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驛盛況
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盛世，“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是我國歷史上歷來為史學家稱頌的時期。這一時期的郵驛，也達到空前繁盛的階段。
隋唐時期郵驛事業發達的標誌之一是驛的數量的增多。隋唐繼續發展南北朝時的驛傳合一的制度，“驛”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郵”、“亭”、“傳”。驛的任務包羅萬象，既負責國家公文書信的傳遞，又傳達緊急軍事情報，還兼管接送官員、懷柔少數民族、平息內亂、追捕罪犯、災區慰撫和押送犯人等各種事務，有時還管理貢品運輸和其他小件物品的運輸。隋唐時期的驛遍布全國，像一面大網似地密布在全國交通大路上。據《大唐六典》記載，最盛時全國有水驛260個，陸驛1297個。那時，專門從事驛務的員工共有20000多人，其中驛夫17000人。這是一支很龐大的郵政隊伍。驛夫又稱驛丁。根據不同的驛站等級，驛丁的配備數目不同。《大唐六典》載，唐代最大的驛稱為都亭驛，是國都所在的驛站，每驛配驛夫25人。各道陸驛分為六等：第一等驛配驛夫20人，二等驛配驛夫15人，三等以下遞減，最後一等第六等驛為驛夫二至三人。水驛則根據驛務繁閒，也分為三等：事繁水驛配驛夫12人，事閒配驛夫九人，更閒水驛配備驛夫六人。有些學者據有關各種資料統計，有唐一代，全國的驛夫數實不止上述17000人，有許多盛唐時期新增之驛，尚未統計在內，其總數合計當在25000人以上。這和1949年前國民黨統治時期全國郵政人員總數幾乎相當。這說明唐朝郵驛事業確是發達的。
主要郵路
那時，交通線路暢通全國各地。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館驛使壁記》中記載，唐時以首都長安為中心，有七條重要的放射狀的驛道，通往全國各地。第一條是從長安到西域的西北驛路，自長安經涇州（治所在今甘肅涇川北）、會州（治所在今甘肅靖遠北）、蘭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樂都）、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肅安西東南）、沙州（治所在今甘肅敦煌）直達安西（今庫車）都護府。第二條是從長安到西南的驛路，自長安經興元、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廣元）、劍州（治所在今四川劍閣）、成都、彭州（治所在今四川彭縣）、邛州（治所在今四川邛崍）直達今川藏地區。第三條是從長安至嶺南的驛路，由長安經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鄂州（治所在今武漢市武昌）、洪州、吉州、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贛州）直達廣州。第四條是從長安至江浙福建的驛路，由長安經洛陽、汴州、泗州、揚州、蘇州、杭州、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紹興）、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縣）直達福建泉州。第五條是從長安到北方草原地區的驛路，自長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陝西大荔），再經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濟）、晉州（治所在今山西臨汾）、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縣）、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縣），直達北方單于都護府。