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概念
比較優勢理論原理
比較優勢理論是在絕對成本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根據比較優勢原理，一國在兩種商品生產上較之另一國均處於絕對劣勢，但只要處於劣勢的國家在兩種商品生產上劣勢的程度不同，處於優勢的國家在兩種商品生產上優勢的程度不同，則處於劣勢的國家在劣勢較輕的商品生產方面具有比較優勢，處於優勢的國家則在優勢較大的商品生產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兩個國家分工專業化生產和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進口其處於比較劣勢的商品，則兩國都能從貿易中得到利益。這就是比較優勢原理。
假設條件
（1）假定貿易中只有兩個國家和兩種商品（X與Y商品），這一個假設的目的是為了用一個二維的平面圖來說明這一理論。
（2）兩國在生產中使用不同的技術。技術的不同導致勞動生產率的不同進而導致成本的不同。
（3）模型只假定在物物交換條件下進行，沒有考慮複雜的商品流通，而且假定1個單位的X產品和一個單位的Y產品等價（不過他們的生產成本不等）。
（4）在兩個國家中，商品與要素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
（5）在一國內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但是在國際間不流動。
（6）分工前後生產成本不變。
（7）不考慮交易費用和運輸費用，沒有關稅或影響國際貿易自由進行的其他壁壘。但是，在貿易存在的條件下，當兩國的相對商品價格完全相等時，兩國的生產分工才會停止比較優勢理論。如果存在運輸成本和關稅，當兩國的相對價格差小於每單位貿易商品的關稅和運輸成本時，兩國的生產分工才會停止。
（8）價值規律在市場上得到完全貫徹，自由競爭，自由貿易。
（9）假定國際經濟處於靜態之中，不發生其他影響分工和經濟變化。
（10）兩國資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均不存在未被利用的資源和要素。
（11）兩國的貿易是平衡的，即總的進口額等於總的出口額。
發展背景
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
貿易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理論是在絕對成本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根據比較優勢原理，一國在兩種商品生產上較之另一國均處於絕對劣勢，但只要處於劣勢的國家在兩種商品生產上劣勢的程度不同，處於優勢的國家在兩種商品生產上優勢的程度不同，則處於劣勢的國家在劣勢較輕的商品生產方面具有比較優勢，處於優勢的國家則在優勢較大的商品生產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兩個國家分工專業化生產和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進口其處於比較劣勢的商品，則兩國都能從貿易中得到利益。這就是比較優勢原理。也就是說，兩國按比較優勢參與國際貿易，通過“兩利取重，兩害取輕”，兩國都可以提升福利水平。事實上，中國的“田忌賽馬”故事也反映了這一比較優勢原理。田忌所代表的一方的上、中、下三批馬，每個層次的質量都劣於齊王的馬。但是，田忌用完全沒有優勢的下馬對齊王有完全優勢的上馬，再用擁有相對比較優勢上、中馬對付齊王的中、下馬，結果穩贏。
比較成本理論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它為自由貿易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推動了當時英國的資本積累和生產力的發展。在這個理論影響下，“穀物法”廢除了。這是19世紀英國自由貿易政策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
實踐檢驗的結果也為這一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如邁克道爾以1937年為例，通過考察美國與英國各行業的出口績效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可以驗證得出：對於美國勞動生產率（根據工資差異加以調整後的）相對高於英國的產業而言，美國在這些行業的出口也相對高於英國這些行業的出口。斯特恩比較了1950年和1959年兩個年份美國、英國勞動生產率與出口績效之間的關係，根據他們的分析，1950年在所觀察的39個部門中有33個部門支持了假設檢驗，但到1959年，這一關係有所削弱。
整體來看，比較成本理論在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他對國際貿易理論的最大貢獻是，首次為自由貿易提供了有力證據，並從勞動生產率差異的角度成功地解釋了國際貿易發生的一個重要起因。直到今天，這一理論仍然是許多國家，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制訂對外經濟貿易戰略的理論依據。
絕對優勢理論
動態比較優勢理論但就絕對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各自涵蓋的研究對象而論，對此兩者進行比較，人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一國是否擁有絕對低成本的優勢商品，只要存在相互間的比較優勢，國際間的自由貿易就可以使貿易雙方都獲得貿易利益。這就是說，實際上，從理論分析的角度考察，比較優勢理論分析研究的經濟現象涵蓋了絕對優勢理論分析研究的經濟現象，而不是相反。這說明，斯密所論及的絕對優勢貿易模型不過是李嘉圖討論的比較優勢貿易模型的一種特殊形態，是一個特例。絕對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是特殊與一般的關係。將只適用於某種特例的貿易模型推廣至對普遍存在的一般經濟現象的理論分析，正是李嘉圖在發展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方面的一大貢獻。
普遍適用性
比較優勢理論的適用性如大學教授一般都要聘請助教，專門負責對學生的日常輔導，負責批閱學生的作業，同時還要幫助教授做好講授課程的有關準備工作。但我們知道，一位學術造詣高深的教授，完全可以在承擔教學和科研工作任務的同時，兼顧這些工作，而且教授直接對學生進行輔導，學生們的收益一定會更大、更多。又如經驗豐富的外科大夫除了能夠給病人動手術以外，肯定還完全能夠勝任對病人的護理，完全能夠親自為一個外科手術作各方面準備。但外科大夫往往都要專門聘請護士小姐。再如企業的高級資深管理人員，除了可以全面打理公司業務外，還能非常熟練地處理公司的日常業務檔案，至於檔案的列印，資料的分類、整理、歸檔等等，公司經理們更應是行家裡手。但他們同樣還是要專門聘請秘書和打字員。凡此種種，究其原因，無非是因為社會在勞動分工中普遍存在著絕對優勢或絕對劣勢中的比較優勢。教授、外科大夫、公司經理同助教、護士小姐、總經理秘書相比，前者儘管在各方面都享有絕對優勢，但他們更大的優勢或曰比較優勢分別在教學和科研、主刀動手術和企業的經營管理方面。後者雖然處在全面劣勢地位，但他們在輔導學生的學業和批閱學生作業、對病員進行常規護理和處理公司的一般檔案列印歸檔的日常事務上的劣勢相對較小，或者說他們在這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可見“兩優擇其甚，兩劣權其輕”不僅僅是指導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則，在社會生活的其他諸多方面，都應該成為進行合理社會分工，以取得最大社會福利與勞動效率的原則。
缺陷
1. 比較優勢理論的不足
首先，比較成本理論的分析方法屬於靜態分析。該理論認為世界是永恆的，是一個靜態均衡的世界，是一個各國間、各經濟集團間利益和諧一致的世界。李嘉圖提出了九個假定作為其論述的前提條件：一是只考慮兩個國家兩種商品；二是堅持勞動價值論，以英葡兩國的真實勞動成本的差異建立比較成本說，假定所有的勞動都是同質；三是生產是在成本不變的情況下進行的；四是沒有運輸費用；五是包括勞動在內的生產要素都是充分就業的，它們在國內完全流動，在國際之間不能流動；六是生產要素市場和商品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七是收入分配沒有變化；八是貿易是按貨物物交換的方式進行；九是不存在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國際經濟是靜態的。其次，李嘉圖解釋了勞動生產率差異如何引起國際貿易，但沒有進一步解釋造成各國勞動生產率差異的原因。第三，該理論的一條重要結論是：各國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將進行完全的專業化生產。現實中，難以找到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進行完全的專業化生產。一般來說，各國多會生產一些與進口商品相替代的產品。
其次，根據其結論進行推導，兩國比較優勢差距越大，則貿易的空間越大。那么，當前的國際貿易應該主要發生在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但現實的情況卻是，國際貿易主要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之間。不過，該理論對國際經濟發展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其所提出的比較優勢原理，在現實經濟中有著重要的意義。
