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方孔錢幣

中亞方孔錢幣

"龜茲「龜茲五銖」或稱「漢龜二體」錢,為龜茲王室白氏開鑄的方孔銅幣,鑄行於3世紀上半葉至7世紀初。 回鶻錢的鑄造量不清楚,據《冊府元龜》記述「回鶻錢」在831年的發行量就有1

圜錢

中國是使用金屬貨幣最早的國家,在商朝遺址中已有銅貝出土,春秋戰國時期,即有蟻鼻錢等多種多樣銅幣形狀問世。
蟻鼻錢

圜錢最初在魏國出現,目前以魏武侯(前395年—前370年在位)所鑄造的共、垣字圜形圓孔銅幣為最早。圜錢具有很好的使用功能,它的造型簡潔,形狀統一,繩索一串又便於數數和攜帶,手感宜人,因此在戰國七國之中除了韓國楚國,在各國都普遍鑄引了圜錢,西周、東周周王畿在滅亡前夕也鑄過圜錢。早期的圜錢錢文均為地名,如垣(今山西垣曲東南)、共(今河南輝縣)為魏邑,直到商鞅變法後秦國於前336年開始鑄幣和「一兩」的問世錢面才不鑄地名,而以重量作為面文,秦國貨幣以為單位。圓形方孔錢在秦國引入魏國的圜錢不久後形成,即秦「半兩」,1980年四川青川縣郝家坪的前306年M50戰國墓出土的7枚半兩錢,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半兩標本。近年,在甘肅隴南文縣鐵爐溝還出土了罕見鐵質半兩。這種方孔錢在秦國的東征下,也為齊、燕末年採用並鑄成貨幣替代刀幣使用。秦統一天下後,實行貨幣一致性,以半兩作為當時的國家銅幣,廢除之前各種各樣的銅幣形狀,此後直到1909年「宣統通寶」的問世,中國以方孔作為幣形的銅幣未有改變。

中亞錢幣

中亞所出土的地方方孔圓錢主要受兩種中國貨幣所影響,即漢武帝於前118年開鑄的「五銖」和唐高祖621年開鑄的「開元通寶」。
開元通寶

秦統一中國後,貨幣統一於秦半兩,從此方孔圓形成了中國銅錢的固定樣式。而由於秦錢沉重,難用攜帶不便,1枚重量為12銖或約7克。因此,改鑄小錢從呂后攝政時期的「五分」半兩錢至前118年漢武帝時期70多年間,先後9次改鑄調整銅幣的法定重量,最後才由中央政府壟斷鑄幣權,發行五銖錢,銅幣得以穩定下來。因五銖錢大小輕重適宜,深受歡迎,所以作為主導的銅幣形式一直延用至唐朝,歷時739年,這一階段屬五銖錢制時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少量以年號作為錢文的銅幣,以貫和文作為計值單位也在這時出現。
唐高祖建國不久後,在621年廢止使用長達739年之久的以重量命名的五銖錢,始鑄開元通寶,「開元」意為開闢新紀元,「通寶」意為通行寶貨,規定每10重1兩,實行制錢制度。宣告了自秦以來銖、兩貨幣體系的終結,從此重量單位兩以下不用銖,改作文;錢文脫離了重量的束縛,反映了錢幣地位的進一步確立和人們貨幣即財富觀念。此後中國銅幣改稱「通寶」、「重寶」或「元寶」等,直至清末的「宣統通寶」,歷時1290年,這一階段屬寶文錢制時期,寶文錢影響極為深遠,日本琉球朝鮮越南等國家所鑄的地方銅幣均以寶文錢命名,是中國歷史上行用時間最久、最成功的銅幣。
中亞方孔錢幣

中國貨幣與西方貨幣各有鮮明的特點。西方圓錢最早出現在前600年呂底亞(今土耳其西部),用來鑄造這些錢幣的金屬是一種金銀合金或稱電金。從幣材上看,西方多用貴金屬,即,中國則多用並混有等,是一種信用貨幣。從造型看,中國以圓形方孔為幣形,西方錢幣則圓形無孔。從在幣面看,中國貨幣以文字記號標明貨幣的重量,或為皇帝的年號等等,西方貨幣則喜用人物、禽獸、花木等圖形,並時常以統治者的姓名來銘文。西方早期幣面人物為神像,王像出現在錢幣上始於前332年亞歷山大時期。據《史記》上張騫記述“安息以銀為錢幣,錢幣鑄稱象國王容貌的樣子,國王死去,就改換錢幣,這是因為要模仿國王的面貌”。中國最早的帝王頭像銀幣為1902年鑄造的「四川盧比」,該銀幣正面圖案是光緒皇帝,主要為了抵制大英帝國印度盧布在川西西藏等地的通流。然而在此之前,在中國史籍上被稱為「西域」的國家也曾鑄造過自己的中國幣形銅幣。

