞三次，上海全總和工聯破壞四次，互濟總會破壞三次，反帝組織破壞三次，文化組織也屢次破壞。
暗鬥一書，對這些捕獲的中共幹部也有一個分析和統計，它說： 另外一個是我自己的紀錄，經我捕獲的有：共產國際駐太平洋赤色工會代表牛蘭（瑞典人）。
中共中央總書記三人 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
中共省、市級幹部 八二九人
中共縣、市級幹部 八一九九人
中共區委、支書、黨員 一五七六五人。
西安事變這一數字，除赤色民眾不計外，共捕獲中共幹部和黨員二萬四千八百餘人。這一統計與上列四十個重要案件捕獲中共人員二萬四千餘人（赤色民眾不計在內）大體相符。從這一破案數字，就可了解當時中共所受打擊之沉重。 在上列的數目字之中，除了極少數（大概是五百比一）頑固倔強的交付法律制裁以外，其餘都是給予自新報國的機會，以後的事實，證明這些從錯誤道路上挽救過來的青年，他們的服務成績，一般都是非常優越，而其反共意志之堅決，尤其比一般未入圈套的人強的多，這大概是他們這一番痛苦經驗換來的認識。 至於那些受法律制裁的中共，其中大部份只是判徒刑處分，抗戰一起，這些人又都恢復了自由。我們只要屈指計算今日共區內具有二十年以上『黨齡』的中共老幹部，凡是做過地下工作的，至少有三分之一曾進過監獄，於是足證國民政府對付政敵，不像今日中共那樣『斬盡殺絕』。
雙方均以肅清自己統治地區之敵對力量為中心，鬥爭場所遍及國民政府地區以及中共的蘇區。不同之點在於調查科之破案以潛伏社會各階層之中共為對象，中共則以肅清黨、政、軍自身內部之所謂反革命為目的。
第三、在政策上，國民黨採用自首自新辦法，破案目的，除摧毀中共組織外，在於爭取中共幹部之轉變。中共的特務工作，則採取肉體消滅的辦法，遂有上海紅隊之暗殺以及蘇區之屠殺。
第四、國民黨破案的數目字與共黨屠殺的人數約略相等。經調查科破案逮捕及自首自新的共黨人員與赤色民眾約五萬餘人。中共「肅反中心論」時期，在蘇區肅反人數（大部屠殺）約略估計恐亦將近五萬之眾。
據調查科的記錄，捕獲和自首的中共人員二萬四千餘人，辦理手續的赤色民眾三萬人。當時共黨人數，據向忠發在三中全會的報告，全國黨員十二萬二千三百一十八人（包括蘇區與紅軍中的黨員），赤色工會會員超過十萬多人，農民民眾組織約數百萬，青年民眾組織有一百六十萬，互濟會組織亦有八十六萬；這一數字雖屬誇大，且大部份系蘇區、紅軍中的黨員和民眾，但在國民政府地區有數萬黨員和赤色民眾是不足為奇的。調查科破案人數，大體與中共的「白區」組織不相上下。而且中共中央歷來都承認這一時期「白區」工作完全失敗，毛先生也說：「使辛苦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這就說明調查科的破案打中了中共的要害。
調查科曾經編印出版「轉變」第一第二兩集，把自首自新人員的名冊，以及中共幹部的經歷和脫黨宣言刊登出來，書上有名的這些「轉變」人員，有的淪陷大陸，有的遠走海外，但大部份還在台灣。當年曾被調查科逮捕的吳玉章、謝覺哉、彭真（即傅茂公）、廖承志等人，今天還活在大陸；這也說明，調查科的破案的確摧毀了共黨在「白區」的組織。當年中共中央，曾一再發出反自首反叛徒鬥爭的通告、提綱，而且以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下令通緝顧順章、孔荷寵、徐錫根、胡均鶴、余飛、袁炳輝、陳衡舟、胡大海、陳之平、黃平等人，上海的紅隊則以暗殺叛徒為能事，最後，中共中央也逃入蘇區，中共竊據大陸後，還出版了紀念死者的專書；所有這些，正是調查科破案真實性的反證。可是，在另一方面，紅隊的暗殺和蘇區的肅反，是否真的打中了國民黨，那就值得研究了。當然，紅隊在上海的確暗殺了調查科人員和中共的叛徒，調查科編輯的「中國共產黨的透視」列舉了他們被暗殺的人員共十人，在上海埋屍案中，掘出了被紅隊勒斃的中共叛徒屍體四十七具，這是紅隊真實的「傑作」。不過，在蘇區肅反所屠殺的數萬人，是否真的國民黨ＡＢ團、改組派、第三黨、社會民主黨等「反革命」，那就值得懷疑了。
