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說部》:《滿族說部》叢書已正式出版，即將全國發行。本次出版的說部共 -百科知識中文網

基本簡介

滿族說部，是滿族民間藝人傳講的長篇英雄傳說。講古，滿族叫“烏勒本”，漢譯就是傳或傳記。本世紀初以來，在多數滿族民眾中已將“烏勒本”改稱“滿族書”、“說部”、“家傳”、“英雄傳”等。“烏勒本”只在一些姓氏譜牒和薩滿神諭中保存著。
在滿族傳統的民間口碑文化遺產中，主要包括兩大宗內容：一是廣藏在滿族民眾中之口碑民間文學傳說故事和謠諺；二是具有獨立情節、自我完整結構體系、內容渾宏的長篇說部藝術。滿族民間文學被廣泛收集、整理、出版，成果斐然，為世人矚目。而滿族說部問津者鮮，或不甚為更多人所知。
滿族說部，具有獨立情節，自成完整結構體系，內容展示了近千年的歷史畫卷以及五光十色的風土民俗。其內容包羅氏族聚散、古代征戰、部族興亡發軔、英雄頌歌、蠻荒古祭、民族和重要人物史傳等多方面的史實，實際是北方民族史詩。滿族說部，多為敘事體，以說為主，或說唱結合，說唱時喜用滿族傳統的蛇、鳥、魚、狍等皮蒙的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
滿族說部中展示的豐富內容，有的匡正史誤，有的補充了史料不足，甚至有些史料鮮為後人所知。滿族說部的收集和發掘，對東北滿族史、民族關係史、東北涉外疆域史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如《黑水英雄傳》、《雪山漢王傳》等，細膩翔實地記載了黑龍江北廣闊寒域、庫頁島上的土民與生活、“江東六十四屯”等歷史滄桑。
滿族說部在歌頌先民英雄事跡的過程中，向後人展示了豐富多彩的民風、民俗活動，生動活潑的薩滿祭祀儀式，以及天文、地理、動植物種類和生活習性等北方少數民族的知識，對已不復存在的生產習俗、原始宗教信仰等豐富的記述，是了解和研究北方諸民族人文學、社會學、民俗學難得的珍貴線索。
滿族說部基本上在氏族內部較小範圍傳頌，與本氏族族系活動緊密相聯，靠口耳相傳。滿族說部被全族視為一種族規祖訓，帶有莊重的宗教色彩。

歷史淵源

滿族作為中國北方阿爾泰—通古斯語系的重要民族，其歷史可謂十分悠久。三千多年以前的肅慎，是滿族的原始先民，他們生活在長白山以北和松花江中上游、牡丹江流域的廣闊地區，從舜禹時代即與中原有了聯繫。戰國以後，肅慎改稱挹婁，以後又陸續改稱勿吉、靺鞨、女真。其中粟末靺鞨於唐朝時曾經在松花江上游、長白山北麓即今吉林敦化、黑龍江寧安一帶建立渤海地方政權。而女真人則在遼、宋、金激烈複雜的衝突矛盾中崛起塞北，雄視天下，滅遼驅宋，入主中原，對於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厥功甚偉。滿族則是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為主，在明代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體。他們步武其先民女真人的後塵揮師入關，進而一統天下，開創了我國有史以來多民族國家空前鞏固穩定的歷史局面。其領土“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至於蔥嶺，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清史稿?地理志》），基本上奠定了中國近、現代的版圖疆域。由於滿族及其先世女真人不止一次地逐鹿中原，從而對於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作出了重要貢獻。
《盛京通志》指出：滿族“精騎射，善捕捉，重誠實，尚詩書，性直朴，習禮讓，務農敦本”，延續和發展了女真人的民族品格與民族精神。滿族及其先世女真人的文化，是我國北方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中原漢文化的輻射作用，北方民族曾經接受漢文化的深刻影響，從而促進了北方民族的發展與進步；與之相應的，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漸也給漢文化補充了威武有加、健勇無比的寶貴元素，從而為北雄南秀、氣象萬千的中華文化帶來了新的因子與新的活力。恩格斯曾經指出：“每一次由比較野蠻的民族所進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力。但是在長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徵服後存在的比較高的‘經濟情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還不得不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反杜林論》，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不過這種影響遠非如人們想像的那樣單向進行，而是必不可免地雙向進行的。因此恩格斯也曾說過：“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麼靈丹妙藥，給垂死的歐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凡德意志人給羅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帶來生命的東西，都是野蠻時代的東西。的確，只有野蠻人才能使一個在垂死的文明中掙扎的世界年輕起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首先自然是層次較高一方向層次較低一方輻射擴散，同時也無可否認，層次較低一方也給予層次較高一方不可忽視的衝擊影響。

