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聖賢哲人視“大同”為最高的社會理想，“小康”次之。孔子在《禮記·禮運》中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治，以天下為家，雖政教修明，人民康樂，而猶遜於五帝大同之世，故謂之小康。《詩經》中也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說法。而薄有資財，可以安然度日的家庭，則被世人稱為“小康之家”。
千百年來，人們對幸福的憧憬和追求一直表現得孜孜不倦，而錢塘江畔、航塢山下的航民村是將憧憬歸真現實的成功典範。
數字足以證明了這一點。據航民村村黨委提供記者的最新資料，去年1至10月，該村主體控股的航民集團的銷售產值達14.04億元，同比增長30.48%，工業利潤為1.12億元，同比增長67.37%，實現利稅達5486.97萬元。
與此相對應的另一組數據，更加襯托出這組數據的“天文”意義，即這個村莊共1079人，占地僅1平方公里。
從1995年到2002年的這7年裡，航民村從“示範小康”順利地進入到“全面小康”。現在，他們又發出了向“富裕”邁進的號角。
相傳從前的航塢山上有一盞日夜閃光的航標燈，指引著在翻騰的江潮上航行的船隻。而今黨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航民村經濟騰飛的軌跡，又恰似一盞新航標，為中國廣大農村的發展指路。
“四化工程”
出了杭州城，記者穿過錢塘江，沿滬杭甬高速公路從瓜瀝出口前進500米，就到了航民村。這裡距離杭州蕭山機場僅8公里。
出乎意料，航民村給人們的第一印象並不是任何尊貴或雄偉的標誌，人們在村口首先看到的，是一張刻著“杭州蕭山民航污水處理有限公司”的牌子。牌子背後是占地50餘畝、日處理污水能力達 6 萬噸的污水處理設施。
據悉，這是浙江省第一個村級污水處理廠。2001年2月開工，同年10月試運行成功。來自村黨委的資料顯示，這個工程總投資為6000萬元。該村負責對外報導的團委書記陳國龍說：“它相當於16家印染企業總資產的20%。而每年的運行成本，則占到航民集團每年利潤的20%。”——由一個村拿出如此巨資建設環保項目，在中國農村實屬罕見。
“我們提出要在全省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既要金山銀山，又要藍天碧水。”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航民村黨委表達了這樣的意志。
航民村靠印染起家，迄今已經成為全國最大規模的印染基地之一，年印染布匹的總量達到 4.2 億米。換句話說，如果把航民集團每天印染的布匹拼接起來，其長度達到1200公里，能從杭州鋪到北京。但巨大的經濟利益的背後，卻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這對航民村的可持續性發展是個大考驗。
“污水處理廠不是我們的形象工程，針對村裡的生態環境問題，我們提出了四化工程。”污水處理廠的一名職工這樣告訴記者。
這名職工所說的“四化工程”，即以綠化、美化、亮化、淨化等為目標，著力改善綜合環境，提升村莊品位。對此，村里動用了1.5億元支撐這些工程付諸實際。
陳國龍說，多花點錢是值得的，這關係到航民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試想，如果“地球村”也能像航民村這樣，將成堆的垃圾自己消化，那整個生態環境將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杭州是的中國天堂，航民村則成了杭州的世外桃源”——隨行的記者這樣稱讚。
村級上市公司？
與其說“航民”是一個村莊，不如將“航民”看成一個航母般的企業集團。污水處理廠背後的那片工業區，就足以說明了這一點。
根據記者掌握的資料，航民集團是航民村控股的浙江最大規模的村級企業集團，現在已擁有全資、控股、參股的企業達18家，協作企業2家，擁有總資產14億元。企業所有者權益達到6.52億元，職工8000餘人。
“航民集團正在爭取上市，而且我們的工作準備工作開展得很順利。”陳國龍透露。
記者在航民村工業區看到，除了漂染廠外，周圍還建設了與此相匹配的織布廠、染料化工廠、熱電發電廠等，並與東華大學聯合建立了航民紡織品技術開發中心。這一巧妙的布局，使得航民村在單一的產品生產中實現“一條龍”服務。
隨著村辦工業的蓬勃發展，以商貿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迅速崛起。全村目前形成了300多人的銷售隊伍，活躍在全國城鄉之間。各地的商客也成批湧入航民村。為此，村里投資3400萬元建起了1萬多平方米的星級賓館，其常年入住率達70%以上。此外，商業街、社區銀行、電子商務和醫療服務的日益完善，使得無論是外來客商，還是本地職工、村民，足不出戶就可享受高質量的服務。
全村現有的700畝耕地，由23個勞動力負責機械化耕種，實現農場化經營模式。與此同時，村里又投入上千萬元，購置了500多畝沿江圍墾的土地，並將山坡地、低塵地改造成為標準農田。
陳國龍說，“農業工人人均生產糧食3萬斤，人均農業產值4萬元。這不僅保證了全體村民的口糧,還供應優質低價的肉、菜和果等，也使得勞動力的分工更合理。”
當家人
“鈔票像水一樣，對於人來說，少了要渴死，多了弄不好會被淹死。”航民集團的董事長、黨委書記朱重慶說。
在航民村，朱重慶顯然是個傳奇式的人物，陳國龍舉了一些簡單的例子。他說，朱總有時候出國考察，村裡頭的老人都為他燒香拜佛，祈求平安。儘管這類方式並不可取，但足以說明朱重慶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
在航民村24年的創業過程中，朱重慶參與並主持了航民村所有改革的細節。從某種意義上說，朱重慶確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維繫著航民村的命運，是他帶領航民村村民使6萬元資本增值到14億元，使村民的年人均收入從148元增加到現在的2.25萬元。
