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河洛悲歌》書中描寫自宋高宗登基以後，重用黃潛善、汪伯彥與一群宦官，在國難當頭、國恥深重的情況下，依然醉生夢死，荒淫無恥，厲行專制腐敗政治。另一方面，李綱、宗澤、張所等愛國志士卻毅然承擔救國重任，精誠奮鬥，然而在專制政治體制下，備受各種形式的迫害，一個個落得悲劇性的下場。名士陳東與歐陽澈敢於上書直言，而慘遭屠戮，成為宋朝開國一百七十年後，史無前例的政治冤案。岳飛作為主人公之一，本書描寫這個青年軍官的成長，以及他與家眷的悲歡離合，與後妻李娃的愛情與婚姻。
本書的另一重要內容是介紹徽、欽二帝等宋俘們的痛苦生活，其中包括賢惠的朱後的自殺，宋徽宗女兒柔福帝姬的南逃，兒子信王起兵抗金的失敗等情節。向今人展示在一個痛苦和奮鬥的特殊年代，正義與邪惡互爭的真實畫卷，用藝術手段歌頌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也批判了我們民族腐惡的壞傳統。
編輯推薦
本書是一部歷史紀實性質的小說，作者是一位史學家，他基於歷史資料，將岳飛、宗澤等人救國圖存的精誠奮鬥，宋帝的無能，秦檜等人的陰險、求榮等，無不刻畫得淋漓盡致。作者以流暢的文筆，將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本書出版後即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在網上廣泛流傳。
作者資料
王曾瑜，1939年生於上海，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著名宋史學者，在遼金史方面亦有所建樹。著有《鄂國金佗（左禾右卒）編、續編校注》、《盡忠報國---岳飛新傳》、《宋朝兵制初探》、《宋朝階級結構》，歷史小說《靖康奇恥》等。
內容及其特點
王曾瑜先生的“宋代歷史紀實小說系列”共分七部，分別是《靖康奇恥》、《河洛悲歌》、《大江風雲》、《轉戰湖漢》、《揚威南北》、《關山悵望》、《忠貫天日》，約209萬字。該小說以主人公岳飛的成長、領兵作戰到最後被害為主線，以宋高宗、秦檜等的腐敗、投降為輔線，詳細地描寫了從北宋亡國到南宋開國與金朝和戰的故事，內容涉及了宋金時期的經濟、政治、軍事、思想、文化、交通、科技、社會生活及民族關係等領域。在整個宋朝320年的歷史中，深重的劫難、殘忍的掠奪，英雄的抗爭，官吏的醉生夢死……。這一切，猶如一張巨大的網，絲絲交織，環環相連，構成這段綿長、悲壯的歷史畫卷。整個小說向人們展示了在一個痛苦和特殊的年代，正義與邪惡互爭的真實畫卷，用藝術的手段歌頌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也批判了我們民族的腐惡的壞傳統。 宋代歷史紀實小說，內容宏大，語言平實，筆鋒婉轉，情節生動，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表現出了強烈的思想性、藝術性、學術性、文學性和史學借鑑性等特點。
小說的思想性
在宋代歷史紀實小說中，始終貫穿著王曾瑜先生對這樣一些問題的思考：他為什麼要進行歷史紀實小說的研究和創作？這部小說貫穿著怎樣的一個宗旨？如何解決歷史研究與小說創作的關係問題？如何通過小說的藝術形式宣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首先，在宋代歷史紀實小說創作的過程中，王曾瑜先生為學術界提出了他自己所關心和關注的一些問題：歷史紀實小說的創作是否應有先進的指導思想？藝術形象是否應與歷史上的真實形象一致？是否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儘可能的傳播正確的歷史知識？這些問題都是歷史小說創作中無法迴避但同時也是很棘手的問題，關係到作者的思想和小說主旨的根本問題。王曾瑜先生在他的紀實小說中，對這些問題一一給予了圓滿的回答。他認為，歷史小說的創作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通過文藝作品宣傳和讚賞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藝術形象應與歷史上的真實形象一致，切忌失真；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儘可能的傳播正確的歷史知識，避免常識性的錯誤。王曾瑜先生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和思考，使他的紀實小說呈現出了強烈的思想性特色。而這些，正是社會上流行歷史小說所不具備的。