在階級社會，文明的每一步前進，往往伴隨著相應的退步；在所謂“野蠻”民族的文化當中，也正包含著人類社會健康發展所需要的某些積極因素。本世紀伊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楊義先生曾經旗幟鮮明地提出“邊緣活力”的命題(呂微《“文化視野與中國文學研究”國際研討會紀要》，《文學評論》2001年第6期)。漢民族的成長壯大，與陸續融合周邊民族不無關係，在民族融合過程中自然會有選擇地吸納邊緣文化。而中原文化所以能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正是同邊緣文化互動互補的結果。在中國文化的歷史發展中，當中原的正統文化由於缺乏活力而趨於模式化、凝固化的時候，邊緣地區文化即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樸野本性和原始活力衝擊、補充和激活中原文化，使中華文化在新的歷史台階上實現新的演進、整合與創造，從而確保中華文化歷經五千年仍然具有勃勃生機，這就是中華文化能夠不斷發展與更新、永不停頓與衰敗的動力學原理。

尤其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包括滿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在內的北方民族在塞外的崛起和北方民族文化的蓬勃發展，有力地修正了長期以來占統治地位的所謂中華民族及其文化起源於黃河中下游、然後向四周擴散的“單源中心說”。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國文物工作者在塞北建州女真崛起的廣闊地帶發掘的“紅山文化”遺址，以無可辯駁的考古成果證明早在五千年以前燕山以北的遼河流域就存在一個同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北南並存、相互對應的文化中心（見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8期），從而將中華文明的歷史提前了上千年。正是在這個和燕山山脈接壤的廣闊的北方草原地區，先後孕育了幾度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同時也孕育了特色鮮明的北方民族文化。滿族說部，就是北方民族文化升華的結晶。
據口碑資料和文獻資料可知，滿族的先民有著十分豐富的口頭文學傳統。例如著名的滿族創世神話《天空大戰》，當即來自滿族先民的口傳心授。特別是自女真時期以來，民間口頭文學得到了更充分的發展，從而非常難得地為滿族說部留下了極其深厚的文化積澱。滿族及其先民正是通過“說史”、“頌唱根子”的活動，將“民族文化記憶”熔鑄為無比生動的口頭文學、包括千姿百態的說部藝術。

在目前已經搶救採集、記錄整理的滿族說部中，超過二分之一的作品與滿族先民女真人的傑出人物或女真人的口傳文學密切相關。如《忠烈罕王遺事》、《蘇木夫人傳》、《金世宗走國》、《女真譜評》等，即頗有代表性。這些作品講述傳揚的女真完顏部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的光輝業績，當主要來自女真完顏部的口頭傳承。而說部作品中的一個熱點人物——歷史上號稱“北方小堯舜”的金世宗完顏雍，不僅在有金一代開創了“大定明昌”的鼎盛局面，而且異常珍視女真族的固有文化，對於保護滿族先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做出了重要貢獻。由於完顏雍的不懈鼓吹和積極推動，女真文化得以更好地保存、延續和發揚光大，從而滋養和哺育了滿族文化。據《金史?世宗紀》載，完顏雍為了防止子孫後代忘本，保持女真人淳樸敦厚之風，一再提倡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和民族習俗（《金史》卷六《世宗》上、《金史》卷七《世宗》中）。例如大定十一年（1171年）十一月完顏雍臨幸東宮時，曾告誡皇太子：“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唯無忘祖宗淳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唯以誠實耳。”（《金史》卷六《世宗》上）完顏雍提倡的女真民族誠信無欺的可貴品格與可貴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為了求本尋根，早在大定十三年（1173）完顏雍即有意從京城中都（今北京）回訪女真完顏部發祥地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以追尋女真族的民族精神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據《金史》記載，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今北京），女直人寢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言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金史》卷七《世宗》中）完顏雍在內心醞釀、發酵已久的這一夙願，終於在十一年後的大定二十四年（1184）三月付諸實施，並駐蹕將近一年之久。金世宗此次巡幸女真故地，《金史?世宗紀》、《金史?樂志》均有翔實的記載，在歷史上傳為佳話。

