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兩漢全書》被列為“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項目”“國家九五十五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的《兩漢全書》由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董治安教授主持編纂。編寫工作從1994年開始醞釀，到2008年底工作基本完成，歷時10餘載。
在山東大學舉行的兩漢學術文化暨《兩漢全書》出版研討會上了解到，《兩漢全書》規模宏大，資料豐富，突出“力求其全”的原則，匯錄了自西漢高祖元年至東漢獻帝延康元年四百餘年間的所有文獻，包括各種專著、別集、單篇詩文賦、經籍傳注、國小著作及石刻簡牘等，收錄人物達870餘人，總計1300餘萬字，分36冊出版，全書繁體豎排。
特色
來自海峽兩岸的高校資深學者今天匯聚濟南，共同研討近日正式出版的《兩漢全書》這部兩漢現存文獻總匯，兩岸學者高度評價了這部迄今為止海內外第一部兩漢現存文獻的總匯。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安平秋教授說，《兩漢全書》是當前全國古籍整理界的一部典範之作，也是流傳百年、千年的傳世之作。《兩漢全書》不僅僅收錄了漢代人自己的著作，同時也把漢代人對前代文獻的注釋收錄進來，而這部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台北大學文學院院長王國良教授說，《兩漢全書》的出版是一件盛事，它把兩漢所有現存的文獻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非常珍貴。建議山東大學出版社能出全文的電子版，讓全世界的人享用這辛勤努力的成果。
在山東大學舉行的兩漢學術文化暨《兩漢全書》出版研討會上獲悉，正式出版的《兩漢全書》是迄今為止海內外第一部兩漢現存文獻的總匯。據該書主編、山東大學教授董治安介紹，《兩漢全書》總計36冊，1300萬字。全書繁體豎排，新式標點，匯錄自西漢高祖元年(前206)至東漢獻帝延康元年(220)凡400餘年間各種專著、別集、單篇詩文賦、經籍傳注、國小著作及石刻簡牘等所有文獻，是迄今為止海內外第一部兩漢現存文獻的總匯。
全書基本以人物為單元排列先後，於人物名下逐次著錄有關文獻。各人物名下，首列專著(依經、史、子為序)，次列別集(含單篇文、賦、詩)，再列其它文獻資料。《全書》既是斷代專著的集成，又是一系列新編漢人別集(及單篇文、賦、詩)的總匯，具有一代總集的性質。縱觀《全書》，兩漢四百年學術文化發展的脈絡清晰可見；考查人物，則其全部著作和有關資料一覽無餘，極便查用。
研討會
山東大學“兩漢學術文化暨《兩漢全書》出版研討會”在山東大學邵逸夫科學館報告廳舉行。山東省政協副主席王志民、山東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尹薇、全國高校古委會主任安平秋教授出席會議並講話。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院長傅永軍教授、副院長杜澤遜教授先後主持了研討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台北大學文學院院長王國良教授，山東師範大學資深教授安作璋，山東大學終身教授袁世碩，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院長韓格平教授，《兩漢全書》主編、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獻研究所董治安教授，山東大學出版社社長於良春教授先後發言，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鄭傑文教授作了總結髮言。各位專家學者對於《兩漢全書》的出版給予了高度評價，一致認為《兩漢全書》為研究秦漢史的專家提供了一部很難得的好書，可以推動兩漢文史研究，可以引發新的課題的研究，不僅適應了學界的迫切要求，也適應了時代的需要，必將對兩漢學術研究起巨大推動作用，也將對其它時代的文獻整理與研究起到典範作用。《兩漢全書》是全民族的文化建設的基礎工程，也是當今古籍整理水平和成就的重要標誌之一。會議期間還進行了兩場學術討論。來自全國高校、科研機構及海外的專家學者60多人參加了會議。