2. 比較優勢理論的缺陷
比較優勢理論也存在著理論上的“硬傷”，或者說，存在理論分析上的“死角”。這是因為，在李嘉圖的理論分析中，比較優勢所以能夠成立，全然取決於兩國間兩種商品生產成本對比上“度”的差異。但是，如果只是考察經過高度抽象的“2×2貿易模型”，勢必存在著這樣一種情況，即兩國間在兩種商品生產成本對比上不存在“度”的差異。下表所示即為“等優勢或等劣勢貿易模型”（Equal Advantage or Equal Disadvantage Model）。
A國B國
F商品1 3
C商品2 6
一旦出現此種等優勢或等劣勢的情況，即便具有相當的普遍適用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及其基本原則“兩優擇其甚，兩劣權其輕”就不再靈光了。人們驚異地看到，李嘉圖陷入了“此優為彼優，無甚可擇！”或“彼劣即此劣，何以權輕？”的尷尬境地。
理論演進
對外貿易作為經濟成長引擎的作用沒人否認；比較優勢理論構成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和核心也無可質疑。比較優勢理論的創始人是李嘉圖。在完善和挑戰斯密“老祖”“絕對優勢”學說的基礎上，李嘉圖“二祖”開了比較優勢理論之先河。
“老祖”認為，各國間生產技術上的差異會造成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絕對差別；貿易各方應集中生產並出口其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口其不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因為這比自己什麼都生產更有利。“二祖”則進一步提出，國際貿易的基礎並不限於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的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
“二祖”的比較優勢理論彌補了絕對優勢學說的理論缺陷，但其本身也存在著不足：一是雖解釋了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如何引起國際貿易，但沒有進一步解釋造成各國勞動生產率差異的原因；二是認定各國將以比較優勢原則進行完全的專業化生產的見解，與現實不符；現實中，各國大都會生產某些進口商品的替代產品，而避免完全專業化生產。
20世紀初，赫克歇爾和俄林兩位從生產要素比例的差別而不是生產技術差別出發，解釋了生產成本和商品價格的不同，以此說明比較優勢的產生。這個解釋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圖貿易模型中的局限性，認為資本、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要素與勞動力一起都在生產中起重要作用並影響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不同商品生產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配置，而各國生產要素的儲備比例和資源稟賦不同，正是這種生產資源配置或要素稟賦上的差別才是國際貿易的基礎。
斯密和李嘉圖貿易模型以及H-O模型實質上都是把國家間先天賦予的生產條件差別作為貿易基礎的，因此從李嘉圖到20世紀中期以前的比較優勢理論被稱為外生比較優勢理論。
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產生與盛行與當時粗糙的產業狀況緊密相連。當時產業的生產形態是勞動密集而非技術密集型，國際貿易的主要產品是香料、絲綢、菸草和礦產等，而國家的資源、資金與技術還處於發展中狀態。隨著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外生比較優勢理論並不足以解釋豐富多元的貿易形態。這一使命注定由內生比較優勢理論來完成。
內涵外延
靜態與動態優勢比較世紀中期以來，許多學者在將靜態比較優勢動態化方面做了許多努力。理論上來說，第一次將靜態比較優勢動態化的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分為創新期、發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處於創新期的產品實際上屬於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入發展期則變成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入成熟期則變成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當進入衰退期時基本成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轉變，產品的生產也從一國轉移到另一國，比較優勢也將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而變化。
在國際貿易的根源上，動態比較優勢認為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不僅僅來自於兩國要素稟賦差異產生的產品相對價格的差異，而且受技術因素的規模經濟差異將會導致生產成本差異，從而產生價格差異，因此，國家間相對要素稟賦差異和規模經濟差異共同決定貿易格局。在貿易的構成上，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方面由於規模經濟的存在，每一個國家根據產業內專業化模式僅能生產某一產業內廣泛的潛在的產品系列的一個或幾個子集；另一方面由於示範效應的作用，消費者總在效用最大化原則支配下，偏好商品種類的增加，這樣從生產和需求兩方面找到了產業內貿易的依據。在貿易利益上，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動態理論認為，貿易利益不僅來自於比較優勢利益，而且還會因生產效率提高、生產集中、生產的合理化以及產品多樣性而存在潛在利益。
比較優勢理論的動態化，為開發中國家先天比較優勢的升級和後天比較優勢的培育奠定了基礎，這是對比較優勢理論第一層次的拓展。2.從先天優勢到後天優勢
所謂的先天優勢是指一國先天存在的資源稟賦和勞動力成本等優勢，也叫自然優勢；後天優勢則是指原本沒有，通過後天培育而形成的優勢。後天優勢的培育不僅要通過國內資源的最佳化配置，還要通過技術外溢效應帶來產業部門的制度創新，使得先天的比較優勢上升到後天的比較優勢。技術外溢效應往往成為後進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獲得後發優勢的源泉。有的學者甚至將這種後發優勢納入廣義的比較優勢（張小蒂）。但是，也有觀點認為後發優勢僅僅是後進國家所具有的潛在的比較優勢，它要轉化為現實的比較優勢，還要取決於技術外溢效應的大小，如果一國僅僅被動地接受先進國家的技術外溢，並且在其中缺乏消化、吸收與創新，則不可避免地陷入由於技術創新路徑選擇錯誤而導致的比較優勢陷阱。因此，本文認為後進國家如果能在主動接受先進國家的技術外溢效應和乾中學過程中，加快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就可以在特定產品或特定行業上，或者在技術、管理、行銷上，替代或趕超同類的國際競爭者，獲得後天優勢。
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競爭優勢理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邁克•波特創立並發展完善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波特相繼發表了《競爭戰略》（1980）、《競爭優勢》（1985）、《國家競爭優勢》（1990），系統地闡述了競爭優勢理論。波特把國內競爭優勢理論運用到國際競爭領域，提出了著名的波特菱形理論。該理論包括四個要素：生產要素，包括一國先天擁有的自然資源和地理位置等基本要素和後天通過投資和發展而創造出來的推進要素，且後者對競爭優勢更為重要；國內需求，包括國內需求結構、規模、成長率、高級購買者壓力以及需求的國際化，波特認為擴大國內需求有利於形成規模經濟，進而獲得競爭優勢；相關支持產業，即為主導產業提供投入品的國內產業，包括上游供給產業及其他相關產業，其是影響一國主導產業取得規模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企業的戰略結構與競爭程度，包括企業的形成與組織方式、競爭激烈程度、創新與企業家才能，公平有效的競爭環境有利於企業成長和競爭力的維持，政府應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此外還有政府和機遇兩個輔助要素。波特指出，上述要素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共同構成一個動態激勵創新的競爭環境，進而產生一些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產業。
