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文化與魯文化的形成及融合
齊魯文化
齊魯大地地圖戰國時期，以孟子二度遊學於齊為契機，齊文化與魯文化開始融合。孟子在齊國居住時間長達十幾年，他的學術思想受到了齊學的薰陶。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荀子兼顧齊學，因而豐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學思想，同時又通過學術交流，把他的儒學思想在齊國文士階層傳播開來。在諸如此類的背景下，齊文化和魯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構築了山東人的齊魯文化。
儒學的影響
作為齊魯文化核心的儒學產生於春秋時期的魯國，由孔子開創，孟子、荀子等繼往開來，而且在孟、荀所處的時代在周邊的齊、衛、燕、趙、魏等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傳播發展。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客觀上為儒學的進一步走出山東創造了時機。但是，儒學的重禮義，仁政愛民的思想觀點並不被崇尚法制、專權的秦始皇所重視，反而製造了“焚書坑儒”的文史劫難。直至西漢，齊魯的儒生們才得以施展才幹抱負。漢武帝在位時採納儒生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終奠定了儒學的正統地位。
儒學在山東有著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山東人的性格。比如，山東人淳樸厚道，與人為善，任勞任怨，顧大局，重實幹。但是在另一方面，山東人的性格中又包含著固步自封、循規蹈矩、偏執狹隘的特點。
山東民間方言的魅力
山東方言圖不僅如此，在山東方言中，人們有時會覺得某種說法不文雅，或是不合乎討吉利的心理，便避而不用，用一些文雅或是吉利的說法來替代。比如，煙臺、威海等地過年蒸餑餑時，經常會由於火猛而致餑餑裂開口子，當地人叫“餑餑笑了”，不說“餑餑裂口子了”。笑是人的動作，賦予物體，將其擬人化，飽含了人民民眾烘托祥和氣氛的感情色彩。
膠東地區稱水餃為“姑扎”，水餃煮破了、碎了一般叫“掙了”。其實，餃子“破了、碎了、掙了”都是一件大家不情願的事實，但一句“姑扎掙了”則使這件不愉快的事情平添了不少喜慶的氣氛。在當地人看來，餃子“掙”得多就是預兆將來能掙好多錢。由這一方言民俗還演繹出一個生動的小故事《掙與賠》：
有個做生意的，家裡雇了個上鍋的（方言詞，廚師），姓裴。商人有個討口彩的脾氣，凡事兒都想討個吉利，逢年過節就更不例外了。這年臘月三十晚上，商人和孩子老婆一大家子坐在炕上喜氣洋洋地喝酒吃菜，上鍋的夥計就在地上煮餃子，酒喝到差不多的時候，商人又上來了討口彩的毛病，他高聲問上鍋的：“夥計，姑扎怎么樣了？掙了多少？”商人問這話的目的是希望上鍋的回答掙得很多很多，哪怕一個沒掙也要這樣說。在商人的腦子裡就有這樣的迷信，說餃子掙得多就預示著主人來年會掙更多的錢，發更大的財。可是這位耿直但有點不開竅的上鍋的偏偏就不明白主人的這層意思，況且他煮的餃子確實一個也沒有破碎的，於是他高興而且堅定地回答說：“一個也沒掙！你放心吧，有我老裴（賠）在，一個兒也掙不了。”
齊魯庭院經濟及風俗文化
齊魯庭院山東地區庭院經濟的開發始於齊魯立國，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國思想中都有發展庭院經濟的主張，反映著鮮明的庭院創收的富民意識。
管子認為，“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具備，國之富也”，“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很顯然，管仲已把庭院經濟納入他治齊的經濟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經濟納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構畫了一個田宅、農桑、禽畜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經濟藍圖：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孟子不像孔子那樣不關心耕稼園圃。孟母三遷的故事，說明孟子特別留意四鄰的生業。東鄰殺豬，也要問個為什麼。孟母失口說了個“啖汝”，只好當真從東鄰買肉以明不欺。再聯繫孟母斷織的故事，這買肉的錢應為紡織所得。所以，上述主張來自孟子對鄒魯庭院經濟的經驗，帶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質。
墨子沒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倫理情感，他對整個社會的批判都從尊重私有財產出發，以勞動者外在的物質功利為價值取向。從“入人園圃，竊其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到“入人欄廄，取人馬牛”；從“小為非”到“大為非”，通過非道德數值的遞加、積累，來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可以說，墨子是第一個闡明齊魯人庭院保護意識的思想家。
魏晉時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斂財富的潮流，領導這場新潮流的是山東琅邪（今臨沂）人王戎。 王戎身為朝廷三公，其聚斂財富的方式，一不貪污受賄，二不盤剝吏民，而是以山東庭院經濟的方式經營田園。他親執牙籌，晝夜忙碌，雖失三公身分，卻顯示了山東人勞動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除農業知識外，詳細記載了樹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飼養醫治，農業副產品的加工等，可以說是庭院經濟的總結和指導性著作。其體例和創意來自山東人獨特的經濟眼光。
北齊琅邪人顏之推還把庭院富家的經驗作為家訓告誡子孫，“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能守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築室村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琅邪顏氏以文學傳家，卻以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治家守業之本，顯然是來之于山東庭院富家的傳統。
司馬遷講，鄒魯“頗有桑麻之業”。“齊魯千畝桑麻”，“與千戶侯等”。
桑麻滋養出無與倫比的齊魯“女工”。姜太公到齊，即“勸其女工之業”。到春秋時，齊地女工率先使用鐵制的刀針。《管子•海王》載：“一女必有一刀一針”。《論衡•程材》講：“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當時，齊地製做的精美絲織品有“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冠帶衣履天下”。到漢代，臨淄、定陶、亢父（今濟寧）成為絲織業的三大中心。唐代詩人杜甫“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的詩句，足以反映齊魯家庭紡織業的領先地位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齊魯庭院內外的經濟樹種還有漆樹。孔子弟子有漆 # 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國蒙（今山東曹縣南）人莊子做過漆園小吏。《漢書•地理志》講，兗州“厥貢漆絲”。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已有漆樹、漆園，漢代兗州的漆產量、質量已很可觀，並成為朝廷貢品。
現代常見的樹類，大都已在古代紮根於齊魯宅院。《詩•齊風•東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詩句。榆樹春生榆莢，可良用救荒。《齊民要術》稱“能種（榆）千頃，歲收千匹”。古人稱槐樹為三宮槐或守宮槐。北宋莘縣人王#親植三株槐樹於庭院，說：“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時拜相，成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東仍多柳、榆、槐等樹，各地還有以此命名的村莊。
“瓜桃李棗”是山東人對庭院百果的概稱。管仲治齊，大力提倡種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齊魯的吊瓜和葫蘆，幾千年來一直生長在庭院，至今也沒移植到田間。
齊魯庭院從春秋發明牛耕開始，牛就和農家結下了不解之緣。齊人寧戚是個餵牛的，他以《飯牛歌》說齊桓公，其中有“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的詞句。農諺講：“蠶無夜食不長，馬無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裡添芻料，寧戚的歌反映了齊地所積累的養牛經驗。戰國時，齊將田單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東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內收得千餘頭牛，以火牛陣大破燕軍。唐代登州東牟郡（今蓬萊）、萊州東萊郡（今萊州）、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牛黃是牛的膽結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區又非牧區，主要來之家畜，可知山東庭院養牛之多。
古人以車代步，馬多為有車的富家所養。孔子講：“有馬者借人乘之。”馮諼說孟嘗君“狗馬實外廄”。直到民國，山東的富戶門前都豎有拴馬樁，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牆壁上。高大豪華的宅院，再拴上幾匹馬，顯得十分氣派。至於其它家畜，更是山東人的家常生業。曾參家養豬，曾父烹豬以存教，與孟母如出一轍。
齊魯人民同樹果六畜在庭院內共處了幾千年，對它們傾注了太多的辛勞和感情，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他們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樹果六畜的文化意蘊，體味出人生哲理、社會人倫和道德價值觀念，使樹果六畜成為人的文化載體和符號，並以此顯示人的主動立場和主體地位。這種思維方式及全部內容，也反映了齊魯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國人往往為樹果披上生命的靈光，為禽畜賦以人的名分。
桃李為弟子、槐樹為三公、石榴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獸之別本來有強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國人就人與禽畜互名。先秦時的狗就有名字，山東、河北人呼貓為男貓、女貓。龍的傳人稱兒子為“犬子”，山東人名多“禽”，孔子名兒曰“鯉”，弟子名司馬牛。顏之推講，“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這種以人度物的現象，反映了樹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員，是中國人熱戀故土家園心態的折射。遠離家鄉的人，望見家中的老槐樹，家中的雞狗，都會倍感親切，它們就是家園的代表和象徵。
其二，庭院經濟培養了山東人民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和正義感，增強了對虧人自利、不勞而獲行為的鄙視。