《兩漢全書》由董治安教授主持編纂。編寫工作從1994年開始醞釀，到2008年底工作基本完成。歷時10餘載，可謂兩漢文獻集大成之作。董治安教授曾任山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現為（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自1993年起，任中國《詩經》學會副會長。著有《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齊魯書社1994年版）、《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等，主編有《詩經要籍集成》（雙主編之一，學苑出版社2002版）、《中華大典•文學典•先秦兩漢文學分典》（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等；是高亨先生遺著《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版）的整理者，主持編纂整理《高亨著作集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兩漢全書》被列為“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項目”、“國家‘九五’、‘十五’、‘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九五’、‘十五’、‘十一五’規劃項目”，並由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山東省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全書》規模宏大，資料豐富，突出“力求其全”的原則，凡屬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獻帝延康元年（220年）之間的所有文獻，如各種專著、別集，單篇詩、文、賦以及經籍傳注、國小著作、石刻簡牘等，包括佚文殘篇，悉予匯錄，統一編排；收錄人物達870餘人，總計1300餘萬字，分36冊出版，是迄今為止海內外第一部兩漢現存文獻的總匯。全書繁體豎排，由山東大學出版社於2009年12月出版。
國內外著名專家先後對《兩漢全書》的編纂與出版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子今教授評價說：“《兩漢全書》是一部規模空前浩巨，總括兩漢時期所有現存文獻的大型叢編。這部漢代文獻叢集工作的新成果，可以看作漢代文獻整理與研究的等級最高的成就。其學術價值以及所體現的出版業的輝煌成功，可以借用明人詩句稱美，即所謂‘允集大成’，‘卓乎獨盛’。”
韓格平教授評價說：“《兩漢全書》是編纂漢代大型斷代文獻集成的首創之舉，亦是編纂中國大型斷代文獻集成的一次成功嘗試。編纂體例兼有傳統叢書、總集的學術功能，便於讀者從作者時代發展的縱向脈絡，以及時代相近作者的橫向比較兩個視角使用，既適用於漢代現存文獻的實際狀況，亦為編纂我國大型斷代文獻集成提供了新的範式。編纂者充分考慮到滿足海內外學者渴望全面獲取兩漢文獻資料的學術期待，考慮到當今社會賦予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的時代職責，具有較為寬廣的學術胸襟與較高的學術勇氣。”
國家圖書館《文獻》季刊常務副主編張廷銀教授評價說：“《兩漢全書》整理小組牢牢把握精和全的辯證關係，廣搜博引，精審詳核，積十餘年之功而成真正的漢代文獻集成。其最主要的啟示，大略有三：廣泛吸收各種新發現文獻，以努力實現文獻之博全；詳審資料，以實現文獻之精準；比照並選擇最佳文獻載體，以實現來源最最佳化。就目前的兩漢文獻整理工作而言，該書是值得信賴的，因為它的編纂者的學術態度是比較令人放心的。”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劉躍進教授評價說：“《兩漢全書》編纂者有著豐富的古籍整理經驗，體現在《兩漢全書》的整理上，就是選擇好工作底本，宋刻元刊固然重要，但也不是唯古籍是瞻，而是從實際出發。在校錄過程中，儘量保留古籍面貌，重要的異文出校勘記。所有的文獻都標明原始出處，以便查證。碑刻文獻匯總清季以前者，除常為學界徵引的《隸釋》、《隸續》等名著外，對於晚近的《漢碑全集》、《北京圖書館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等亦多據拓本逐字核校。至於大量簡帛，由於涉及到著作權問題，作者對於1906年至2009年間出土的簡帛文獻依照出土順序撰寫敘錄，說明著錄情況，介紹主要內容，列為附編。所有這些工作，都最大限度地保證了這套大書的學術性和實用性，讀者稱便。”
