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原，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中原”是指包括河南省大部分地區以及河南周圍的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陝西省東部及山東省西部各一部分在內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這裡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是華夏民族的搖籃。狹義的“中原”專指河南。通常所說的“中原”是指狹義的“中原”，即代指河南。因為河南不僅是絕大部分中國人的祖居之地，而且中國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都在河南。歷史文化背景
五帝時代是中原文明因素起源到中原文明社會形成的時期，可分為兩個階段：仰韶文化中晚期、龍山文化時期。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因素起源、積累，中原文化與周邊文化的發展水平相同，處於並行發展的時期。此時 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尚未取得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龍山文化時期，初級文明逐漸形成，綜合實力明顯增強，中原文明中心地位開始明朗。從仰韶文化經龍山文化發展到二里頭文化，中原地區的文明因素在這一時段有一種疾速增長的趨勢，這與周邊地區的同期文化形成明顯的反差。曾經輝煌一時的馬家浜--良渚文化，到馬橋文化時已經是強駑之末。山東的大汶口文化經龍山文化，到岳石文化時也給人以衰落之感。仰韶文化時期，山東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等，都曾擴展到中原的豫東和豫南。進入龍山文化時期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河南商丘、周口、許昌、鄭州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或退回山東，或融合於當地，完全被河南龍山文化所取代。豫西南的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也遭到同樣的命運。這種現象所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強勢擴張的歷史真實。中原文化在不斷汲取周邊文明因素的基礎上，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提高，已經走在其它文化的前面，並以夏王朝的建立為標誌，確立了中華文明王中王的地位。
以文明要素為例，可以做為一個新時代標誌的青銅冶煉術，在龍山時代逐漸普及。中原地區發現多處青銅冶煉遺存，登封王城崗出土的青銅規殘片，陶寺遺址(山西襄汾縣東北部)的銅鈴等，代表著當時青銅鑄造工藝的最高水平。隨後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大量青銅兵器、禮器的出土，顯示了中原文明的風采。
中原仰韶文化時期僅發現一座鄭州西山古城。而龍山時代的古城僅河南一地，已發現了安陽後崗、淮陽平糧台、登封王城崗、郾城郝家台、輝縣孟莊、新密古城寨等6處。今後可能還會有更多的同時代城址的發現。龍山時代大批城堡出現的背後，是整個社會的劇變，是戰爭、掠奪、權貴、財富集中。一個邦國林立的初級文明社會在中原大地已經出現。
從新鄭縣裴李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龜甲刻符，仰韶(澠池縣)文化的刻劃符號，到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崗、陝西長安花樓子的陶文與骨刻文字，它們和後世的甲骨文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二里頭遺址陶文的文字功能更是無可置疑的。
1975年，山西夏縣東下馮村發現了年代相當於夏朝的城堡遺址，城堡規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遺址、人工溝、陶窯、水井、窖穴、墓葬等，並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時還有一些銅器。類似東下馮城堡的建築遺蹟，在北起臨汾、南至黃河、東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處之多。這些發現，與《禹貢》記載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說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據古文獻的記載，夏人的主要活動區域，包括晉南的汾、澮、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穎水流域，乃至關中平原。近年來，襄汾陶寺遺址的發現與發掘，有助於早期夏文化的確認和突破。陶寺文化遺存百餘處，包括了城址、居住遺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禮器樂器、青銅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徵：一是出土了一批壺、瓶、盆、盤、豆等彩繪陶器，其中的彩繪蟠龍陶盤，被認為是集合中原諸部落圖騰而成的華夏中心區域的徽標；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繪木器，有案、幾、俎、匣、盤、斗、豆、鼓等多種器物，反映出那個特定時代的一些社會狀況；三是出土一批農具，幾座水井，說明當時人已經掌握了打井技術，居住處所從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動範圍更加擴大；四是遺存物中銅器與文字的發現。墓中出土一件含銅量近98％的銅鈴形器，證明當時人已經掌握了冶金技術。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製扁壺，陶器的壁上有毛筆朱書文字，結構與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這是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中國最早的毛筆朱書文字；五是在陶寺千餘處墓葬中，反映出明顯的等級或階級的差別，五座級別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黿鼓、特磬類的禮樂器，是目前發現的我國最早的同類樂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時中原大地的禮樂制度、階級差別、國家形態已經萌生或正在形成，標誌著山西晉南地區放射出華夏文明時代到來的燦爛光芒。