基本類型

第一類為窩車庫烏勒本，俗稱“神龕上的傳說”。這類說部主要來源於各姓滿族珍藏的薩滿神諭、薩滿記憶。如黑龍江愛輝地區流傳的《尼山薩滿》、《西林大薩滿》、《恩切布庫》，和黑水女真人的創世神話《天宮大戰》、東海女真人的創世史詩《烏布西奔媽媽》等，便是典型代表。其中《天宮大戰》是有關滿族原始先民開拓北疆、繁衍人類的英雄神話，作品歌頌了三百女神與惡魔的鏖戰，反映了滿族原始先民通過與自然、與社會的拼搏抗爭，而達致天與人和諧、人與人和諧的波瀾壯闊的曲折經歷。作品堪稱人類神話中魅力四射的珍奇瑰寶，完全可以同世界上最著名的神話相媲美。流傳在烏蘇里江以東錫霍特山麓的創世史詩《烏布西奔媽媽》原為滿語韻文，可誦可唱，表現的是部落時代的戰爭風雲，從形式和內容看都屬於地地道道的薩滿英雄史詩。史詩的主線是以能夠未卜先知的東海啞女成長為英名蓋世的女薩滿，經過打拚奮鬥，征討四方，終於成為七百噶珊(部落)的首領。最後部落強大了，人民幸福了，無憂無慮、和諧和順的局面形成了，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實現了：而烏布西奔媽媽卻為此熬盡心血，付出了終生的代價，最後滿意地合上明亮的雙眼。但是在北方民族人民的心目中，烏布西奔媽媽是永遠不死的，至今仍然在活態的口碑中流傳。
第二類為包衣烏勒本，即家族傳、家族史。這方面的說部在滿族諸姓家族中至今時有發現。比如吉林省長春市趙姓家族的《扈倫傳奇》，黑龍江雙城馬亞川承襲的《女真譜評》、《海寧南遷傳》，黑龍江愛輝富氏家族的《順康秘錄》、《秋亭大人歸葬記》、《東海沉冤錄》，黑龍江寧安富英仁傳承的《東海窩集傳》等。其中《東海窩集傳》乃是流傳於黑龍江寧安深山老林中的窩集人的作品。“窩集”為滿語(女真語)“稠密森林地帶”的意思，而窩集人即野人女真。所謂“野人女真”，是生活在原始森林中即大山深處的“林中之人”。寧安地區四周環山，中間屬河谷平原，與外界相對隔離的特殊地理環境為滿族說部的保存流傳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也使《東海窩集傳》成為滿族說部中具有原始活力的代表性作品，堪稱研究滿族原始思維及其審美觀念的活化石。
第三類為巴圖魯烏勒本，即英雄傳。這部分作品的內容十分豐富，可以分作兩大類，一是真人真事的傳述，二是傳說人物的演義。前者如黑龍江寧安地區富察氏後裔傅英仁承襲講述的《薩大人傳》，以及《兩世罕王傳》(又名《漠北精英傳》)、《金兀朮傳》、《忠烈罕王遺事》、《雙鉤記》(又名《竇氏家傳》)、《雪妃娘娘和包魯嘎汗》、《熬拜巴圖魯》、《松水鳳樓傳》、《黑水英豪傳》等；後者如《烏拉國佚史》、《佟春秀傳奇》等。其中《雪妃娘娘和包魯嘎汗》記錄了清朝開國皇帝努爾哈赤家族通過與蒙古貴族聯姻、團結蒙古族共同建設大清王朝的歷史故事，反映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共生共存、互動互補的發展過程，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譜寫了一曲響徹雲霄的讚歌。整個作品情節曲折，引人人勝，達到了頗高的藝術水準。
第四類為給孫烏春烏勒本，即說唱傳奇。這些說部主要歌頌各氏族流傳已久的英雄人物。如著名的愛情傳說《紅羅女》及其不同傳本《比劍聯姻》、《紅羅女三打契丹》。《紅羅女》流傳在黑龍江省鏡泊湖附近地區，其變體《比劍聯姻》、《紅羅女三打契丹》則流傳在黑龍江省牡丹江一帶，而在吉林省東部的敦化等地區又有《銀鬃白馬》、《紅羅綠羅》的不同傳本。上述同一母題而變體紛呈的狀況，屬於民間口頭文學通常所說的“變異性”。滿族說部作為口耳相傳的民間文學形式，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上動態地傳承著，因而帶有立體性的三維空間、甚至四維空間的特點是不奇怪的。正如美國學者阿爾伯特·洛德在其“口頭程式理論”的經典性著作《故事的歌手》一書中所深刻指出的：“每一次表演都是單獨的歌，每一次表演都是獨一無二的，每一次表演都帶有歌手的標記。”(《故事的歌手》，中華書局，2004，5頁)在同一母題中經常出現異文，這是民間口頭文學同作家書面文學創作方式的根本區別所在，也是民間口頭文學永不衰竭的活力所在。
滿族說部在20世紀末的崛起，是人類文化史上的重大發現，給多元一體、氣象萬千的中華文化增添了無限的光彩。非物質文化遺產學在新的世紀的確立，已經把口傳文化推向歷史的前台，使其在人類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彰顯於世，倍受矚目。長期以來，對於判定人類文明的標準一般都把文字的出現和運用作為必不可少的條件，實際上“民族文化記憶”通過口傳心授進行積累與傳播對於不少民族來說乃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而使人們對於人類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能不刮目相看。以說部作品為代表的滿族及其先民的口頭文學傳統，不僅可以極大地補充和豐富中國文化史的深刻內涵，也必將把多維多元的中華文明提升到新的人文高度。

