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章句疏證》:《楚辭章句疏證》黃靈庚著，2007年出版。本書集中國古 -百科知識中文網

主要內容

第一，對《楚辭章句》進行全面校理：（1）充分運用已有的各種版本（主校本20多種、參校本一百多種）進行認真對校。本書校出扣種版本的異文三千多條，然後逐條進行鑑定，定其優劣是非。（2）運用王逸用語的詞例進行對校。王逸注釋《楚辭》，有自己的體例的習慣用語，本書充分利用這個特點對某些異文、異詞進行校理。（3）運用唐宋以前引用《楚辭章句》各種文獻材料（如辭書、類書、註疏、筆記、詩話等達百多種）進行他校。（4）利用王逸《章句》的韻語特點進行校理。王逸注《九辯》、《九章》、《遠遊》等十四篇，採用三字句或七字句的韻文形式，依據其用韻情況以校理某些出韻的異文。（5）依據《楚辭》文義和《章句》文義進行理校。綜此五端，力圖清理由於版本造成的各種謬誤，為從事《楚辭》研究者提供一個比較可信的文本。
第二，對《楚辭章句》進行全面疏證：（1）徵引各種文獻，以疏證王逸釋義的依據。王逸釋義多因秦、漢古訓，或《爾雅》

、或《毛詩》、或《方言》、或秦漢諸子，本書皆一一明其出處。（2）以王逸釋義為依據，疏理、揭示從先秦至東漢的語言變化，主要從語音、詞義和語法三方面進行。語音變化：則從韻語釋文的用韻方面分析，如王逸注《遠遊》的韻語，以支微脂三部合用、陽耕二部合用等，可推知自先秦至東漢的韻部的合分的規律。詞義變化：則從被釋詞與釋詞分析，如用漢代的“船”釋先秦的“舟”、用漢代的“卿”（或慶）釋先秦的“羌”、漢代的“勃勃”釋先秦的“菲菲”之類。語法變化：則從被釋句與釋句之間的詞序、句子結構等對應關係中進行比較，然後指出其中的差異。（3）博參王逸以後研究《楚辭》各種著作，結合《楚辭》文獻，是《章句》之是，非《章句》之非。如《離騷》“固前聖之所厚”，王逸以“厚哀”釋“厚”，後人多以“哀”字為王逸誤釋，實則“厚哀”為並列復語，是說喜愛之意，王注未誤，故力證其是。又如《湘君》“隱思君兮陫側”,王逸以“隱伏”釋“隱”。非是。洪興祖《補註》釋“痛”，是也。故力辨王注之非。（4）運用“散文則通、對文則別”的訓詁原理，對《章句》所提供的大量同訓詞進行辨析。如靈與巫、變與化、覽與望/觀、周與比、更與改、黨與群/朋/友、窮與極等，對準確掌握詞義（指該詞所在句中意義和會通意義）和同源詞的系統其有價值。（5）運用“雙重證據”的方法，即運用新發現的文獻材料，尤其是近年出土的楚、漢簡帛文獻，與傳世的《楚辭》文獻互相印證，以解決王逸以來所沒有解決的疑難問題。如《離騷》的“謇謇”、“常”、《九歌》的“成堂”、《懷沙》的“本迪”、《遠遊》的“於中夜存”等，皆是也。
第三，對《楚辭章句》的異說、或說進行考證或辨偽：今本《章句》多見“或曰”、“一雲”等異說，學者多以為此乃王逸所錄漢人舊解，或以為出於劉向、揚雄、賈逵等。本書對此詳加細密考辨，一一明其所由。考辨的方法主要根據釋語的用詞習慣。因為語言最能反映時代面貌，漢人不可能用六朝以後的習語。如，《離騷》“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章句》：“一雲，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也。”經本書考證，“小住”一詞，是六朝習語，未見東漢，因此斷定“一雲”為六朝以後增益之文。又如，據《九思序》及注中“譜錄”、“通夜”、“停止”、“攝（棄）”、“荒阻”、“山岡”等的用語，斷定此序及注為劉宋以後人所為。這需要研究者對漢以後的辭彙要作廣泛、系統調查，其基本面貌需瞭然於心，儘管難度很大，本書作了些開拓性的研究。這些研究內容，有的已成為單篇論文在學術會議上交流，受到與會學者的廣泛好評。
第四，對《楚辭》及《楚辭章句》的名物異稱、儀禮以及典章制度進行詳細疏證：《楚辭》名物，如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器皿、兵器等，多有南方地域特徵，《章句》釋義甚為簡略，且多同物異稱。這些都是古今文化差異在語言方面的具體表現。後人雖有補罅，然訛誤、闕遺猶復不少。如《東皇太一》“玉珥”，《章句》釋“劍鐔”、《雲中君》

