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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廟嫡母為仁聖陳太后，生母為慈聖李太后，中宮為孝端皇后。而生光廟者，孝靖皇后也。二祖家法：聖躬每有私幸，必有賜賚。隨侍文書房內閹即註明某年月日，並記所賞以為驗。孝靖，故宮人也。神廟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匜以進，悅而幸焉，賞頭面一副。孝靖有娠，神廟偶侍慈聖宴，言其事，神廟諱曰：“無之。”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神廟面赤，不能復隱。慈聖慰之曰：“吾年老矣，猶未及弄孫。倘生男，宗社福也，何必相諱。”時鄭貴妃有寵，每與神廟戲，輒呼為老媽媽，暗行譏刺，聖衷默然，不自得也。光廟誕生，一應恩禮俱從薄，蓋由非神廟心喜也。冊封孝靖為恭妃。越三年，福王生，則進封其母鄭貴妃為皇貴妃，給事中姜應麟上疏，言“恭妃誕元子，僅令居下，非所以重儲貳定眾志也。乞降旨首冊恭妃，次冊貴妃，又須明詔冊立元嗣為東宮。”奉旨：“姜應麟疑君賣直，妊生無禮！降邊方雜職。”給事中楊廷相、御史陳登雲等，具疏申救，不聽。應麟既奉旨降謫，慈聖聞之弗善也。神廟入侍，慈聖故問曰：“外廷諸臣多說該早定長哥，如何打發他？”神廟對曰：“道他是都人的兒子。”慈聖正色曰：“母以子貴，寧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兒子！”蓋慈聖亦由宮人進御也。神廟惶恐伏地，無以自容。自是立長之議始定，實凜慈聖諭耳（原註：宮中呼太子為長哥，宮人為都人）。
鄭貴妃身負盛寵，福王生，即乞憐神廟，欲立為太子。北上西門之西，有大高元殿，供有真武香火，頗著靈異，神廟偕貴妃特詣殿行香，要設密誓，因御書一紙，封緘玉盒中，貯貴妃處為信。後廷臣敦請建儲，慈聖又堅持立長，神廟始割愛定立光廟。既立，遣使往貴妃處取玉盒來，封識宛然，啟盒而所書已蝕盡，止存四腔素紙而已。神廟悚然懷負誓之歉，從此二十年中不復詣大高元殿（原註：北上西門，紫禁城西北門也。）
祖制：既立太子，凡朔望大節，東西兩宮同諸貴妃俱詣太子望母宮行慶賀禮。鄭貴妃方盛寵，神廟意頗難之，因託言欲候中宮生子以為太子。外廷不察，建儲之疏朝夕繼續，而上聖怒所由起也。大理評事雒於仁進《四箴疏》，神廟大怒，特御平台召輔臣面諭，欲加重處。遂宣光廟、福王來見，時首輔申時行見，曰：“皇長子龍姿鳳表，敢賀有道之祥；皇次子蘭芽玉質，足徵螽斯之慶。”神廟笑而頷之。
十九年辛卯，已傳旨冊立東宮於明春舉行。工部郎張有德欲掠之為功，因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為請。神廟復大怒，將有德罰處，並停明春冊立之典。歙縣許國進公揭謂“有德誠所應罪，但冊立之旨既已頒行，皇言如綸，不可逾改，乞照前旨施行。”聖怒方盛，並有旨切責閣臣。時首輔在告，公揭雖列名，實不知也。首輔素得君心，見諭旨嚴切，慮有意外，特上揭調停，謂“前揭進時，臣方在告，實不與聞。冊立大典，聖衷既有主裁，即徐亦自無妨。”舊例：閣揭竟，留御前，無發出之理。神廟怒前揭之拂其意也，特將此揭發抄，以塞歙縣之口。時接本者，于孔兼也。孔兼見有閣揭，即對眾驗明，然後發科抄傳。於是輦下喧傳其事，謂首輔實有二心，密效擁戴於福藩。此密揭所由來也。歙縣因席槁待罪，而於首輔不無心嗛焉。首輔揭執閣無發抄例，遣人至科中索取原揭歸。眾論沸然，爭罪直日科臣羅大紘。大紘疏辨，並參首輔。中書黃正賓特疏參首輔，謂“國家事無大小，悉咨政府。事孰有大於建儲？此而不知，焉用彼相？”於是彈章蜂起。而正賓廷杖，大紘削職，余處分有差。歙縣予告，則首輔亦不能安其位矣。
婁東王錫爵之赴召也，有門下某進三王並封之議，既可以結主心，仍無礙於大典。婁東善其說，還朝之日，遂發其端。先一日，聖札下詢內閣，婁東邀大宗伯羅大化語之（按：羅火化，《明史•七卿表》、王錫爵、陳登雲等傳，皆作萬化。此作大化，似誤也）。故羅亦唯唯，絕無不可意。次日而並封之旨下矣。旨云：“朕生三子，長幼自有定序。今皇長子、皇三子，俱已長成，皇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部擇日具儀來行。”旨既下，舉朝大嘩。光祿少卿余傑（按塗傑，《明史》附《王學會傳》，系光祿少卿合疏爭國本者。此余字，疑脫去水旁），寺丞朱維京、王學會，給事中王如堅，先後疏爭。維京疏尤切，略曰：“前者於二十年奉冊立之旨，今忽改為並封之詔。歷觀列聖皆在幼齡冊立：宣宗以洪熙元年立，英宗以宣德二年立（按二字疑三字之誤。證之《明史•宣宗本紀》及《朱維京傳》，皆作三年），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立，孝宗以成化十四年立。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會不少稽以遲盛典。今獨自皇上發之，何以解臣民之惑哉？若以中宮有待，俟前星一耀，將所冊立者即時退歸藩服，有何疑阻？”並責元輔王錫爵，謂“縱不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寧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乎？”有旨：“朱維京出位要名，的系《祖訓》所言奸臣，即當依《祖訓》處斬，姑從輕，同王如堅俱發邊遠充軍。余傑（按余當作塗，詳上）、王學會，俱革職為民。”王婁東有門生錢允元、王就學，過婁東寓規之曰：“外廷皆欲甘心於老師，恐有不測之禍。”婁東猶執辨無過慮。就學曰：“老師心雖如此，外廷誰能諒者？迨其發而圖之，蔑有濟矣！”婁東憮然良久曰：“即當有處。”明日，力請於上，得寢前詔雲。