競爭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相對具有以下新特點：競爭優勢理論除了考慮現實的利益外，還考慮潛在利益對比，考慮一國取得或保持競爭優勢，從國際分工中獲得更大的利益；競爭優勢理論認為競爭優勢主要取決於一國的創新機制，取決於企業後天的努力和進取，只要勇於創新、積極競爭，後進的國家可能成為具有競爭優勢的國家。此外，競爭優勢理論涉及產業和企業，強調非價格競爭，更注重要素質量和市場的需求檔次。
總之，比較優勢理論主要論證國家間產業分布與產業互補的合理性，強調不同產業之間生產率的比較；而競爭優勢理論主要論證國家間產業衝突和產業替代的因果關係，強調各國間相同產業之間生產率的比較。競爭優勢不能完全消除或替代比較優勢，但一國產業的比較優勢要通過競爭優勢才能體現出來。因此，有必要將原有的比較優勢拓展到競爭優勢。
上述比較優勢三個緯度的拓展並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繫的。傳統靜態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可以視為對比較優勢理論內涵的拓展；從先天優勢到後天優勢，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可以視為對比較優勢理論外延的拓展。比較優勢動態化要求比較優勢內容即外延的不斷拓展，以資源稟賦等先天優勢為基礎的狹義的比較優勢必然發展到以後天通過努力而培育形成的優勢為基礎的廣義的比較優勢。
主要進展
比較優勢理論近年來的發展主要是基於對外生比較優勢這一主流理論的完善和挑戰。在近年來關於比較優勢的諸多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和格羅斯曼為代表，在引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體系批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新主流(Helpman and Krugman，1985；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學者們又在批評這一新主流的基礎上，從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拓展。1.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拓展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Helpman and Krugman，1985)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他們發展了一個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基於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決定。在自給自足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產品多樣性數目很小，而貿易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同時如果貿易增加了消費者的需求彈性，那么單個廠商的規模效率也能改進。這樣，單個廠商通過規模經濟作用確立了在國際市場中的優勢。實際上，克魯格曼更早時候(Krugman，1980)就提出國內市場規模會影響一國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他論述了在幾種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國市場的廠商更能有效利用規模經濟從而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內銷的廠商規模更大，廠商和產業的規模與出口量之間具有正相關關係。
2. 梯伯特的拓展
沿著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 R.Tybout，1993)進一步總結並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為比較優勢的源泉。他認為具有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優於傳統的比較優勢學說：一是該模型建立了一個從專業化中獲取收益的新基礎，即使貿易夥伴們具有相同的技術和要素比例這種專業化也存在。第二，該模型認為具有大的國內市場的廠商在世界市場中有競爭優勢。第三，該模型有助於理解貿易、生產率和增長之間可能的聯繫。
3. 多勒爾的拓展
但也有的學者認為規模經濟並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多勒爾(Dollar and Wolff，1993)等提醒我們，用規模經濟來解釋比較優勢主要是針對近年來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已開發國家之間日益增加的產業內貿易。這些國家的貿易模式體現了很高的專業化程度。但是，他們認為，生產過程中的規模經濟可以部分解釋這種專業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數產業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貢獻了一個國家的出口成績，並且每個公司又有很多工廠，因此公司或工廠的規模經濟不能解釋全部的國家專業化。他認為技術差異是對已開發國家專業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釋 (Dollar，1993)。日本、德國和美國的許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術產品，是因為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中研發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員工中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爾也認為，儘管技術差異能很好地解釋比較優勢，但這種解釋只是針對短期有效，對長期比較優勢的解釋並不能令人滿意。
因為任何一門專有技術最終會變成國際性的公共產品。那么，什麼才能成為高技術產業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呢?多勒爾認為是在現有基礎上產生新技術和訓練補充性技術勞動力的制度。
4. 哈邁斯和萊文森的拓展
對於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學者從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質疑哈邁斯和萊文森(Hummels and Levinsohn，1993)。質疑從赫爾普曼(Helpman，1987)的論文《不完全競爭與國際貿易》入手。赫爾普曼在該文中發展了一個簡單的產業內貿易模型，用以說明國家規模與產業內貿易的關係。該文最重要的理論洞見是指出了，當每一種產品僅僅在一國內生產時，國家的規模是世界GDP構成的惟一決定因素。並且赫爾普曼在OECD的資料基礎上分析並得出，當國家的規模越來越相似時，貿易群體之間的貿易量也不斷增加。該文中模型的假設是：每一種產品只在一國生產；所有的貿易是產業內貿易；所有國家的偏好一致。對此，哈邁斯和萊文森認為這一假設過於苛刻，該模型不適用於每年的每對貿易國。他們認為，距離會增加差別化產品貿易的摩擦成本。距離相近的國家從事產業內貿易是因為喜好多樣化。遠距離國家中的消費者願意消費國外的多樣化產品，但高運輸成本將限制這種貿易。此外像邊界貿易、季節性貿易、貿易限制以及語言文化因素都會影響產業內貿易。而且他們還進一步用OECD和非 OECD(14個國家)的資料作對比，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產業內貿易占總貿易量的比例在OECD國家為25.3%，而在非OECD國家僅為0.5%。他們認為這一實證結果也說明產品差別、規模經濟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進而對比較優勢的影響並不充分，可能有別的更重要的因素。
5.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拓展