主要內容

據滿族說部的傳承者富育光老先生介紹，目前滿族說部遺存的存藏主要有“窩車庫烏勒本”、“包衣烏勒本”和“巴圖魯烏勒本”3個方面的內容。
1、“窩車庫烏勒本”是由滿族一些姓氏薩滿講述並世代傳承下來的薩滿教神話與歷世薩滿的事跡，俗稱"神龕上的故事"。典型代表有《天宮大戰》、《烏布西奔媽媽》等。
2、“包衣烏勒本”，即家傳、家史，近10年來在滿族姓氏中發現較多，以《薩布素將軍傳》為代表，影響很大。
3、“巴圖魯烏勒本”，即英雄傳，《紅羅女》等流傳較廣。
滿族說部中展示的豐富內容，有的匡正史誤，有的補充了史料不足，甚至有些史料鮮為後人所知。滿族說部的收集和發掘，對東北滿族史、民族關係史、東北涉外疆域史，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如《黑水英雄傳》、《雪山漢王傳》等，細膩翔實地記載了黑龍江北廣闊寒域、庫頁島上的土民與生活、"江東六十四屯"等歷史滄桑。

主要特點

滿族說部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史詩。它往往以滿族歷史上某個英雄人物的傳奇性個人經歷為主線，原汁原味地展示了歷史上滿族人民在治理北疆、保家衛國過程中所創立的豐功偉績。人們可以從這些民間說部中，窺視到滿族社會所發生的重大歷史變遷，了解其風土人情、社會風貌，體悟到歷史上滿族人民的審美情趣、世界觀及其價值取向。
如《飛嘯三巧傳奇》，在向人們展示清朝嘉慶末年至道光年間生活在黑龍江以北的英雄們的事跡的同時，也向後人展示了豐富多彩的民風、民俗活動，以及天文、地理、動植物種類和生活習性。72萬字的《薩大人傳》，它主要講述了在康熙年間，鎮守黑龍江的大將軍薩布素的生平事跡，從而彌補了《清史稿》中記載薩布素將軍事跡過簡的不足。這些長篇說部豪邁、壯美，透露出滿族人民所獨有的藝術氣質，是北方民族的史詩，豐富了我國北方歷史文獻記載的不足，對於民族史、疆域史、民族關係史研究，及至人文學和民俗學研究，都是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所講唱內容全憑記憶，口耳相傳，最早助記手段常佐以刻鏤或堆石、結繩、積木等方法實施。說部由一個主要故事情節主線為軸，輔以數個或數十個枝節故事鏈為烘托，環環緊扣成錯綜複雜的矛盾糾葛整體，形成宏闊的泱泱長篇巨部。每一部說部，都是一個波瀾壯闊的世界。說部藝術形式多為敘事體，以說為主，或說唱結合，夾敘夾議，活潑生動。說部在演說時演說者一般根據長期傳承的演說習慣採用說或唱不同形式，也可以根據自身對故事清潔的體會自由發揮。通常敘說部分除單純口語講述外，還可伴隨以韻文體的吟誦，或散文體的演講。詠唱部分多為詩歌體清唱，也可合以口弦、八角鼓、大鼓、三弦、碰鈴、扎板等伴奏樂器，演唱曲調有相對固定的模式根據故事情節不同而反覆套用。並偶爾伴有講敘者模擬動作表演，尤增加講唱的濃烈氣氛。
滿族說部在說唱時多喜用滿族傳統的蛇、鳥、魚、狍等皮蒙的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情緒高揚時聽眾也跟著呼應，擊雙膝伴唱，構成懸念和跌宕氛圍，引人入勝。講唱說部並不只是消遣和餘興，而被全族視為一種族規祖訓。氏族成員，不分首領、族眾或男女老幼，常選在隆重的祭禮、壽誕、慶功、慶豐收、婚嫁、氏族會盟等家族聖節中，分等序長幼圍坐，聆聽故事。一般情況，說部要每個晚上或某個固定時間裡連續講上十餘天，多則數十日，甚至月余。亦有時出外地征戰、田狩或往至營地農牧，由專師去截選演說，成為當時調節生產生活最受歡迎的喜聞樂見的民族娛樂形式。