光廟於萬曆十年癸未誕生（按：癸未，乃萬曆十一年。十年，則壬午也。據《明史•神宗紀》：“十年九月丙辰，皇長子生。”則此癸未二字，當為壬午二字之誤），年十三矣，猶與孝靖居景陽宮，同起臥。鄭貴妃於神廟前言，皇長子好與宮人嬉，已非復童體矣。神廟遣使驗之，孝靖大慟曰：“我十三年與同起臥，不敢頃刻離者，正為今日，今果然矣。”使還以實告。神廟自此有疑於貴妃，已後所言皆不入。是年皇長子出閣講書，後四年行冠禮，又三年乃冊立為皇太子，次年成婚。冊妃敦氏，即孝元皇后也。
光廟未出閣前，有旨云：“明年皇長子出閣講學，一切儀從俱從簡略。”禮科都給事張貞觀疏言：“皇長子出閣，屆期講讀官已有成命，乃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報；禮部以儀制請，不報；又止允其預告奉先殿與朝謁兩宮之儀，余俱停免。伏乞急下該部之請。”有旨：“張貞觀邀功阻瀆，著罰俸一年。”
工科黎道昭（按：道昭《明史•張貞觀傳》作道照）疏言：“皇長子出閣，有旨下戶部買辦金珠寶玉等項。夫皇儲出閣，所親者師儒，所重者道德，而珠玉玩好，遞進錯陳，豈作法於涼之意哉！（按：涼，《明史•貞觀傳》作初。似初字，是也。）張貞觀事關職掌，義難隱默，乃蒙罰俸！”有旨：“黎道昭明白黨救同類，好生可惡！著罰俸一年。張貞觀降雜職，調外任用。”
《先撥志始》吏科許弘綱疏言：“自皇上以瀆擾見責，而臣等之言日輕；自皇上以黨救為疑，而臣等之罪日重；自皇上因言而愈重言者之罪，而臣等效忠之路日塞。他日國家有大奸邪、大政事，誰復敢為皇上爭是非？恐非社稷之福也！”有旨：“弘綱罰俸一年，貞觀革職為民。”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皇長子出閣講學。舊例：已刻進講，寒署傳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甚，時尚未賜諭戴暖耳，諸講官立殿門外，光廟方出。江夏郭正域充講官，即宣言：“天寒如此，皇長子系宗廟神人之主，玉體固當萬分珍重，即講官參列禁近，若中寒得病，豈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時內閹輩俱各圍爐密室，聞郭言，盡行抬出，始克竣講。神廟聞之，亦不罪也。正域以此受眷於東朝，後妖書事起，傳語“東廠饒得我，即饒郭先生罷！”其真切如此。時諸講官進講，竊視光廟袍內止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余，自幼稚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銅鶴一雙，舊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屬內奄將銅鶴可移近些，雖不明言，意已默寓。眾皆嘆服。一日講“巧言亂德”章，解曰：“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講官劉曰寧講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遂朗然答曰：“顛倒是非。”眾官退，相語曰：“此真天縱，不可及也。”
萬曆二十六年有妖書，題曰“閨鑒圖說跋”標其名為《憂危竑議》（原註：《閨鑒圖說》，刑部侍郎呂坤作，妖書遂藉此以發議，蓋欲淆惑兩宮也）。妖書云：
“東吉得《閨鑒圖說》，讀之嘆曰：‘呂先生為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跡矣。一念之差，情或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興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其道，試恐秀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鯫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冢，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意欲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佛肸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為屈！’或曰：‘呂敘中直擬繼述先朝聖母，置太后中宮於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毋乃巧為媚乎？’曰：‘公言誤矣！會見古來有以宮幃得現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厚矣。恩厚則報隆。身為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敘中又引先朝女訓、女誡，彼乃母后臨朝，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不極，則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弘宣，又何計校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後！