農夫“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婦女“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是齊魯人民的優良傳統。魯相公儀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職業癖好而紡織不停，由此可知齊魯婦女對家庭紡織的熱衷和專一，對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直到今天，山東人對房前屋後、庭院欄圈都要精心規劃，從不閒置。這種勞動致富的自覺意識，使山東人對“非機杼之物”從不起非分之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普通百姓或許不熟悉孔夫子的這段話，但他們懂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墨子反對竊人牛馬桃李的主張與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偷雞摸狗的“小為非”被山東人所不齒，轟轟烈烈的“江洋大盜”的膽氣則為人們所欽服。
其三，古代山東人從樹果六畜中引發和體味出為人處世的哲理和原則，並將其納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禍福之中。
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語，都是各階層人們體味出的處世哲理。山東人從遠古就有著逢凶化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招鳳之桐，三公之槐特別受人青睞；桑與“喪”諧音，一般不栽在門前；男女婚姻，要看屬相是否相和；梨不分著吃。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產者對“凶禍”的恐懼，對吉祥、美好生活的嚮往，並在被動、命定意識的背後，透露出一種以自己的智慧、進取來主宰生活的主動意識。
祭孔大典與復興傳統文化
傳統祭孔大典孔子故里曲阜迎來了一個重大的慶典————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官方祭祀孔子大典。曲阜市市長江成在大典上宣讀了祭文，300多名身穿漢代文士服裝的學生按照古禮祭拜孔子。之後，孔子第77代嫡孫孔德班率孔氏後裔在大成殿前舉行了家祭，海內外孟子、顏子、曾子後裔，來自美國、日本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祭孔參禮團以及曲阜市民等近萬人，先後在大成殿前祭拜孔子，盛況空前。儘管整個儀式的組織尚有待改進之處，但是通過儀式本身傳遞出的一種獨特的文化意義卻發人深思。
祭孔作為一種崇敬思想先賢和傳統文化的儀式，在古代被稱做“國之大典”。自唐玄宗封孔子為文宣王後，祭孔活動開始升格。宋代後祭祀制度扶搖直上，明代已達帝王規格。至清代，祭孔更至巔峰。但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學已成舊思想，不再受到尊崇，公祭典禮便隨之終止。發展至“文革”的“批林批孔”運動，孔子更遭遇前所未有的踐踏，這段慘痛的民族記憶，不僅毀滅了不計其數的文物古籍，更對當代的文化生態造成了致命的破壞。幾十年後的今天，這一歷史惡果開始顯現：如今的年輕學子大多可以歷數出各國明星的星座、血型、化妝品名，甚至早餐食譜，惟獨對中國浩瀚的文化古籍、精深的思想遺產了無興趣；就連號稱國之瑰寶的唐詩宋詞，現在被國人傳誦的，也多半只剩下收錄到中學課本里有限的幾首；至於漢語表達和漢語寫作的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了……
一個有著自己偉大“文統”和“道統”的國度，一個向世界貢獻了孔子、孟子、老子、莊子、李白、杜甫、曹雪芹等無數傑出人士的國度，會出現今天這種自身文化貧瘠的局面，箇中原因自然是出在我們缺乏對自己的歷史和傳統的尊奉。
祭孔大典歷史的遺禍，當由今人理性面對歷史的方式來清理和糾正；文明的中興，則該以尊重傳統為重新出發的起點———而在中國，尊重傳統的核心之一，即是尊孔，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已有2500年以上的積累，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後，中國歷史文化又有2500年以上的演進，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因此，新中國首次公祭孔子，表面上看，只是一種傳統儀式的重現，但在這種儀式的背後，我們不難看出一個民族內部正在悄然復活的對思想先賢、古代文明的那分感情和熱望。
中國以尊奉外來思想為時髦，已達一個多世紀，這給中國帶來了現代化成果的同時，也日益使中國失去思想個性和精神創造力。如果連一些新生國家都不忘在自己的教育課程中宣揚本國的文化和哲學，那么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為何就不能在自己的大學、中學課堂開設一門《中國思想》或《中國哲學》的基礎課程，以儘早培養國人對傳統文化的感情？
曲阜先行一步，以祭孔表達炎黃子孫接續傳統的心聲，殊為可貴。但祭孔只是復興中華文化的第一步，更多的作為，尚需中央政府倡導，全體國民回響，方能取得明顯的實績。儘管尊孔並非為了復古，重傳統也不能成為拒絕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成果的理由，但忘記歷史就是背叛將來———任何民族要想實現新的輝煌，總要從正視自身歷史、感念自身文明開始。
齊魯文化與誠信傳統
一、正統的山東人
山東人是一群很招人喜愛的國民，到過山東的，與山東人打過交道的，無不嘖嘖稱讚。
山東人何以如此招人喜愛？
是山東大漢那偉岸的體貌？
不錯，這確曾引起國人的青睞。
小說家寫山東人，總免不了要描繪山東大漢的陽剛之美，他們筆下的秦瓊、程咬金、武松……，個個虎背熊腰，端的一副豪邁神威。考古學家也曾對山東人的體質產生過濃厚的興趣。吳金鼎，一位蜚聲中外的考古學家，龍山文化第一遺址就是他在章丘城子崖發現的。他還曾花了兩年零九個月的時間調查研究山東人的體質，寫出了《山東人體質之研究》一書。山東人也博得了外國人的極大興趣。有名坂元宇一郎者，乃日本著名的“面相學”大家，他對中國人的面相作了系統的研究後指出，最標準的中國人的相貌就是山東人那種類型。
近年有兩本關於河南人的書，一本是張向持的《解讀中原》，一本是馬說的《河南人惹誰了》。這兩本書都圍繞一個現象：河南人被視為騙子，在民間故事、小說、網路上廣為傳播。他們認為河南人被醜化了，他們為之憤怒。他們又發現，人們在貶低河南人的同時，常常讚譽山東人。《河南人惹誰了》很不服氣地說：“山東人有什麼好，不是和河南人一樣土裡土氣嗎？不過是一個愛吃蔥，一個愛吃蒜而已。”那么，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山東人招人喜愛？《河南人惹誰了》說原因就在山東快書：
有一段山東快書，名曰"武松打虎"，開門見山頭一句就是“鐺力咯鐺鐺力咯鐺，說一說山東好漢武二郎”。又有一則評書《秦瓊賣馬》，開篇第一句就是：“今天咱們要說的是山東好漢秦瓊秦叔定賣馬的故事。諸位記住了，不論賣馬還是打虎，不論武松還是秦瓊，驚堂木一拍銅鐵板一打都咚咚咚鐺鐺鐺的立地有聲，山東！山東！”這定位絕對明確。久而久之傳來傳去，立馬給人一種感覺，天下好漢盡出山東。通過民間藝術的表達方式，推銷地域的特色及優勢，山東人確實是一大發明。
這種觀點也只能是《河南人惹誰了》的“一大發明”而已。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山東人招人喜愛的地方不在他們的外表——至少主要不是，更非山東快書的膾炙人口所為，而在於他們的品德、性格。
山東人是最正統的中國人。
如是說決無誇張。
山東人張天麟，一位榮獲德國土平根大學博士學位的著名教育學家，說山東人乃中華民族的“長子”：
我們知道凡是父親的長子多數厚道而幼子則多數聰明。唯其他是長子，所以他不免失之於過於厚道。他看到他底老子創業不易，所以多儉樸而吃苦。因此，他也不免失之過於守成。然而，如果沒有他的秉性忠厚，擔當一切；如果沒有他的吃苦耐勞，保守祖業；以及如果沒有他底卓識遠見（往往弟子們看他的卓識遠見是迂腐）乃可任重道遠，那么這個家庭早支持不住了。
於欽是益都（今山東青州）人，張天麟乃濟南人。如果說這兩位山東人的話有自誇之嫌，那么就再請讀者諸君看一下外地人的評論。
江蘇無錫人錢穆，一位鼎鼎大名的國學大師，以擅長考據而著稱。他的高足美國著名哈佛大學博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說，錢先生不是為考據而考據，而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目的：從歷史上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而在地域上，他則著眼於山東：
若把代表中國正統文化的，譬之於西方的希臘般，則在中國首先要推山東人。自古迄今，山東人比較上最有做中國標準人的資格。
一言以蔽之，中國傳統文化之代表齊魯文化，造就了正統的山東人。
齊魯文化的精華之一，山東人的優秀品德之一，是誠信。
二、以誠信為本的齊魯文化
魯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周公是周禮的制定者，他為魯國制定了以禮治國的方針。周公的兒子伯禽，秉承父訓，在魯國全力推行周禮。嗣後各位君主，也不遺餘力。於是，茫茫神州，數百諸侯，魯國成為禮治的樣板。外地人到了魯國，不去觀看魯國的禮樂典籍，就不算真正到過魯國。與禮治相呼應的，是經濟上的男耕女織。魯國地處內陸，土地比較肥沃，洙、泗等河流又足資灌溉。另一方面，農耕與禮治是相適應的。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麼經濟上的利益往來，聯結人際關係的，就只有倫理這一條紐帶了。
禮治與農耕，造就了以崇尚倫理道德為特徵的魯國文化。而誠信是其最基本的內容之一。這在《論語》中有充足的反映。《論語》一書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思想最重要的資料。《論語》對中華民族有著持久而深遠的影響，有人將其比作基督教的《聖經》。在《論語》一書中，孔子與弟子屢屢談及誠信問題。如：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在孔子看來，誠信是做人的基本準則之一。《論語》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指文獻典籍，“行”制社會生活實踐，“忠”即忠誠，“信”即誠信。在孔子教育學生的四項內容中，誠信占了兩項。
孔子思想是魯國傳統文化的產物。傳統造就了孔子，孔子繼揚了傳統。
不獨孔子，魯國其他人也以誠信為本。《莊子•盜跖》講了一個故事：
有個叫尾生的人，一日與某女子相約在橋下見面。大雨瓢潑，橋下漲水，卻不見那女子來。尾生堅守信約，在橋下苦等。水越來越大了，他抱著橋樁，不忍離去，直至淹死。
這個尾生，據考證是魯地人。
古人把尾生譽為誠信的楷模。
與魯國隔泰山相望的齊國，實行了一條與魯國不同的建國方針。
齊國濱海，那時營丘往北不遠便是灘平水淺、汪洋一片的渤海，海中魚、貝繁多。海水可以煮鹽，發明煮海水為鹽的夙沙氏就是山東半島上的一個古老的部族。齊國開國之君姜尚因地制宜，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大海上，大力發展漁業、鹽業。對腳下那片鹽鹼地，則大量栽種桑樹。桑樹的一個特點，是對土壤的適應性強，鹽鹼地上也可以生長。種桑是為了養蠶，發展絲織業。此外，種桑還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大力發展漁、鹽、紡織，同列國諸侯貿易，賺取利潤。齊國的經濟方針，是以工商立國。在政治上，則是尊賢上功。尊賢，就是唯才是舉；上功，就是崇尚功業。魯國搞的是禮治，講倫理，重尊卑；齊國不講這一套，唯才是舉，崇尚功業，以此來激勵民人奮力進取，博得功名富貴。齊國的建國方針帶有極強的功利性。