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從研究與開發(R&D)的角度推進了比較優勢理論。他們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將原來盛行的對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擴展到動態分析。他們發展了一個產品創新與國際貿易的多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通過R&D產生的比較優勢和世界貿易的跨期演進。在他們的模型中，公司引進新產品會發生資源成本。前瞻性的生產者引導 R&D進入具有獲利機會的市場。新產品不完全代替老產品，並且當更多的商品可買到時，價格、利率和貿易模式會跨期演進。貿易有產業內的和產業之間的，前者受制於R&D支出，後者受制於資源稟賦。國際資本流動用來為R&D融資，在一些情況下跨國公司會出現。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動態分析儘管是建立在許多原有的靜態分析的基礎上，如克魯格曼(Kmgman，1979)與狄克西特和諾曼(Dixit and 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獻相比較又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僅推進了比較優勢的動態分析，而且就動態分析而言，他們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早些時候對具有產品創新的貿易的動態研究。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對貿易均衡(當產品由北方最初開發後來被南方模仿)的穩態性質提供了有用的洞見，但由於沒有考慮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響和驅動產品創新率的經濟因素，從而使分析不夠完全。而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確地處理了對私人投資 R&D的激勵和R&D活動的資源要求。資源通過分配到R&D部門，會導致差異化產品和同質產品的生產，然後就會形成沿著貿易均衡動態路徑的赫克歇爾—俄林貿易模式。這種貿易模式，會導致比較優勢的發展。
6.楊小凱和博蘭的拓展
楊小凱和博蘭(Yang and Borland，1991)在批評新古典主流理論的基礎上，從專業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對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他們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會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於分工提高了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從而加速了個人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樣，對於一個即使沒有先天的或者說外生比較優勢的個人，通過參與分工，提高自己的專業化水平，也能獲得內生比較優勢。他們關於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被置於一個將交易成本和分工演進相互作用的理論框架之中。按照這一框架，經濟成長並不單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而是經濟組織演進的問題，市場發育、技術進步只是組織演進的後果。該框架分析了經濟由自給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進的動態均衡過程，並闡釋了斯密和揚格(Anyn Young)的思想：經濟成長源於勞動分工的演進。在經濟發展初期，由於專業化帶來的收益流的貼現值低於由專業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導致的現期效用的損失，因此專業化水平將很低；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的熟能生巧效應將使專業化帶來的收益逐漸增加，因此將會出現一個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內生比較優勢隨之不斷增強。應當強調的是，他們的框架不同於標準的新古典框架，後者對比較優勢的分析主要基於規模經濟，而他們的框架將專業化和分工置於分析的核心，並且嚴格區分了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從而發揚了斯密關於分工和內生比較優勢的核心思想。
7.格羅斯曼和麥吉的拓展
此外，格羅斯曼和麥吉(Grossman and Maggi，2000)還從人力資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國際間的比較優勢。他們發展了一個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間貿易競爭模型，分析了人力資本的分配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影響。他們發現，具有相對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互補性為特徵。在這種情況下，當所有的任務被相當好地完成時，要比一部分任務被極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務完成得很差時的有效產出更大。高效率的生產組織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資本匹配，這在有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更容易實現。另一方面，對於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性為特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相對傑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務，而另一些任務由才能相對較低的人組成的公司來完成。那么，對於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特徵的國家，如果傑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將會在對傑出人物敏感的產業中占有比較優勢。
8.克萊里達和芬德萊的拓展
克萊里達和芬德萊(Clarida and 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貢獻。他們的觀點同傳統的經濟理論以及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都不相同。他們認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訊以及其他經常性社會部門將會顯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產率，一些經濟部門無疑會從中受益。這是因為眾所周知的“搭便車”問題和公共產品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沒有動力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這樣的公共產品必須由政府來供給。
9.費希爾和卡卡爾的拓展
還有的學者從演化的角度探討了比較優勢理論。費希爾和卡卡爾(Fisher and Kakkar，2002)認為比較優勢是開放經濟長期演進過程的結果。在李嘉圖理論和阿爾欽框架的基礎上，他們系統化了對國際貿易的理論認識，提出了自然選擇會淘汰無效企業，並且能促進產生穩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貿易模式。他們沒有假定存在瓦爾拉斯拍賣者，而是探討了協調貿易與企業的匹配過程。他們分析的主要結論是，伴隨比較優勢的專業化(更大的國家可能不完全專業化)是世界經濟演化的惟一穩態。
開發中國家
與比較優勢理論本身的進展相類似，比較優勢理論在開發中國家的套用也存在著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觀點。
巴拉薩(Balassa，1981)根據新古典貿易理論提出了外貿優勢轉移假說，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階梯比較優勢論。他預期各國進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著生產要素積累的狀況而改變。與傳統的發達與落後兩極劃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薩認為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更新發展階梯的過程是連續的而非中斷的。按發展階梯劃分，當今世界經濟中大致存在以下幾類國家和地區：屬第一階梯的已開發國家；屬第二階梯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如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屬第三階梯的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協各國(新加坡除外)、中國和印度；最後是其他開發中國家和地區。根據這種階梯劃分，階梯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演變的過程：各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出口，能夠取代已發展至更高階梯的國家原來的出口。在階梯式發展的格局中，已開發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將分別發展起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後國家就能夠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針對階梯比較優勢理論，對開發中國家外貿增長前景持悲觀觀點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批評。