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其由貴人正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位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後，事機將成。呂乘時進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鏹，四疋彩幣，十目所視，胡為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卻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逾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嗟乎！公何見之晚邪！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舉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為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藩王；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令內廷鹹睹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為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嘆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自古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鄙者所能為。況事尚未定，簽立元勛，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為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程公紹，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白公所知，薛公亨，鄭公承恩，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鹹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夫唐閹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為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謹跋。”
《先撥志始》先是刑部侍郎呂坤按察山西時，著有《閨範》一書，神廟以賜鄭貴妃，貴妃捐貲重刻。時光廟年十七矣，冊立久稽，外廷請建儲者無不斥逐。人皆疑呂潛通宮禁，擁戴福藩，致有書內云云。前此給事中戴士衡疏參呂坤，謂“假託《閨範圖說》，包藏禍心。”全椒知縣樊玉衡疏中直指神廟為不慈，光廟為不孝，貴妃為不智。俱膺嚴譴。至是戚畹鄭承恩疏辨，謂“此書定出二衡手，乞行逮問。”神廟知捏名，遂止不究。
庚子冬，給事王德完疏請篤厚中宮，意在保護皇長子也，內有“抱病獨居，視藥無人”等語，下鎮撫司打問審究招。上有旨：“王德完故聽流言，扯遮離間，好生可惡！著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打一百棍，革職為民。”當差又司禮監成敬口傳聖旨：“大小臣工，為皇長子重，為主德完重？如為皇長子重，不必又來瀆激！為王德完重，再來上本！”已而吏部尚書李戴等，科道楊應文、周磐等，各公疏救，俱嚴旨切責。應文與磐各罰俸一年。
王德完之被杖也，神廟欲斃之杖下，太監陳矩監視，杖畢復命。神廟問：“已死未？”矩對曰：“將死矣。”神廟遂不復問。人謂德完之餘生，矩實保全之。
神廟始專寵鄭貴妃而疏孝端。辛丑年，聖躬抱病甚篤，瞑眩逾時而醒，則所枕者，孝端手肱也，且面有戚容，淚痕猶濕。及偵鄭貴妃，則竊密有所指揮。然宮中事秘，外廷勿詳也。神廟由此蘊怒貴妃。
神廟會與諸王子宴，各有小賜。光廟賜一玉碗，命貴妃代為收藏。至是突索所賜玉碗，年月已久，司帑者遺忘，屢索不應。既而索福王所賜，隨手而進。神廟震怒，遂升殿命抓宮人首來。祖制：升殿則宮眷俱不敢進參。神廟蓋以此難貴妃也。貴妃毀冠服，脫簪珥，蓬首跣足率諸宮人匍匐殿門外待罪，良久始解。明日，遂傳旨禮部：“速議冊立儀制來看。”光廟遂於是冬正東宮之位，移居迎禧宮。福、瑞、桂、惠四王同日受封，居儲秀、鹹福二宮。
萬曆三十一年，又有妖書，題曰《續憂危竑議》，標其名為《國本攸關》。其書云：“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虞矣。而先生嘗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位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備，何以稱安乎？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宮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立之意也。’