豐富內涵

滿族說部的稱謂，源自滿語“烏勒本”，譯作漢語當為“傳”、“傳記”之意；由於清朝中後期滿語漸廢，便改用“滿族說部”或“英雄傳”的名稱。與之相應的，講唱說部也大多運用漢語，偶爾夾雜某些滿語(女真語)成分。滿族說部的藝術形式，經歷了一個由簡到繁、由短到長的發展過程。最初主要在氏族內部口傳心授，滿族日常生活中須臾不可離開的一縷縷鬃繩的紐結、一塊塊骨石的凹凸、一片片獸革的裂隙，都刻述著氏族內部數不盡的非凡經歷和英雄壯舉，從而形成了說部最古老的形態。
說部藝術形式具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生動的人物形象，說唱結合，以說為主，有時也伴有講唱者模擬說部中人物動作的生動表演。滿族民間俗語所謂“要有金子一樣的嘴”，乃是對於擅長講唱口頭文學和說部作品的代表性傳承人最大的褒獎和最高的誇讚。就氏族而言，講唱說部並非單純的娛樂和消遣，而是追念氏族先人業績、傳承“民族文化記憶”的最好行動，因而講述的過程被闔族看成神聖而隆重之舉，往往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長者或薩滿講唱。
開始之前要焚香漱口、祭拜神靈，而後虔誠講唱，氣氛神聖肅穆。聽眾則要嚴分輩份，謙恭有序。可見滿族的“講祖”、“頌祖”活動同氏族內部的祭祖習俗密切相關，乃是滿族傳統文化中最穩定的因素，承載著氏族對自然、社會的認識和對祖先、英雄的崇拜。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久而久之贊語頌文終於演變和升華為篇幅浩瀚、雄渾壯闊的說部藝術，把北方民族口頭長篇敘事文學推進到新的境界。滿族說部具有極其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和十分廣泛的社會生活內涵，乃是滿族及其先世社會史、氏族史、家族史的濃縮與剪影，屬於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無比豐富的載體。由於其中蘊含著博大精深的知識體系，因而堪稱北方民族生活的百科全書。

重要價值

滿族說部作為“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出現，對於中國文學的學科建設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中國文學的內涵原本博大精深、無比豐富，其中既包括書面文學，也包括口頭文學；既包括漢族文學，也包括少數民族文學。但是以往的文學史著作基本上屬於漢民族的書面文學史，少數民族文學特別是少數民族口頭文學長期以來備受輕視和冷落。而滿族說部可謂兼具口頭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的雙重品格．因而對於21世紀構築中國文學史的完備框架和創新體系十分珍貴，非常重要。滿族說部21世紀伊始在全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熱潮中驟然崛起，將推動中國文學史的內涵和架構與時俱進地呈現書面文學與口頭文學兼備、漢民族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並重的新的發展趨勢：與此同時，由於滿族說部具有文藝學、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宗教學等多方面的價值，其搶救和研究還將為保持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做出重要貢獻。
口承傳統與書寫傳統的關係，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誕生於二千年以前的儒家經典《周易》一書，即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易·繫辭上》)的說法，指的是文字與語言難以完整準確地表達思想，實際上已經開始接觸到口承與書寫關係這個十分微妙的問題。此後魏晉玄學家關於言、意關係的不同認識，雖然忽略了“書不盡言”的一面，而對於“言不盡意”的命題卻引發了三國魏荀粲、西晉歐陽建等人所進行的為後世文人學士津津樂道的針鋒相對的熱烈討論。東晉詩人陶潛《飲酒》詩其五所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詩句則是對“言不盡意”所作的形象化的傳神描述。