他們批評的主要依據是開發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劣勢，難以攀登比較優勢的階梯。恩斯特和歐康諾(Ernst and O’connor， 1989)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國際間產品競爭的加劇使許多開發中國家難以維持原有的國際分工。他們認為，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練勞動力生產低品質和低成本的製成品取得的。對外貿易曾經是他們經濟成長的引擎。但是，當更多的開發中國家採用相似的經濟發展策略時，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也在日益增強。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廠商雖已試圖以產品升級和分散出口市場減輕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但這種調整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出口市場的集中化傾向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市場能夠彌補北美市場進口量降低對開發中國家出口增長所造成的損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舉出部分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被迫限制服裝產量以緩解來自已開發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的例證，說明落後國家進入出口主導型的發展階梯是十分困難的。
多勒爾(Dollar，1993)把比較優勢的技術和制度分析延伸至開發中國家。他認為，儘管關於技術差異的討論主要針對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在總體上並不居於技術創造的前沿，但技術進步在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和比較優勢的演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許多事實表明成功的開發中國家已從已開發國家引入技術，而開發中國家感興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於技術引進以及適應既存技術的制度。一些關於增長的實證文獻確實對這些觀點給予了支持(Barro， 1991)。研究表明，對工廠和設備的投資、教育變數(如中國小入學率)以及在外貿和外資方面的開放政策同經濟成長高度相關。這些實證工作說明了落後的優勢在於引進別處的先進技術。但是，對這個潛在優勢的利用要求相應的制度支持，如強有力的教育體制和在外貿外資方面的開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續性，例如能持續幾十年，將會對社會的真實收入增加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樣，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將會獲得知識資本積累的長期收益。多勒爾實際上強調了制度激勵和技術進步是開發中國家獲取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這對於像我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爭論一樣，比較優勢理論在我國的套用也引起了相應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能否套用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趕超戰略的基礎上提出應依據比較優勢制定發展戰略。他們指出，趕超戰略最終並沒有帶動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持久快速增長，卻使開發中國家經濟付出慘重代價。趕超戰略的失敗主要因為這種戰略是以犧牲經濟整體進步為代價的少數產業的趕超，不足以支持資源結構的升級或總體經濟實力的提高。趕超戰略所扶持的產業部門，由於不符合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只好完全依賴於扭曲價格和國家保護政策才得以生存。在趕超戰略下，違背比較優勢所形成的畸形產業結構與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結構形成矛盾，使大規模的人口不能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而陷入貧困。他們認為，作為一種替代性選擇，遵循比較優勢是一種更有效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就是使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充分利用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從而使資源稟賦結構隨之不斷提高。他們的比較優勢戰略實質上是對李嘉圖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繼承和套用。
但是，對於這種比較優勢能否作為像我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制定發展戰略的依據，另外一些學者有不同的認識。如洪銀興(1997)認為，在國際貿易中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上，由於已開發國家存在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使得開發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並不具有競爭優勢。而且，雖然開發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因其工資低而勞動力成本較低，但已開發國家面對國內充分就業的壓力，會以各種壁壘阻礙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從而造成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貿易中，以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總是處於不利地位，出現“比較利益陷阱”。他認為要擺脫這種不利局面，就應當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轉換的關鍵是將高新技術，包括從國外引進的高技術與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結合。左大培(2000)則從技術進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對中國遵循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懷疑和否定。他提出應當把產業技術密集化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為此應當制訂促進技術進步的貿易政策。他強調通過扶植處於幼稚期的高技術產業來獲取內生比較優勢。
在全球化背景下，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地位極不平等，已開發國家占據高附加值的一端，而廣大開發中國家處於低附加值的一端，導致了全球化利益嚴重偏向已開發國家。實際上，如果通過市場力量來推動一國比較優勢的升級，不僅做不到，而且在利潤最大化的作用下，各國都偏向於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這就使原有的比較優勢不斷強化。已開發國家繼續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獲得高額附加值，而開發中國家則繼續出口資源和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獲得較低的附加值。因此，通過國家力量推動比較優勢的升級就成為廣大開發中國家現實的選擇。開發中國家要變潛在的後發優勢為現實的比較優勢，就要技術創新。而絕大部分開發中國家目前的技術創新經費投入和人力資本現狀都不能構成堅強的支持，因此，開發中國家應當增加技術創新投入、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此外，開發中國家新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或者企業的形成，也需要國家力量的扶持。一些具有戰略性意義的產業，如航空航天、船舶、電子、核、常規武器等應成為開發中國家扶持的重點，因為這些產業集中了大量的高精尖技術，可以創造長期動態的比較優勢。
新進展
主流理論的完善和挑戰