管仲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
從“言與行繆，虛詐不情”來看，齊人不講誠信。實際不然。秦漢時民諺云：“齊楚多辯智。”中國人向來推崇訥言力行，看不起“嘴上功夫”。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齊人能言善辯，給人以華而不實之感。實際上，齊人也特別講誠信。
茲舉一例，以為談資。
齊國人鮑叔牙有個朋友叫管仲，是潁上（今屬安徽）人。兩人一塊兒做些小本生意，管仲出力不多，分錢的時候卻常常多要多占，鮑叔牙也不和他計較，還向人解釋說，管仲不是貪財，因他家中有老母，需要贍養。管仲給鮑叔牙出生意，鮑叔牙照著去乾，都失敗了，他也不認為是管仲的主意不好，而是時機不到……
鮑叔牙待管仲，一片真誠。管仲後來成為齊國名臣，鮑叔牙的信任、推薦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管鮑之交”被譽為交友的楷模。而確立“管鮑之交”的，是齊人鮑叔牙。
齊人的誠信與魯人不完全相同。魯國以禮治國，其誠信是建立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基礎上的，其誠信具有濃厚的倫理性；齊以工商立國，其誠信是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礎上的，其誠信具有契約性。
三、傳承不衰的誠信傳統
人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的產物。文化傳統對人的影響是巨大的。馬克思說：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齊魯文化塑造了山東人鮮明的傳統性格。筆者在《山東人》那本小冊子中曾總結說：“粗獷、豪放、剛烈，節儉、好客、勤勞，坦直、忠信、孝義，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東人’。”其中，“坦直、忠信、孝義”，實質上就是誠信。
春季里刮春風，黑了天就點上燈，生來的老鼠會打洞，麥子能推面，芝麻能打油，脖子上面長了個頭，沙鍋打了一定漏。
夏季里天氣長，人怕癆病地怕荒，秋後的兔子怕鳥槍，開河就流水，蓋屋就壘牆，關帝廟裡有周倉，鬍子長在嘴巴上。
秋季里開菊花，進了門就來到了家，老鼠見貓心害怕，娶了是個媳婦，不娶是個閨女，姑表兩姨是個親戚。
冬季里下大雪，一個人穿著兩隻靴，四十五天個半月，人要娶妻，女人要出嫁，苦瓜熟了是甜瓜，句句都是大實話。
山東人就像他們吟唱的這首《大實話》一樣質直誠實。他們胸懷坦蕩，感情直露，天晴天陰，全掛在臉上。“有事你就快說吧！”他們會把你的委婉視為“絮叨”而不耐煩。他們喜歡開門見山，單刀直入。50多年前，吳金鼎先生就對山東人的“直”予以高度的頌揚：
山東人的直，是及純正而不含任性、蠻橫或粗野的味道。其直是發源於良心深處，公正莊嚴的動機。所以，這樣的直是一種美德。
時至今日，山東人仍然在傳承著誠信的美德。對此，外地人給予高度的評價。如辛向陽先生主編的《“說道”山東人》說：
忠誠的信念厚厚地滲透沉澱在山東人心田的原野上，隨處都開著忠誠的花朵，結出累累果實。忠誠構成了山東人生生不息的本質。他們舉手投足間都帶有忠誠的蹤影。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征途上，山東人的誠信傳統將煥發出更加絢麗的光芒，照亮“誠信山東”。
齊魯秘籍珍寶南遷紀事
民國初山東圖書館“欲為吾魯存茲一脈文獻”
1937年秋，平津失守，日軍逼近黃河北岸，韓復榘不戰而退。時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的王獻唐認為：“本館為吾東文獻所薈萃，脫有不測，吾輩將何以對齊魯父老？”並誓言“欲為吾魯存茲一脈文獻”。於是選取館藏文物圖籍精品，與典藏部主任屈萬里及李義貴一起決意護送這批文獻南遷。當時，先是將總共29箱文物分兩次運往曲阜，不久由於戰事緊迫，又從曲阜南下。限於運輸條件，他們僅從轉運到曲阜的29箱珍藏中篩揀了5箱，由兗州搭乘省立醫院的隨軍車輛，開始了漫長的艱辛歷程。這一天是1937年12月27日，也正是濟南陷落的那一天。
由曲阜出發，他們途經兗州、開封、鄭州，抵漢口，然後轉宜昌，渡三峽，入萬縣，最後到達四川樂山，行程達3500餘公里，終於在1938年11月24日到達四川樂山。這次載書遠播對於齊魯之邦圖書文物界具有重要意義。在運往四川的圖書文物中，共有三大類。第一類為古籍珍善本，共有438種2659冊，珍稀如宋贛州州學刊本《文選》、宋寶佑趙節齋刊本《通鑑紀事本末》等；第二類為書畫類，共有143種182件，珍貴如王漁洋行書詩箋、劉石庵小楷五福頌、鄭板橋行書堂幅、高南阜書畫屏、石濤山水堂幅、惲南田山水畫等；第三類為金石器物，包括陶瓷、玉器、銅器、磚瓦、甲骨等共734件，珍奇如商父乙鼎、商五戈足形鼎、商甲骨、周明我鼎、周五敦、秦二世元年詔版等。多屬稀世文物圖籍，是山東省圖書館數代人幾十年的珍藏，也是齊魯文化的瑰寶精華所在。
驚險歷程恍如隔世
在這次載書播遷的途中，曾經遭受敵機轟炸、敵人追擊、土匪搶掠、險灘惡阻，顛沛流離間歷盡了千辛萬苦。
屈萬里在後來回憶時描述了他在滋陽遇險的經歷：“鏇聞軋軋機聲，自南而至，視之凡四架，予乃避入叢林，則見冢上洞孔密布，蓋敵度林中必有匿人，以機槍射擊所致也。因復趨出，偃臥道側，以察其肆虐之狀。是時我高射炮齊發，煙花綴空，如白雲朵朵。機槍則密如連珠，時雜以轟炸聲，儼置身戰陣間也。”
而在這以後的旅途中，武勝關八日之內三次被炸，三峽險灘險些觸礁，“驚險歷程恍如隔世”，其他如土豪兵痞的覬覦侵吞等，更是不勝枚數。
洞穴藏寶困苦自守
武漢素稱九省通衢，戰亂給這裡的港運帶來沉重的負擔。中轉川黔的物資堆積如山，這批不為人知的齊魯瑰寶，並無任何優先位置，只能由李義貴須臾不離地守護著。在經費拮据，籌運無策的窘況下，適逢山東大學撤往四川萬縣。王獻唐先生竟以應聘任教的方便條件，取得校方同意，將這批箱件隨同大學的書物一起載往萬縣。在萬縣停儲近10個月，復去重慶，溯江直上，經瀘州、過宜賓、入岷江，終達樂山。此後，他們將所帶圖書文物悄然密藏於臨近樂山大佛的崖洞裡，封好洞口，擇地而居，日日守衛著這批珍寶。
到了四川以後，起初，他們還能定期收到匯寄的津貼，隨著戰亂的加劇，這僅有的生活來源也斷絕了。迫於生計，王、屈二先生代人授課，李義貴只好給人幫工，去江岸搬運，清淤除污，擔沙扛石，以至於擺地攤，賣香菸，售水果，朝出暮歸不離職守，以微薄收入藉以餬口。然而，在這人口稠密，地僻偏遠的山區，能夠捧起飯碗，絕非易事。江岸上的行會、街市裡的把頭、游閒無賴，從不放過對異鄉人的“光顧”。輕則明敲詐取，重則課以索罰，甚至拳腳相加。用李義貴的話說：“弄不好，就可能被撞入江底，給一個身首不見。”處於這種險惡環境中，忍氣吞聲自不待說，他竟以特有的機警謹慎和驚人的耐力，年復一年地熬過了13個冬秋。當他護送這批文化遺產繞道北京返達濟南時，已經是1950年的12月份了。
流離漂泊亦不廢學
即使在這戰火紛飛的歲月，載書播遷的王獻唐、屈萬里也沒有放棄對國學的研究。所到之處訪金石遺蹟，參詳圖書，精進學問。當時屈萬里一行剛到曲阜，王獻唐先生即寄書信來，詢問移運情況，兼及學術之探討。提到宋人《東家雜記》、《祖庭廣記》、《孔子家譜》等記載曲阜古蹟的文獻：“可以書中未載宋代情形，逐條訪求印證，以明今昔異同，可以匯成一文或一書。”他感慨到“學而居此聖賢之鄉，寧非大事？”11月16日，王獻唐來曲，二人“晝則相與偕游，夜則篝燈談學，恆至夜分，實喪亂中一快樂事。”
一日，他們一同去聖廟觀演禮，王獻唐在東華門外的地攤上意外地發現了一鈕漢薛司空半通官印，篆刻甚精，用了一塊錢就買了下來，王先生喜出望外，愛不釋手，一直把玩到深夜，並給他的好朋友墨學大師欒調甫先生賦詩一首，有“暖到心頭是冷銅”之句。南遷途中，王獻唐給屈萬里講述古音韻文字以及古物版本，一天吃飯的時候，王獻唐笑著對屈萬里說：“一言君須牢記，予之學，齊派也；君之學，魯派也。”言外之意，齊人思想活躍，而魯人則慣於恪守陳規。從後來王、屈二位先生的著述來看，他們的許多經典之作都萌芽於此時。
載書播遷金石同壽
在這批南遷的圖書秘籍中有一部小說《剿闖小史》，是清初禁書，屬於十分罕見的舊抄本。郭沫若先生在四川以偶然的機會讀到，立即發生了興趣，他放下正在從事的古代史研究，對《剿闖小史》加以整理標點，由重慶說文社出版，而且直接啟發了他於1944年寫出名揚天下的《甲申三百年祭》。
解放以後，這批圖書文物又運回到山東，統由以王獻唐先生為主任的山東文物管理委員會保藏。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家組織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上述古籍已經收錄書目。目前這些文物完好無損地存於山東省圖書館與博物館。
魯文化在中國上古文化中的地位
齊魯大地待08聖火圖第一，魯國受封之地早已經是中國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
山東被稱為“齊魯之邦”，先秦時期，魯國和齊國分處於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魯南）地區，已發現了眾多的原始文化遺蹟。“沂源人”與“北京人”時代相當，他們可能是這裡古人類的祖先。以之為中心，僅其附近便發現了猿人化石和近百個舊石器和新石器地點，說明這裡是幾十萬年以來古人類活動的重要中心之一。更為重要的是，進入新石器時代以來，這裡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一脈相連，在魯南地區形成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紀》云：“炎帝自陳營都於魯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少昊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顓頊始都窮桑，都商丘。”張守節《史記正義》曰：“窮桑在魯北，或雲窮桑即曲阜也。又為大庭氏之故國，又是商奄之地。”遠古時代許多氏族首領都與曲阜有關，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為首的周人來到曲阜一帶後，這裡又成為東西文化的交匯之地。殷商興起於東方，曲阜一帶曾為商人舊都，即使在遷殷之後，他們仍然與這裡聯繫密切。直到周初，這裡依然是殷商勢力極重的地區。周族自西方發展起來，他們在取代殷商之後，要想很好地統治天下，就不能不把東方作為統治的重點，因此，可以說魯國受封之地是他們首先要考慮的戰略要地。這裡距王都較遠，東南沿海地區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沒有立即臣服於周。武庚叛亂時，"殷東國五侯"群起叛亂，奄國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東征的主要對象，史籍中所謂“攻商蓋”、“攻九夷”（《韓非子•說林上》）、“滅國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這些地區。甚至伯禽被封於曲阜後，“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藝文類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紀》）。欲很好地鎮撫東方，把這裡作為周室堡壘是非常合適的。
伯禽受封時，周室為魯國制定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國方針，並分給魯國“殷民六族”，使之“職事於魯”（《左傳》定公四年）。這樣，伯禽一支所帶來的周文化與殷遺民及當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匯、影響，共同形成魯國的文化。
第二，魯文化的特殊地位與魯國在當時諸侯國中的特殊地位是統一的。