蘇區的肅反為「亂捉亂打亂殺」，「亂殺」了多少人，當然無法計算，除若干重大案件外，且無資料可憑，但有一點是真實的，那就是所謂反革命，絕大部份都是中共黨員、紅軍官兵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以鄂豫皖為例，陳昌浩說：「這一千內面有七百多個共產黨」。在江西，富田事變被殺的八百人（由富田事變發展而屠殺的則在萬人以上），為紅二十軍的一營官兵和若干地方工作人員。一三軍團被殺的四千四百餘人，則全部是紅軍官兵。如果說，國民黨的滲透工作人員成千上萬的布滿蘇區，打入中共和紅軍內部而被肅反，那是無法置信的。照陳昌浩的報告，鄂豫皖紅軍的師長、政委、團長、政治處主任等等全是改組派，也就是說整個部隊已為改組派所掌握，是則，這些改組派為什麼在國軍進攻前面，不拉隊投降，返回國民黨報功，而硬要等待被中共「肅反」呢？富田事變亦是如此，二十軍的一個營發動事變，釋放了人犯，包圍了省蘇維埃，把軍校學生繳了械，這時正面對著國民黨第一次圍剿的國軍，這些所謂國民黨ＡＢ團，為什麼不與國民黨部隊會合，相反的，還想去進攻吉安，終於向紅軍歸隊，等待自己人的屠殺呢？最值得奇怪的，便是許多肅反負責人，如閩西的林一珠、闕朝芳，江西的李韶九，湘鄂贛邊的賴汝樵、吳天驥等，當他們殺了成千成萬的「反革命」後，自己也被指為反革命而被殺了。許多中共的高級幹部如袁德生、段德昌、賴汝樵、曾中生、許繼慎、鄺繼勛、李明瑞等等也說是國民黨派來的秘密工作人員，如果說，國民黨的滲透工作竟是神通廣大到如此地步，那是無法構想的。
當時中共所指的「反革命」，是國民黨ＡＢ團、改組派、第三黨和社會民主黨，可是，台灣的王健民教授曾經訪問過參加ＡＢ團組織的程天放博士，據稱：「當民國十六年一月，國民革命軍已進展至南昌時，江西國民黨人段錫朋、巫啟聖、洪軌及天放等，為團結國民黨員，抵制中共份子之把持黨務，秘密組織ＡＢ團。Ａ代表省級組織，Ｂ代表縣級。省黨部改選，國民黨獲得勝利，令改組南昌市黨部，而中共份子抗不遵命，致成糾擾。迨『四、二』事件（按：指南昌中共分子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逮捕國民黨省黨部人員）省黨部被摧毀，而ＡＢ團亦解體，壽命僅三月。其後中共之反ＡＢ團，並謂『ＡＢ』乃『 Anti-Bolshevic 』之簡寫，全系捏造。」汪精衛雖曾於一九二八年冬組織國民黨改組派，但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即宣告解散。譚平山、鄧演達的第三黨（即中國國民黨革命行動委員會），實際並未組成。至於陳銘樞、王禮錫的社會民主黨，則因出版「讀者雜誌」而為一般人的推測與附和的說法，實際並無其事。由此可知，共黨在蘇區的肅反，確係向壁虛構，無的放矢。其實，縱使有此類組織，這些新成立的小派別，又有何能力滲入蘇區，吸收許多高級共乾？可見，這些所謂「反革命」，不過是共黨派系鬥爭使用的代名而已。
此外，國民黨對中共鬥爭的機構為調查科，調查科的資料恰好缺少在蘇區的工作紀述。如果調查科派人滲入蘇區，似乎不必借用ＡＢ團、改組派的名義。同時，改組派等小派別，他們是要在國民政府地區與國民黨爭天下，他們又何必冒險派人到蘇區去送死。這些顯而易見的道理，都說明中共的蘇區肅反，實際上是中共內部的自相殘殺，並把死者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和罪行。這也是蘇區肅反的內幕和真象。
綜合看來，這一時期國共兩黨的地下鬥爭，誰勝誰負已經非常明顯了。調查科肅清了中共的「白區」組織，中共的特工在蘇區又屠殺了自己的幹部和黨員，客觀上幫助了調查科，難怪毛先生說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的力量，這樣，就決定了中共及其武裝在中南地區的失敗命運。