其次，如何解決歷史研究與小說創作的關係問題，是王曾瑜先生近年來密切探索的一個問題。他說：“本書作為一種嘗試，則是希望用小說的藝術手段反映和表現現代史學研究成果，換言之，是依託現代史學研究寫歷史小說”，“惟有依託現代史學研究成果，才能使小說具有時代的特色，而從現代意識的高度去剖析古史”。可見，他是用小說的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段，來反映現代史學界對兩宋交替之際歷史研究的成果。也就是說，他是以小說作為藝術形式，通過對歷史史實的深入挖掘，從而揭示出兩宋時期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軌跡。
再次，王曾瑜先生站在中國大一統觀念的基礎之上，通過藝術的形式讓國人真實地了解歷史，不忘國恥，從而振奮民族之精神，這是他創作這部系列小說的根本宗旨和主要原因所在。他說：“溫故而知新，通過藝術手段反省中華民族的過去，解剖古代的專制腐敗政治，希望能對開創未來起一點小小的作用。”他通過對大量文獻資料的辨析、解讀，從宋朝經濟、服飾、風俗、語言的變化等入手，以紀實的手法，小說的表現形式，把這段歷史真實地再現了出來。他說：“本書以說史系列定位，是確切的”。筆者通過對20世紀中國歷史小說發展的分析和比較，認為王曾瑜先生的紀實小說和古代、近現代演義小說中對歷史人物、歷史故事的敘述，有著很大的不同，他的小說中滲透著強烈的歷史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
藝術性
為什麼一部成功的紀實小說與其藝術形式的合理運用密切相關？為什麼王曾瑜先生認為小說的藝術創造性對於歷史研究如此重要？宋代紀實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來源於何處？
首先，歷史小說的創作離不開一定程度的虛構，虛構是小說藝術性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縱觀整部小說，其結構嚴謹，線絡分明，故事完整、人物形象豐滿、活靈活現，人物內心活動刻畫細緻入微，感情豐富、文采斐然。英雄的悲壯豪情、小人的陰險狡詐，統治者的腐敗無能，都在這部系列小說中得到了反映。但該小說對歷史人物和故事情節的虛構與刻畫，採取了相當謹慎的態度。在《關於歷史小說創作己見》一文中，王曾瑜先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他認為：“小說之類不能沒有虛構，但虛構應當合情合理。”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劉紅的採訪時，他又進一步認為：“寫歷史紀實小說，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不能為了滿足某些人的愛好而歪曲歷史，它和其他文學作品有所不同，文學作品允許虛構，一些子虛烏有的東西盡可以寫的天花亂墜、滿壁生輝，但歷史紀實小說不同，它是嚴謹的，必須依據歷史，一是一，二是二，基本上不能虛構”。在此藝術創作思想的指導下，該書系對北宋末期南宋初年重要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的敘述，突破了傳統文學、小說和戲劇等的束縛，以一種全新的真實的藝術形式展現了出來。從這部小說中歷史人物活動的舞台上，我們可以感受到兩宋之際中國社會歷史的重大變遷。人物是歷史文化的遺存，每一個歷史人物都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在這裡，歷史不再被一覽無餘地鋪陳、誇張、歪曲，而由一件件具體的事件折射其風雲變幻和喜怒哀樂。凡此種種，都銘刻下了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個不可複製的真實瞬間。人物見證著歷史，而讀者則是通過本書感受歷史、觸摸歷史。本書旨在還原歷史，而不是將歷史抽象化、程式化、模型化、木乃伊化。
