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千百年眼》在明代是一部新穎奇特的書，作者張燧。它是一部質 -百科知識中文網

基本情況

書名：《千百年眼》

作者：張燧

所屬年代：明

版本類別：刻本

所有分冊：4冊

作者介紹

張燧，字和仲，湖南零陵縣人。
《千百年眼》題“瀟湘張燧和仲纂”。考湘水中游於今湖南零陵縣北與瀟水匯合後稱瀟湘，此地有瀟湘鎮，歷史上屬永州府。大體說來，張燧生於萬曆初期，卒於清初康熙年間，年資相當張岱、錢謙益一輩人。朋友鄒元標稱“和仲幼好奇，讀書里閈，錚錚有聲，吾知其固未可量也”（鄒元標《千百年眼·序》）。後人稱“明張君和仲燧，籍瀟湘，讀書好古，不求聞達”（孫點《千百年眼·跋》，見日本銅版縮刊本《千百年眼》卷首）。書房稱“稽古堂”，可見作者是一位以古學為己任的學者。《千百年眼》是張燧早期寫的作品。《小引》稱“余才不逮人，獨於文字之好，似有宿緣。括帖之暇，得屬意經史百家，旁及二氏，與夫稗官小說、家乘野語，不揣荒陋，謬以是見，提衡其間。瞥見可喜、可悅、可驚、可怪之語，俗儒所不敢道，與文人之不能道，目注神傾，輒手錄之，積久成帙，命曰《千百年眼》。上下幾千年豪傑之恢張擘畫、議論文章，一開卷而瞭然。向之所謂不容泯滅之精靈、銷沉蠹耗於魚腹者，各招揭一新，則庶幾竊附於（顧）長康之遺意乎？亦一快也。雖然，亦聊以志余癖耳。”說明作者是位忙於科考的年輕學人。
萬曆四十二年（1614），《千百年眼》刊刻。每卷有一個參閱人，分別來自浙江、江蘇、湖北、湖南。卷12《待宗藩之法》有“近日行人劉公宗周《定宗藩》一疏，中間經制甚可觀”一語，考劉宗周為行人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則張燧寫作《千百年眼》，早在萬曆中期已開始了。
明朝末年後，張燧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時當明末，天下洶洶，不可以朝夕居，浮海東遊，籍以避世。此稿適行篋中。日本為同文國，當時朝政未改，崇尚儒術，引藩建學，優禮名流。勝朝遺民若朱舜水、陳昇庵、戴曼公、張非文等，先後來東，昌明漢學。海濱文物，於焉極盛。酒井藩主與張君善，得讀所著，忻然心賞，即付梨棗，以餉同好。未幾，復毀於兵火。後三百年，四明王子惕壘來游，從舊侯公家，得初印善本，寶之多年，欲再搜訪其一，竟不可得。中原坊肆及藏書家非特未見，且未之聞也。因用銅版縮刊二冊，將以傳播四方，擴人眼界，其意良厚。刊將成，乞余校正。原本訛謬，亦所不免。偶舉所見，略為更易。既竣事，為志其緣起以之。至其佳處，美不勝收，明眼人自當共賞，不待贅言矣。時聖清光緒十有四年太歲在戊子六月既望，來安孫點異甫識於日東江戶使署。”（孫點《千百年眼·跋》）yishujia.findart.com.cn關於明末東渡日本的中國學者，以前只知道朱舜水、陳昇庵、戴曼公、張非文等人，不意還有這么一位張燧，這是一個新發現。惟光緒十四年為1888年，上推“三百年”，應為萬曆十六年（1588）左右。這個時間，似與張燧的實際情況有出入。從上下文來分析，張燧應卒於清初。由於他和朱舜水等人一樣，客死在日本，所以，國內對他的記載不多。

