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秦戲

西秦戲

西秦戲初考系明末西秦腔(即琴腔、甘肅調)流入海(陸)豐後,與地方民間藝術結合,至清初遂逐漸游離於本腔(西秦腔)而自立門戶,形成了別具風格與特色的西秦戲劇種。音樂唱腔為齊言對偶句的板式變化體。設有老生、武生、文生、正旦、花旦、紅面、烏面、公末、醜、婆等十個行當。西秦戲植根海陸豐,流行於粵東,到過閩南、台北、廣州、香港及東南亞。

概述

戲曲劇種。又名亂彈戲,流行於粵東閩南一帶。

明末清初,廣州方言地區及潮汕閩南語地區,都有西秦戲流行。一路從湖南、湖北傳入,一路從江西、福建傳入,故西秦戲有上、下路之分。清乾隆元年(1736)以前,西秦戲已在廣東廣為流傳,其曲調有正線、西皮、二簧、小調四類。正線是西秦戲的主要聲腔,又分二方(也叫二番)、平板、梆子三種,以二方為基本曲調,與陝西的漢調二簧近似;平板接近皮簧戲的四平調(平板二簧);梆子吹腔相近。故有人認為西秦戲與秦腔漢調二簧徽劇均有淵源關係。

除正線外,西秦戲的西皮與粵劇梆子(即西皮)相同;二簧接近廣東漢劇二簧。伴奏樂器有頭弦(俗稱“硬子”)、二弦三弦月琴、大小嗩吶、號頭等。武戲常用大鑼大鼓。

西秦戲西秦戲

傳統劇目分文戲和武戲兩類。文戲的主要劇目有:“四大弓馬”、“三十六本頭”、“七十二提綱”等。武戲多取材於東周列國、封神、隋唐、水滸等演義小說。經過整理較有影響的劇目有《回窯》、《斬鄭恩》等。武打藝術宗南派武功,長於表演慷慨悲壯的歷史故事戲。

腳色和場面分為“五行十柱”,即打面行(分紅面、烏面、醜);打頭行(分正旦、花旦、藍衫、婆腳);網辮行(分老生、文生、武生、公末);旗軍行(分烏軍、紅軍);音樂行(分文畔武畔)。著名演員有曾月初、羅振標等。

歷史

西秦戲源自秦腔,即琴腔、甘肅腔。西秦戲傳人海陸豐,說法有二:一說明代萬曆年間,陝西隴右(今甘肅天水)有位劉天虞(與同代戲劇家湯顯祖是攀友),到廣州做官,帶3個西秦腔班子,經過江西流人粵東、閩南、台北一帶,後來在海陸豐紮根,並與海陸豐民間藝術和語言結合,逐漸游離於西秦腔而自立門戶,形成現在的西秦戲;一說明代崇楨年間,甘肅一帶的李自成敗軍沿閩贛邊界進入廣東之後,敗軍中一些陝甘藝人在海陸豐聚班演戲所流傳下來的。

西秦戲植根海陸豐之後,深為廣大民眾喜聞樂見。西秦戲的唱、白雖然沿用中州音韻,但曲文通俗淺顯,加上藝人們不斷學習正字、白字等兄弟劇種和民間藝術的長處,以豐富和提高自己,因而使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別具風格與特色的地方劇種。在清代乾隆、嘉慶年間,海陸豐竟擁有40多個西秦戲班,流行地區從原來的粵東、閩南。台北,擴大到廣州、香港、澳門及東南亞等地。

藝術特色

西秦戲表演風格粗獷豪放,雄渾激昂,長於武戲,其武打技巧取法南派武功。西秦戲腳色分"打面行

西秦戲西秦戲
"、"打頭行"、"網辮行"、"旗軍行"幾種,"打面行"包括紅面、烏面、醜等;"打頭行"包括正旦、花旦、藍衫、婆腳等;"網辮行"包括老生、文生、武生、公末等;"旗軍行"包括烏軍、紅軍等。西秦戲傳統劇目有一千多個,其中較有影響的包括《龔克己》、《三官堂》、《寶珠串》、《販馬記》等"四大弓馬戲",《打李鳳》、《棋盤會》等"三十六本頭戲",《斬鄭恩》等"七十二提綱戲"等,《回窯》、《葛嫩娘》、《秦香蓮》、《趙氏孤兒》、《游西湖》等劇目也深受觀眾歡迎。