其次，該小說對人物形象和內心世界的成功刻畫，也是這部歷史紀實小說的藝術性特色之一。王曾瑜先生在用雄奇的筆鋒對英雄人物進行謳歌的同時，又對當權奸佞者的專制、愚昧和腐敗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從而使該小說在歷史人物形象的刻畫上，表現出了強烈的是非和愛憎觀念。作者筆下的人物，如岳飛、宗澤、李綱等為救國精誠奮鬥，而徽宗的腐敗，欽宗的無能，高宗荒淫無道的本質，黃潛善、任伯彥、秦檜等人的奸險、官迷，秦檜之懼內，刻畫得無不淋漓盡致。作品所力圖展現的是一種“芳香與穢臭共生，光榮與恥辱並存，正義與邪惡互爭，進步和倒退交替”的社會。而這，正如王曾瑜先生所分析的那樣，緣自於當時動盪的社會以及岳飛所承載的責任感和愛國精神，而這種愛國主義的民族氣節則是我們千百年來所苦苦追尋的！
再次，宋代紀實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來源於王曾瑜先生對歷史事實的考證。在小說人物的塑造上，反映出了作者深厚的史學功底。作者滿懷豪氣，為弘揚正氣力挽頹風，為歷史面貌的真實再現，為國人的精神食糧，民族之氣節奮筆疾書，再現了一個學者嚴謹求真的治學態度，又坦露出一個史學家的赤誠情懷。小說中涉及的重要人物有宋欽宗趙桓、宋高宗趙構、宗澤、張所、岳飛、李娃、李清照、韓世忠、秦檜等等，人物雖然繁多但卻線絡分明，絲毫沒有冗腫繁雜之感，其歷史事件選擇之精當、豐贍，詮釋之準確、詳盡，卻是他書難望項背的。他說；“一些文藝家往往認為史實束縛自己的創作自由，喜歡撇開史實，另外杜撰一些吸引人的、卻又是失真的故事情節。因專業關係，筆者撰寫此書，是儘量在搜羅史料，考證史實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文藝加工。這是與他們的作品的最大區別。”在《自序》中，他認為這些歷史人物“決大部分都是真有其人，他們的藝術形象大體符合真實的歷史形象”。如岳飛是位對後世影響極大，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但千百年來，後世為他杜撰的事跡，便愈來愈多，愈來愈離奇。人們熟知的岳飛形象，大抵來自清代錢彩的《說岳全傳》，其實已非歷史上的真實形象，而成了半神半人。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學大師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點：“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其意是說古代的歷史，包括人物事跡，往往不斷地經後人的附會和偽托，時間愈往後，則虛構的成分愈大。傳世的岳飛故事也出現同樣情況。且不論《說岳全傳》，戲曲中嶽飛等已大致背離史實，而後人偽造的事跡、遺墨之類，也比比皆是。作為一本演義小說，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民間傳統文學中把他塑造得半神半人，一些情節、人物完全脫離歷史，超出歷史。使人難以從正面了解他，長期以來，人們心中的英雄只是虛化、誇張的“圖騰”，離現實很遙遠，高不可觸。在宋代紀實小說中，王曾瑜先生正是通過對真實歷史的解剖，還原了岳飛等歷史人物的真正形象。
學術性
歷史紀實小說與學術研究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在《宋代紀實小說系列》中，始終貫穿著王曾瑜先生對這樣一些問題的思考：作為一部歷史紀實小說，其原則是忠於歷史史實、忠於古代的生活真實，還是虛構歷史？而要忠於當時的歷史史實，其基礎又是什麼？如何才能實現忠於古代的生活真實呢？
首先，該小說儘管以人物為主線，卻並沒有以人物切割歷史，使歷史成為一堆前言不搭後語的斷片，它有著王曾瑜先生自己的學術研究體系。這部小說融貫了王曾瑜先生40餘年來對遼宋夏金史的研究，同時也吸收了學術界其他同仁的最新研究成果。因而使這部小說表現出了極強的學術性和前展性。從這部小說中，我們可以管窺中國歷史在宋朝時期發展的脈絡，領略宋代社會經濟與政治形態、階級結構、民族關係及思想文化方面的關係。而他多年來對岳飛、宋高宗，遼宋金軍制，宋金戶口分類制度和階級結構，北宋晚期到南宋前期的政治和軍事，王安石變法，宋代社會生活史等領域的研究，不僅為宋代紀實小說提供了廣闊的歷史舞台，而且為這部紀實小說提供了真實可信的憑證。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筆者因專業的關係，還是傾向於以史壓文。”“我所寫歷史小說的特點，似可說是史勝於文，這大約是人們不喜歡或喜歡的焦點。”在筆者看來，王曾瑜先生“以史壓文”或“史勝於文”的特點，正是這部紀實小說最大的學術基礎。
