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宋淳化四年(993)至至道二年(996)，四川爆發了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茶農、佃戶為反抗官府欺壓進行的大規模農民武裝鬥爭。
歷史背景
王小波、李順起義作戰地圖四川號稱“天府之國”，但自唐末五代以來，一直為封建割據勢力所把持。這裡曾建立過前蜀、後蜀等割據政權，這些封建割據勢力對人民極盡搜刮掠奪之能事。四川盆地，地處祖國西南部，峻岭環抱，關隘林立．地勢險阻。唐末黃巢大起義轉戰黃河、淮河、長江、珠江流域，卻沒有掃蕩到四川，因此這裡的豪強大地主一直沒有受到大規模農民武裝暴力的打擊，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尤其尖銳。
當年黃巢起義軍逼近長安時，唐僖宗曾率領大批世族官僚逃竄到四川。五代時，唐朝的“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直到宋初，這個地區還保留著唐以前那種比較落後的生產關係，土地兼併比中原地區更為突出，世族豪強地主瘋狂地兼併土地，占有大批“旁戶”，供他們進行殘酷野蠻的役使和剝削，“川峽豪民多旁戶，以小民役屬者為佃客，使之為奴隸，家或數十戶，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旁戶素役屬豪民，皆相承數世”。
這種“旁戶”即“佃戶”，世代被固定在地主的土地上，像奴隸一樣被役使，對地主有著強烈的人身依附性。他們除了要向豪族地主交納地租，還要承擔官府的各種沉重的賦稅徭役。旁戶實際上是地位低下的依附農民。當時這種旁戶數目占全區總戶70％以上，有的邊遠地區達到百分之80％到90％。許多世家豪族往往擁有多達數千戶以上的旁戶。由於旁戶所受的剝削較其他地區更加嚴酷，生活更加窮苦，因此他們要求推翻地主的壓迫和統治也就更加強烈。
此外，宋滅後蜀以後，曾縱兵大肆擄掠。也給四川農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宋王朝把後蜀府庫里存放的金、銀、珠寶、銅幣之類的“重貨”和絹帛布匹等“輕貨”運往京城開封，號稱“日進綱”。為此，強征了大量民夫，水陸兼運，化了十幾年的時間才運完，這就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四川成都一帶，人多地少，農民“協稼不足以給”多兼營紡織、採茶等副業。
北宋政府在這裡設立了“博買務”，壟斷布帛貿易，禁止個體農民和小商販自由買賣；豪強大地主則趁機“釋賤販貴”，投機倒把，敲剝百姓，從中漁利。這就使得越來越貧困的農民不斷喪失家業田產，許多小商販被迫失業，農民的家庭手工業遭到嚴重破壞。北宋政府還把茶葉劃入專賣。對茶農低價購茶，高價賣米，使廣大茶農紛紛破產，生路斷絕。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四川一帶大旱，造成大饑荒。農民在天災人禍的脅迫下，終於奮起反抗，發動了武裝起義。
起義經過
王小波，李順起義遺蹟993年5月，西川青城（今四川灌縣）人王小波發動了武裝起義。王小波向民眾提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的革命口號，向地主階級發起了猛攻。“均貧富”的口號既是對唐末農民起義的發展，也集中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得到了廣大貧苦農民的回響，起義軍很快發展到數萬人。
王小波領導起義農民攻克青城縣，“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接著又攻克彭山縣，將貪贓虐民的縣令齊元振處死，剖開他的肚皮，塞滿了他平日貪污來的錢幣。這年冬，王小波率眾攻打江源縣。
他在戰鬥中身先士卒，不幸被流矢射中額頭，傷勢過重犧牲。在這個緊要關頭，起義隊伍沒有動搖，他們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順為統帥，繼續實行“均貧富”的主張。李順號令嚴明，所到之處，把鄉里的富人大姓召集來，命令他們如實申報各自所有的財產和糧食，除按人口給他們留下夠用的數量外，所余全部徵調，發放給貧苦農民，得到人民擁護。
李順領導農民軍連克蜀、邛二州，隊伍已增加到數十萬人。接著，他率領部隊揮戈東下，從西南和西北兩面向成都逼進，“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
王小波的起義軍打得十分英勇頑強，張玘招架不了，就放起冷箭來。王小波沒防備，被冷箭射中了前額。王小波不顧滿臉鮮血，繼續進攻，終於打敗宋軍，把兇惡的張玘殺了。起義的隊伍進占了江原，但是王小波卻因為傷勢太重死去。
王小波一死，起義將士推李順做首領，繼續帶領大家反抗官軍。 在李順的指揮下，起義軍越聚越多，連續攻下許多城池，殺死了一批貪官污吏，最後終於攻取了蜀地的中心成都。成都的文武官員抵擋不住，全都逃跑。
起義結果
農民起義軍所用錢幣----王小波,李順起義公元994年正月，李順在軍民的擁護下，建立大蜀政權。李順當了大蜀王，一面整頓人馬， 一面繼續派兵四出攻占州縣。從北面劍閣到東面的巫峽，到處是起義軍的勢力。
大蜀政權建立後，李順立即指揮起義軍四出攻打州縣，反動營壘相繼土崩瓦解，宋朝的“敗卒亡官”四散逃命，地主豪紳“人心恐悚，投死無地”。這時，起義軍已發展到“數逾百萬”了。波瀾壯闊的革命形勢，迅速波及其他地區，農民革命的怒火，正以燎原之勢迅猛發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向風則靡，何啻席捲之易”。
面對蓬勃發展的革命鬥爭，北宋政權極為驚慌，急忙派遣王繼恩為劍南西川招安史，統帥中央禁軍前去鎮壓。李順為阻止宋軍入川，也派農民軍數萬人北取劍門，控制棧道，以拒宋軍於險關之外。但農民軍在戰鬥中傷亡太重，退回成都。
李順又親率起義軍20萬圍攻梓州，因遭宋軍夾擊，戰鬥不利，也相繼撤回。宋軍進圍成都時，正值農民軍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縣，只有10萬人守衛成都。經過拚死抵抗，大多數人英勇犧牲了。不久城破，李順在民眾掩護下出城不知下落，宋軍抓了一個貌似李順的人殺頭報功。
