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中原地區非常混亂，普通百姓連日常生活都難以為繼，自然更談不上正常的通信郵驛活動了。史書上記載此時的情況說：“道路壅塞，命不得通。”所謂“命”，就是指皇帝和政府的文書命令，因為戰亂，這些文書命令也不能通暢下達了。
《三國志·陳泰傳》說，當時由於戰亂，“一方有事”，即“虛聲擾動天下”。因此，郵遞十分困難，地方也很少給中央政府上書，“驛書”傳遞最多不超過600里。直到政治家曹操統一了北方，這情況才逐漸有了改變。
歷史記載
曹操和他的繼承人加強了對郵驛的管理。曹丕建魏後，把長安、洛陽、許昌、鄴、譙五個北方大城市建成五個軍事重鎮，稱為“五都”。圍繞這五都建立了四通八達的聯絡通信網。那時，曹魏的通信，絕大多數是軍事文書，主要是靠快馬投遞，步郵較少。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社會秩序還不是十分穩定，步行郵遞很不安妥。即使少量的步行郵遞，也不用接力傳送，而是找一些善於快跑的人，專程郵遞。這些人，被稱為“健步”，後來稱為“急腳子”或“快行子”。他們往往跑完全程，中途不換人。曹魏有些專門的信使級別很高，他們常常可以與公卿同坐。女詩人蔡文姬有一次為丈夫董祀向曹操求情時，即曾碰到過驛使與公卿共坐的場面。《後漢書·董祀妻傳》記載當時的情景說：“董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此時信使的身份較高，其原因可能與社會不安定有關，信使必須由較為親近的人充當，才為可靠。而這些顯貴的親信，一般身份是大大高於過去充當信差的吏卒的。
曹魏時在郵驛史上最大的建樹，是《郵驛令》的制定與實施。這是在魏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時由大臣陳群等人制訂的。內容包括軍事布陣中的聲光通信、“遣使於四方”的傳舍規定以及禁止與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門的郵驛法，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可惜的是，這部郵驛法原文已經失傳，只是有些內容可以在《初學記》、《太平御覽》等一些後人的輯文中看到。比如《太平御覽》有幾處引用了這部法令中有關曹操行軍用聲光通信的內容：“魏武（即曹操）軍令：明聽鼓音、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聞雷鼓音舉白幡絳旗，大小船皆進，不進者斬”（《太平御覽》卷三四○、三四一）。鼓音是聲，白幡絳旗是色和光，這是古代聲光通信的繼續。書里還提到了緊急文“插羽”，即插上羽毛，頗類似後來的雞毛信。
制度的發展
從上述材料看來，三國時曹魏的通信設施是比較發達的。
魏晉時期，繼承兩漢的郵驛管理制度，主管郵驛的機構歸法曹。兩晉時，法曹的官吏還利用郵驛宣布新法律。《晉書·刑法志》記載，西晉時主管法曹的官吏張華，曾表抄新律死罪條目，張貼在各地郵亭以示百姓。三國時期，中外交通有較大發展，南方的吳和北方的魏，都和西方的羅馬有交通往來。那時中國史書將羅馬稱為“大秦”。據說，孫權統治東吳時，大秦人秦論來到孫吳首都，受到熱情接待。曹魏也與大秦有陸路交往。《魏略》記載，大秦的郵驛制度與中國極為相似：“旌旗黎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史書上既如此記載，可以推測，那時曹魏和大秦也定有郵驛往來。
西晉統一南北後，利用了曹魏原來郵驛的基礎，並有較大發展。我們從晉時文人間書信往來的頻繁，可以看出那時郵驛發展的規模。西晉著名文學家陸機、陸雲兄弟，平日往來書信十分頻繁，今存《全晉文》中陸雲寫給兄長陸機的信件即達35封。他們在書信中互相切磋學問，相道寒暖，互為勉勵。陸雲與他的好友楊彥明、戴季甫也經常有書信往來。從他給戴、楊的信中所云“疾病處遠，人信稀少”，“去書不悉，得書以為慰，時去荏苒，歲行復半”等語來看，通信人之間住處距離是遙遠的，可見那時郵驛達到了很遠的地方。
東晉十六國時期，北方長期戰亂，郵驛受到了影響。但從一些史籍記載看，那時軍事驛傳還在堅持進行。與祖逖齊名的晉朝將領劉琨，北伐時曾給晉太子和丞相各寫一封書信，向政府匯報北上戰鬥的困難。這兩封信現留存在《北堂書鈔》和《太平御覽》中。此二信得留存下來，說明當時劉琨的書信已順利到達了晉都，中途經由劉琨的北伐戰場山西上黨和河北正定，長達千里之遙。
集郵百科知識之郵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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