但朱的地位並沒有得到過分的神化。現在的航民村，實行村黨委、村委會和村資產經營中心“三駕馬車”的運作方式。堅持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即凡是村級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規劃、項目投資以及選人用人等方面的問題，實行先由村黨委決策後，提交村委會、村民代表大會和企業股東會、董事會討論商定。
這一點，可以從1999年進行的村級產權制度改革中可以看出。
“集體資產達到了這么多，好像天上的月亮，天天看得見，就是摸不著。我們希望把集體資產進行量化。”在1998年，一些村民面對10多億元巨額資產提出這樣的要求。
在“三駕馬車”一年多的討論審議、反覆論證後，村黨委確定了產權制度改革的原則：既使集體資產保值增值，不斷增強企業發展的後勁，又使村民、職工、經營者與企業形成利益共同體，建立富有活力的共同創造、共同享有、共同發展機制。陳國龍介紹說：“按此原則，提出了集體控股、量化股權的方案。全村32518萬股股權，集體控股56%，餘下的44%量化到村民、職工和管理技術人員。”
在集體控股的基礎上，把44%的股權量化到村民、職工和管理技術人員。量化到個人的股權，其中村齡股占40%，工齡股占40%，管理技術人員貢獻股占20%。每股的認購價為0.25元。全村1000多村民、200多管理技術人員共認購股權14321萬股，全村戶均股權40多萬股。在這一過程中，收回3580萬元股權認購款，進一步充實了生產發展資金。
集體股權分紅所得，主要用於以下項目：擴大再生產、以工建農、村莊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福利保障。比如“社會福利”一項規定，凡屬村裡的在讀學生，從國小到高中學費全免，考上大學者每人獎勵1萬元。對村裡的職工，實行職工退休制、養老保險制和醫療包乾制等。
經過產權制度改革，把看似“天上月亮”的集體資產轉化成了被視為“溫暖陽光”的股權資本。“它的意義不僅使村民成了資本的主人，也增加了村民參政、議政的機會，這種變化是歷史性的”——浙江省某高級官員這樣評價。
怎樣的小康？
“航民村六區五弄一號”的主人項國賢悠閒地坐在客廳看著電視節目。
記者留意了項的房子，這是一幢獨門獨戶的別墅樓，共3層，建築面積達300來方米左右。室內的家用電器一應俱全。在這幢別墅樓周圍，還有38幢一模一樣的複製品次第排開，這僅僅是該村第三批住宅項目。如果不是河對面的稻田提醒，記者還真以為這是哪家房地產公司的傑作。
項國賢是村里熱電發電廠的一般管理人員，妻子也在村裡的企業供職，9歲的孩子上了小學生三年級。按項國賢的說法，他一家三口2001年的勞動收入在5萬元左右，另外還有2.5萬元的年底分紅。這種收入水平在村里只處於中等水平。
“房子由村里統一修建的，我這套位置好，總價是31萬元。我們這筆錢按建設前付30%、建成付30%、裝修後付清餘款的方式支付。裝修還得花上20萬。”項國賢說。
“如果有村民付不起呢？”記者問。
“村委會可以先借給個人，不用付利息的。村里基本上不存在付不起的。”項國賢強調。
事實上，項國賢也是因為工作時間的不同，才有閒情在家裡呆一會。陳國龍說，村民大都上班去了，即便是退了休的，也多數會選擇去村文化中心活動。
六區三弄一號的主人沈志方，就是陳從辦公室呼回來的。沈家和項家的房子外觀雖然沒什麼兩樣，但內部結構和裝修風格卻完全不同。這套別墅房的底價是28.5萬元，裝修用去了28萬元。
在回答記者關於“小康概念”的提問時，沈志方說，“其實我們在1994至1995年就進入了小康。不過那時候雖然企業的效益好，但村裡的建設就比不上現在了。如今不僅進行統一的規劃，建起了公園，我們還有空一起外出旅遊。”
項國賢也表示，“要說小康，我們七八年前就進入了。不過那的概念和標準並不同。現在更好了，村裡的配套設施多啦，業餘生活也豐富多了。”
“航民村並不像某些暴發戶式的村鎮，這裡的經濟一直呈現向上增長的勢頭，沒有大起大落。我們對小康的理解是，不僅僅只是物質上，尤其應該在精神文明得到更高層次的發展。”陳國龍說。
民航集團的老總朱重慶笑著告訴記者，“我們要建小康更要建大康。以前所說的小康是低水平的小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是永無止境的，比如以前的住房是幾十平方米，然後是100平方米，現在到300多平方米。我們肯定不能停留在小康上，要向富裕邁進。”
面對同一問題，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陳淮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大表現就是人的發展需求能得到充分滿足。目前已有這種勢頭，但是還不夠。”
陳淮認為，在全面小康社會，人們將享受現代化的物質文明所帶來的富足生活。老百姓消費結構的變化將更多地取決於收入存量，而不僅僅是和收入增量相聯繫。他舉了一個例子，一個沒有什麼存款、月收入5000元的人，也可以算是能達到溫飽有餘的初步小康了，但他的消費和一個同樣收入但有一定數量存款的人相比，一定差一大截。
從一這點看來，航民村已經做到了，這裡的人們可以衣食無憂，可以把更多的時間和金錢花費到精神消費和享受消費上來了。
航民村2001年的收益分配賬，讓記者感受另一種耐人尋味——
這一年，集團的銷售收入為13.65億元，實現利潤1.04億元。全年實際上交國家稅金為6600萬元，占可分配資金的60%；分給村民1000萬元左右，占10%；集體提留部分則介於國家與個人利益之間。實際上，集體所得部分還有國家減免稅和聯合企業的分利。
對國家的貢獻大於集體提留，集體提留又大於個人所得。這說明昔日的“小生產者”們，今天在處理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係上，風格是高尚的，目光是遠大的。
