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站建立
自成吉思汗時仿中原驛傳制度設立驛站以來，蒙古各代汗王都不斷加強驛站建設，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對內地如此，而要對"地廣而險遠"的吐蕃藏區的統治更應如此，首先要有較為完善的驛站制度，否則統治藏區就會成一紙空文。事實上，早在唐朝時期，吐蕃王朝自身要對地廣人稀、自然條件惡劣，交通極為不便的青藏高原進行有效控制，都必須建立能確保信息傳遞、交通順暢，方便人員和軍需品過往的驛站制度。但自從吐蕃王朝崩潰之後，藏區四分五裂，各地往來的驛站也隨之癱瘓。直到1239年多達那波入藏偵察和後來忽必烈假道吐蕃、南征大理時才開始復設驛站，但只限於在藏區東部設定了軍事驛站。元朝統一西藏後，要對其進行有效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建立更為完善的驛站，以溝通內地和西藏的信息、人員和物資的交流。於是，元世祖忽必烈委派答失蠻(dassman)為首的一批官員入藏調查沿途藏區的風土人情、自然風貌、物產資源以及道路情況，選擇設定驛站的地點，著手建立內地至西藏地方的交通線，以便使往來使臣和僧俗人員"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
驛傳介紹
隨著唐朝國力的不斷增強，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郵驛也有很大進展。當時，最明顯的是今新疆地區驛路的建設。
那時，今吐魯番一帶為唐朝的西州。它北達庭州（治所在今烏魯木齊），南到沙州，東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寬敞的驛路相通。西州內部建有驛路11條，據今存《西州志》殘卷載，計有花谷道、大海道、銀山道等。敦煌遺書《沙州圖經》一共記載了20個驛站，名稱有州城驛、橫澗驛、階亭驛、雙泉驛、第五驛、懸泉驛、無窮驛、空谷驛等。可以看出，這些驛，有些近城，有些近澗泉，有些在驚險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這20個驛集中在今敦煌縣一個縣境內。一縣就有這么多驛，可見當時敦煌地區驛路是相當發達的，管理也十分嚴格。
著名唐代邊塞詩人岑參，在從敦煌西行到北庭都護府（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時，描寫沿途的驛站設施說：“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流星……前月發西安，路上無停留”。1973年，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當年馬料收支賬，其中列出唐時驛名有交河、天山、神泉、達匪、銀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個。《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區還設有許多驛館。如在焉耆設有呂光館、新城館，在交河設有龍泉館，在碎葉、疏勒沿途設有謁者館、羯[jié捷]飯館等等。有些驛館很明顯是為了接待少數民族和外國客商的。從敦煌到新疆驛路沿途，行進著大批馬、牛車隊，還有沙漠運輸的特種畜力——駝群。這些運輸工具，使當時西部邊陲地區，呈現一片忙碌景象。現在敦煌莫高窟三○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駝車過橋》壁畫，就生動地反映了當年驛路的繁榮。這些珍貴材料，說明了唐時新疆地區確有發達的郵驛系統。
驛傳工具
除了驛戶等負擔耕種信使田等勞役為館驛服務外，信使乘坐的馬、驢等驛傳工具一般還要從民間徵調，民戶飼養的馬匹要輪流供信使使用，但使用後要及時歸還，這一問題以前研究者尚未充分注意。敦煌藏文文書P.T.1096號《亡失馬匹糾紛之訴狀》記載龍年秋季九月初，使者象孔木綺騎沙州某部落安贊息將(tshan)亨子之馬一匹去巴爾高驛站，事後馬匹由驛站牧馬人在打禾場放牧，被人盜走，並未交還原主，故馬主亨子向官府控告籠官、驛丞等將馬匹搶走，放在驛站，託詞丟失，不予歸還。
驛傳制度
吐蕃王朝模仿唐朝驛傳制度建立了較為完備的驛傳體系。吐蕃驛傳制度的館驛設定、信使田的配給、公文蓋印、對館驛人員和信使的監督管理，烽火通信及驛券的使用都可以看到和唐制有著相似之處。另外吐蕃驛傳制度也存在自身特色，驛傳系統歸屬軍隊管轄，人員設定和劃分受“桂”（rgod）、“庸”（g·yung）制度的影響，從民間徵集驛傳工具，以鐵箭、銀（白鐵）鶻為傳符，都具有濃厚的吐蕃色彩。吐蕃對河隴、西域驛路的經營，使8—11世紀鄯州、廓州、涼州、甘州、肅州、瓜州、沙州、鄯善、于闐之間的聯繫交流大為加強，吐蕃驛傳制度對後世西夏和元朝西藏地區的驛傳制度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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