評價
第一次國共內戰中，國民革命軍取得根本性勝利，迫使中國共產黨政權大範圍遷移，但是由於西安事變、日軍侵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等事件，雙方的交戰一度停歇了近十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又再度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
十年內戰時期，南京國民政府對北洋軍閥殘餘勢力的戰爭，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和必要性，屬於正義戰爭；國民黨在統一中國過程中收編了各地新老軍閥勢力，待國家相對統一後，中央政府為削奪地方軍閥勢力，加強國家中央集權進行的戰爭，屬於必要戰爭；而第一次國共內戰，則屬於國共兩黨因政治見解不同，雙方不能通過政憲手段解決問題，遵循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組建聯合民主政府，而通過武力解決，這屬於非必要的戰爭。國共第一次內戰既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又給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以可乘之機。
分析
國共合作第一次國共內戰責任，國共的表態都不一樣。
內戰責任涉及：第一，哪一方蓄謀發動內戰；第二，哪一方主動挑起內戰。這是內戰雙方爭議嚴重的問題。第一次國共內戰以南昌起義為標誌，爆發原因和爆發時間較為明確；但第二次國共內戰因零星戰鬥，局部戰鬥，全面爆發和政治談判交織在一起，爭議極大。
中共方面認為，1946年6月，國軍精銳部隊在東北戰場以及其他戰場頻頻傳來捷報，蔣介石在做完軍事部署後，認為發動內戰時機已經成熟，即單方面公開撕毀《雙十協定》和“政協決議”。6月26日，以國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內戰全面爆發。中共還在1949年制定了一個43名戰犯名單，認定該名單上者即內戰發動者。
國府方面認為，中共在1945年9月即開始發動上黨戰役，平綏戰役圍攻國軍。尤其在雙十協定簽署之後的兩個月內，中共仍然違反雙十協定圍攻傅作義在歸綏，包頭的主力部隊一直到12月中旬攻城未下被迫撤圍[38]，並主動進攻一直在國軍控制下的湖北襄樊地區；另中共在山海關設防，開火阻擊依照中蘇條約進入東北接收的國軍。且中共抗戰勝利後大面積破壞津浦鐵路和平漢鐵路，“究竟是誰在挑起內戰，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周恩來在1967年表示：“我參加了舊政協開會以後，回到延安向毛主席匯報，劉少奇也在場，毛主席說的很清楚。毛主席說：這個和平，我們是拖延時間，便於我們積蓄力量，便於我們訓練軍隊。”
關於內戰何時全面爆發也有爭議，中共認為1946年6月中原戰事標誌著內戰全面爆發；國府認為，抗戰期間中共一直進攻和騷擾國軍，內戰從未停止，且抗戰之後中共發動上黨戰役，尤其在1946年4月圍攻長春，內戰早已爆發；而內戰全面爆發則是在1947年3月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雙方談判徹底結束之後國軍進攻延安，並通緝毛澤東，周恩來等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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