西秦戲的音樂唱腔為齊言對偶句的板式變化體,曲調有正線西皮二簧小調四類。正線是西秦戲的主要聲腔,又分二方、平板梆子三種。西秦戲唱、白沿用中州音韻,男女異聲同調,男唱真嗓,女唱假嗓。樂隊分"文畔"、"武畔"兩種,"文畔"使用頭弦、二弦、三弦、月琴、嗩吶、號頭等樂器,"武畔"主要使用鑼鼓等打擊樂器。

西秦戲,源遠流長。陝西田益榮先生在《秦腔史探源》中說,明萬曆年間,陝西隴右(今甘肅天水)有位劉天虞(同代戲劇大師湯顯祖的摯友)來廣州做官,帶了個西秦腔班子,經江西流入粵東、閩南、台北一帶,後來在海陸豐地區紮根,與當地民間藝術、語言結合,遂逐漸游離於本腔(西秦腔)而自立門戶,形成了西秦戲(載陝西《藝術研究會萃》第三期)。

甘肅一帶,又有一說是明崇禎年間,李自成的敗軍沿閩贛邊界進入廣東之後,敗軍中一些陝甘藝人在海陸豐聚班演戲所留下來的。

西秦腔系明代在甘肅產生的戲曲聲腔,據史籍載,甘肅隴山之東(即隴東,今陝西隴縣一帶),古為秦州屬地,南北朝時設隴東郡,後置隴州,由於地處秦國之西,故此秦地民俗,習慣稱為“西秦”。於此,可見甘肅調,由地域方位而稱“西秦腔”似是無疑的。清吳太初《燕蘭小譜》云:“……琴腔,即甘肅調,名西秦腔”。今人張庚、郭漢城也說:“總之,琴腔也好,甘肅調或西秦腔也好,名稱雖異,實際上是一回事”。他們又認為:“……遠至東南沿海的廣東潮汕一帶,仍有當年輾轉流傳過去的西秦腔(今稱西秦戲)被保留在那裡,在當地安了家,落了戶。”(均見《中國戲曲通史》)

現在西秦戲的主要聲腔正線調,也許就是早期西秦腔(老二黃)的遺聲遺調,如流行至今的正線劇目《二度梅》、《大紅袍》、《仁貴回窯》、《劉錫訓子》、《李旦走國》、《遊園耍槍》等,秦地明代史籍均有記載,至於傳統“四大傳”、“八小傳”、“四大弓馬”、“三十六本頭”、“七十二小出”等,皆普遍被保留在秦地諸劇種之中。
那么,以“52”(合尺)定弦的劇目何以叫“正線戲”呢?這可能是沿襲了秦人喜歡以樂器和音樂特色給聲腔取名的習慣——如將同州腔稱為“梆子腔”、西路戲稱為“亂彈”一樣,待到清初至乾隆年間,同樣以“52”定弦的江西宜黃腔和湖南祁劇、安徽徽劇的二黃腔流入廣東,影響了西秦戲,前輩藝人們為了以正視聽,便把自己原來以“52”定弦的老二黃,區別於同樣以“52”定弦的外來聲腔而稱“正線”(音樂定弦叫“合尺線”,劇目演出叫“正線戲”),以示“正統”、“正宗”之意,究竟是否如此,尚待眾家研究。

至於西皮腔,《中國戲曲通史》載:“西皮戲,興起於湖北,但它不是從湖北本地民間曲調中成長起來的,而是外來聲腔,即梆子腔在當地演變形成的。一般認為,梆子腔由山陝地區傳到湖北襄陽一帶,形成具有特色襄陽腔,後來再經湖北藝人的豐富加工成了“西皮腔”。這個“外來聲腔”,究竟是指什麼地方的呢?清人張亨甫與謝章鋌均認為“西皮”來自“甘肅腔”(見《金台殘淚記》、《賭棋山莊詞話》)。西秦戲已故名老生曾月初生前曾說:“世代相傳我們的老祖宗是從陝甘帶著正線、西皮一起來的。”這樣看來,“西皮腔”,似乎也是 “甘肅調”變化過來的。我想,上面既然對西秦戲的本腔——“正線調”的淵源與內涵作了一些探討,這裡關於“西皮腔”就不多贅了。