龜茲

「龜茲五銖」或稱「漢龜二體」錢,為龜茲王室白氏開鑄的方孔銅幣,鑄行於3世紀上半葉至7世紀初。公元91年班超廢龜茲王尤利多,而另立曾在洛陽作侍子的白霸為國王,東漢遂任命班超為都護,並將西域都護府設在龜茲。「白」字有說為印度文獻《摩訶婆羅多》中一個勇敢善戰的英雄阿周那(義為白)的意譯。唐朝初期,龜茲國王蘇伐勃駛和其次子訶黎布失畢兩人名字的共同組成部分,其音譯也為白。在840年回鶻西遷至新疆以前,龜茲王室姓均姓白,後龜茲一地被回鶻人所占據才被阿爾泰化,故宋代史籍上的龜茲傳,開頭即點明龜茲本回鶻別種。
西漢開始內地的五銖錢便流入新疆,如庫車縣蘇巴什遺址出土的東漢五銖。龜茲五銖是仿照魏晉至南北朝的五銖錢製成的地方錢幣。它與在絲路南道的古于闐國於2世紀通流的「和田馬錢」或「田漢二體」錢不同,和田馬錢與貴霜王朝希臘文佉盧文錢幣相差無幾,只是希臘文為漢文所取代,其幣形為圓形無孔,幣面上為駱駝圖案及佉盧文國王的姓名,但用漢文記寫銖的重量。龜茲五銖以紅銅為主,也有黃銅制,圓形方孔,澆鑄,廣串,薄肉,皆有內外廓和狹緣,龜茲文和漢文合璧,龜茲文源於梵文,隨佛教東漸而來。1920年以來等國的探險隊在新疆發掘過,1986年發掘數量最多,總計10,000餘枚。分為三種不同的版式,即正面鑄有龜茲文,光背,無漢文;正面鑄有龜茲文和漢文,光背;正面鑄龜茲文,背鑄漢文,數量多,為雙范合鑄。漢文為漢篆五銖的字樣,龜茲文為重量單位,其另一龜茲文是數詞,1銖等於10個。
中亞方孔錢幣

早期的龜茲五銖深受曹魏五銖的影響,可以說是仿曹魏五銖而鑄,特點在漢文“五”寬肥,“銖”是直頭“金”;外郭壓一點錢文;廣穿,面無內郭,面無內郭的龜茲五銖要早於有內郭者。曹魏五銖為魏明帝227年開鑄,是龜茲五株通流的上限時間。龜茲五銖通流的下限時間在621年唐朝廢止五銖錢制後不久,尤其在640年平定高昌安西都護府後。此外,龜茲還鑄造過「無文小銅錢」,無輪廓、無文字、錢體輕小,外緣不規整,鑄工窳劣,在新疆各地都有出土,遺址中同時伴有錢範。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有出土於兩漢時期遺址或墓葬的小銅錢,通流時間為兩晉歷南北朝而終及隋唐。