比較優勢理論近年來的發展主要是基於對外生比較優勢這一主流理論的完善和挑戰。在近年來關於比較優勢的諸多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和格羅斯曼為代表，在引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體系批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新主流（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學者們又在批評這一新主流的基礎上，從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拓展。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HelpmanandKrugman，1985）。他們發展了一個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基於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決定。在自給自足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產品多樣性數目很小，而貿易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同時如果貿易增加了消費者的需求彈性，那么單個廠商的規模效率也能改進。這樣，單個廠商通過規模經濟作用確立了在國際市場中的優勢。實際上，克魯格曼更早時候（Krugman，1980）就提出國內市場規模會影響一國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他論述了在幾種背景下具有靜態與動態優勢比較大的該國市場的廠商更能有效利用規模經濟從而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內銷的廠商規模更大，廠商和產業的規模與出口量之間具有正相關關係。
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
沿著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R.Tybout，1993）進一步總結並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increasinginternalreturnstoscale）作為比較優勢的源泉。他認為具有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優於傳統的比較優勢學說：一是該模型建立了一個從專業化中獲取收益的新基礎，即使貿易夥伴們具有相同的技術和要素比例這種專業化也存在。第二，該模型認為具有大的國內市場的廠商在世界市場中有競爭優勢。第三，該模型有助於理解貿易、生產率和增長之間可能的聯繫。
規模經濟並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
但也有的學者認為規模經濟並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多勒爾（DollarandWolff，1993）等提醒我們，用規模經濟來解釋比較優勢主要是針對近年來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已開發國家之間日益增加的產業內貿易。這些國家的貿易模式體現了很高的專業化程度。但是，他們認為，生產過程中的規模經濟可以部分解釋這種專業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數產業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貢獻了一個國家的出口成績，並且每個公司又有很多工廠，因此公司或工廠的規模經濟不能解釋全部的國家專業化。他認為技術差異是對已開發國家專業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釋(Dollar，1993）。日本、德國和美國的許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術產品，是因為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中研發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員工中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爾也認為，儘管技術差異能很好地解釋比較優勢，但這種解釋只是針對短期有效，對長期比較優勢的解釋並不能令人滿意。
因為任何一門專有技術最終會變成國際性的公共產品。那么，什麼才能成為高技術產業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呢?多勒爾認為是在現有基礎上產生新技術和訓練補充性技術勞動力的制度。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研究思路
有的學者從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質疑（HummelsandLevinsohn，1993）。質疑從赫爾普曼（Helpman，1987）的論文《不完全競爭與國際貿易》入手。赫爾普曼在該文中發展了一個簡單的產業內貿易模型，用以說明國家規模與產業內貿易的關係。該文最重要的理論洞見是指出了，當每一種產品僅僅在一國內生產時，國家的規模是世界GDP構成的唯一決定因素。並且赫爾普曼在OECD的資料基礎上分析並得出，當國家的規模越來越相似時，貿易群體之間的貿易量也不斷增加。該文中模型的假設是：每一種產品只在一國生產；所有的貿易是產業內貿易；所有國家的偏好一致。對此，哈邁斯和萊文森認為這一假設過於苛刻，該模型不適用於每年的每對貿易國。他們認為，距離會增加差別化產品貿易的摩擦成本。距離相近的國家從事產業內貿易是因為喜好多樣化。遠距離國家中的消費者願意消費國外的多樣化產品，但高運輸成本將限制這種貿易。此外像邊界貿易、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季節性貿易、貿易限制以及語言文化因素都會影響產業內貿易。而且他們還進一步用OECD和非OECD（14個國家）的資料作對比，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產業內貿易占總貿易量的比例在OECD國家為25.3%，而在非OECD國家僅為0.5%。他們認為這一實證結果也說明產品差別、規模經濟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進而對比較優勢的影響並不充分，可能有別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從研究與開發（R&D）的角度推進了比較優勢理論（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他們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將原來盛行的對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擴展到動態分析。他們發展了一個產品創新與國際貿易的多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通過R&D產生的比較優勢和世界貿易的跨期演進。在他們的模型中，公司引進新產品會發生資源成本。前瞻性的生產者引導R&D進入具有獲利機會的市場。新產品不完全代替老產品，並且當更多的商品可買到時，價格、利率和貿易模式會跨期演進。貿易有產業內的和產業之間的，前者受制於R&D支出，後者受制於資源稟賦。國際資本流動用來為R&D融資，在一些情況下跨國公司會出現。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動態分析儘管是建立在許多原有的靜態分析的基礎上，如克魯格曼（Kmgman，1979）與狄克西特和諾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獻相比較又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僅推進了比較優勢的動態分析，而且就動態分析而言，他們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早些時候對具有產品創新的貿易的動態研究。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對貿易均衡（當產品由北方最初開發後來被南方模仿）的穩態性質提供了有用的洞見，但由於沒有考慮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響和驅動產品創新率的經濟因素，從而使分析不夠完全。而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確地處理了對私人投資R&D的激勵和R&D活動的資源要求。資源通過分配到R&D部門，會導致差異化產品和同質產品的生產，然後就會形成沿著貿易均衡動態路徑的赫克歇爾—俄林貿易模式。這種貿易模式，會導致比較優勢的發展。
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