魯國雖是周王朝分封的一個邦國，但它卻是一個非同尋常的邦國。魯自周初始封，歷西周、春秋、戰國，到公元前249年為楚國所滅，歷時七、八百年，在當時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魯國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長子，而周公無論在幫助武王爭奪天下，還是在成王年幼時平定天下以及輔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勳，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顯赫。因此，魯國初封時不僅受賜豐厚，而且相對於他國來說還得到了不少特權。魯國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禮記•明堂位》也說：“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從文獻記載以及考古材料綜合考察，這種記載應該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職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魯即有之。如替國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國家只稱“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稱的只有周王室和魯國。又，“魯得立四代之學”（《禮記•明堂位》孔穎達疏），魯還有四代之樂。恐怕這都是魯國特有的現象。
魯國受封的同時或者稍後，周王室在東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國，這些小國有的即為魯的附庸，有的則以魯國為“宗國”。時至春秋王室衰微，禮壞樂崩之際，許多小國依然紛紛朝魯，並且到魯國學禮、觀禮。在東方夷人勢力較重的地區，魯國始終不忘“尊尊而親親”的原則，使魯國的政權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後的周人手中，魯國較完整地保存著周禮，周代的禮賓傳統深深地影響了魯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禮記•明堂位》說：魯國“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在諸侯國中，魯國的政治是相對較為穩定的，因此魯國也就成為各國學習的榜樣。《左傳》襄公十年說：“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國保留的自是殷禮，魯國保存的則是典型的周禮，即所謂“周禮盡在魯矣”（《左傳》昭公二年）。這樣，魯國為宗周在東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為時人視禮為國家的根本，周禮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徵。
春秋時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諸侯國會盟等的班次上，魯國卻位居前列。一般說來，“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傳》隱公十一年），魯既為姬姓，又為周公之裔，故在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長”（國語•魯語上）之稱，被列為首席。如春秋初年，齊遭北戎侵犯，齊向各國求助。在戰後答謝諸侯時，齊國饋送糧餼給各國大夫時，齊請魯國案班次代為分派；晉文公主持“踐土之盟”時，在各會盟國進行的歃血儀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晉國外，魯也被排在各國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對魯國寄予厚望，把魯國分封在商奄舊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禮樂制度時，有“望國”地位的魯國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魯國為東方的宗周模式，擔負著傳播宗周禮樂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國政策的貫徹上，魯國即堪為典範。周公治國，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罰、勤政任賢等都似乎在魯國當政者身上有明顯體現。當然，說魯國為“宗周模式”，決不是說魯國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魯國全盤周化，而是在政治統治上魯國為周王朝的東方代理人，而且在魯國上層貴族中完整地保存著周代禮制。事實上，魯國要徹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當地的固有文化，既無必要，也沒可能，因為周滅商後對殷商舊地採取的就是“懷柔”的政策，更何況魯地殷遺勢力極重，而且文化的推廣也不是任何外來強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從與其他區域文化的比較中也能看出魯文化在當時的重要地位。
在區域文化的研究中，人們往往將魯文化與齊文化相互比較，這是很有道理的。齊、魯兩國地域相鄰，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處。就先秦時期兩國的文化而言，它們有同有異。從實質上說，崇周禮、重教化、尚德義、重節操等等都是兩地人民共有的風尚。兩國文化上的不同之處更多，齊人的務實開放，魯人的重視禮樂，使齊、魯兩國在文化上各具特色，並且位居當時華夏文化的領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齊、魯兩國的文化孰優孰劣，不少論者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大談魯文化的所謂“保守”、“落後”和“缺乏進取”。而實際上，分析文化的優劣應當具有歷史的眼光，而不應該離開當時的具體時代。
從文化的傳承關係上看，周文化與魯文化乃一脈相承，或者說魯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滅商以來，周文化在總結和吸納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又有了顯著進步。《禮記•表記》上說：“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學者稱夏、商時期的文化分別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從根本上說，周文化就是禮樂文化，而禮樂的實質則是秩序，禮樂文化是一種人文文化。周文化與夏、商文化的不同，最為重要的即在於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禮作樂開始，周文化的重禮風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視農業的傳統與之相適應，這樣，便奠定了中國幾千年傳統宗法農業社會的文化基礎。
魯國的文化風格與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國伊始，魯國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魯地變俗革禮，進行大的動作，推行一種新文化。應當指出，魯國的這種變革歷時三年，顯然是循序漸進，而非急風暴雨一般。因此，它與強行毀滅一種文化而推行另一種文化是有區別的。其實，周代禮樂廣采博納，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為周禮即是從殷禮“損益”而來。應當承認，在與周邊當時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種最為先進的文化。魯國下了大的氣力推行周文化，是為了適應周王朝的政治統治。從一開始，魯人便顯示了文化上的進取精神。
文化的優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說來，落後的文化要不斷地學習先進的文化，來豐富和完善自身。就齊、魯兩國而言，齊國就常常向魯國學習。
眾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對於齊國成為泱泱大國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但是，正如有的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魯文化之長、補齊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農、工、商四業並舉的政策，把發展農業放在經濟基礎的地位，置於工、商業之前，這明顯吸收了魯國以農業立國的思想，以補齊國偏重工商、漁鹽、女工之業，忽視農業而造成社會不穩之弊端；管仲還針對齊國傳統禮義道德觀念淡薄，習俗落後，以致於君臣上下無禮、男女關係混亂，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的情況，十分注意從魯國吸收周禮文化，強調禮義道德的建設。
管仲齊人看重周禮，向魯國借鑑、學習，顯示了其積極進取、靈活開放的一面，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這也證明齊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進之處。如在君臣關係方面，齊國出現了不少相弒相殘的現象，而魯國的情況要好得多。魯國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別人“事君之禮”說：“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之逐雀也。”（《左傳》文公八年）這種典型的尊君之論，便基於魯國深沉的禮樂傳統，這對於魯國君臣關係的和睦，對於魯國社會的安定都有積極的作用。而且動態地就君主制度的發展來看，魯國的這種禮治秩序也有其進步的一面。再如婚嫁習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魯國最為基本的婚姻習俗，不論男婚還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魯國還特別注重男、女之別和夫、妻之別，這與齊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對於氏族族內婚姻是極大 的進步。正因如此，魯國的婚姻制度才為當時各國所普遍認可，例如，《史記•商君列傳》記商鞅說：“如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在當時的情況下，嚴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舊的習俗的最好辦法，在這方面，魯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齊、魯兩國的文化交流從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開始了，但兩國文化上的優劣之爭似乎也未間斷，直到戰國時的孟子也還如此。《孟子•公孫丑上》記公孫醜問孟子說：“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嬰之功，可復許乎？”孟子回答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嬰而已矣。”孟子的話就似乎表現了魯人對齊人的輕蔑。其實，由於齊文化的起點較低，齊人在以後的國家建設與發展中努力進取，使齊文化表現出了開闊、靈活、積極的特質。所以清代學者俞樾在談到齊人對於後來儒學發展所起的作用時說到：“齊實未可輕也”（《湖樓筆談》卷二）。通過近10年來的深入研究，人們加深了對齊文化的認識，從而已經改變了長期以來對齊文化的不恰當評價。
最後，還有必要談一談“魯文化”與所謂“鄒魯文化”的概念問題。