其他兩條各自長安至山東、東北地區和荊州、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節縣）、忠州等四川雲貴地區。這些驛道，通過的驛站，在《唐書·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館驛使壁記》中都有具體的記述。可見這是唐朝驛道縱橫的實際情況，絲毫沒有誇張成分。在寬敞的驛路上，則是：“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那時郵遞效率非常之高，據推算，中央的政令一經發出，兩個月內便可推行全國。
除國內七條主要郵路外，唐朝對外還有若干國際性的驛道。中唐有一位地理學家賈耽，寫過一篇《記四夷入貢道里》，說到唐朝的國際交往線也有七條：一為從營州入安東道，二為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為從夏州、雲中至蒙古草原道，四為入回鶻道，五為安西西域道，六為安南天竺道，七為廣州通海夷道。通過這些水陸通道，可通往朝鮮、日本、中亞、印度和東南亞各國。
因為全國空前的大統一，隋唐時期從中央發至各地和由各地送達中央的官方文書特別多。僅各州送到中央的統計材料，每年即達50萬張。《新唐書》記載，中唐著名詩人元結在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縣）任上做刺史才不足50天，收到的各地文書就有200函之多。
隋唐郵驛的發達，推動了全國經濟的發展，保證了中央各種制度在全國的推行。
郵驛制度
隋唐時期，郵驛制度的完善，保證了全國驛傳的正常進行。
隋朝國祚甚短，史書上關於郵驛系統的記載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也足以使我們觀察到當時郵傳的效率。《隋書》記載，隋煬帝親征高麗，30萬大軍就是憑郵驛結集的。當隋軍集中於涿郡時，煬帝下詔：“凡此眾軍，先奉廟略，馳驛引途，總集平壤。”楊玄感叛亂時，隋煬帝兩次發兵討伐，都依靠全國的驛路，終於平息了這次兵變。煬帝時，兄弟漢王諒叛亂，權相楊素授權李子雄出兵進討，所依賴的軍隊，也是在幽州“傳舍”附近臨時召募的《隋書·李子雄傳》。
到李唐建國以後，郵驛制度在隋朝的基礎上，更加完善。通過《唐會要》和《大唐六典》關於郵驛的律令，可以看出唐王朝存在一個相當完備的郵驛系統。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專職的郵驛官吏。按照《唐六典》的記載，唐朝政府規定，六部中的兵部下設的駕部郎中，專管國家的駕輿和驛傳之事。駕部郎中同時也管馬政，這樣可以方便於郵驛中馬匹的統一使用。在地方，唐朝有一整套的郵驛管理機構。諸道節度使下，有專管郵驛的館驛巡官四名；各州，則由州兵曹司兵參軍分掌郵驛；到縣一層，則縣令兼管驛事。至於縣以下的鄉一層，《通典》記載，唐玄宗以前，主理驛務的稱為驛將，本不固定，由當地“富強之家主之”，到唐肅宗以後，改由政府任命驛長主管。這一套十分完備的郵政機構，管理著全國兩萬多名郵官、驛丁和總計約五萬里驛程的郵路。除此而外，唐政府還有定期對全國郵驛的考核制度。《唐會要》載，唐憲宗元和年間（公元806—820年），曾讓各道觀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縣考核郵驛事務，完成任務者有獎賞，有違法越軌行為者將受到懲罰。考核而外，還有不定期的巡視。唐玄宗、肅宗、代宗時都曾派政府大員到各地視察郵驛執行情況。為保證郵驛的正常運行，不受盜賊和地主豪貴的干擾，唐政府在各驛站還設有防兵。唐代宗時在洛陽至淮河的運河兩岸，每兩驛置驛防兵300人。唐朝規定30里一驛，即每里有驛兵五人。這是相當有效的一支保障郵驛暢通的隊伍。