發展與繁榮

西秦戲自清初在海陸豐形成之後,它的唱、白雖然沿用中州音韻,但曲文通俗淺顯,

西秦戲西秦戲老藝人唐托師傅與許翼心教授

深為廣大民眾喜聞樂見,加之他們不斷學習兄弟劇種和民間藝術的長處(如正字戲的三國劇目、崑曲牌子和民間的南派武功等)來豐富自己,使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別具風格與特色的地方劇種。在乾嘉年間,竟擁有三十多個班子,流行地區從原來的粵東、閩南,擴展到廣州香港東南亞等地。

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結構解體,經濟、文化發生巨大變化,廣州、汕頭一躍而成為對外貿易城市,人口集中,商業發達,新興的粵劇、潮劇分別紛紛進入省港和汕頭,並且各自以為中心,承值官商酬神演出。因此原來流行於潮汕的西秦戲,由於唱、白仍操中州音韻,既古老又拘謹,無能與用方言唱、白的潮劇競爭,便逐漸南退海陸豐,這是一面;另一面,粵劇也銳意改良,唱、白由官話改為方言,有效地占據了粵語地區,又使西秦戲不得西進而止於惠陽東部(今惠東縣)的閩南語系地帶。

當時,由於海陸豐的封建勢力仍很穩固,又有足以維持自給的優越自然條件,故西秦戲東、西受阻,集中海陸豐之後,得以偏安一隅,“自耕自食”,少與外界劇種交流,一直保持著固有的古樸風貌。然而,此時正在急劇變化競新的粵劇、潮劇和外江戲(廣東漢劇),又不斷流入海陸豐,刺激了西秦戲;當地民眾也不滿足於它那種固步自封的狀態,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加上西秦戲和正字戲、白字戲三個劇種的幾十個班子,都擠在海陸豐這塊狹長的沿海地帶,於是互相競存,促進了西秦戲的變化。
西秦戲在變化中,大大發展與豐富了提綱戲(即純科白或科白夾唱的劇目)。由於提綱戲是用大嗩吶和大鼓、大鑼、大鈸等擊樂伴奏,氣派雄壯,既適應了城鄉廣場的演出,又迎合了民眾酬神喜慶崇尚熱鬧的要求,因此給西秦戲開闢了一條從發展走向繁榮的道路。
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動盪不安,而地處沿海偏僻地帶的海陸豐,由於陳炯明得勢,又使西秦戲得以安生和發展。這期間,有一些班子,又衝出海陸豐,闖到潮汕、閩南和廣州、香港去,其中順泰源班、雙福和班、賽豐年班和慶台春班,還遠涉重洋赴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外埠演出,播下了種子,如吉生戊生福婆等,落籍海外,繼續從事僑胞業餘西秦戲演唱活動,並培養了亞玉、亞蘇、亞三、貴金等一批女旦回國,開創了西秦戲由女人扮女角的歷史功績,其中周生、俸旦等還娶了外籍妻子回來。
西秦戲的提綱戲盛行,其歷史作用是應該肯定的:一是在當時處境困難的歷史條件下,不但適應了形勢和人民的需要,而且使劇種的生命得以延續不滅;二是發展和豐富了原有的《封神傳》、《隋唐傳》、《後五代傳》、《宋傳》等一批數量可觀的連台本戲;三是增強了藝術表演力,在念、做、打(特別是武功)方面,都突破了傳統套式,自成一格;四是充分發揮了藝人的聰明才智,造就了一批批很有聲譽的演員,如已故的烏面戴(演所謂“三王”中的紂王、趙王和李晉王)、紅面水祝(演秦瓊和趙匡胤)、念砂醜(演程咬金和馬迪)、玉生(演楊六郎和廣成祖)、宗滿生(演王雲和假柳絮)、彬生(演羅成和伍辛)、戇生(演薛仁貴和宋江)、九旦(演無鹽女和陶三春)、松旦(演姜後和伍梅)、發旦(演妲己和閻惜嬌)、炮婆(演楊令婆和國太)、振標生(演徐棠和高懷德)、烏面俊德(演李鳳和鄭恩)等等,都是經過千錘百鍊,演好了提綱戲而出名的。但是由於提綱戲粗製濫造,以致不少具有嚴格要求的傳統文戲和精湛的表演藝術逐漸失傳、湮沒;其次,提綱戲重做不重唱,使唱工藝術得不到發展。