曰：‘改立其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貴，以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賡。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立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眾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附膻，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眾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眾附姓名，可得數否？’曰：‘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汶、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泰（《明史》無鄭國泰之名，惟《酌中志》作鄭國賢。《明史紀事本末》云：‘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是別有一鄭國賢也。未知孰是）；而又有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人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人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二王者，朱公鄉人也。私人、鄉人，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貴妃與太監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為之主，同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沈蛟門一貫，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嘗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己自成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自祖宗來無有不升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升，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蓋蛟門公欲左鄭而右王（據《酌中志》作“右鄭而左王，”《紀事本末》同此，似倒誤），故核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予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書。”
《先撥志始》東廠太監陳矩將妖書據實奏聞。前妖書起，雖未嚴究，神廟已蓄恨在心，茲妖書復出，遂勃然震怒，著東廠多布旗校，用心密訪，並著在京各緝事衙門、在外各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內所指：朱賡，山陰相公也；蛟門，四明相公也。兩輔俱注籍具疏待罪，惟歸德相公沈公鯉入直時，訛言沸興，上下猜疑。歸德於閣中供一天啟聖聰牌，朝夕致禮。神廟覘知之，以為暗刺，甚怒。時有蜚語，聖心頗為所惑。四明欲藉此以傾江夏郭正域等，並及歸德。御史康丕揚疏參僧人達觀、醫生沈令譽，俱捕逮下獄。達觀在江南以棒喝立教，所至崇奉，與金沙于玉立諸公善；令譽等鹹歸座下，稱方內弟子；江夏為南少宗伯，榜示驅逐。達觀乃往京師，由內閹以聞於慈聖，於是大璫戚畹，宰官居士，共相崇奉，一如江南。丕揚等擬藉此以興大獄，波累諸公，且以江夏榜逐故，意達觀必藉此紓恨也。達觀始終不旁及一語，提牢主事徐禎稷與杖三十，遂說偈而化。慈聖聞其被逮也，令內閹傳諭法司云：“達觀，高僧也，偶被誣累，毋等他囚。”然已無及矣。給事中錢夢皋密受四明意旨，疏參江夏及歸德，疏內言：“中城兵馬司劉文藻捕獲游醫沈令譽書扎本稿，大有蹤跡，因輔臣沈鯉轉求屬託，遂寢其事。”又言：“郭正域系鯉衣缽門生，同謀傾陷楚王，正域出京之後，曾坐小轎私至鯉寓三次”云云。歸德疏辨求罷，不允。
四明沈公一貫又令緹帥王之楨擒錦衣衛周家慶家人袁鯤，供稱家慶為妖書主謀。又令巡捕陳汝忠擒江夏書辦毛尚文，供稱探聽妖書單詞，鍛鍊幾成獄矣。因東廠陳矩堅拒不從，乃得中止。江夏時寓楊村，而蹤跡之者趾相錯也。又以疑似，波及琴士鍾澄、山人俞儒、武弁楊於世、劉柏等，皆詿誤下獄。又以令譽供出於玉立起官一事，時玉立新補刑部郎中，婁東王士騏在吏部，實道地之往來寄信者，令譽也。有旨責其營私，下部院究處。已而，士騏、玉立各疏辨，俱革職為民。
錦衣直房一日忽得匿名帖云：“妖書已有人，協理掾張魁受銀三百兩，求他主的文（按：文，《酌中志》作又）告人鄭福成。”廠衛諸人見之，鹹慚且怒。後不數日，遂緝獲皦生光。蓋番役於生光齋中搜出羅文箋寫十大說，又獲刊字匠為證，遂據此立案，始斷葛藤雲。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王之楨題。緝獲男子二名：皦生光、皦其篇。婦人二名：趙氏、陳氏（按：趙氏、陳氏《酌中志》陳作劉。惟《明史紀事本末》與此同）生光供稱‘原系順天府學生員，先年專以刊刻打詐為事。二十八年被生員田大有等具告，提學周御史批順天府問革，發解大同當差，不合逃走，來京潛住雙塔寺後’等語。臣因委理刑百戶崔德多方研審，將先年所撰妖書粘布各巷口者親筆供出。臣簡得彼之冊文內有‘侯之門，仁義存。’而妖書內亦有‘侯之門，仁義存。’且其筆跡相類，又有大仇大恨等語。”有旨：“爾廠衛會同九卿科道究問了來說。”