我們前面引到孟子的話，認為他的觀點代表了魯人看法，但並不是說孟子也是魯人。關於孟子的里籍，《史記》稱其為鄒人。鄒地戰國時是否屬魯，歷來存有爭議。但不論如何，孟子和魯國的聯繫卻不同尋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魯。他本人曾說自己“近聖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盡心下》）；孟子又為魯國孟孫氏之裔；孟子在齊，喪母而歸葬於魯，說明孟子上代遷魯不久；孟子還極為崇拜孔子，並“受業子思之門人”，其思想與魯文化傳統的關係不可分割。因此，認為孟子的觀點代表了魯人的看法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孟子為鄒人，以孟子和儒家在當時的巨大影響，人們自然不能忽略作為一個具體國家的鄒國。鄒國就是邾國，在春秋時，“邾”有兩種讀音，《公羊傳》讀為邾婁，《左傳》讀為邾，對此，王獻堂先生解釋說：“古人音讀有急聲，有漫聲，急聲為一，漫聲為二，而其漫聲之二音，亦可分讀。......漫聲連舉為邾婁，急聲單舉為鄒，漫聲分舉，則為邾為婁。”（《邾分三國考》）王獻堂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這就是說，戰國時代邾國被稱為鄒，只是稱呼了邾婁的合音。
邾國立國較早，周朝滅商後，又封曹俠於邾，邾國遂成為周王朝的一個諸侯國。邾國的北部邊境與魯國國都曲阜相距很近，邾君曾言“魯擊柝聞於邾”（《左傳》哀公七年），春秋後期，“邾庶以其漆、閭丘奔魯”（《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邾國的北部邊境逐漸南移。這樣，孟子居地與魯國的聯繫更加密切。
邾為曹姓國家，從意識形態方面的文化看，邾國受周禮的影響很少。如邾人用人殉葬，用人祭社，這都不符合周禮的要求。魯人就稱邾人為“夷”，邾、魯兩國文化差異較大。只是到了戰國時代，由於魯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如孔子的孫子子思曾到鄒地講學，特別是孟子遷居到鄒，使鄒地名聲日隆，這裡也有了濃重的儒家文化氛圍。在這一點上，人們才將鄒地與魯國相提並論，而且，由於孟子的原因，自戰國時起，人們將兩地合稱時，還把“鄒”放在“魯”的前面，而稱為“鄒魯”。因此，將魯文化作為周代的區域文化進行研究，而不是專門探討作為一個學術派別的儒家文化時，還是以“魯文化”（而不是“鄒魯文化”）作為一個研究單元為宜。
山東民間的“四最”諺語
齊魯大地人民民眾歸納總結生產、生活中的事物與現象，分析、提煉出許多“四最”諺語。莒縣有“四最熱”：“鐵匠爐，開水壺，開了鍋，入了伏。”還有“四最冷”：“三九冬，西北風，腳踏地丁手捧冰。” 曹縣有“四最澀”：“新鍛的磨，木匠的銼，拉拉秧，豆秸垛。”曹縣還有“四最寬”：“穿大鞋，趕廟會，大海里洗澡漫場地里睡。” 陽信有“四最彎”：“卷羊毛，苜蓿菜，轆轆把，水菸袋。”莒縣還有“四最快”：“燕子飛，鷹子追，騎快馬，鵰翎箭。”與此相對，有“四最慢”：“瘟神走，愚神站，架過門，挑湯罐。”
“四最”諺語除形象反映事物與現象的特點外，對人的心理感受也有獨到的描摹，惟妙惟肖，十分生動。莒縣有“四最好聽”：“大閨女笑，畫眉叫，夜彈琵琶二黃調。”蒙陰有“四最難聽”：“貓叫貓，老驢嚎，搶鍋鏟子銼鋸條。”曹縣有“四最高興”：“新得的官，新科的舉，新媳婦摟著新女婿。”諸城有“四最急”：“火上了屋脊雨上了場，狗攆兔子狼攆羊。”巨野有“四最怕”：“走大窪，睡孤墳，夜貓子笑，吊死人。”台兒莊有“四最難捨”：“臨明覺，半路妻，羊肉包子清燉雞。”東平有“四最厲害”：“五更蘿蔔獨瓣蒜，抬頭老婆低頭漢。” 另外，人們對於顏色的感受也通過“四最”諺語表達了出來。單縣有“四最紅”：“廟上的門，殺獵的盆，關公的臉，火燒雲。”曹縣有“四最白”：“小白鞋，踏白雪，羊肚子手巾包著白蒸饃。”與此相對，還有“四最黑”：“呼延慶，包文正，打鐵的脖子煤窯洞。”
諺語是人民民眾智慧的結晶，“四最”諺語反映的社會內容十分廣泛，涉及到生活的許多方面，所列舉的事物，大到天地宇宙，小到魚鳥花蟲，不計格調的高雅嚴肅，抑或是俚俗粗鄙，兼收並蓄，巧妙組合，使之廣為傳誦，喜聞樂見。從這些諺語中，可以考察到不同地域的一些風情民俗，也可以讓人們聯想起往昔生活的場景。
山商業文化
齊魯風情先秦秦漢時期，齊魯的商品經濟在全國一直居於領先地位。這種局面的形成，既與齊魯的地理環境、人口因素有關，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聯。齊魯之地雖然很早就得以開發，但限於地處丘陵，沙質土壤，農業難以發展起來，而以桑麻、漁鹽見長。這便有了齊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漁鹽”，及魯地“頗有桑麻之業”之說。至西漢司馬遷時，齊魯已出現經營千畝桑麻的專業戶。另外，齊魯地處交通要道，為商賈必經之地，即“吾國（齊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道，遊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這樣的地理環境就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齊國建國之初，“人民寡”。為彌補農業“少五穀”的不足，需因地制宜，擴大商品生產的規模。地廣人稀的“國情”，對擴大桑麻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是比較有利的。同齊國相比，魯國封土面積較小。隨著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漢時，在洙、泗沖積平原上，已出現“地小人眾”的窘境。人們為了生存，除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外，只得以經營工商業作為出路。於是就有了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記的鄒、魯“好賈趨利，甚於周人”的經商習俗。先秦時期，齊國統治者多實行較為寬鬆的工商管理政策，這樣就為工商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據《史記•齊太公世家》等記載，呂尚被封為齊侯，在治國時利用山東半島自然資源的優勢，勸女工，極技巧，通漁鹽，以致“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齊桓公時，為鼓勵貿易，招徠外商，採取了“毋忘賓旅”的優惠政策。即在公元前651年，齊桓公與諸侯在蔡丘會盟，約定諸侯國之間的貿易，都要為商賈提供食宿方便。齊國為外來商人提供賓旅和貨棧交易的場所。對外商貨車一乘的提供本人一伙食，三乘的兼供給飼料，五乘的並供給廝養人。這樣“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管仲相齊，整頓士、農、工、商的戶籍，加強了對工商業的控制和管理。另外還實行“官山海”的政策，對山海之利（主要是鹽鐵）實行國家控制，以照顧各方利益。如民營鹽鐵生產由國家徵收實物稅，並統一收購銷售，實行專賣，寓稅於價，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如此就增強了國家的綜合實力，使“甲兵大足”，從而為齊國“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奠定了雄厚的基礎。晏嬰為齊相時，為鞏固統治，採取了工商不變，即工商業堅守其業，搞好商品生產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直至戰國，齊國重視發展工商業的傳統，使其工商業仍舊十分發達。
齊魯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主要表現在商品種類的眾多、貨幣的通行、城市商業的繁榮及眾多商賈的出現等方面。齊魯自然資源比較豐富，出產的魚、鹽、漆、布、帛等，豐富了商業市場的花色品種。至戰國時，列國間販運商業的發展，使各地特產如北方的“走馬吠犬”、南方的“羽翮齒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都能在齊魯市場上買到。商品的交換促進了貨幣的發展。春秋戰國時，齊國的刀幣已成為一種“國際”性貨幣，流通於齊、燕、趙等國。齊獻公時（公元前859年），臨淄被立為齊國國都，歷時636年。經過數百年的經營，城市規模宏大，今勘探發現臨淄大小城總周長超過2萬米。統治者對工商業較為重視，促進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與繁榮。如管仲為使外來商人到臨淄經商，大搞旅邸設施，甚至在臨淄設“女閭三百”，以招徠商人。到戰國時，臨淄已成為一個工商業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達7萬戶，經營商業、販運業的有6千戶之多，皆殷實富有。《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在齊宣王面前稱：“臨#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如雨。”語雖誇張，但必與事實相去不遠，否則不能達到遊說之目的。西漢時增至10萬戶，若每戶以5口計之，則臨淄有50萬城市人口。時人稱其“人眾殷富，巨於長安”。王莽時稱臨淄為東市，成為與長安、洛陽、邯鄲、宛、成都等齊名的大都市。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齊魯經商之人不斷增加，出現了不同類型的商人。其中，既有眾多從事一些“坐列販賣”之類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不乏為史書有所記敘的大商人。如《史記•貨殖列傳》等中就載有經營鹽業的大商賈魯人猗頓；“逐漁鹽商賈之利”的齊人刁間；“富至巨萬”，經營鐵業，兼營貰貸業、販運業的曹邴氏等。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商人曾以經商致富，並參政為官，由此就使經商活動獲得了端木生涯和陶朱事業的稱譽。端木，複姓，名賜，字子貢，春秋時衛國人，孔子的弟子。在出仕入孔門之前，是個大商人。曾相魯、衛兩國，後經商於曹、魯之間。善於預測市場行情，孔子稱他“臆則屢中”；後人說他“好廢舉，與時轉貨貲”。由於他善於經營，故經商致富。後世便稱經商為端木生涯。越國大夫范蠡棄官後，“游於江湖”，到齊國經商，後“之陶為朱公”，經商“三致千金”。後世就把經營商業稱為陶朱事業。
工商管理政策是統治階級出於一定的目的，對工商經濟進行調控的行動指南，為商業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面已對戰國以前齊國工商管理政策多有記敘，現僅就戰國時期齊國的工商管理政策簡而論之。戰國時期齊國推行較為放任的工商管理政策，這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臨淄城7萬戶，“揮汗成雨”、“舉袂成幕”的盛況，當與這種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聯繫。不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私營工商業不加限制地放任發展，就會促使富商大賈大量地分割封建國家和百姓的財富，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同時，其對農民的瘋狂盤剝，嚴重地損害了新興封建政治的統治基礎；另外，經營商業較好的收益，還會誘使農民棄農經商，影響農業經濟的正常發展。這些都對兼併戰爭極為不利。如果說戰國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齊國逐漸走向富強的話，那么，戰國時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則極大地削弱了齊國的綜合國力。與之相反，秦國推行商鞅制定的抑工商政策，即大力發展農業經濟，在國家的干預下，有限度地發展商品經濟。雖然這種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消極作用，但卻增強了秦國的綜合國力，促使秦“國以富強，其後卒並六國而成帝業”。戰國時期齊、秦兩國號稱東、西二帝，原本都有統一全國的實力。但不同工商管理政策的採用，加之其它因素，便造成了齊衰秦強的局面。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商業文化對歷史發展進程的重大作用與影響。