繁榮向衰落

縱觀歷史,西秦戲是沿著一條迂迴曲折的道路,從發展走向繁榮,直至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陸豐碣石玄武山祖廟重光,還有十班大戲(包括正字戲、西秦戲)應聘雲集碣石鎮演出,於此可見當時海陸豐地方戲曲活動還是很興盛的。

1922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海陸豐暴發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彭湃在《海豐農民運動》一書中,對農運前海豐文化狀況的分析是:“鄉間完全沒有閱報演講團平民學校之設,不過有唱戲唱曲及舞獅種種之娛樂機關,然其中的戲劇歌曲文章幾千年來差不多是一樣,所以農民的思想,一半是父傳子子傳孫的傳統下來,一半是從戲曲的歌文中所影響而成了一個很堅固的人生觀。……”彭湃深明戲曲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所以在暴風驟雨般的革命運動中,能很好地爭取、團結、教育、改造戲曲藝人,稱呼被統治階級視為“廢人”的演員為“善廢人”,並與之交朋友,如當時西秦戲的演員戴淨、玉生、發旦等,都經常被彭湃邀到“得趣書室”共商改良戲曲事宜,至1925年,終於成立了紅色“梨園工會”。

1927年,海陸豐農民第三次奪取政權之後,11月18日至21日,在紅宮舉行的“海豐全縣工農兵代表大會”中誕生了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府,全體代表熱烈通過了一條“改良戲劇”的決議案。是年除夕,海豐縣蘇維埃為歡度奪取政權後的第一個元旦,隆重組織戲劇活動,西秦戲順泰源班應邀演出了《秦瓊倒銅旗》提綱戲,大受歡迎。在歷時六年(1922—1928年)如火如荼的海陸豐農民運動中,西秦戲和正字戲、白字戲,都得到保護和發展,向來被統治階級視為“戲仔”,“腳底人”和下九流的藝人,也撐起腰板,開始了做人的權利,投進革命的風暴,充分發揮了他們和戲曲的作用與功能,在中國近代革命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1928年,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西秦戲藝人同海陸豐人民一樣,都遭受到嚴重摧殘與迫害,因而戲班逐漸走向衰落。

抗日戰爭爆發,1941年和1945年,海陸豐先後兩度淪陷,日本侵略軍頗忌表演粗獷、激昂的西秦戲,偶有演出,輒遭鬧台禁演。國難當頭,其間又逢大饑荒(1943年),城鄉經濟破產,民不聊生。原僅存的幾個班子,也都散夥,名演員戴淨、水祝淨、宣醜念砂醜發旦松旦、貴金(女)旦等三十餘人先後餓死,從此,西秦戲元氣大損,江河日下,幾乎陷於無可挽救的地步。

1945年,抗戰結束,內戰又起,災禍延綿,西秦戲處境更加艱難,其所存的新順泰源、慶壽年和慶豐年三個破爛班子奄奄一息,處於臨頻湮沒的狀態。

1949年,只剩下一個瘡痍滿目的慶壽年班。

現狀說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西秦戲獲得了新生,倖存在世的老一代藝人張漢標、羅宗滿、曾月初、

西秦戲西秦戲

陳銘詡、林泳、馬富、張木順、曾炮、林德祥、張德、蔡栗、周世妹、林白妹,以及名演員羅振標、孫俊德、陳伯思、周漢孫、唐托等,都對新中國寄於無限希望與信賴,相繼匯集到慶壽年這個唯一的班子,他們團結起來,仿效大革命時期的做法,開展合法鬥爭,把班主制改為集體所有制,實行評工定分的工資分配製度,改慶壽年戲班為海豐縣工人劇團(後又復名慶壽年劇團)。1950年、1951年,先後赴香港、廣州演出。1952年,海陸豐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劇團解散,藝人回鄉分田務農。