現在我們說的中原，一般指河南省。其實中原指河南也有一個簡單的道理：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說，河南也是自三皇五帝到北宋中國長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所以，這箇中原就是以河南為代表的廣大中部地區了。
地理位置
在中國，中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中原大概指現在的河南省，古時又稱中州，有九州之中的意思；廣義的中原指華北大平原，也就是由黃河、淮河、海河沖積而成的大平原，河南在這裡也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中原大地背依我國的中央山脈——天山-崑崙山-秦嶺，只有這一條最長最雄偉的大山系才能造就中國最大的兩條大河：黃河和長江，它們在中原大地兩邊流淌，在中原大地前面的大海匯合。中原大地擁有如此磅礴的“山環水抱”，可稱是中國最大的風水寶地。風水是我國獨有的一種文化，理想的風水寶地是，背依綿延的群山，這山是龍脈，也就是“玄武”；面臨開闊的平原，稱“明堂”，明堂前還有像屏風一樣的“暗山”、“朝山”，這就是“朱雀”，河水蜿蜒曲折在前面環繞流過，兩側有重重山脈遮掩拱衛，這兩側的山就是“青龍”、“白虎”。
中原大地完全符合好風水“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的描述：洛陽、鄭州位於龍尾位置的吉祥地，“左青龍”是太行山，“右白虎”是大別山，泰山如同吉祥地前方的暗山，遠方的朝鮮半島與中原隔海相望，恰好與“朝山”的位置對應起來；在“吉祥地”的身後，龍脈就是中國最大、最宏偉的山脈：秦嶺和崑崙山。
中原地區形成
中原地區我們先來看先秦古籍中非地域概念的“中原”詞語。《詩經·小雅·吉日》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這裡的“中原”是指“原中”，作者在這裡描述原野之中野獸的數量之多。《詩經·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是描寫民眾在原野中採摘豆子。春秋時期，中原一詞仍有原野之意，越王句踐在會稽之圍解除後，向百姓謝罪時說：“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國語·越語上》這裡是說因戰爭使百姓死後屍骨暴露在原野。經過數十年的休養生息以後，越國逐漸強大起來，在與吳國作戰時，面對吳軍一日五次挑戰，越王準備答應時，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這裡的中原仍然有野外之意。戰國末年的儒家代表人物荀況在《荀子·王制》中有“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修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之語。這裡雖然是教統治者如何治國，但觀作者之意“中原”在這裡顯然是原野之意。
也就是在春秋時期，中原一詞開始有中原地區的意思出現。《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載，晉公子重耳流亡到了楚國，受到楚成王的厚待，當問及如何報答楚國時，重耳回答：“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鏇。”這裡的中原就有地區的含義在內。《國語·晉語三》記載，在是否納晉君問題上，有人主張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弗患？”這裡的中原有中原諸侯國之意。公元482年，吳王夫差與晉、魯、周在黃池盟會後，吳王取得了諸侯國的霸主地位，吳王令“王孫苟告勞於周”，其中有一句話說“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追述先人事跡中所提到的中原，是地理意義上的概念。
大約到漢代，“中原”一詞較多指中原地區。漢景帝時期所發生的七國之亂，主父偃評價說：“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是因為“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這裡的中原是指黃河中下游地區。徐樂在上書漢武帝時曾經對“瓦解”作解釋時提到中原，“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漢書﹒徐樂傳》這裡是說吳楚諸王在中原被擒。
當然漢代及其以後，“中原”一詞指原野者史書中也仍然存在，如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夷時曾說：為了傳土於子孫，名揚後世，“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漢武帝在進攻南越之前，淮南王劉安上書諫曰：“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晁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漢書﹒嚴助傳》新莽末年，王莽命令廉丹進攻山東的赤眉軍，廉丹徵求馮衍的意見時，馮衍要他靜觀時變，並勸說：“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後漢書﹒馮衍傳》在《後漢書﹒馬融傳》、《後漢書﹒皇甫規傳》等卷中所提到的中原還保留著原始的意義。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這裡中原就是指中原地區。到了晉朝特別是東晉時期，中原地區作為一個地理概念開始為人們廣泛接受。據不完全統計，《晉書》中就有55卷涉及“中原”一詞，出現了92次，而以東晉時期出現的頻率最高，且大多與晉朝君臣光復中原的志向有關，如“中原淪沒”、“中原亂離”、“中原覆沒”、“死亡漫於中原”、“中原喪亂”、“中原大亂”、“克復中原”、“中原向化”、“中原無所請命”等，這些詞語既透露出東晉人的中原情結，也反映了東晉時期中原已經作為一個相對固定的地理單元。是後，偏居江南地區的宋、齊、梁、陳等王朝都沿用了東晉以來關於中原的地理概念，其中自然包括著濃厚的中原情結。