粟特

粟特中亞河中地區商賈民族,亦稱昭武九姓,粟特銅幣鑄行於6世紀至8世紀中葉,但大部分出現於7世紀初以後,6世紀以前均為圓形無孔錢幣。康國都城位於今烏茲別克共和國撒馬爾罕,是粟特城邦國家的中心,王族對諸國也有宗主關係,具有政治優勢地位。從北周至公元751年唐朝與阿拉伯怛羅斯之戰以前,錫爾河阿姆河之間的河中及以東地區,即粟特地區,始終深受中國內地的影響。
粟特錢幣為蘇聯考古學家發掘和研究,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Panjakent和撒馬爾罕州Afrasiyab等遺址都有出土。在學術上以地區分四型的特點歸類,即東、西、南粟特和布哈拉錢幣,康國屬東粟特幣的範圍。對方孔圓錢研究上則以康國王室所鑄造的錢幣為代表。粟特銅幣分為兩型,一漢粟二體錢,正面為漢文開元通寶,背面為粟特文、族徽或素背;二發現量最多,正面為粟特王徽、族標,背面為粟特文的王名、稱號,學者以不同的粟特文和徽記分辨屬哪位王鑄幣。據銅幣銘文,康國王或稱粟特王的鑄幣者可與漢史籍對上音韻的有8人,從隋末唐初的世失畢和屈術支,至咄曷王最後朝貢的記錄754年止,即世失畢—屈術支—拂呼縵—篤婆缽提—泥涅師師—突昏—烏勒伽—咄曷,除此8個人外,其餘康國王的名字尚不知道。據喀喇王朝學者奈賽斐(1068年1142年)所著《撒馬汗學人傳》,阿拉伯人征服下產生的撒馬爾罕王朝至少有13個國王。
錢幣正面為常見的左右形紋飾和形紋飾,而一些上下則是形紋飾和形紋飾,後二者意義不明,形紋飾據說為撒馬爾罕的粟特王族族徽,形紋飾是大夏地方強大氏族的族徽。有學者據對561年開鑄的「北周布泉」(王莽幣)和早期的粟特銅幣進行比較,認為幣正面上的王徽、族標原形為懸針篆(布泉)字形,因為粟特工匠在仿造過程中不識字型,幣文越來越走向圖案化、藝術化才逐漸形成後來的圖紋,在撒馬爾罕也出土過北周布泉。

突騎施

突騎施,原為西突厥十姓之一,突騎施錢鑄行於7世紀末至8世紀上半葉。突厥前汗國並無錢幣,錢幣僅在其屬國人民中使用,一直到突騎施時期才開始鑄幣。唐代銅幣在新疆出土的數量和分布區域都遠超漢代,大量銅幣流入西域,導致的最直接後果,就是突騎施汗國對唐代銅幣的仿鑄。而七河地區,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又處於絲綢之路中段,因此作為經濟交流中介手段的錢幣,對突騎施人有著很大的重要性。
突騎施錢銘文是粟特文,背文符各異,形制仿製唐開元通寶,方孔圓形,材質精良,鑄造規整,是唐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不僅如此,據吐魯番敦煌出土的有關突騎施的文書,突騎施人還接受了唐代銅錢以為計值單位的貨幣量值方式。突騎施銅幣最早被沙皇和德國考察隊於1911年首次發現,後為兩國語言學家和突厥學家研究,在七河地區的吉爾吉斯斯坦Ak Beshim(古碎葉城)和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塔拉茲等地都有出土,在中國境內也有零星發現。突騎施錢頗為罕見,1953年蘇聯考古學家在Ak Beshim僅發掘到57枚,在此前後,其地地方陸續收集到39枚。學者對錢面的粟特文「突騎施可汗」譯意無異議,其餘的詞組存有不同意見,一般譯讀為「神聖的突騎施可汗之錢」。背面的符標,也稱作弓月紋或蛇形花紋,據說為突騎施黑姓部落的族徽,也有認為是古突厥文的變體。一些製作突騎施錢的工匠,巧妙地把形紋的下部設計在錢幣內穿的外緣上,使之渾然一體;由於受圓形外廓的限制,其上部變成弧形,形似弓月。
突騎施錢鑄行時間的上下限,貫穿於突騎施由興起至衰亡的歷史。有學者將突騎施錢概括總結為五型和三個鑄行階段,一型錢面鑄有「突騎施可汗」銘文,錢背形符標,屬蘇祿時期,通流於716年738年,發現量多,分布廣泛;二、三型錢面銘文一致,背面符標、銘文各異,是蘇祿被莫賀達乾殺後,黃、黑兩姓圍繞汗位繼承間題開展了激烈的鬥爭時期,反映了當時混亂局面;四、五型分別屬黃姓首領娑葛與其父烏質勒突騎施錢,背面無形紋,四型背文有「托克馬克王公」和「我來自十箭部族,的族徽下」,托克馬克指碎葉,形紋一說為「帝」字的變形。也有學者認為突騎施錢是碎葉土著粟特工匠所鑄造,鑄行時間始於蘇祿時期,結束於739年唐朝平定突騎施內亂之時。