唐朝規定，全國各地的郵驛機構，各有不等的驛產，以保證郵驛活動的正常開支。這些驛產，包括驛舍、驛田、驛馬、驛船和有關郵驛工具、日常辦公用品和館舍的食宿所需等等。唐王朝是我國歷史上富盛的帝國，一切都甚講排場，清朝學者顧炎武曾在《日知錄》中評論說，唐朝“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的驛舍也“豐屋美食”，比較“雄大”。唐朝的驛田，按國家規定，數量也較多，據《冊府元龜》記載，唐朝上等的驛，擁田達2400畝，下等驛也有720畝的田地。這些驛田，用來種植苜蓿，解決馬飼料問題，其他收穫，也用作驛站的日常開支。唐朝陸驛備有驛馬，水驛備驛船。按《唐六典》規定，陸驛上等者每驛配備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驛配45至18匹，下等驛配12匹至8匹。唐朝時驢也成為通常的運載工具，所以有些驛站也配有驛驢。水驛則配備驛船，從四艘至一艘不等。除上述外，唐政府每年還固定給各驛站經費補助，每年從全國各地收上驛稅約150萬貫左右，分到每個驛站經費約1100貫。
完備的郵驛管理制度和充足的驛傳經費，保證了唐朝郵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正常運行。沿途從事傳送政府文書的官員待遇是優厚的，連基層郵驛一站之長的驛長，也能過上悠閒的生活。在太平時期，有些小站驛長，因客稀事簡，有時竟能以詩酒消磨時光。唐詩人趙嘏[jiǎ甲]有一首《贈館驛劉巡官詩》說：“雲別青山馬踏塵，負才難覓作閒人。莫道館驛無公事，詩酒能消一半春。”晚唐詩人李商隱也有詩曰：“絳台驛吏老風塵，耽酒成仙幾十春。”當然這是個別的例子。一般情況下，驛長的郵務還是夠繁忙的，就像柳宗元在《館驛使壁記》文中所說的一樣：“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送往迎勞之禮，無曠於日。”
郵驛服務
唐朝對郵驛服務範圍，有詳細的規定。什麼樣的情況才能動用郵驛呢？唐朝法律規定了明細規則13條，內容包括：軍務緊急報告；在京諸司須用；諸州急速大事須匯報；國事活動時各州的奉表祝賀；諸道租庸調附送驛務；在外科舉人員進京應考；政府要員過往迎送；政府官員因公去世家口還鄉照顧等等。上述乘驛給傳人員，概稱“驛使”。這是一種不同於平日遞送郵驛文書的驛丁的高級使者，他們因級別的不同，各享受不同的驛送待遇。根據《新唐書·百官志》的規定，一品官可給驛馬八匹，二品官六匹，三品以下五至二匹不等。高級驛使和普通驛使（驛丁）在驛路上行使驛權，都需要特殊憑證。在唐朝通常有四種憑證：一曰銀牌，由門下省統一發給，是一種寬二寸半長五寸的銀制牌，上有隸書“敕走馬銀牌”五字；二曰角符；三曰券；四曰傳符。後兩種都是紙質證明。角符何種形狀，史無明載，估計形狀似角。有了上述證明，在全國驛道和關口才能通行無阻。
通信方式
隋唐時期，一般公文傳遞，分水驛和陸驛兩種。水驛負責傳遞文書的有驛夫、水夫。他們的生活相當艱苦。唐代詩人王建曾有一首《水夫謠》的詩，描述他們的生活說：“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衣寒衣濕披短縠，臆穿足裂忍痛何！”水驛送信，唐政府有一定的期限規定。一般規定在逆水行重舟時，河行每日30里，江行每日40里，其他45里；空舟行駛，則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他60里；在順水中，則不管輕重舟，一律規定江河行一日100至150里。陸驛一般有馬遞和步遞兩種，後來又添驛驢傳遞。馬遞按唐政府官方規定，快馬要求一天走六驛，即行180里左右，再快些則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則為日馳500里——這是用於送赦書等緊急公文的速度。赦書關係到一個人的生命，自然要求更快一些。步遞人員在唐朝稱為“步奏官”、“健步”、“腳力”、“送鋪卒”等，這些名詞表示不同的等級，其速度要求步遞人員一天行走50里。