其次，小說的創作離不開社會的發展，而王曾瑜先生多年來對遼宋夏金社會生活史的研究，為宋代紀實小說提供了真實的社會歷史舞台。中國古史悠久，各朝制度、語言、稱謂、服飾、飲食、居室、家具、婚喪習俗、禮節之類差別很大，一些戰爭的描寫，兵器的運用、將士的出場、排兵布陣的運籌還有一些歷史細節都不是隨意虛構的，而是來源於歷史的真實。諸如張叔夜的自殺，有的說在雄州白溝自殺，有的說在黃河邊自殺，經過大量的考證後，作者確定了後者的正確說法，還有金初的燕京城的西城西門，其實是宮城和外城共為一門，拘押宋徽宗的仙壽寺不在城外而在城裡等等，作者都是經過考證後，真實地再現出那一時期的歷史原貌，通過這些歷史事件真實的再現，我們可以看出一位史學家熱血深處鐵肩道義、悲憫情懷的揮灑自如，可以看出他靈魂深處追索真理、慟問人性、渴求理想的獨特心路。
再次，文中涉及到的天文地理、軍事制度、兵器、服飾、風俗文化等知識，都是王曾瑜先生多年來研究的領域。這些知識在這部小說中遊刃有餘的加以廣泛運用，無不顯示出他深厚的史學功底和廣博的知識層面。他以一位歷史學家眼光展開文路，縱橫開闔、四射八荒，充分展示了史學家直面歷史的嚴謹胸懷和渴望中華民族振興的赤子情懷。
複次，對文獻資料的大量考證、辨析也是這部小說成功的關鍵之處。從這些史料中，王曾瑜先生不僅成功地塑造了歷史人物形象，而且也糾正了學術界對某些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研究的不妥之處，並從中挖掘出不少極有價值的資料。翻閱全書，讓人很難想像，作者居然能夠那么細心地蒐集了這么多歷史資料，而且能夠信手拈來，運用的恰倒好處。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用於查找和分析史料的時間，參考現代史學論著的時間，就多於用電腦打字的時間。”若沒有對人類命運的深刻洞察與對社會的責任感，那么，在我看來，那些枯燥乏味的資料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變成作者筆下的厚重與華美的佳作的，作者細覓蛛絲，遍踏溝壑，青燈黃卷，翻史鉤沉，硬是用鐵筆把塵埋已久的歷史深挖了出來。這些研究都是很有學術見地的。
文學性
歷史文學與歷史紀實小說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王曾瑜先生在宋代紀實小說中是如何處理二者的關係的？在我看來，所謂歷史文學，主要包含以下兩種涵義：一種是指以歷史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它允許一般文學作品所使用的虛構等創作手法，歸屬於文學作品。另一種是指歷史著作所具有的文學性，它以歷史史實作為自己的對象，不容許虛構，但要求敘述和描寫時作到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文才斐然。王曾瑜先生的《宋代紀實小說系列》，就屬於後一種。
首先，通讀整部小說，不僅能使我們了解歷史，認識邪惡，同時，亦能使我們對真、善、美，對社會穩定、安居樂業的由衷珍視。那汨汨流來的歷史往事，娓娓道來的講述，展示了作者作為一名優秀史學家治學論證的學者功力。他說：“文史古稱不分家，時至今日，又是非分家不可。當然歷史和小說最好自然是兩者實現和諧的、完美的結合。”在《關於歷史小說創作的己見》一文中，他又進一步闡發到：“歷史小說當然不能只考慮史學功夫，也需要考慮文學性。”《宋代紀實小說系列》正是集諸家所長，以文章取勝。它以兩宋交替之際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作為自己的對象，在敘述和撰寫時做到了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文才斐然的境界。把兩宋時期千姿百態、犬牙交錯的歷史有條理的組織起來並從容不迫、井然有序的行諸文字，從而獲得了新穎的、生動的和豐富多彩的事實材料，把100多年的歷史再現為一幅活生生的畫面，洋溢著巨大的藝術力量。他的七部小說始終通篇貫穿著這樣一條主線，那就是岳飛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古代專制制度的腐敗政治的矛盾。紀實小說在文學表達形式上的創新，大大有利於它的普及和流傳。