齊魯文化社會經濟，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必會在思想領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種經濟思想的產生。先秦秦漢時期，齊魯商品經濟的較高發展水平，為經濟思想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戰國諸子百家競相著書立說，就把這種可能轉化為現實。無論是儒家賤利貴義的義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國思想、輕薄稅斂的賦稅思想、黜奢崇儉的奢儉思想，還是空前絕後，洋洋灑灑十萬言的經濟學巨著----《管子》，都為我國古代經濟思想的構建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我國經濟思想以至我國古代經濟本身的發展，起著深遠的影響。
總之，內涵豐富的齊魯商業文化，是中國古代經濟文化中的一份寶貴遺產。
基本精神
齊魯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來自其基本精神。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我們大體歸納如下幾點：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等。這些，對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一、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
剛健自強是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發展的內在動力。它像源頭活水，給齊魯文化以無窮的生命活力。齊魯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嬰、孔子、孫子、墨子、孟子等，以他們為，，弋表的儒、墨、管、兵等家學派，都是積極入世、救也，充滿剛健進取、自強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為，不拘小節，力行改革，富國強兵，相齊桓公，，霸諸侯，成就了齊桓公的首霸事業。孔子重“剛”，把“剛”作為仁的德目之一，積極進取，“為之不厭”，“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孔子的這些思想，在《易傳》中有所發展。《彖傳》提出“剛健”觀念，讚揚剛健’精神云：“剛健而文明”(《大有》)，“剛健篤實輝光”(《大畜》)。《象傳》提出“自強不息”原則。云：“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乾卦》)。孫子兵家，為安定天下，統一天下，主張用正義的戰爭制止不義之戰。墨家比儒家在進取有為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愛、交相利的主張，“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牽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其他齊魯諸子，雖觀點不同，但在剛健進取方面，則是一致的，齊魯文化這一基本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得到充分發揚，成為我們民族的基本精神，對我們民族的自強、自立、發展、壯大，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二、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
氣節即志氣和節操，指的是為堅持正義和真理，寧死不向邪惡屈服的品質。氣節之中，民族氣節為重。民族氣節是愛國主義的道德基礎，它以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和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在這一點上齊魯諸子是有共同特點的，是他們共同鑄就了齊魯文化尚氣節的愛國精神，但是最突出的還是儒家。兒子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孫丑》)的壯語。孔、盂是說到做到的。孔子周遊列國，到處碰壁，窮於宋、困於鄭、呃於陳蔡之間。“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繼續彈琴唱歌。在強暴面前，孔乾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齊有司黎彌以獻舞樂為名，欲劫持魯君(定公)。在千鈞一髮之際，孔子“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以禮嚴辭痛斥齊國君臣，挫敗了齊人的陰謀，保衛了魯君安全，維護了魯國的尊嚴。(見《史記，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學而不厭”，“敏以行之”。他創辦私學授徒三乾，整理文化遺產，進行思想文化的創建，為我們民族文化的建設，作出了永不磨滅的貢獻。孔子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遠閃爍著愛國主義的光輝。孟子則善養“浩然正氣”，以充塞天地的氣概，推行其王道主義，把治理天下作為己任，提出“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張，為追求真理，維護正義，可以捨生忘死。
管仲，自古有爭議。他與召忽輔佐公子糾，公子糾死難後，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齊桓公。因此，有人非議他。孔子的學生子路、子貢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問題。孔子對管仲以仁許之，說：“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管仲自己解釋這件事，不死於公子糾之難，是因為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史記·管晏列傳》)管仲的“功名”是與治天下連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衛，立曹，北逐戎狄，捍衛了中原和平和文明。這與死於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國家的大節。孔子以仁許之，正是對他這種大節的肯定，故管仲的愛國主義是深層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其他齊魯諸子及其思想也都表現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愛國行動和愛國精神。曹劌自薦，領兵敗齊，保衛魯國，孫臏用兵敗魏於桂陵、馬陵，保衛了齊國，信陵君竊符救趙，既救趙，又強魏，這些是一種類型的愛國行動。魯仲連義不帝秦，用三寸不爛之舌解楚南陽之圍，退趙伐高唐之兵，卻侵占聊城的燕國10萬之眾，淳于髡“數使諸侯，未嘗屈辱”；子貢出使，不辱君命，並有“一出而存魯，滅吳，弱齊，強晉而霸越”的奇蹟；晏子長於辭令，善於人交，使楚舌戰群敵，增齊國威，墨子日夜奔走，消弭戰爭等外交活動，又是一種愛國型類。稷下先生“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乾世主”(《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並進行文化思想創造，又是一種類型的愛國表現。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辦教育，育人才，傳播科學文化，也是一種類型的愛國之舉，總之，愛國是多種形式的，關鍵是在生死關頭能不能全節，“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在這方面齊魯諸子為我們留下了光輝的思想、模範的行動，齊魯文化的這一基本精神，對我們國家的統一鞏固、民族的團結凝聚，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也成為我們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三、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
上節我們在講齊魯文化的特點時把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作為將齊魯諸家諸派思想聯結為一體紐帶進行了分析，也就是說，儘管各家各派思想特點和體系有別，但積極人世、救世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形成了齊魯文化的經世致用的基本精神。(略)四、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
人所共知，齊魯文化，甚至中國傳統文化有個基本觀點，叫做天人合一。不僅神道主義者認為，天是人的主宰，“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就是作為哲學的自然觀，也是“天人合一”的觀點。孟子講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是天人合—‘觀點的開端。孟子的所謂性，就是人固有的本性，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所謂心，就是思維器官：“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盡心便能知性，知性也就知天了。但孟子沒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
《易傳》講“人與天地合德”思想。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鎔，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乾卦·象傳》)又說，“後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泰卦·彖傳》)
陰陽家更將天象和人事掛在一起，講“天人感應”：這種觀點影響至深，至今中醫、氣功、宇宙全息論等以此為基本理論。
但是，在天人合一思想貫穿的齊魯文化當中也不乏天人相分、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天論》云：“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明確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勝天”的光輝思想，強調人的能動作用。這種思想在古代是難能可貴的，裡面充滿了辯證、唯物精神。對後世影響至深至大。
五、 “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
“民貴君輕”思想是孟子首先提出來的。《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民本主義發展到戰國時代極激進的口號。其實，民本主義並不是形成於戰國，在春秋時期已形成一種思潮，影響了諸子思想，最早提出的“以人為本”的是管仲，齊國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義者。然而魯國的儒、墨在“重民”、“愛人。”方面，更加激進，理論也更系統。孔子的仁學思想體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仁者愛人”，是對人本主義的最高概括。“民貴、君輕”是對人本主義的一種激進的註腳。(略)六、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