連結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一個里程碑――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隨著黨的十六大的召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僅成了與會代表熱烈討論的焦點議題，也成了普通百姓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小康”二字，既溫暖人心，更催人奮進。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用“小康”來描述中國的現代化。1979年12月6日，他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說：“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984年，他又進一步明確說：“所謂小康，就是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人均800美元。”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提出“小康”概念，並將其作為主要奮鬥目標和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標誌。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將實現小康正式列為“三步走”戰略的第二步目標。1990年12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畫的建議》對小康作了具體描述：“所謂小康水平，是指在溫飽的基礎上，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達到豐衣足食”。
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奮鬥，到2000年，我國終於實現了“三步走”戰略的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對於一個12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歷史性成就。難怪曾任台灣“監察院長”的王作榮老先生目睹大陸的發展成就後，感慨地說：“誰能使中國富強與現代化，能使老百姓過安全、豐衣足食的生活，能使中國人在國際社會站起來，我就支持誰，接受誰……那么大陸上的共產黨是不是向這些目標推進，並已有具體的成績值得我的支持與接受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一個新台階――邁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
“三步走”戰略的頭兩步目標勝利實現，“第三步”該怎么走，便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的一個需要解答的問題。
1997年，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上指出：“展望下個世紀，我們的目標是，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從新世紀開始，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去年11月8日，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進一步明確提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第三步戰略的目標與內容漸漸變得清晰和豐滿起來。
“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是什麼概念呢？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是更高水平小康社會的基本特徵。到那時，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比2000年翻兩番；人均GDP將超過3000美元；農村勞動力的比重將從目前的50%降至30%。
可見，現在達到的總體小康水平與20年後更高水平的小康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低水平的，人均GDP只有800美元，而後者將超過3000美元；前者是不全面的，主要局限於豐衣足食，而後者追求的則是物質、精神、政治和生態文明的全面發展；前者是不平衡的，尚有3000多萬人沒有完全解決溫飽，而後者將是惠及十幾億人的、中等收入者比例較高的、共同富裕的小康。
一個關鍵期――本世紀頭二十年關乎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
江澤民同志指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並在此基礎上實現現代化，不會一帆風順。廣大農村，尤其是西部地區和老少邊窮地區，將是工作的難點和重點。我們對於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對於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帶來的嚴峻挑戰，要有清醒的、足夠的估計。