唐時建立了“明駝使”的組織。什麼叫“明駝使”呢？據明人楊慎的考證，就是用一種能快行的駱駝來負擔傳遞公文書信的任務。這種駱駝，“腹不帖地，屈足漏明”，能日行千里（《丹鉛總錄》卷十三）。又一說此駝“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500里”，所以叫做“明駝”（《楊太真外傳》卷下）。據說唐玄宗時著名番將哥舒翰就使用過這種“明駝使”，經常派使者乘這種駱駝進京奏事，往往日行500里。楊貴妃也曾私自用明駝使將交趾上貢的龍腦香寄給安祿山。此外，武則天還曾創辦一種叫做“匭［guǐ軌］”的木箱，收受民間各種來信。內容無所不包，可以毛遂自薦，可以請求伸冤，也可以給政府提意見，還可以把自己的好作品，尤其是為武則天歌功頌德的文章，投在這種信箱裡。這也可以算作當時的一種特殊的了解下情的通信方式吧。
驛夫起義
隋唐時期，在各種驛里服役的人，一般叫做“驛丁”、“驛夫”，或稱“驛卒”、“驛隸”。從名稱來看，他們的身份比較低下。前面已提到其中的一種水驛中的“水夫”生活相當艱苦，“辛苦日多樂日少”。陸路上的驛丁，也同樣受到煎熬。他們在烈日之下，在寒風凜冽的冬天，在傾盆大雨之中，都毫無例外地要身背文書袋，匆匆賓士在驛路上。敦煌有一幅晚唐時期題為《宋國夫人出行圖》的壁畫，就描繪了當時驛使身背布袋的形象。他們日常的任務很繁重，除途中奔跑著傳遞文書外，還要兼管掃灑驛庭等事。
更難以忍受的是當時郵驛通信制度很嚴。在唐朝法律中把郵遞過程中的種種失誤的處罰，都規定得很細。稍有差錯，便要受到嚴厲的處置。唐朝規定，驛長應負有若干責任，首先必須每年呈報驛馬死損肥瘠，呈報經費支出情況。若有驛馬死損，驛長負責賠償；若私自減去驛站人員和馬匹，則“杖一百”。對驛丁的處罰更嚴。唐朝規定，驛丁抵驛，必須換馬更行，若不換馬則杖八十。唐律還規定，凡在驛途中耽誤行期，應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書晚到一天杖八十，兩天加倍，以此類推，最重的處徒罪二年。假如耽誤的是緊急軍事文書，則罪加三等。因書信延誤而遭致戰事失敗則判處絞刑。唐律對文書丟失或誤投，也有很重的處罰。《唐國史補》曾記載一個負責簽發公文的員外郎的官，他處理一個從河北發配到嶺南的囚犯的文書，本應向河北、嶺南兩處發文，因夜間疏忽，只發了嶺南一地，河北未發。事發之後，這個員外郎遭到了免官的處分。泄密應受到更嚴厲的處分，唐律規定，泄露重大機密者處以絞刑，私拆書信杖六十至八十。
驛丁中，大部分是被迫服勞役的百姓，也有一部分是各種犯法的囚徒。這些人本來就倍受封建制度的壓迫，罰配到邊遠地區充當驛戶。唐朝中期以後，郵驛制度開始混亂，一些貪官污吏利用驛傳任意剋扣驛丁的口糧，使他們的生活更為艱苦。唐武宗時候，終於爆發了肅州（治所在今甘肅酒泉）地區我國歷史上第一次驛丁的起義。這次起義為首者汜（［sì巳]國忠、張忠都是亡命的囚犯。他們從肅州一直打到沙州，一路上得到各驛戶的支持。政府得不到情報或得到的是假情報，倉皇不知所措，起義軍卻“張皇兵威”。因為平時他們都是快馬快步，“千里奔騰，三宿而至”。唐政府損兵折將，給統治者很大震動。
集郵百科知識之郵驛
| 集郵是以收集、鑑賞和研究郵票為主要內容的大眾性文化活動。集郵源於郵政。十九世紀中葉，創造發明了郵票，集郵活動應運而起並隨著科技創新、文化普及和郵票增多而變化發展。現在已成為一項超越時空、超越國界，多層次多方位、擁有億萬民眾參加的高雅文化活動。這裡希望通過多次任務全面系統介紹集郵知識。古代為適應政令下達和軍情傳達，經費由官方負擔的住所被稱為郵驛（也稱郵傳）。據甲骨文記載，商朝時就已經有了郵驛，周朝時進一步得到了完善。那時的郵驛，在送信的大道上，每隔一定距離設有一個驛站，驛站中備有馬匹，在送信過程中可以在站里換馬換人，使官府的公文、信件能夠一站接一站，不停地傳遞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