與中國不同的是，歐美等西方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則與中國的玄學家有所區別，主要側重於“書、言之辨”，而不在“言、意之辨”。從上個世紀60年代起，他們即對“口承—書寫”的關係進行了更為廣泛、更為尖銳的論辯。美國古典學學者米爾曼·帕里(1902—1935)和他的學生阿爾伯特·洛德(1912—1991)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初創、以後漸趨完善的“帕里—洛德理論”，即“口頭程式理論”。是通過對口傳史詩的解讀以及相關的田野作業而創立的口頭傳統理論。這一理論主要形成於對千百年來爭論不休的“荷馬之謎”的創造性探索。帕里、洛德師生從分析已經由文字固定下來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文本入手，接著又深入前南斯拉夫民間就活態口傳史詩進行田野調查，以便對自己的原創性發現加以驗證，從而完成了這一重大的理論建樹。目前口頭程式理論已經傳遍世界的各個角落，在一百多種語言口頭傳統的研究中得到運用。由於帕里、洛德的理論貢獻，使口承傳統具備了較為周嚴的學科體系特徵。
帕里、洛德師生是通過把口頭詩歌的概念套用於荷馬史詩文本大量程式化用語的分析歸納、破譯研究，揭示了口傳史詩的口述性敘事特點和獨特的詩學法則，將荷馬史詩的誕生推回到文字出現以前的口述時代．對於以往古典學學者的思維定勢和僵化觀念發起了石破天驚的猛烈衝擊，尤其令這些學者瞠目結舌的是，在西方古典文學中一直享有崇高地位並輝耀千古的偉大詩人荷馬，竟會是一個目不識丁、流浪行吟的民間藝人!但是作為荷馬史詩的《伊利亞特》僅有19653行，以往號稱世界最長史詩的印度史詩《摩訶婆邏多》二十多萬行，中國少數民族的三大史詩亮相以後《格薩爾王傳》躍居世界首位，合計一百多萬行。現在英雄大傳、英雄史詩滿族說部據民間文學工作者的田野調查多達三十餘部，已經搶救記錄的十一部已達六百萬言，全部整理出來以後篇幅大約超過兩千萬言，則《格薩爾王傳》與滿族說部相比也只能算小巫見大巫了。當然篇幅的長短遠非問題的全部。創造滿族說部的滿族及其先人，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一個崛起、衰落、再崛起的不屈不撓、英勇頑強的民族。中國歷史上每個民族對於祖國歷史文化的發展進步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不過在眾多邊疆民族中能夠入主中原的民族實屬鳳毛麟角。先後兩度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更是絕無僅有。

而非常有趣的是，這幾個人主中原的少數民族都是北方民族。在從南北朝時期開始、直到清朝為止的一千五百年左右的時間裡，鮮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族等北方民族在北半部中國與大一統的版圖之內建立政權的時間長達八百五十年，接近這段歷史進程的五分之三；而女真人及其後裔滿族先後建立金朝、清朝的時間長達四百二十年，為其他地區民族所望塵莫及。對於中國歷史上這一極為獨特的人文現象，顯然不能僅僅用“塞北雕弓硬”(馬致遠《漢宮秋》)來加以解釋。那么，包括滿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在內的北方民族有什麼超常潛能、非凡智慧能夠逐鹿中原而捷足先登、獨一無二地成就如此這般的宏圖大業?北方民族文化有什麼神奇的魔力足以對其有效的統治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中華文化北雄南秀歷史格局同滿族及其先民創造的威武健勇的遊牧文明有何聯繫?這是一個可以比喻為哥德巴赫猜想的奧妙無窮的話題。而多達兩千萬言、內涵極為豐富的滿族說部一定可以給我們提供原汁原味、鮮活生動的真實答案。
實際上民間口頭文學、包括各民族的英雄傳說、英雄史詩是文學寶庫中非常珍貴的一部分，它們對於作家書面文學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為古今中外文學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靈感觸媒和力量源泉。回顧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書寫的傳統與口承的傳統均為人類寶貴的信息交流、信息傳播手段，由於二者載體的不同，從而形成了兩極間的譜系關係：只有歷時性的書寫和即時性的口述相輔相成、並行不悖，人類無比豐富的信息交流與信息傳播才能呈現絢麗多姿、色彩斑斕的人文知識光譜。文字的出現是人類的巨大進步，作為書寫符號的文字固然可以使人類的文明成果超越時空、傳之久遠；不過由於“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存在的文字同語言的微妙差距，也使人類古老文明與早期文獻的原初語境、鮮活元素疏離隔膜，從而在古典文本中必不可免地丟掉某些稍縱即逝、難以再現的靈光神韻、天籟真趣。由於包括文學界在內的學術文化界長期以來僅僅重視同書寫相關的精英文化，忽視同口承相關的民間文化，而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又往往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質，傳承的鏈條一旦斷裂，勢必造成人類文化財富不可挽回、無法彌補的損失，所以口承傳統尤其需要善加保護。特別是20世紀後期。在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生活現代化洶湧澎湃的大潮中，數位化時代的到來使主流文化、大眾文化憑藉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以前所未有的衝擊力輕而易舉地獨霸文化市場，民間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空前嚴峻的生存危機。為了搶救、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全球組織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一系列國際公約、憲章和建議案等，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1989年11月第25屆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案》，到2003年10月第32屆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短短十幾年間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檔案，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準則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與完善。而滿族說部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之下進入我國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滿族說部在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互動互補、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相激相融中彰顯於世、受到矚目，必將極大地提升民間口頭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或缺、日顯重要的突出地位，有力地推動中國文學史的架構實現由場域狹小、內涵單一的傳統模式向視野開闊、多維多元的科學體系的轉型與跨越；與此同時，滿族說部的挖掘採集和探索解讀，其意義還將遠遠超出文學學科本身，使包括文學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格局和定製由單純關注書寫傳統而轉為書寫一口承傳統兼而有之的重大改變。