“人道”是相對於“神道”來講的。“神道主義”以神為本位，把人放在被神支配的被動地位，是沒有獨立人格的。如“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禮記·表記》)人在神面前是奴隸，奴隸是不被當人看待的。人道主義是以人為本位，強調人的價值，尊重人的獨立品格，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一句話，把人當人看待。把人當人看待，在中國始於西周的“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二者意思一致，重點在“保民”。“德”和“天”也不分。因為周人還不是人道主義者，仍然重天講命，只是鑒於殷亡，看到了奴隸的力量。至春-秋奴隸解放運動中，人本主義形成之後，古典人道主義才真正形成。人道精神，是齊魯文化的靈魂和核心。齊魯文化是圍繞“人”這個核心展開的，因此，我們把齊魯之學概括為“人學”或“仁學”。也就是說，齊魯諸子百家，無不高舉人道旗幟，把人作為治國的根本。如管、晏主張富民、利民、順應民心，因民之俗，從民之欲，稷下先生基本遵循管、晏思想，稍變形式，而本質一樣。墨家的兼愛、非攻、非命、節葬、貴義、興利，“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樂上》)，無不從“人”出發，為人謀利益，為勞動人民謀利益。因此，無不放射著人道精神的光輝。當然，人道精神體現最突出、理論最系統的還是儒家，孔於是當時、甚至是中國古代最光輝的一面人道主義的旗，他創立的儒家文化體系稱為仁學體系，也就是人學體系。他那“仁者愛人”的命題，是人道精神的最高體現。孔子比管、墨高明，似乎他突破了階級的、種族的、國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為一大類來看待。他的“愛人”，是“人類之愛”，這和他的“有教無類”是一致的。
當然，對孔子其人其思想是有爭議的，特別是在極左思潮鋪天蓋地的“文革”時期，孔於是被徹底打倒的“偽君子”、“復辟狂”、“沒落奴隸主貴族的總代表”、最大的反動頭子、歷史的罪人。他的“愛人”被說成是只愛奴隸主貴族，只愛沒落奴隸主階級，他的“愛人”思想成了非人道的東西，首在批倒之列，就連“人道”一詞也被當作資產階級的東西，沒人敢提。至於“人類之愛”就更不用說了，那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的。但是我們說孔子的“仁愛”是講的“人類之愛”，是從孔子思想的實際出發的。孔子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懂什麼階級觀點，提出“人類之愛”是不足罪、不足怪的。在當時，我們只能說是難能可貴的。至於孔子對“愛人”的論述，他的“仁學”思想體系，本書有專篇論述，在此無法也無須展開，人們對孔子“愛人”思想的種種看法和爭論，已是學術界熟悉的問題，不說也會知道。我們只說：“人道”思想是齊魯文化的核心思想，人道精神是齊魯文化最基本的精神，離開了“人道精神”，齊魯文化不僅會黯然失色，而且簡直變成另一種樣子，失去了它的重要意義。
七、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
中華民族崇尚團隊精神，講合群，講和諧，講統一，強調大公無私。群體主義精神，是齊魯諸子、各家學派的又一共同主導精神。首先，管仲及管仲學派對合群、團結、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視的。他們認為合群、團結、萬眾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敵制勝的根本。儘管管仲及管仲學派傾向於霸道，其學術思想基本是從霸業出發的，但是對“人和”“同心”等是強調的。
墨家以天下為己任，強調：“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利人”、“無我”為極限，可說是大公無私的典型。但是在理論的全面系統上則比儒家大差一籌，首先，孔子把“和”、“同”分開，強調：“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為其大公合群的思想建立了理論基礎。其次，孔子在總結前人關於群體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並繪製了他那理想社會的藍圖，即《禮記·禮運》所載：“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那段話。這種理想社會，自然是空想的，但它卻把“大公無私”的群體主義精神發揮到了一個高度，使人們嚮往，並把它作為一種高尚的追求，為之奮鬥不已，吸引著、凝聚著我們民族的群體，在他設計的現實的“小康”之目標下不停地前進。
繼孔子之後，另一位集大成儒學大師荀子把群體主義提到了人類理性的高度。《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人生不能無群”，“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
對我們民族的群體精神或團隊精神觀念，在文化討論中時常受到否定性的批判，認為它束縛子個體人性的發展。但是，我們認為，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和團隊精神觀念的形成決非無因，是我們民族在數千年文明歷史發展中總結出的思想，早已成為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之一，它對我們民族的心理心態、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和思維方式都有深刻影響，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所起積極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我們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團結、國家的統一，雖歷盡外來民族和外來文化的衝擊而顛撲不破，群體精神起了不可忽視的作。其次，大公無私的集體觀念，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克己奉公，捨生忘死，成仁取義，英勇獻身。再次，中國古代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雖不科學，但與未來共產主義理想在精神上是有內在聯繫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能在中國這塊古老文化哺育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是與二者之間內在的精神聯繫分不開的。深入發掘中國民族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對我國現代化事業也是有意義的。
八、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
齊魯古代文化之所以興旺發達、人才濟濟、聖賢輩出，優越於其他地區，除了上文我們講的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動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還有一點，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們忽視的齊魯文化中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這一精神不僅表現在先秦齊魯諸子百家，而且表現在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車的發明，中至魚、獵、農、牧、釀造、冶煉技術的創造，大至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制度的發現和創建，據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大多無出東夷者。征諸考古資料、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是大體可信的(具體見下編)。因為東夷民族是勤勞、勇敢、聰明睿智、善於發明創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遜讓、謹慎著名。勤勞則聰明技巧，謙遜則進取向上；仁厚則寬容，善於和易於吸納外來文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故史前東夷人發明創造居多。
春秋戰國時代，齊魯地區似乎再現了史前東夷文化繁榮的時代，管仲是偉大的政治家，管仲改革，就是一次宏偉的創建工程，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軍事等，都有重大的創建，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過去人們受“述而不作”夫子自道的束縛，認為他只是文化的繼承和傳授者，其實，他的思想文化的創造革新是全面的，無與倫比的。拿中國傳統的禮樂文化來說，一般認為是周公的創造，孔子只是“從周”、“繼周”者，是的，周公是禮樂文化的首創者，但是周禮文化到春秋時期早巳崩壞，雖然孔子自己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但周公的禮樂是個什麼樣子，恐怕孔子自己也說不清，只是為自己的創新找個權威性的依託而已。孔子的禮樂文化思想完全是他的創造。後世流傳的禮樂文化傳統實際是孔子的一套。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是恰當的。
齊國兵學獨樹一幟，其他各國無與倫比。孫子集其大成，著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響的兵典——《孫子兵法》。
在科學技術方面，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齊魯。魯班不僅是能工巧匠，被尊為土木工匠的祖師，他也是一位發明家。傳說鋸、傘等是他發明的。
在天文學方面，齊人甘德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著作與魏人石申的著作合為一本，叫《甘石星經》。二人各有所長，但總的看甘氏早於也高於石氏。
在地理學方面，鄒衍的大九州說，雖是由近及遠、“由小推大”地推測加想像推出來的，但征諸後來的地理髮現，不能說他不是一項科學的推測。同時，他深觀陰陽的變化，作“五德終始”論，也是有天文學深厚基礎的。
在醫學方面，神醫匾鵲——秦越人出於齊地鄭陽，在當時也是無人可與他比肩的。
產業發展現狀
2008年山東省和12個市設立了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專項資金總額已達2億多元。濟南、青島、萊蕪、臨沂、濱州、煙臺、濰坊等7個綜合試點市相繼出台了改革方案，改革進展順利。全省已有20家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山東省文化產業品牌遍地開花，形成了以孔子文化節、濰坊風箏節、青島啤酒節為代表的文化節慶品牌，以電視劇《大染坊》《闖關東》為代表的魯劇品牌，以《大羽華裳》《蒙山沂水》為代表的旅遊演藝品牌，以《圓明園》《晶瑩小子》為代表的動漫品牌，以楊家埠木版年畫為代表的民俗文化品牌等一批文化產業品牌。達尼畫家村榮登首屆中國文化產業品牌榜，成為“中國文化製品七大品牌”之一。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大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力度是快速發展山東文化產業根本所在。山東應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為契機，大力發展民營文化經濟，逐步尋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