其次，王曾瑜先生的歷史紀實小說系列既實現了結構嚴謹，起承轉合均嚴絲合縫、滴水不漏，又達到了縱橫有致，氣象萬千的佳境。書中穿插的詩詞歌賦,優美典雅，含宏萬匯。且意趣交融，氣韻流暢，句句如珠、筆筆含情，敘述與議論，引經據典，查有淵源，絕無妄言與虛玄之語，讀來令人感到自出機杼、美不勝收。其文筆的灑脫、雋永、出入文史的淵博，自如而灑脫，更讓我振聾發聵且欣喜不已的，是他所填寫的詩詞——《寄題湯陰縣岳飛紀念館》，其深厚的文學根基可見一斑：“湯陰戰骨殉神州，古國升沉入百秋。遙想背嵬騰血馬，猶聽父老哭牽牛。山河興廢多雄鬼，冠蓋炎涼少義丘，激烈壯懷終不泯，大江後浪逐前流。”
再次，從文體上來看，歷史紀實小說系列寫作顯然和一般的小說創作“別有洞天”，它既要有歷史的真實性還要有文學的寫作技巧，而這一切，如果沒有“胸中自有百萬雄兵”的“沙場秋點兵”式的居高臨下的揮灑自由，沒有“青燈黃卷夜讀書”的“點滴體會匯成河”式的從容不迫，沒有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普及推廣歷史知識的強烈願望，就沒有將歷史故事升華為精神上的追尋與人性的叩問、升華為形而上的境界與字斟句酌的艱苦創造。
價值和啟示
歷史紀實小說的史學性如何？其借鑑功能體現在那些方面？王曾瑜先生在其小說中是如何發揮運用紀實小說借鑑性的？
首先，他通過對歷史紀實小說的研究和創作，正視、了解和反省中華民族的過去，解剖古代封建專制主義的腐敗，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提供借鑑，從而實現小說創作中“以史為鑑”的價值。他說：“任何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絕對正視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錯誤。惟有正視自己所有的重要的歷史教訓，克服和改正自己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錯誤，中華民族才能成為真正偉大的、不可侮的現代民族。”王曾瑜先生的眼光是深邃的、獨特的。他總是帶著一種敏銳的思想眼光打量歷史和現實，並想方設法敲開它們那些堅硬的外殼。因此，在他的文章中，總會對各種尖銳的、不可抗拒的甚至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社會存在真相，以及那些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社會陋習和弊端進行迅猛的一擊。從他的作品中從他的人品中我們可以感知他對於那些承受著民族災難創造著民族輝煌的人的虔誠的崇拜，對於一些不良的社會陋習和存在的陰暗面，他深惡痛絕，從而以筆作槍，憤然擊之。他指出：“批判我們民族的壞傳統，以反省過去；反省過去，可能對開創未來起一點作用。”當然，學者的人格和精神也都交融在墨痕之中了。他對於生活，似乎有一種本能的敏感，一種一觸即發的激情，這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最為可貴的基礎，也是一個歷史學家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他說：“我是史人，就要敢於直言，講真話，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利益，盡一點匹夫之責”。
其次，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是通過人們心靈的折射映照出社會的影子，揭示一個社會的深層精神問題，從而喚起民眾意識，讓精神的內涵高揚於生命的地帶。通過這部歷史紀實小說，我想，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在當前歷史熱潮泛濫，作家們在歷史題材運用上一波比一波更強盛之際，我們希望這“強盛”的重說，能像王曾瑜先生這樣嚴謹認真，而不至像當下小說界的重說那樣，不負責任地漫天想像、胡編亂造，歪曲歷史。王曾瑜先生曾指出：“歷史小說創作的難度顯然要大於寫歷史專著”。當《靖康奇恥》、《河洛悲歌》出版後，他就急於找一些不同文化層次或不同專業的讀者，聽他們的反映，徵求意見。然後從讀者反饋的信息中，完善充實後五部小說的創作。筆者有幸成為這些上千萬反饋信息的讀者之一，親眼目睹和感受了王曾瑜先生對學術研究和小說創作的執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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