回鶻

回鶻錢是自匈奴柔然突厥等以來,漠北立國者最早鑄造錢幣的實例。幣形仿開元通寶鑄造,方孔圓形,錢文為回鶻文。回鶻最初在漠北掀起,840年黠戛斯人所破開始西遷,西遷的回鶻人,以西州 (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為中心建立汗國,稱為西州回鶻或高昌回鶻。西州在唐代是東西經濟文化的相互交流地區,深受內地貨幣文化影響,當地的市價以銅錢來計算。唐代銅錢具有在藩城流通和充當國際貨幣的職能,粟特與突騎施仿開元通寶的發行與流通,形制與唐錢形制上的劃一性,在說明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巨大影響的同時,也證明了市場、貿易和交易在其中起的巨大推動作用。
目前所知的回鶻銅幣主要有三類,一為胡漢雙語錢,錢面漢文順序在解讀上有「日金光月」或「日月光金」,背面是一圈胡文,一般認為是古突厥文的草體,鑄幣者始於保義可汗821年卒);二為雙面回鶻文錢,面文一般譯意為「闕·毗伽·卜古·回鶻天可汗」,背文為「奉王命頒行」,鑄幣者存有不同說法,有牟羽可汗779年卒)、懷信可汗805年卒)或西州回鶻可汗之說;三是單面回鶻文錢,面文一般譯意為「奉亦都護之聖命準予通行」,無背文,鑄幣者有西州回鶻可汗或亦都護之說。大抵上回鶻鑄幣時間最晚不遲於10世紀中葉,最早在9世紀初。
胡漢雙語錢

回鶻錢的鑄造量不清楚,據《冊府元龜》記述「回鶻錢」在831年的發行量就有1,1400貫之多,有學者認為這裡指的是唐錢,不是回鶻自鑄的銅幣。有關日金光月錢的背文,據研究,單詞含義是「太陽·金星·光明·月亮·銅錢」,除了突厥詞光明,其餘為婆羅缽語、梵文粟特語借詞,學者一般認為與摩尼教七曜歷有關,因為尊崇七星是摩尼教的一大特點。日金光月錢頗為罕見,2007年美國蒙古國聯合考古隊在哈拉和林城遺址發掘出20多枚。雙面回鶻文、單面回鶻文錢一般認為是西州回鶻鑄行的錢幣,雖雙面回鶻文錢鑄幣者有爭議。西州回鶻稱可汗的時間為866年 ,一直到981年仍稱可汗,隨後改稱亦都護,因此,亦都護主要為西州回鶻第二階段統治者使用的稱號,1209年西州回鶻國號改稱畏兀兒。

幣面符號

自秦「半兩」錢問世(前306年)以來,中國銅錢幣上就有星、月、四決紋、四出紋等記號,也是古錢形制特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鑄星始於秦「半兩」錢;鑄月形、四決紋從西漢五銖錢(前118年)開始,星、月一直到明末「崇禎通寶」(1628年)上還有,四決紋似乎未出東漢,漢明帝漢靈帝57年189年)東漢五銖錢有月紋,此時還有卍紋,但不多見;鑄四出紋從東漢五銖錢(40年)開始,隋五銖(581年)以後已不具有四出紋。漢武帝(前140年—前87年)五銖錢面開始鑄上、下半星,至王莽幣7年23年)止,西漢五銖有面四決紋,至王莽幣止,從至今錢幣出土上看,東漢時已無此制;背四決紋開始於王莽時的「大泉五十」,西漢尚無此制。錢幣上鑄星、月等記號,是當時人有意的製作。這些記號在各朝的「五銖」錢上表現得最多樣。
唐代「開元通寶」背上多鑄有仰月紋,也有罕見的孕星、多星、祥雲紋等,自中唐始大部分都鑄有月紋。對於月紋來源的著述最早見於唐代學者鄭虔著的《會粹》,此後常見於各朝錢幣,特點是紋識更大更標準。此外,粟特銅幣極少數鑄幣上有類似「開元通寶」的仰月紋,後期則有☪新月紋出現。新月紋最早與伊斯蘭教並沒有任何關係,直到15世紀遜尼派奧斯曼帝國君士坦丁堡以後,才從拜占庭引入作為旗幟,此後才漸漸成為伊斯蘭教代表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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