背景
漢代是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時期。在這一前後四百餘年的歷史階段，“大一統”政體得以確立，法治建設有所完善，經濟生活取得進步，文化事業也獲得了豐收。以中原民族為主體，包容周邊多民族的以“漢”為標識的文化共同體已經形成。漢代的文明創造和文明積累，在中國歷史上有顯赫的地位。當時的文化風貌和民族精神，有鮮明的時代特徵。漢代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形式，也對中國此後兩千年來文化傳統的形成和歷史演進的方向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影響。漢代瓦當文字“湧泉混流”、“嘉氣始降”、“流遠純美”、“泱漭無垠”，生動表現了漢代文化的氣度和風貌。後人以“漢文化”指代我們民族的文明成就，不是偶然的。
漢代文獻遺存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史書政論、詩文辭賦、簿籍契約、信函檔案，林林總總，數量極其繁浩，內容十分豐富。這些文獻對於我們認識和理解漢代的歷史面貌和文化風采，具有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構成中國古代文獻總和中的極重要的內容。
1996年，由全國高校古籍整理領導工作委員會統一規劃、組織和重點資助，匯集漢代文獻遺存的《兩漢全書》的編纂正式啟動，並相繼列入國家“九五”、“十五”、“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九五”、“十五”、“十一五”規劃項目。《兩漢全書》與《全唐五代詩》、《全宋詩》、《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戲曲》、《全明文》、《全明詩》、《清文海》共同列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領導工作委員會部署的跨世紀古籍整理工程，時稱“八全一海”。21世紀初，又有《魏晉全書》、《南北朝全書》、《先秦文海》等項目啟動。經山東大學和山東大學出版社歷時十餘年精心整理製作，《兩漢全書》於2010年8月正式面世。
《兩漢全書》共36冊，1300多萬字，包容近900名兩漢人物的論著。時代跨度自西漢高帝元年（前206年）至東漢獻帝延康元年（220年），凡400餘年間的所有文獻，包括專書、別集，以及經籍傳注、詩文辭賦、國小字書及石刻簡牘資料等，可謂兩漢現存文獻最為完整的大型叢編。全書繁體豎排，加注新式標點。每位作者，皆附小傳。所有專著，均有解題。我們分別認識漢代每位學人的文化個性和學術風格，也可以通過相對完整的著述匯集，對當時的文化形勢一覽無餘。按照時代次序縱覽各家論著，也可以體味不同階段文化面貌的時代特性，了解不同學派的發展脈絡。而兩漢學術思想的歷史源流，也可以得到理解的條件。
讖緯，是西漢成哀年間開始流行，到東漢時全面影響社會政治生活的一種文化現象。讖緯的內容，有的解經，有的述史，有的論說天文、歷數、地理等，更多的則側重於宣揚神靈怪異，陰陽五行思想混雜於其中。這些內容，保存了一部分思想史信息，也透露了一部分自然科學進步的軌跡，又記錄了一部分古史傳說。讖緯文獻是漢代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研究漢代歷史文化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但由於“詭為隱語，預決吉凶”（《四庫全書總目》卷六《易緯坤靈圖》）的特點以及與政治的特殊關係，後來遭到否定，幾乎散佚殆盡。因此形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障礙。漢代的讖緯資料現在能得到的比較好的本子有兩種：一是曰人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的《緯書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的《緯書集成》。