但任何困難和風險都擋不住中國人民邁向小康社會的前進步伐。中共十六大代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說，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使社會生產力獲得進一步的解放，為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增長提供了體制保證。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許憲春也認為，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國積累了相當的物質基礎，具有潛在的廣闊的市場，蘊藏著巨大的需求。加入世貿組織，使中國的發展空間更加廣闊。同時，改革的突破和深化，將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加強大的動力。十六大代表、天津市市長戴相龍表示，我國有能力籌集資金支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從政治上看，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是正確的，各項方針政策行之有效。十六大總結了黨領導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堅持這些基本經驗，並在此基礎上開拓創新，努力做到發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開放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將取得預期的成功。到那時，中國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境界，中華民族實現現代化的百年理想就會變為現實。
連結二：全面建小康 離不開共同富裕
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是中國國情問題研究的專家，記者圍繞小康社會的話題對他進行了採訪。
就中國現在的小康狀況，胡鞍鋼分析說：對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和人民生活水平質量有兩個基本的判斷：一是“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二是“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而十六大報告所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是一兩個指標能夠衡量的，至少可以用到四個重要指標：一是人均GDP指標，二是恩格爾係數，三是人類發展指標，四是貧困人口比例。
胡鞍鋼對這四個指標進行了詳細的解釋：從人均GDP看，200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00多美元，相當於世界人均水平的53%。令人欣喜的是，中國的人均GDP具有很快的增長勢頭和很大的增長潛力。
恩格爾係數，是指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費總支出的比重。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標準，恩格爾係數大於60%為絕對貧困；在50%～59%之間為勉強度日，相當於中國人所說的溫飽階段；40%～50%之間為小康；30%～40%之間為富裕，20%～30%之間為最富裕。
恩格爾係數的變化反映了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恩格爾係數分別為57.5%和67.7%。這說明了農村家庭屬於絕對貧困，城鎮居民處於勉強度日階段。2001年，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降至47.7%，開始邁入小康階段；而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降至37.9%，向富裕階段邁進。不過，全國各地區是不平衡的。
人類發展指標，相當於人民生活質量指標。大體上包含3個方面的指數，一是指人均GDP；二是全部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這可以反映衛生髮展狀況；三是總入學率，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來反映教育發展狀況。在過去的20年中，中國人類發展指標迅速上升，已縮小了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
我國貧困人口比例也在不斷下降，2000年農村貧困人口已減至3000萬左右，目前我國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線人口約2000萬人。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除了以上指標之外，還有其他多種指標，如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提出的技術成就指標、世界銀行提出的環境可持續性指標、人口與健康指標等。
談到如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胡鞍鋼說，過去的20年主要以“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為發展的主題，今後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題將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離不開“共同富裕”。
揭陽行政區劃百科
| 揭陽市位於廣東省東南部潮汕平原上，東鄰汕頭、潮州，西接汕尾，南瀕南海，北靠梅州，地處東經115°36′——116°37′39″，北緯22°53′——23°46′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