從2008年起，山東省財政將每年統籌安排5000萬元，設立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採取貼息、獎勵、資助等形式，支持文化產業發展。
為構建濟南市文化產業鏈，濟南市將重點培育108個文化產業項目，並面向全社會招商融資，投融資總額達人民幣172億元，共涉及出版發行、廣播影視、文化藝術、網路文化、文化休閒娛樂、節會展覽、文化產品生產及銷售、體育產業等領域，顯示出了省城文化產業發展的良好前景和巨大潛力。
據介紹，濟南市重點打造的齊魯動漫遊戲產業基地，根據自身發展需要以及未來規劃設計，要對金鑾大廈、金帝利大酒店、普利大廈、東航三角地片區、濟南市藝術大廈、濟南箱包市場等幾處地產進行整合，從而打造濟南市規模最大的動漫影視藝術文化創意中心，力爭成為濟南及山東省動漫產業核心區和示範區。重點開發的齊魯文化產業園中心，位於長清大學科技園，距濟南主城區16公里，規劃占地面積800畝，基礎設施完善，環境優美，景色宜人，周圍現有高校9所，主要建設文化館、博物館、圖書館、藝術館、會展中心等約20萬平方米，將成為濟南、山東的公共文化中心，同時具有公務和交易功能，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化藝術中心。
濟南市還要打造濟南華山水景園，依託歷史名山華山，開挖大湖面，形成山水相依的自然景觀，按照“七島伴三山，玉帶連兩湖”的總體結構，建造“一山兩湖十八園”，再現“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歷史風貌。
濟南市還要求，要把泉水作為城市最寶貴的戰略性資源加以保護。以正常降水條件下保持泉水常年噴涌為目標，妥善處理泉水保護與旅遊發展、城市供水的關係，搞好水資源的保護和綜合開發利用，提升“泉水之都”的城市形象。堅持泉源、泉脈、泉眼、泉系並重的保護原則，制定泉水保護總體規劃和重點泉群保護詳細規劃。加強泉景觀建設，增加泉文化內涵，做好泉水申報國家和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工作，重現“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泉城特色風貌。
省城將嚴格執行《濟南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泉城特色風貌帶規劃》，以古城區、商埠區、歷史文化街區及傳統文化保護為重點，建立“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街區、文物保護單位”三個層次的保護體系。加強以明府城、大明湖、環城公園為核心的泉城特色標誌區建設，保護古城區傳統格局、軸線、路網、水系和建築風格，保護商埠區路網街區和近現代優秀建築，加強對芙蓉街、曲水亭街等特色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維護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風貌。
《齊魯文化》期刊
《齊魯文化》是由齊魯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通俗刊物。為落實教育部關於研究基地轉化研究成果服務社會的職能，齊魯文化研究中心創辦了通俗刊物《齊魯文化》。《齊魯文化》以弘揚齊魯文化、服務社會大眾、共建精神家園為宗旨，注重學術性與通俗性、知識性與趣聞性的結合，共開設“文化視窗”、“走進名家”、“熱點聚焦”等20餘個欄目，在齊魯文化與社會大眾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樑。代表人物
姜太公一、姜太公
姜太公，姜姓，呂氏，名望，字子牙，也稱呂尚。姜太公是齊國的締造者，齊文化創始人，也是古代影響久遠的韜略家、軍事家、政治家。儒、道、法、兵、縱橫諸家皆追他為本家人物，被尊為“百家宗師”。
在中國，不知道姜太公的人很少，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姜太公是一個神奇而偉大的歷史人物。說他神奇，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名字神奇。姜太公名字很多，常見的有姜太公、姜尚、姜子牙、呂尚、呂望、呂牙、師尚父、尚父等。姜太公是炎帝神農的後裔。“神農氏，姜姓也”。神農氏姜姓中有一個叫伯夷的人，為堯“典三禮”，“立五刑”，又佐禹治水立有大功，因而受封於呂。伯夷就是姜太公的祖宗。古代以部族為姓，以祖封為氏。以部族命名，姜太公姓姜；以氏命名，姜太公姓呂。姜太公名尚，字牙，或尊稱為子牙。這就是“姜尚”、“姜子牙”、“呂尚”、“呂牙”名字的由來。《史記》記載，當年姜尚在渭水邊釣魚，被外出打獵的周文王遇到後，兩人縱論文功武略，甚為投機，文王知遇到了棟樑之才，高興地說，“從我祖上太公以來盼望你這樣的人已經很久了”。所以人們又稱姜尚為“太公望”。後來他被封為齊國第一代國君，齊人追稱他為太公，姜太公的名字就被叫響了。
二是里籍神奇。姜太公是哪裡人，在歷史典籍中，至少有六種說法，即日照說、汲縣說、冀州說、魏邑說、許州說、不知何處說。持日照說的記載最多，《孟子》、《呂氏春秋》、《戰國策》、《史記》的觀點是一致的。《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東海即東海郡，領海曲等38縣，海曲縣即今山東莒縣。古代莒、呂一字。姜太公的祖宗伯夷受封於呂。莒縣至今還有東呂鄉、東呂里。可見，莒縣便是姜太公的祖籍及出生地。
三是年齡神奇。姜太公的祖先，都是部落首領。但到了姜太公這一代，適逢殷末頹世，家族已經衰落。紂王無道，賢愚顛倒，姜太公雖有匡世濟時之才，終因進身無門而窮困大半生。直到年過七十，方遇周文王訪聘為師。孔子稱“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自此太公在政治舞台上大顯身手，一發而不可收，活了139歲。
四是本領神奇。史稱，姜太公“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德、法、術“三材兼有”。他的術主要是“修道術”和“開塞術”。“人功和天地參合，助成天地所生，才有道術可言”。“知開塞之術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謂政之大端矣”。
五是遺蹟神奇。姜太公的遺蹟，數量多，分布廣。主要有：棘津太公台，位於今山東日照。太公台，又稱太公避紂處，位於山東濰縣東南50公里。釣魚台，位於陝西鹹陽渭水河畔，相傳為太公釣魚處。太公泉，位於河南汲縣城西北，相傳為太公故居。東呂太公廟，位於山東日照馮家溝村。營丘太公廟，位於山東臨淄西營丘，宋代碑尚存。磻溪太公廟，位於陝西省寶雞縣磻溪河邊。汲縣太公廟，位於河南汲城東門北側。鹹陽太公廟，位於陝西鹹陽西邊。還有臨淄太公祠、汲縣太公祠、鎬京太公墓、豐京太公墓、鹹陽太公墓、汲縣太公墓、臨淄太公衣冠冢等。
姜太公的神奇，是與他的偉大分不開的。姜太公的偉大，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既是周朝開國功臣，又是齊國立國聖君。
在渭水河畔，周文王與姜太公相識，一見如故，拜之為師。周文王死後，周武王即位，以姜太公為太師，姜太公輔佐周武王，實現了滅商興周的偉大理想，形成了周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統天下。
周武王封賞“功臣謀士”，而姜太公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姜太公來到齊地，在治理國家中，政治上推行尊賢尚功、選賢任能，文化思想上厲行因俗簡禮、因地制宜，經濟上堅持本末並舉、農工商“三寶並重”，使齊國國力強大起來，成為春秋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之魁，歷時39代國君，800多年。
周公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發的同母弟，周成王的叔父。早先被封於周(今陝西岐山北)，故稱周公或周公旦。西周初年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被尊為儒學奠基人，是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聖人之一。周公的功績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輔佐武王，克商滅殷。商末，紂王無道，淪為獨夫民賊。周武王發動戰爭，經牧野一戰，推翻了商紂王的殘暴統治，建立了周朝。第二年，武王病重，欲傳位於周公，周公泣涕不受。武王死後，乃擁立武王的長子誦即位，是為成王。其時，成王幼弱，“小邦周”剛剛取代“大邦殷”，立足未穩，周公攝政擔負起治國安邦的重任。
周公攝政7年，《尚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基本上概括了攝政期間周公的歷史功績。
（二）三年東征，平定天下。武王滅商後，封紂王之子武庚於商朝舊地，讓他奉守商祀，統率殷遺民，又在周圍地區分封了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使其就近監視，號稱“三監”。周公攝政後，管叔等人極為不滿，武庚串通“三監”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叛亂。周公親擁成王東征，第二年就平定了叛亂。
第三年，周公繼續討伐參與叛亂的奄、徐、薄姑等。並秉承武王遺志，在“天下之中”的伊洛盆地建設了成周洛邑。周朝成為繼夏、商之後而興起的中國歷史上第三個統一王朝。
（三）分封諸侯。實現天下一統後，周公汲取武庚和“三監”叛亂的教訓，在全國推行分封制，目的是“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即選用有明德之人，分封為諸侯，作為周朝的藩屏、侍衛。分封的對象主要是同姓親戚，也有部分異姓功臣和歷代聖王的後裔。《荀子·儒效》篇說：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無論同姓諸侯，還是異姓諸侯，與周天子都是君臣關係，共同尊奉周天子為天下共主。
（四）制禮作樂。周公借鑑夏商二代的禮樂傳統，有所選擇，有所發展，把夏、商、周三代禮樂文化推向了頂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是西周盛世的寫照。所以孔子由衷地讚嘆：“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公制禮作樂的指導思想是“敬德保民”。“敬德”，是因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有德才會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為“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保民”實際上就是保社稷、保國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是夏商以來中國思想從敬鬼神向重人事的轉變。
中國地域文化概觀
| 中國就是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在不同的人文習俗、地理和社會環境等因素的薰染、影響下，產生了豐富多彩的區域性文化。這些區域性文化各有特點和所長，對中國文化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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