前者以喬松年的《緯攟》為底本，參校了明代楊喬嶽《緯書》，清代趙在翰《七緯》等多種緯書輯佚成果，並補以中日資料中散見的讖緯佚文，搜羅相當完備，對原文還進行了斷句、標點和校勘。後者除了河北人民出版社《緯書集成》所收文獻外，還有殷元正編、陸明睿增訂《緯書》，劉學寵《諸經緯遺》，顧觀光《七緯拾遺》，陳喬樅《詩緯集證》等。書中還附有編者其他緯書輯佚收穫，並附錄張惠言《易緯略議》、朱彝尊《經義考·毖緯》、陳槃《讖緯書錄解題》等有關緯書校讎、解題資料。而《兩漢全書》對讖緯資料收羅宏富，又超越了這兩種《緯書集成》，收容林春溥《緯候佚文》、廖平《七緯注》和《詩緯新解（補遺）》、畢裕曾《緯候佚文》、湯斌《論語緯附雜錄》、姚東升《古微書補缺》、丁丙《七經緯》等論著，提供了迄今最為完整的兩漢讖緯文獻集成。
王國維先生20世紀20年代在《古史新證·總論》中這樣寫道：“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現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他提出的“二重證據法”，成為學界普遍認同的科學方法。因這一方法的推行而獲得的學術進步，“地下之新材料”的發現、整理和研究作用甚大。為數可觀的石刻資料和簡帛資料，也是具有特殊文化價值的兩漢文獻。《兩漢全書》在全面調查的基礎上，系統地匯收了清代以前早已成為金石學學術基礎的兩漢石刻文獻，同時，對20世紀以來新出土的兩漢簡牘帛書，根據出土次序進行了介紹。這樣的設計，方便了讀者，為“地下新材料”的全面套用，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兩漢全書》的最後兩冊，第35冊的內容是“兩漢石刻文獻”，第36冊是“兩漢簡帛文獻”。這些內容的問世，必然可以從文物資料方面為研究者提供極大的方便。
《兩漢全書》的編排大體科學有序。因涉及兩漢人物甚多，人物按照歷史年代逐次排列，以及以人物為單元排比文獻資料的工作，比較複雜。編排工作難度大，可能不免出現令人心存疑義的問題。比如第4冊“司馬談”占有4頁左右，“司馬遷”占第5冊和第6冊全部，共552頁，篇幅確實比較懸殊。這是將《史記》的編纂完全列入司馬遷名下的緣故。然而，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一《太史公釋名義》說：“《史記》之事，大半談著。”顧頡剛先生也說：“《史記》一書，其最精彩及價值最高部分有二，一為楚、漢之際，一為武帝之世。武帝時事為遷所目睹，其史料為遷所蒐集，精神貫注，光照千古。若楚、漢之際，當為談所集材。談生文帝初葉，其時戰國遺黎、漢初宿將猶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為多方面之記述。此一時期史事之保存，惟談為其首功。其筆力之健，亦復震撼一時，叱吒千古。如聞董生輩轉述夏無且語而寫荊軻，生龍活虎，繪聲繪色，其文學造詣之高可知。其書有傳文，有贊語，開創作之一體，為二千年來史家所共遵，其史學見解之深辟亦可知。故《史記》之作，遷不得專美，凡言吾國之大史學家與大文學家，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馬談’。”不過，認《史記》為司馬遷作品，已經是一種共識。這裡並沒有否定《兩漢全書》學術質量的意思，只是提示大家應當注意，編排工作的難度有多么大。
總而言之，《兩漢全書》是一部規模空前浩巨，總括兩漢時期所有現存文獻的大型叢編。這部漢代文獻叢集工作的新成果，可以看作漢代文獻整理與研究的等級最高的成就。其學術價值以及所體現的出版業的輝煌成功，可以借用明人詩句稱美，即所謂“允集大成”，“卓乎獨盛”。
特點
歷時10餘年的《兩漢全書》終告結撰，已由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據了解，由全國高校古籍整理領導工作委員會統一規劃、組織和重點資助的《兩漢全書》1996年正式啟動，相繼列入國家“九五”、“十五”、“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兩漢時期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資料，但到現在欲得一完璧頗為不易。同時，現存的兩漢典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竄亂和訛誤，許多斷章殘篇更是缺乏必要的調查和整輯。《兩漢全書》以有漢一代為域，以人物為軸，全方位搜羅漢代經、史、子各類專著及散見單篇文章，帶有總集的性質。這種既是叢書又是總集的編纂體式，在文獻整理史上堪稱創舉。