1953年,土改和土改複查結束,省文化局和東江專署文教科派員來海豐,幫助恢復慶壽年劇團,並開始吸收劉寶鳳、羅惜嬌兩名女旦,恢復西秦戲較長時間中斷了女旦的新面貌。接著,新文藝工作者呂匹、馬康等參與了劇團改革工作。

1956年,海豐文化科正式建立。有效地加強了對劇團的領導和管理,並積極發動與組織老藝人搶救藝術遺產,挖掘、記錄、整理了《仁貴回窯》、《重台別》、《劉錫訓子》、《宋江殺惜》、《審馮旭》、《斬鄭恩》、《棋盤會》、《胡惠乾打擂》、《桂技寫狀》、《秦香蓮》、《徐棠打李鳳》、《崔梓弒齊君》、《救宋王》、《錯園耍槍》、《轅門罪子》等七十多個優秀傳統劇目上演。同時,對唱腔音樂、表演藝術、舞台美術和臉譜等方面都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提高,使西秦戲枯木逢春,欣欣向榮,別開新面。

1956年,慶壽年劇團接受政府登記之後,改名為海豐縣西秦戲劇團。1957年赴省匯報演出,劇目《斬鄭恩》、《仁貴回窯》和《重台別》等,受到文藝界的好評。
1961年,在省文化局的支持下,海豐縣西秦戲劇團派出劉寶鳳嚴木填張德蔡廉等十名演員與音樂人員,赴陝西省戲劇院學習七個月,包括過去先後移植了《趙氏孤兒》、《游西湖》、《白玉真》、《三滴血》和《殺生》、《殺廟》、《推澗》、《雙下山》、《三對面》等九個長短劇目,又吸取了秦腔藝術的諸多長處,促使本劇種在唱腔音樂、表演藝術各個方面的進一步改革和創新,特別為後來編演現代戲(如《貨郎計》、《哥妹倆》、《鐵孩子》、《赤鄉烈火》等)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正當西秦戲以嶄新的姿態邁開步伐向前發展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到來,“四人幫”實行了文化專制主義,一切劇目不但通統被扣上“封、資、修”黑貨的罪名而大加鞭撻,甚至連劇團也遭強行解散,演職員被迫回鄉務農。老一輩藝人境遇更加淒涼,有的掃馬路度日(如名武生林泳),有的氣瘋致死(如名文、武生羅宗滿),有的上吊尋求歸宿(如名老生曾月初)等等,至此,這批出身於華天樂著名科班、肩負傳宗接代的名演員,終於在“文革”中死絕。
1973年,海豐縣唯一的文藝團體——宣傳隊,改為西秦戲與白字戲“兩下鍋”的混合劇團,實行了板腔與聯曲空前“大聯合”,他們按照“四人幫”欽定的京劇“樣榜”移植演出的《杜鵑山》,難於表現出西秦戲的特色。

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央號召恢復地方劇種。1979年,在省文化局的扶掖下,終於恢復了海豐縣西秦戲劇團。重建的劇團,雖然百孔千瘡,但能為拯救劇種和服務人民、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一定貢獻。1991年和1992年先後參加第四屆廣東省藝術節和全國“天下第一團”(南片、福建)展演,劇目《秦香蓮》、《斬鄭恩》及演員皆獲佳獎。連年來,七度應邀赴香港演出,傳播了鄉音,溝通了鄉情。

香港文志唱片公司、東南亞唱片公司和廣州唱片社合作,幾次來團錄製了優秀傳統劇目《回窯》、《重台別》、《劉錫訓子》、《五台會兄》等16盒卡帶,遠銷重洋。另方面由於藝人外流,造成今天青黃不接,行當不全,致使在劇目創作、藝術生產和演出上都存在不少問題,亟待解決。

新的歷史時期,對戲曲事業提出了新的要求,回顧明清以來西秦戲所走過的路,成敗興衰,是可以從中悟出一條有益的經驗和教訓,用以促進劇種之振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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