楊小凱和博蘭（YangandBorland，1991）在批評新古典主流理論的基礎上，從專業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對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他們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會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於分工提高了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從而加速了個人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樣，對於一個即使沒有先天的或者說外生比較優勢的個人，通過參與分工，提高自己的專業化水平，也能獲得內生比較優勢。他們關於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被置於一個將交易成本和分工演進相互作用的理論框架之中。按照這一框架，經濟成長並不單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而是經濟組織演進的問題，市場發育、技術進步只是組織演進的後果。該框架分析了經濟由自給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進的動態均衡過程，並闡釋了斯密和揚格(AnynYoung）的思想：經濟成長源於勞動分工的演進。在經濟發展初期，由於專業化帶來的收益流的貼現值低於由專業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導致的現期效用的損失，因此專業化水平將很低；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的熟能生巧效應將使專業化帶來的收益逐漸增加，因此將會出現一個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內生比較優勢隨之不斷增強。應當強調的是，他們的框架不同於標準的新古典框架，後者對比較優勢的分析主要基於規模經濟，而他們的框架將專業化和分工置於分析的核心，並且嚴格區分了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從而發揚了斯密關於分工和內生比較優勢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羅斯曼和麥吉，（GrossmanandMaggi，2000）還從人力資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國際間的比較優勢。他們發展了一個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間貿易競爭模型，分析了人力資本的分配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影響。他們發現，具有相對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互補性為特徵。在這種情況下，當所有的任務被相當好地完成時，要比一部分任務被極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務完成得很差時的有效產出更大。高效率的生產組織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資本匹配，這在有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更容易實現。另一方面，對於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性為特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相對傑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務，而另一些任務由才能相對較低的人組成的公司來完成。那么，對於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特徵的國家，如果傑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將會在對傑出人物敏感的產業中占有比較優勢。
克萊里達和芬德萊（Claridaand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貢獻。他們的觀點同傳統的經濟理論以及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都不相同。他們認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訊以及其他經常性社會部門將會顯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產率，一些經濟部門無疑會從中受益。這是因為眾所周知的“搭便車”問題和公共產品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沒有動力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這樣的公共產品必須由政府來供給。
還有的學者從演化的角度探討了比較優勢理論。費希爾和卡卡爾（FisherandKakkar，2002）認為比較優勢是開放經濟長期演進過程的結果。在李嘉圖理論和阿爾欽框架的基礎上，他們系統化了對國際貿易的理論認識，提出了自然選擇會淘汰無效企業，並且能促進產生穩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貿易模式。他們沒有假定存在瓦爾拉斯拍賣者，而是探討了協調貿易與企業的匹配過程。他們分析的主要結論是，伴隨比較優勢的專業化（更大的國家可能不完全專業化）是世界經濟演化的唯一穩態。
套用
與比較優勢理論本身的進展相類似，比較優勢理論在開發中國家的套用也存在著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觀點。
巴拉薩（Balassa，1981）根據新古典貿易理論提出了外貿優勢轉移假說，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階梯比較優勢論。他預期各國進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著生產要素積累的狀況而改變。與傳統的發達與落後兩極劃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薩認為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更新發展階梯的過程是連續的而非中斷的。按發展階梯劃分，當今世界經濟中大致存在以下幾類國家和地區：屬第一階梯的已開發國家；屬第二階梯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如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屬第三階梯的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協各國（新加坡除外）、中國和印度；最後是其他開發中國家和地區。根據這種階梯劃分，階梯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演變的過程：各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出口，能夠取代已發展至更高階梯的國家原來的出口。在階梯式發展的格局中，已開發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將分別發展起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後國家就能夠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針對階梯比較優勢理論，對開發中國家外貿增長前景持悲觀觀點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批評。他們批評的主要依據是開發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劣勢，難以攀登比較優勢的階梯。恩斯特和歐康諾（ErnstandO’connor，1989）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國際間產品競爭的加劇使許多開發中國家難以維持原有的國際分工。他們認為，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練勞動力生產低品質和低成本的製成品取得的。對外貿易曾經是他們經濟成長的引擎。但是，當更多的開發中國家採用相似的經濟發展策略時，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也在日益增強。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廠商雖已試圖以產品升級和分散出口市場減輕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但這種調整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出口市場的集中化傾向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市場能夠彌補北美市場進口量降低對開發中國家出口增長所造成的損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舉出部分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被迫限制服裝產量以緩解來自已開發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的例證，說明落後國家進入出口主導型的發展階梯是十分困難的。