傳承與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也稱無形文化遺產，它是人類在對文化遺產認識過程中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內涵極其豐富。為了完整準確地揭示其內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廣泛徵詢了各國專家的意見，最後在2003年10月17日通過的《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中是這樣表述的：“所謂無形文化遺產，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民眾或某些個人視為其文化財富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活動、講述藝術、表演藝術、生產生活經驗、各種手工藝技能以及在講述、表演、實施這些技藝與技能的過程中所使用的各種工具、實物、製成品及相關場所。無形文化遺產具有世代相傳的特點，並會在與自己周邊的人文環境、自然環境、甚至是與已經逝去的歷史的互動中不斷創新，使廣大人民民眾產生認同，並激發起他們對文化多樣性及人類創造力的尊重。當然，本公約所保護的不是無形遺產的全部，而是其中最優秀的部分——包括符合現有國際人權公約的、有利於建立彼此尊重之和諧社會的、最能使人類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那部分無形文化遺產。”其中口頭“講述藝術”是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滿族說部堪稱人類口頭“講述藝術”的代表作。作為列入國家級名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滿族說部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國的民間文化工作者在滿族聚居區通過田野調查發現的口傳敘事性長篇說唱文學。據初步掌握，目前尚有三十餘部說部作品存在於滿族民間，已經記錄整理的僅有十一部。由於滿族說部是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承的，因而傳承人對於說部作品的活態保存十分重要。但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田野作業中得知，這些傳承人多為年過六旬的老人，當時尚有二十餘位健在。2002年黑龍江省東吳縣沿江鄉四季屯78歲高齡的何世環老人，還能用流利的滿語講唱《尼山薩滿》，不過其他傳承人都只能用漢語講唱。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至本世紀初，滿族說部的傳承人已有十七八位相繼謝世，瀕危狀況相當嚴重。立即採取措施迅速搶救、有效保護這份珍貴的民族民間文化遺產，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文化遺產是人類的祖先留給子孫後代的寶貴財富，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質，一旦損毀或失傳，必將造成文化財富無法彌補、不可挽回的損失。對於已經列入國家名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怎樣有效地進行保護？這是一個必須認真面對、妥善解決的新的課題，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沒有現成經驗可循。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摸得著、看得見、有著具體形態的物質文化遺產不同，它是人類歷史發展中各個族群生活方式乃至情感、智慧的活的載體，保留著各民族特有的心理結構、思維方式和審美觀念，為各民族精神血脈之所系。要想切實保護這類口傳心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加大探索的力度。通過總結人類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踐可以看出，保護的方式大體說來不外兩種，即靜態保護和動態保護。前者是以往保護工作慣用的方式，後者是國內外著力攻堅的新的方法。