即使當時從北方大漠地區興起的北魏王朝，也仍然繼承了關於中原地區的理念，將黃河中游地區稱為中原，這在《魏書》中頻頻見諸記載，《魏書﹒太祖平文帝紀》記載，當平文帝聞聽劉曜殺晉愍帝，對屬下說：“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道武帝廣泛吸納漢人進入統治群體，史稱“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苟有微能，鹹蒙敘用”。《魏書﹒太祖道武帝紀》孝文帝太和七年十二月下詔禁止同姓為婚，他在總結以前諸帝之所以沒有禁止這一現象時說：“皇運初基，中原未混，撥亂經綸，日不暇給，古風遺朴，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太和八年六月在班行俸祿制時，他總結當時北魏社會的狀況是“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魏書﹒高祖紀上》孝明帝在孝昌二年十一月閏月下詔云：“頃舊京淪覆，中原喪亂，宗室子女，屬籍在七廟之內，為雜戶濫門所拘辱者，悉聽離絕。”《魏書﹒肅宗紀》這幾條材料說明北魏統治者對中原作為一個地區的認識是非常清楚的。在《魏書》的傳中多次出現“中原崩否”、“中原喪亂”、“仍亂中原”、“中原蕩然”、“中原作戰鬥之場”、“中原無主”和“平中原”、“定中原”、“征中原”、“中原既平”、“中原稍定”、“光宅中原”、“移宅中原”、“光化中原”、“經營中原”、“中原始平”、“跨據中原”、“中原兆建”以及“中原冠帶”等說法，均已證明北魏人的心目中，中原已經是一個地區。在《周書》、《北齊書》中也都把中原作為一個地區看待。
上述論證表明從東晉南北朝以來，中原地區已經作為一個相對完整的地理概念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後來的每一個朝代都沿用了中原地區的地理範疇。如宋代陸游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作為千古流傳的名句，就蘊含了南宋人對中原念念不忘的情結，可以與六朝人相比。中華書局影印1936年版的《辭海》釋“中原”一詞云：“古稱河南及其附近之地為中原，至東晉南宋亦有統指黃河下游為中原者。”可能就是根據上述歷史事實而得出的。《辭源》解釋“中原”云：“狹義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帶。廣義的中原，指黃河中下游地區或整個黃河流域。”
綜合上文所論，我們認為，中原地區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它的提出和最終被人們認可和接受，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大約在春秋時期開始出現中原地區作為地理意義上的概念，但是並沒有被人們所接受。經過兩漢時期的發展，中原一詞仍然是原野和地理概念並存。到了六朝時期，由於西晉王朝覆亡，黃河流域被少數民族占領，大批居民南遷，這些離鄉背井的人雖然漂泊在異鄉，但仍然時時刻刻不忘故土，因而過去不被人們提起或看重的“中原”開始作為一個地區頻頻出現在人們的口頭上。
民族融合
中原地區一、先秦時期
這一時期是中華民族的孕育時代，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大遷徙、大融合的時代。炎、黃二帝是傳說時代的英雄人物，是遠古兩大部落集團的領袖，其活動區域主要是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黃帝打敗炎帝，兩族便進一步融合。鄭州大河村遺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遺址，從出土的陶器看，不但有典型的仰韶文化，而且還有東部的大汶口文化及南方的屈家嶺文化的因素，表明這一時期已經實現了中原文化與東夷文化、南方苗蠻文化的融合，華夏民族文化已初露端倪。
夏、商、周三代來源各不相同，夏部族是黃帝後裔，居住在中原地區河洛一帶，公元前2100年前後建立了夏王朝，這標誌著我國歷史進入到文明時代，華夏族的名稱也隨之產生。遊牧起家的商族本是東夷人，幾經遷徙到達河南東部。最初活動於渭水流域的周族，原是西戎的一支羌人，滅商後勢力擴大到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可以說，中原地區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史記·封禪書》就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夏二里頭文化，偃師商城、商湯的西毫、殷墟、東周的都城洛邑，都在今河南境內。這一時期在中原地區與夏人、殷人、周人錯雜而居的還有蠻、戎、夷、狄等少數民族，如東周都城洛陽附近便有陸渾之戎、伊雒之戎。到了戰國時期，中原地區的一部分少數民族消失於史乘之中，表明他們已與華夏族融合，成了新的華夏族。這個華夏族是由黃河中下游的炎黃集團及部分東夷集團為主體形成的。這其中除了夏人、殷人、周人的血統，還有一部分少數民族的成分，可見華夏族本身便是多民族融合的共同體。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漢族，則是在華夏族的基礎上從漢代開始形成的，它的血統里融合了許多少數民族的血液。漢族的形成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產生了一個強有力的凝聚核心。夏、商、周三代族別不同、發祥地各異，但都尊奉黃帝為共同祖先。直到魏晉以降，南下建立政權的北方少數民族還尊奉黃帝、夏禹為祖先。儘管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已經證明華夏民族並非來源於一個祖先，而千百年來人們卻一直把炎黃二帝作為中華民族始興與統一的象徵，不管走到哪裡，都自稱是炎黃子孫。這種發端於遠古而歷久彌新的觀念，成為不同地域的人們所共有的民族意識。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