多勒爾（Dollar，1993）把比較優勢的技術和制度分析延伸至開發中國家。他認為，儘管關於技術差異的討論主要針對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在總體上並不居於技術創造的前沿，但技術進步在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和比較優勢的演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許多事實表明成功的開發中國家已從已開發國家引入技術，而開發中國家感興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於技術引進以及適應既存技術的制度。一些關於增長的實證文獻確實對這些觀點給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對工廠和設備的投資、教育變數（如中國小入學率）以及在外貿和外資方面的開放政策同經濟成長高度相關。這些實證工作說明了落後的優勢在於引進別處的先進技術。但是，對這個潛在優勢的利用要求相應的制度支持，如強有力的教育體制和在外貿外資方面的開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續性，例如能持續幾十年，將會對社會的真實收入增加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樣，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將會獲得知識資本積累的長期收益。多勒爾實際上強調了制度激勵和技術進步是開發中國家獲取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這對於像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爭論一樣，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的套用也引起了相應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能否套用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趕超戰略的基礎上提出應依據比較優勢制定發展戰略。他們指出，趕超戰略最終並沒有帶動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持久快速增長，卻使開發中國家經濟付出慘重代價。趕超戰略的失敗主要因為這種戰略是以犧牲經濟整體進步為代價的少數產業的趕超，不足以支持資源結構的升級或總體經濟實力的提高。趕超戰略所扶持的產業部門，由於不符合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只好完全依賴於扭曲價格和國家保護政策才得以生存。在趕超戰略下，違背比較優勢所形成的畸形產業結構與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結構形成矛盾，使大規模的人口不能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而陷入貧困。他們認為，作為一種替代性選擇，遵循比較優勢是一種更有效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就是使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充分利用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從而使資源稟賦結構隨之不斷提高。他們的比較優勢戰略實質上是對李嘉圖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繼承和套用。
但是，對於這種比較優勢能否作為像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制定發展戰略的依據，另外一些學者有不同的認識。如洪銀興（1997）認為，在國際貿易中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上，由於已開發國家存在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使得開發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並不具有競爭優勢。而且，雖然開發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因其工資低而勞動力成本較低，但已開發國家面對國內充分就業的壓力，會以各種壁壘阻礙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從而造成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貿易中，以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總是處於不利地位，出現“比較利益陷阱”。他認為要擺脫這種不利局面，就應當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轉換的關鍵是將高新技術，包括從國外引進的高技術與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結合。左大培（2000）則從技術進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對中國遵循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懷疑和否定。他提出應當把產業技術密集化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為此應當制訂促進技術進步的貿易政策。他強調通過扶植處於幼稚期的高技術產業來獲取內生比較優勢。
歷史地位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揭示了在完全自由貿易條件下，從世界主義的角度而構築的高度抽象化的國際分工的依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成為英國工業資產階級推行自由貿易政策，形成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分工格局，進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為世界的主要生產方式，促進世界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完成了時代賦予李嘉圖的歷史使命。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體現了英國工業資產階級提高利潤的要求，體現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和價值規律在國際上的作用。但在形成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分工格局中，是在發動商業戰爭，強迫他國接受自由貿易政策，通過殖民統治和價廉物美的激烈的競爭中實現的。這種國際分工格局使英國成為國際分工的中心，而其他國家成為它的外圍國家；英國經濟得到高速發展，而外圍國家卻形成單一的片面的經濟。這種國際分工並非像李嘉圖所描述的那樣“使人們都得到好處，並以利害關係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紐帶把世界各民族結合成一個統一的社會”。因此，就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形成國際分工而言，忽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帶有非歷史、超國家和超階級的觀點，美化了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分工形成的實際。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根據比較優勢理論，進行國際分工，通過國際貿易，實行優勢互補，促進相互發展的“合理核心”。
國際貿易知識
| 簡介：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提高，對外貿易也越來越頻繁。掌握國際經濟、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對我們來說相當重要，了解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熟悉通行的國際貿易規則和慣例，這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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