書籍介紹

《千百年眼》12卷，共522條札記。起上古，迄元代，對明以前的中國歷史，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千百年眼》的內容，歸納一下，大體上可分三部分，一是史事考辨，二是史事論述，三是歷史現象的歸納。張燧作《千百年眼》，以“豪傑之眼”自居。張燧稱“古來豪傑有豪傑之眼，文人有文人之眼，俗儒有俗儒之眼。見自己出而縱筆所以，隨手萬變，無所規摹，亦無不破的，使後世觀者，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雖能巷議其非，決不能掃除其說，此之謂豪傑之眼。文人者流，矜激於辭藝，標鮮于才鋒，往往聰明蓋世，而其為論也，迂疏無當。雖雕繪滿眼，而精神意緒，曾不足以供醒睥之用，此之謂文人之眼。若夫俗儒，則異是矣。目中非真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影響剿襲，滿紙炫然，舉聖賢富有日新之資，僅為拘儒粟紅貫朽之用，致令覽者未儘先厭。如此，直謂之無眼可也。”（《小引》）這部著作所列條目，觀點十分鮮明，如“井田不可行”、“封建難復”、“湯武不可並言”、“晉武不以廢立致亂”、“徙戎論無救於晉”、“立扶蘇無救於亡秦”、“秦霸不由孟明”等，一看標題便知內容。書中屢次提到了李贄，說明作者是李贄的信徒。對《千百年眼》最感興趣的是，它是一部學術性很強的史學著作，“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網羅美備，持論尤極平允。其抒寫心得，獨具隻眼處，足令閱者驚其新穎，得未曾有。然核其事實，按之情理，並無一毫偏倚於其間，洵傑作也”（孫點《千百年眼·跋》）。由於《千百年眼》是建立在作者長期的讀史、思考、札記基礎之上的，有自己的心得體會，他的“豪傑之眼”是一種歷史認識上的“新知”，所以，他的觀點顯得平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書評

明代學者張燧著《千百年眼》一書，據說曾經因史識獨異得以風行一時。王重民先生在《湘潭縣誌》中查索到張燧事跡：“兄弟皆生富貴，好治生產業，而燧獨務友朋，耽書史，不為苟同。”據說張燧常常“命仆載紙筆自隨，有省輒識之，雖藩溷不釋”。所著書多種，而“《千百年眼》盛傳於世”，其價值曾經得到王夫之、阮元等學術大家的肯定。

例如，蕭何為劉邦建設長安宮室，因規模壯麗，引致劉邦的責難：“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只得以“天子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作答。而《千百年眼》卷四“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條分析說，“高帝之都關中，意猶豫未決，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以為蕭何是要以都城基建形制宏大的既成事實，促使劉邦堅定定都關中的決心。這樣的推測，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漢文帝以講究節儉著名。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等無所增益。曾經規劃在宮中建造一座露台，召工匠預算，大約要花費百金，漢文帝得知後說道，百金相當於中等人家十戶的產業，我居住在先帝營造的宮殿中，已經常常感到惶恐羞愧，為什麼還要建造新的台呢？他平時經常穿價格平易的黑色織品，宮中的幃帳不施紋繡，所寵愛的慎夫人也衣不曳地。張燧在《千百年眼》卷四“文帝奢儉之異”條寫道，作為皇帝，生活消費至於這樣的水準，可以說是極其簡陋了，但是，漢文帝又有極其奢費的一面，“賜鄧通以十數巨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何也？”說漢文帝一方面自律甚嚴，特別注重生活消費的簡樸，然而對於所寵愛的近臣鄧通，賞賜財物至於萬萬，竟達十幾次之多。據司馬遷在《史記·佞幸列傳》中記述，鄧通出身蜀郡，因極偶然的機會得到寵幸。有精通相術的人預測鄧通的未來，說他“當貧餓死”。漢文帝說，“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將蜀郡嚴道的銅山賜予鄧通，特許他可以自己鑄錢，發行貨幣，一時“鄧氏錢”傳布天下。張燧指出，漢文帝雖然自身簡樸，但是揮霍國家的資源和財富卻毫無慎惜之心。可見，我們回顧歷史，在對帝王的個人生活進行道德評點之外，更應當重視政治體制的作用。
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史家歷來都是予以肯定的。事變的起因是晁錯提出削藩之議。晁錯以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作為決策的基點。而《千百年眼》的作者在卷五“七國緩削則不反”條則發表了“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的見解，認為急於削藩則導致反叛，如果從緩處置，則可能不必以戰爭手段解決問題。他說，吳王濞當時已經垂老，寬之數年，即將去世，則首難無人。晁錯不能忍耐等待，“欲急其攻”，倉猝從事，以致“身殞國危，取笑天下”。論者同樣站在維護統一的立場上，政策傾向卻顯然不同。以戰略學的眼光分析這種緩而待其變的構想，不能不承認其中內在的合理性。所謂“欲急其攻”，可能確實表現出歷史的短見。
漢武帝臨終時，確定以少子劉弗陵為繼承人，這就是漢昭帝。漢武帝為此逼死其母鉤弋夫人。當有人提出疑問時，漢武帝說，往古國家所以變亂，往往是由於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沒有什麼力量可以制約。你們沒有聽說過呂后事件嗎？漢武帝遺命霍光等輔佐少帝。霍光據說性格鎮定沉著，為人平和穩重。他在執政期間，繼續實行漢武帝臨終前推行的重視發展經濟、安定社會的政策，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作為行政原則，數年之內，使得各地流民回歸，田野益辟，百姓充實，國庫也頗有蓄積，又與匈奴恢復了和親的關係，西漢王朝的統治相對穩定。“昭宣中興”的政治成功於是得以實現。對於漢武帝的歷史評價眾說紛紜，但是似乎少有人特別注意到其遺囑對於身後政治前景的安排。同書卷五“武帝遺命”條寫道：“自古帝王遺命多矣，要未有如漢武之奇者。托國於素無名譽之人，期功效於數十年之後，若持左券，此豈尋常尺度所得窺耶？”這也是一種對古代政治戰略的評斷，雖寥寥數語，論者透徹的歷史觀察力已經有所顯現。