《兩漢全書》總計36冊，1300多萬字，涉及近900位兩漢人物。全書採用繁體豎排，加注新式標點。匯錄自西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東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凡400餘年間的所有文獻，包括各種專著、別集、單篇詩文賦、經籍傳注、國小著作及石刻簡牘等；佚文殘篇雖隻字片語，也無不在網羅之列。《兩漢全書》以人物（卒年）先後為序，並以人物為單元編排文獻。每人之下，先列專著，次列詩文並附以遺文逸句。每位作者名下皆附小傳，略述其生平；專著之下均作有解題。若就一家而言，舉凡出自作者之手的著述和單篇詩詞文賦，均一覽無遺，每個人的藝術特色和學術風格得到了最完整的呈現。若將眾家串聯起來縱而觀之，則兩漢學術的發展脈絡明晰可見，並可顯示出各個不同階段演變的具體特點。
意義
《兩漢全書》匯收並整理西漢高祖元年（前206）至東漢獻帝延康元年（220）間所有文獻，由山東大學出版社整體出版，共36冊，1300餘萬字。該書1996年被列入國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規劃重點項目，並得到專項經費資助。2003年被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列入“古籍整理出版重大工程”，給予出版補貼。據介紹，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於1983年，先秦兩漢文獻的整理研究成為研究所發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兩漢全書》的出版，對漢代文化、學術的研究將具有重大意義。
創作
《兩漢全書》兩漢是中國大一統、以漢族為主體多民族融合的、對外開放的時代，也是封建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種制度奠基的時代。漢代的經學、史學、子學、文學、教育與科技等學術文化領域，豐富多彩，博大精深，起著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這樣一個時代的文獻加以整理，不僅是學界的迫切要求，也是社會的廣泛需要。《兩漢全書》的編纂和出版，是對以往兩漢文獻的整理與深化。
前人對兩漢文獻的整理成果，為《兩漢全書》的編纂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前人編成的總集，其內容質量參差不齊。比較而言，《全漢詩》後出較精，可以為《兩漢全書》所參考使用；《全漢賦》收錄全面，注重校勘，亦可為《兩漢全書》參用。但《兩漢文》卻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和失誤。多少年來，學者明明知道《兩漢文》問題較多，卻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使用它，一直期待著質量更高的替代品。《兩漢全書》的問世，從根本上改變了這樣的局面。
從兩漢專著的整理現狀看，近幾十年來人們普遍把注意力集中在十幾部名著上，它們是漢代文獻中最重要的部分，卻不能代表全部的漢代文獻。漢代文獻中值得整理的專著還有很多，特別是輯佚書。清人洪頤煊《經典集林》，輯漢人著述15部；王謨《漢魏遺書鈔》，輯漢人著述53部；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漢人著述140部；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補編》，輯漢人著述97部；黃奭《漢學堂叢書》，輯漢人著述62部。其他如章宗源、王紹蘭、張澍、茆泮林、宋翔鳳、袁鈞、孔廣林、臧庸、嚴可均、陳鱣、陳壽棋、陳喬樅、胡元儀、姚振宗、王先謙、葉德輝等人亦各有所輯。數量眾多的輯佚書，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無法估量，無不亟待整理。