“壽宮”，《章句》釋為“供神之處”，謂“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爲壽宮”之類，《湘君》“參差”，《章句》釋“洞簫”等名物，本書廣泛吸收前人成果，旁徵博引，詳加考釋，並時時與出土實物、帛畫、棺飾等出土文物相參證。對《楚辭》祭神、招魂、擇吉日、遠行及婚葬等禮俗，本書在考察先秦禮學文獻同時，非常注重從秦漢古墓出土的各種簡帛、棺飾、壁畫、帛畫等材料，與其相互印證。如“吉日”，則用據九店楚簡日書，楚俗定日之吉凶，因四時而別。據包山楚簡卜筮祭丁按笏畟漵褚畫h，二天子各一少環”之禮目,謂《湘君》“遺余玦”之玦，祭神之玉。據包山漆奩出遊迎賓圖，謂《離騷》“求帝”、三求女及西行求女為屈子死亡飛行，表現其魂歸先祖的意識。據包山楚簡、望山楚簡的“習卜”禮目，謂《離騷》命靈氛用茅草和筵篿二物，是習用二卜,故卜辭用兩“曰”字分開。又謂《惜誦》厲神占詞用兩“曰”字，也是習用二卜的遺禮。如此等等，皆可補罅《章句》之遺漏。
第五，對《楚辭章句》文學方面的成就加以稽鉤：《章句》詮釋《楚辭》，時時表現其文學見解和文學表現方法，如說《離騷》有芳草美人之喻。此大體而言之，具體到訓詁條目，不乏具知灼見。如《九辯》“草木搖落”，《章句》以“華葉隕零，肥潤去”釋之，肥、瘦來比況草木，雖盛行於唐、宋以後，但是在兩漢僅此一例，例當屬王逸首創。又如“送將歸”，《章句》以“族親別逝，還故鄉”釋之，道出古時送別情致。送者，是親族。親族登山臨水，望己逝去。歸者，說送者歸反故鄉也。《文選•秋興賦》李善注引《章句》作“送親別，還故鄉。”意尤暢逹。生動地表現出古代親族送迎場面，讀其注，那種登山或臨水，以目客之逝遠而後還歸的情致，恍如目前。類此內容，本書均作具體揭示，為研究《楚辭》及《章句》的文學表現方法、總結這份文學遺產提供大量的感性材料。
這部書實為近年來楚辭研究領域的一項標誌性成果，也是黃靈庚的精心結撰之作，體現了相當高的學術水平，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套用價值:
一是為研究者提供一個可信可靠的《楚辭章句》的文本；二是為研究從先秦至兩漢的語言演變提供豐富佐證；三是為揭示《楚辭》文學提供豐富佐證；四是為研究《楚辭》文化提供豐富佐證；五是以“雙重證據”法研究《楚辭》文獻，為探究學術新路子作了有益的嘗試。