口頭文學屬於集體創作，凝聚著民間的集體智慧，承載著千百年來形成的道德觀念、精神需求、價值體系，具有潛移默化的法約性，構成一種無形的行為規範，對於子孫後代的行為方式不乏引導作用。有鑒於此，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以一種自然的形態生存，最理想的保護方式就是使其繼續存活於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傳承於人們的口耳之間，也就是俗語所說的“活魚還要水中看”。但是在我們國內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動態保護剛剛起步，亟需在具體操作中發揚首創精神，摸索可行的做法、探尋成功的經驗。為了在滿族說部的保護中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創造兩個條件，一是要有動態傳承的適當環境，二是要有動態傳承的後繼傳人。按《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綱要》的精神，應儘快創立滿族說部的文化生態保護區，以便為滿族說部的口頭傳承和持續性保護提供寬鬆的生存環境；與此同時，還應加大對滿族說部代表性傳承人的保護力度，提供切實有利的條件，保證滿族說部能夠以師帶徒活態傳承。
除了動態保護的原則以外，靜態保護的原則也是不可偏廢的。新的發展時期以來，由文化部、國家民委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聯合發起的“十部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的編纂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成為我們國家對民間文學進行全面普查、及時搶救、系統整理的一次最為壯觀的文化工程，將許多處於瀕危狀態的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以文字記錄的方式成功地搶救下來。至於對滿族說部的靜態保護工作，到目前為止文字記錄的成績也相當可觀，已經搶救記錄、正在整理成文的十一部說部作品其篇幅已達600萬言之巨。就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滿族說部的保護方式而言，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網際網路的發展，在語言、文字、圖像共同傳遞信息的所謂“讀圖時代”，靜態保護也要有所創新。應該把錄像、錄音、攝像引入保護工作的始終，對於滿族說部進行立體的記錄，以便完整而恆久地保留其活態存在情況下的原真性面貌。
滿族說部的活態傳承和橫空出世，乃是人類文化史上的空前壯舉和重大發現，給多元一體、氣象萬千的中國文學史增添了無限的光彩，為中國文學的傳播方式開創了新的局面。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中，長期以來人們一直關注文獻著錄的文學成果，很少留意口耳相傳的文學資源。文獻的著錄記載對於古代文學的研究無疑是十分重要，但是口耳相傳的文學資源同樣不可或缺。特別是上個世紀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以來，引起了全世界的熱切注意，也打開了我們的眼界，促使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無比豐富的多樣性內涵和形態在認識上產生了新的飛躍。由於傳統說部的崛起，將推動學術界在書面文學與口承文學互動互補、漢民族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相激相融中構建中國文學史的新的框架，實現中國文學史由場域狹小、內涵單一的傳統模式向視野開闊、多維多元的科學體系轉型和跨越。與此同時，由於滿族傳統說部具有文藝學、文化學、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宗教學等多方面的價值，必將為人類文化的多樣性盡展風采，極大地補充與豐富人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寶庫。

發展現狀

滿族說部，具有著很高的藝術造詣。這些作品人物個性鮮明，情節波瀾起伏，語言氣勢磅礴，反映了這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征程中力頂千鈞的集體意志和情懷萬里的博大胸襟。只是由於滿族創製文字較晚，套用時間不長，流傳於本民族口耳之間的長篇說部，不可能得到科學而全面的記錄。再加之有清一代轄制於帶有軍事性質的八旗之內，其居住區域、活動範圍都受到嚴格限制，滿族長篇說部因此而不得伸展。民國以降，由於歷史上的原因，滿族文化並未受到應有重視，滿族民間說部也一直不為世人知曉。
由於現代經濟、技術的發展，多種娛樂方式的衝擊，使古老、單純憑藉口述的說部講述活動漸漸失去了陣地。目前，有很多的滿族青年已不知道"烏勒本"說部這個詞了，更不知道講述說部的規矩和意義了。近二十多年來，一些熟悉滿族文化傳統的長者和說部傳承人逐年謝世，給滿族文化造成了很大損失。而目前健在的傳承人也都年逾古稀，疾病纏身，他們沒有培養出新的傳承人。目前，能用滿語講述的傳承人只有何大娘了。滿族說部面臨著消失的危險。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滿族說部的搶救工作逐漸被提到日程上來。2002年，吉林省成立了中國滿族傳統說部藝術集成編委會，滿族說部的搶救與保護工程正式啟動。而且省內每年還撥出專款支持搶救和保護滿族說部工作。吉林省目前健在的說部傳承人有10位，並對其講述的說部進行了記錄和整理，建立了包括文字、聲音、圖像等多方面的檔案資料庫。目前，已收集了35部說部。而作為滿族說部搶救與保護項目第一階段的成果，已經整理成書稿並計畫出版的有10部，包括《紅羅女的傳說》、《比劍聯姻》、《女真譜評》、《金兀朮傳》等。專家們認為，作為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者們對說部藝術的記錄和整理應採取復原的立場，即追求原汁原味，要求呈現民族文化的原生態。但同時，他們也指出，搶救滿族說部藝術並不是將其恢復原貌，束之高閣，而是要在搶救、保護的基礎上，進行科學開發利用，為現實服務。

中國民間文學非物質文化遺產

民間文學作為一個學術名詞，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才出現和流行的。民間文學指的是：廣大勞動人民的語言藝術——人民的口頭創作。這種文學包括散文的神話、民間傳說、民間故事、韻文的歌謠、長篇敘事詩以及小戲、說唱文學、諺語、謎語等體裁的民間作品。

《滿族說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