李順起義失敗後，起義軍在眉州戰鬥的將領張余，仍繼續轉戰於四川各地，連續攻破嘉、滬、戎、渝、涪、忠、萬、開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又發展到擁有“眾十萬餘”的隊伍。直到996年5月，各地起義軍才陸續被宋軍鎮壓下去。
直到995年才最後失敗。
起義評析
王小波、李順起義大蜀政權之所以堅持半年就遭到失敗，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李順在軍事戰略上犯了錯誤。他集中主力攻打梓、眉2州，同敵人進行曠日持久的消耗戰，而沒有派重兵去攻打四川的北部門戶——劍門，結果不但坐失消滅敵人的良機，而且使宋軍順利越過劍門闖入四川。宋初的中央禁軍還是有戰鬥力的，他們用分兵包圍、各個擊破的辦法消滅了各地義軍，最後包圍了成都，使成都陷入孤立無援之地，導致了起義軍的失敗。
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革命鬥爭，從公元993年青城起義到公元995年張余嘉州被俘殉難。前後持續了2年多，隊伍達到幾十萬人，幾乎占領了整個四川。在兩年多的歲月里，它把北宋王朝在四川的統治打得土崩瓦解，震動了朝廷。雖然時間不長，範圍不廣，怛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是中國農民戰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更為明顯的標誌。
這次起義猛烈地掃蕩了四川地區的世族豪強勢力，掃除了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經過這次急風暴雨的衝擊，四川地區世族地主或轉死於溝壑，或暴骨於郊野，或被鎮壓，或被驅逐．或成為農民的階下囚。起義軍殺掉大批貪官污吏和世族豪強，使他們在許多城市裡的住宅與收藏財產的“地窖”悉被蕩平。“害物贖貨輩，皆為白刃鑠，瓦礫積台榭，荊棘迷城郭”，世族地主的殘餘勢力受到了有力的打擊與清除。
作為起義軍主力的旁戶，在起義中大都掙脫了人身隸屬關係的鎖鏈，獲得了人身自由。起義被鎮壓後。他們成為一般佃戶或“浮客”。與過去相比，他們雖依然遭受地主的壓榨，人身依附關係畢竟松馳多了，社會地位畢竟提高了一些，有較多的時間和自由來獨立經營自己的小農經濟。自耕農的數量相應地增加了。特別是一部分旁戶和城鎮貧民，在起義軍實施“均貧富”的過程中。分得一些“財帛”、“車馬”、“屋宇”和“糧食”。多少改善了一些生活條件。這些對促進川峽地區生產關係的變化，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這次起義完成了黃巢起義軍在四川沒有觸及到而遺留的歷史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黃巢大起義的繼續與發展。
王小波、李順起義第1次明確提出了“均貧富”的戰鬥口號，這是中國農民戰爭發展到一個歷史新階段的重要標專。平均主義是農民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在唐以前的農民戰爭中，平均主義思想已露端如赤眉軍提出“殺人者死，傷人者償”的要求，黃巾農民起義要求建立“黃天太平”的理想社會，漢中張魯權對“太平”的理想進行的一些初步實踐，都是平均主義思想在農民戰爭中的反映，但還不明顯，處於朦朧狀態。唐末農民起義的領袖王仙芝自稱“天外平均大將軍”。
黃巢自號“沖天太保平均大將軍”，要求實行賦役負擔上的“平均”，是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一次較明顯的表現。這次起義則首次明確提出“均貧富”的口號，更加鮮明具體反映了農民階級的平均主義思想。這個口號雖然表述得很簡單，但正如思格斯所說：“其實在這許多次大震盪中，每一次都經過了階級鬥爭的搏戰，每一次都把鬥爭內容簡明地以政治標語的形式寫在旗幟上”。“均貧富”的口號如此鮮明地被寫上農民戰爭的旗幟，把農民的鬥爭目標明確地概括為反對經濟上的貧富不均，是農民平均主義思想的一大飛躍，表明農民不僅僅要求維持生存，而且明確要求平均財產，反對封建剝削。
這一綱領口號的提出，固然凝結著以往農民革命的經驗，表現出王小波個人的卓識高見，但重要的是它植根於宋代的經濟條件之中，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如前所說，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唐宋，大地主土地私有制進一步得到迅速發展，租佃制普遍推行，地主階級主要採取出租土地、徵收地租的方式剝削農民，農民超經濟的人身依附關係相對松馳。隨著地主土地私建剝削和租佃關係的發展，土地兼併劇烈展開，封建剝削日益深重，社會財產不均與貧富懸殊的現象就顯得更為突出、更加明顯、更加表面化。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也從不明顯發展到明顯。“均貧富”的口號，就是宋代經濟關係在農民起義中的反映。
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第1次明確地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這個“均貧富”的口號雖還沒有直接觸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這個根本問題，但它已經在財產上提出要求，把鬥爭矛頭指向了不平等的封建分配製度。它表明中國古代的農民階級，在反對封建剝削制度的總目標下，由前期的反對人身奴役，發展到後期的反對財產不均了。這是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
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均貧富”的戰鬥口號，它標誌著中國農民戰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是一次重要的農民起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