作者簡介

黃靈庚，1945年生，浙江浦江人。1970年畢業於杭州大學中文系，專攻國小、古典文獻學及楚辭研究。現為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浙東學術研究所副所長、浙江省文化工程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江蘇南通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屈原學會常務理事。著有《離騷校詰》、《楚辭異文辨證》等著作七部，承擔國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級課題六項，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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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是業成其博大——讀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
黃靈庚先生歷時40餘年精心撰寫的《楚辭章句疏證》（以下簡稱“疏證”），通達古今，體志明道，博練學術，體現了當代楚辭學研究的最好水平。黃氏明確宣稱“踵武王懷祖《廣雅疏證》”，又融會、貫通文史哲諸學科，實現文史、文獻、文物互證，特別是出土文獻，幾乎都在他的學術視野之中，因此新見迭出。傳統的學術往往按而不斷，黃氏則根據資料能斷則斷，體現了現代學術精神。如，屈原在《離騷》中提到“伯庸”，一般認為後代不應直呼其“父名”。黃氏從考察《離騷》“假象盡辭”表述出發，指出《離騷》於現世人物用“寓名”，所以稱自己為“正則”、“靈均”，故“伯庸”也是屈原父考的“寓名”。讓人豁然開朗。關於王逸對《離騷》“固前聖之所厚”，解“厚”為“厚哀”。黃氏從考察漢代詞例入手，指出“厚哀”是平列複詞，是讚美嘉許之義，“厚”非副詞，可謂言之成理。對於《離騷》屈原陳詞重華和南渡沅湘，黃氏將二者有機聯繫起來，認為與《九歌》的創作有內在聯繫，《九歌》

“東皇太一”有楚人崇拜帝舜為其先祖的影子。《天問》是楚辭中難以卒解的一篇，黃氏綜合史料亦進行了深入的考訂研究。如“繁鳥萃棘”，疏證基於殷人崇鳥習俗及甲骨文字材料，以繁鳥指殷先公、先王該、恆、微等人，與“解居父聘吳”事了無關涉。又如“黎服大說”之“服”，證引大量甲骨文材料，確證本是“耕奴”，以後泛稱“民”，不見得是“楚語”。皆鑿鑿有據。

王逸《楚辭章句》本身也是古文，今人要全面掌握並非易事。疏證王逸《章句》實在是當前學術研究所急需，這主要包括六個方面：一是校正《楚辭章句》文字。黃氏反覆權衡，確定清同治十一年重刻毛表校刻《楚辭補註》本“章句”為底本，然後以詔抄《文選》、宋刻《文選》及明正德黃省曾本、隆慶朱多N本、萬曆馮紹祖本等多種明清刻本為主校本，收錄《章句》版本達十三種之多；同時又參征唐、宋以前註疏、類書、筆記等文獻引用《章句》材料，不論正訛、重複，收錄殆盡。用意甚善，“一則可免讀者檢索之勞，二則執一本以見諸本所在”。然後定其是非，正其訛誤。於其難解處，則闕如存疑，不強為說解。二是疏文證“章句”字義訓詁。王逸以漢時通語釋《楚辭》

，別其古今。如，楚人曰羌，兩漢曰卿之類。讀黃氏疏義，可以明詞義演變之跡。為此書最有特色之得，辨王逸“章句”的“散文”、“對文”。如辨析“草曰零”、“木曰落”之類，對品味古人遣詞造句細微變化尤其重要。三是考覈“章句”韻語的用韻情況，為構建東漢語音系統提供大量佐證。四是辨證“章句”文物典章及制度等。如，《離騷》首八句稱父為“皇考”，用歲星紀年法紀其出生年月等，參之以周秦文獻，逐條予以疏證，既發明“章句”所表達意義，又探賾屈子本義，指出二者異同。五是補“章句”缺失。黃氏雖宗王逸“章句”之學，且多駁正為後世所曲解者，但並不一味盲從。其於王逸粗疏失實之處，實事求是，折中是非。在材料使用上，尤其注重出土文獻。如，《遠遊》 “於中夜存”，王逸但解“恆在身”三字。黃氏執此疏證，以為《遠遊》正文“中”即“身”，“夜”即“亦”之通假字，其所徵引二字通假五條書證，全是出土簡帛文獻，充分體現王國維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六是綜合楚文化、考古學、民俗學等人文科學以發明《楚辭》底蘊。如，對《離騷》

“求帝”、“求女”等義理的闡發，認為是屈子“反本歸宗”的精神飛行，道前人所未言，發人啟思。

“疏證”一書的出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真實可信的王逸《楚辭章句》版本，是當代《楚辭》文獻研究極其重要的成果，堪稱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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