“錦衣衛具題。緝獲得刊字匠徐承惠，招稱‘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在皦生光家刻過詐諞包繼志家揭帖木板一塊。本年十月內，又刻過妖詩小木板一塊。又本年六月內，與生光刻過《岸游稿》十二張。至本年十月半間，在刑部街撞遇生光，說我有書幾張，你與我作速刊刻。惠即跟到生光家，生光將書三張半，錢五十文，木板二塊，遞與惠手。又說“此書不要在你鋪內刊刻，藏掩著些，勿教人見。”惠因拿到演象所廟內檐下靜處刊刻。次日，伊子皦共篇來催兩次。又次日日落時刻完，送到光家。光令伊女拿出錢四五十文與惠，收訖。’等語。隨將妖詩出示承惠，承惠伏認無辭。又將皦其篇提出面質，言語相同。後將皦生光面質，只叫徐惠數聲。然奸逆不止刊字者之質證也。詩內‘庶欲惑國本，’是即妖書內‘國本攸關’也；詩內‘戴首皆吾君，’是即妖書內‘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其他‘侯之門，仁義存’種種相類。”奉旨：“這刊字匠徐承惠即已招承，還會同廠衛、府部、九卿、科道嚴鞫皦生光等，追究他造謀本意。同黨之人並研審明白具奏。”
“衛廠等衙門具題。妖書一事，皇上必欲得主使奸黨，以正國法。臣等研審皦生光，招稱‘秀才問徒逃回京師，受盡苦楚，皆由皇親鄭家。無計可以報冤，只有國本二字事關大逆，故初刊妖詩，再刻《岸游稿》。猶以為動不得他，續改《國本攸關》一書，密雇徐承惠刊刻，令子皦其篇黑夜擲皇親鄭家及各部諸大臣門首。蓋謂此書流傳下去，皇親鄭家定有不測之禍，可報大冤也。至於文武官僚萬萬無此。’等情。”奉旨：“這事情既會官研審，面對明白，逆犯皦生光著錦衣衛拿送法司，其餘各犯通行解發問，擬應得罪名來奏。”
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等官，臣蕭大亨等謹題。為欽奉聖旨事。臣等會看得皦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為誣訕之語，罔上惑眾，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混淆國是，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擬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另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若求加等，詳查律條，惟有謀叛一條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未相當。臣等為皇上守成憲，欲求於法外議入，既所不敢，而為皇上伸天討，不能於法中加重，尤所不安。總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拘於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本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聖旨：“這逆犯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律處他。卿等即便覆來。欽此。”
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為奉旨覆奏事。臣等覆看得皦生光妖書之情甚逆，即重擬原不為過。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系謀反。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參詳本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明允執於官法，國有成憲，未敢擅為重輕；而威靈出於皇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皦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盡其辜，著加等凌遲處死。便著會官處決，仍梟首於人煙湊集之所。有奏擾的（按擾《酌中志》作援）即以主使奸論。其緝捕有功人役，著該衛即查寫來。該衙門知道。”
作者介紹
文秉，生於公元1609年，卒於公元1669年，字蓀符，自號“竹塢遺民”。長洲（今江蘇省蘇州市）人。文秉乃明代大學士文震孟之子，是東林黨後裔，承蔭庇為官生，比較有正義感，對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國殃民的行為極端痛恨。1638年（即崇禎十一年）、文秉曾與黃宗羲等一百四十人聯名上書《留都防亂公揭》，歷數阮大鋮等的種種罪行，向他們發出聲討。一六四四年明朝滅亡後，文秉自號為“竹塢遺民”，開始以明朝遺民自居，終身不仕清朝，只是隱居山林，潛心若述。著有《定陵注略》、《先朝遺事》、《先揆志始》、《烈皇小識》、《前星野語》等書。明代筆記目錄（一）
| 明代筆記包括小說故事類的筆記、歷史瑣聞類的筆記、考據辨證類的筆記等多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