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這一時期“是民族大雜居、大融合的一個比較明顯的時期”。歷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是伴隨著野蠻民族的征服開始的。北方少數民族紛至沓來，在黃河流域建立了許多政權。大遷徙造成了中原地區胡漢雜居的局面，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他實行的一系列改革鮮卑舊俗的措施，目的在於鞏固北魏政權，但在客觀上卻促進了鮮卑族同中原漢族的融合，鮮卑族的優秀文化也被中原漢族文化所吸收，如他們管理畜牧業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區得到了廣泛傳播。民族融合是一個互相滲透的過程，少數民族的漢化與主體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時進行。從三國、兩晉至南北朝的三個半世紀中，進入中原的一批少數民族社會發展已基本上與漢族相一致，經濟、文化、語言、服飾、姓氏、習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異逐漸消除，經過雜居與通婚，血統上二者也融為一體了。至北魏後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數民族已不見於史冊，柔然、吐谷渾、敕勒等也與漢族逐漸融合，洎至隋朝統一黃河流域，從北方遷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差不多都被漢族融化了，連鮮卑族也最終完成了漢化。河南濬縣等地尚有匈奴赫連氏的後裔，但除了姓氏外，已沒有匈奴族的任何特徵了。
三、唐五代時期
這一時期，又有許多少數民族被中原地區的漢人融合，成為漢族。唐代洛陽是北方交換的中心，“商胡販客，日奔塞下”，西北方的少數民族及中亞、日本、朝鮮半島的外國人長住洛陽，多種民族文化的融匯交合，使唐代成為中華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五代時期中原地區先後建立了後梁、後唐、後漢、後晉、後周5個王朝，其中的後唐、後漢、後晉分別是沙陀人李存、劉知遠、石敬瑭建立的，沙陀源於突厥。李存攻陷梁都開封，在洛陽建立後唐，標誌著沙陀突厥勢力正式登上了中原地區的政治舞台，從而使西北和東北的大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這3個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仿照中原地區的傳統模式建立起來的，由沙陀人與漢族上層貴族聯合統治，軍隊也是如此。婚姻上沒有禁忌，沙陀皇帝的后妃多為漢族，百姓間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通婚就更為普遍，再加上五代時盛行的義養風氣，沙陀皇帝往往選拔漢人中驍勇善戰者為假子、義兒，結成政治集團，這在客觀上加速了各民族間的融合。
四、宋遼金元時期
長達4個多世紀的宋遼金元時期是中原地區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時期，河南省的蒙古、維、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就是在這一時期進入的。北宋與遼、金、西夏諸國並存，使軺相接，絡繹於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來到了開封。其它的少數民族，“至於羌氐(上棘下人)翟，儋耳雕腳，獸居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周邦彥《汴都賦》許多人後來定居於中原。契丹人大批進入中原是在金國滅亡北宋以後，金國統治者“慮中州懷二三之意，始置屯田軍，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以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大金國志·屯田》至元代中葉，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視同於漢人，陶宗儀在《南封輟耕錄》中所列漢人8種就有契丹人，元代後期“契丹”之名便逐漸消失了。女真人的內遷從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沒有停止，特別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壓迫遷都汴京，內遷的女真人更多，約占女真人總數的一半。他們與漢人錯雜而居，互為婚姻，改用漢姓，提倡儒學，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漸喪失。元代統治者將女真人、漢人、契丹人同列為第三等級，政治待遇相同，這在客觀上消除了女真人與漢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漢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區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漢族中了。
蒙古人、色目人是因戍守而進入中原的。元朝統一全國後，因幅員遼闊，需屯兵駐守，便“以蒙古、探馬赤軍鎮戍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這項措施使得大批蒙古、色目軍士離開故土，遷入中原各地，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與民雜耕，橫亘中原”。元朝統治者本想對漢人、南人實行軍事監視，不料卻導致了他們的漢化，河南濮陽的西夏遺民在家譜中說：“時北方人初至，猶射獵為俗，後漸知耕墾、播殖如華人。”前至元年間，全國農業地區普遍成立“社”，政府命蒙古、探馬赤軍人一體入社，勸課農桑，他們入社後與漢人關係更為密切，甚至互相通婚。至元末明初，經過長期的雜居交往，蒙古人與維、回、西夏遺民等色目人與漢人已達到了相忘相化，不易識別的程度。朱元璋即位伊始，便下詔禁止胡服、胡姓、胡語，留在中原的蒙古、維、回、西夏遺民為避免歧視多改漢姓。改姓這一舉動不同程度地加速著新的民族同化，許多少數民族變成了漢人，擴大了漢族的外延。中原地區歷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實證明：少數民族對中原地區發達的經濟、文化的認同是形成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至關重要的因素。漢族理所當然地成為凝聚力的核心，也證明了馬克思“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的論斷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