以秦漢史而論，其他如卷四“秦用客之功”條，“黔首之稱不自秦始”條，“陳涉秦民之湯、武”條，“漢高祖尊母不尊父”條，卷五“李廣無長者風”條，“漢和親與宋歲幣等”條等，也都因目光如炬，能夠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中國古代學術遺產中有許多的精華都凝集在如《千百年眼》這樣的筆記札記一類著述之中，可惜這種體裁已經為現在的學術成果評價體系所不容。儘管有些學術刊物有“讀史札記”一類欄目，但是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不少人以為只有長篇巨製才可以展示自己的學術實力。其實在許多時候，小泉之清淨，要勝過渾濁的大窪呢。

《千百年眼》在清代成為禁書，列入《全禁書目》。不過《四庫全書》收有張燧《稽古堂論古》三卷，實際上是《千百年眼》的摘編本。而《千百年眼》一書在晚清又重新盛行於書界，有多種刊本行世。可見學術的真金是不會被政治力量長久封埋的。
有學者討論張燧《千百年眼》的價值，認為晚明多史論而少史考，此書專論史部，亦考亦論，“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史著”，堪稱晚明史學的傑作。這樣的評價是準確的。論者又寫道，“此書不見於《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目，因而，我治明代史學十多年，也沒有注意。去年5月底，始在國家圖書館一飽眼福。”“它的發現，可以大大改寫明代史學的形象。”其實，此書十五年前已經有標點本出版，印數至於九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賀天新校點），受到歷史文獻研究者注意，或許在論者“治明代史學”之前，所謂“發現”一語，似乎不妥。論者又指出，“明朝滅亡前夕，張燧為避難，東渡到了日本。”“張燧和朱舜水一樣，前半生在中國，後半生寓居日本。”（錢茂偉：《張燧〈千百年眼〉：晚明史學的傑作》，《學術月刊》2001年5期）這確是“一個新發現”，值得治學術史者重視。

《千百年眼》卷六“《阿房宮賦》蹈襲”條說，杜牧《阿房宮賦》有摹仿陸《長城賦》和楊敬之《華山賦》文句的痕跡，於是感嘆道：“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為難也！”有意思的是，《千百年眼》本身也陷於“蹈襲”的疑案之中。如卷四“秦法棄灰有故”條說，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其原因在於馬性畏灰，尤其懼怕新出之灰，據說馬駒遇之輒死。路上之灰，可以致使母馬落駒。於是《夏小正》和《月令》都有仲夏之月禁止燒灰的規定。秦法棄灰，原由也在於為了保障馬的增殖。不過，古來仲夏月行此禁，秦則可能四時皆禁，因此人們以為秦法苛重。《千百年眼》中的這段話又見於張萱《疑耀》卷三“秦法棄灰”條，除個別文字差異外，全篇內容竟然幾乎完全相同。張燧和張萱都是萬曆舉人，同樣的論點，我們現在已經難以辨別各自發表之先後。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九《子部·儒家類三》又說，《疑耀》“舊本題李贄撰”，而“此書確出於萱”，“蓋以萬曆中贄名最盛，托贄以行”。更使人們對“秦法棄灰有故”議論所出難消疑雲。儘管古人發表學術見解的功利意識與今人有所不同，不能如今天譴責剽竊、抄襲一般苛責之，學界治明代學術史者，或許仍然應當為張燧等人澄清這一有關著作權的疑端。而前引《千百年眼》卷五“七國緩削則不反”條的主要內容，則見於《十先生奧論注》續集卷一○陳傅良《西漢臣論·晁錯》。陳傅良，宋人。如果“七國緩削則不反”之說確實原出於陳傅良，那么，張燧本人似乎也難以洗刷“蹈襲”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