《兩漢全書》是對兩漢全部現存文獻的彙編與整理。自1996年初開始迄今，積十餘年之功，其規模之宏大，資料收集之全備，體例之完美，底本與標點校勘之精良，都是對此前學術水平的一次引人注目的重要超越。它不僅有力地推動兩漢歷史的斷代研究，而且有助於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全面總結，是一項全民族文化建設的基礎性工程，也是當今古籍整理水平和成就的重要標誌之一。
《兩漢全書》在收錄原則上“力求其全”，凡屬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獻帝延康元年（220年）之間的所有文獻，凡是各種專著、別集，單篇詩、文、賦，以及經籍傳注、國小著作、石刻簡牘等，包括佚文殘篇，悉予匯錄，統一編排。知名人物達870餘人，總計1300餘萬字，分36冊出版。是迄今為止海內外第一部兩漢現存文獻的總匯。
《兩漢全書》文獻的編排力求科學有序，體例有所創新。全書基本以人物為單元排列，於人物名下逐次收錄有關文獻。各人物名下，首列專著，次列文、賦、詩。該書既是斷代專著的集成，又是一系列新編漢人別集的總匯。展觀“全書”，從縱向看，能大體反映兩漢學術發展的脈絡並可顯示各個歷史時期的若干特點。從橫向看，則系統表明一定人物的所有著作，即為該人物的全集。
《兩漢全書》重視底本的選擇與利用。專著類注意選用年代較早的刻本（包括影印本），或清人的精校精刻本，又刻意使用了某些有特定價值的稀見本。別集類除注意選用雖非罕見但價值相對較高的彙編本（如《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外，所收詩、文、賦均據近人研究成果加以補充或訂正。輯佚類首選比較完善或於諸家中較為特殊的本子；若輯本雖多而俱不能令人滿意，則翻檢群書另作新輯。
評價
全面整理前朝之各種著述文獻，是全面認識和總結歷史文化、發展新文化的必由之徑。因此，從曹魏開始，編纂叢書和類書等具有涵括一代或一類文獻的文化行為，就一直綿延不絕。但當我們面對一個相隔久遠的時代，往往會因為文獻記錄之不完備、文獻保存之不完善以及人為的割裂、歪曲等原因，對文獻的搜輯和辨正即存在極大的困難，因而本意圖全之作，其實並不夠全面，甚至出現對彼時文獻的第二次割裂和破壞。乾隆時期聚全國之力而編纂的《四庫全書》尚且不斷有人指出其瑕疵，近些年陸續出現的一些冠以“全書”、“大全”之名的著作，其中的訛誤更令人瞠目結舌，不堪入目。人們越來越期望那些不僅求全更要求精的文獻集成，只有這樣的著作，才能讓人比較放心地使用，因此才真正堪稱“全書”。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由該校一批學有素養的專家集體編纂的《兩漢全書》，似乎讓我們看到了這種希望。兩漢文獻的整理，從漢代的劉向、劉歆到清代的四庫館臣，確實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尚有很多漢代文獻仍處於無整理的散亂狀態，而且前人所為，受時代、個人或資料條件的限制，往往不能盡如人意，也有待於拾遺補闕，匡謬正訛，重新整輯。《兩漢全書》整理小組牢牢把握精和全的辯證關係，廣搜博引，精審詳核，積十餘年之功而成真正的漢代文獻集成。其最主要的啟示，大略有三。
一、廣泛吸收各種新發現文獻，以努力實現文獻之博全
《兩漢全書》彙輯的文獻不僅有傳統的書本文獻，也包括了上世紀初以來陸續出土的各種文獻，尤其是數量眾多的漢簡竹帛，上自1906年新疆古尼雅遺址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所獲西漢木簡，下至2009年北京大學收藏的西漢竹簡，諸如1930～1931年的居延漢簡、1959年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西漢墓《儀禮》簡和18號東漢墓《王杖十簡》等成批成書的出土文獻，以及1951～1952年湖南長沙伍家嶺西漢墓、1974年北京大葆台1號西漢墓、1975年陜西鹹陽靈台縣馬泉西漢墓等出土的僅有一、二可識的漢簡等等。雖然其中一些出土文獻如張家山336號墓、湖北雲夢睡虎地M77號墓、甘肅永昌水泉子西漢墓、北京大學收藏的西漢竹簡等，都只有信息介紹而無全部簡牘釋文，但對於漢代出土文獻的信息匯總，可以說已經做到了最為詳盡。而且還對文獻的發掘、出土、整理情況、文獻的基本內容、文獻圖板及釋文的載錄、出處、學者對文獻的考訂、研究以及該條目撰寫的參考文獻等等，作了非常詳細的說明，為人們了解和研究該文獻，提供了儘可能多的信息。比如1984年甘肅武威五壩山5號漢墓只出土了一枚木牘，其內容為告地文書，兼有安排墓主遺產。這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條信息，因為迄今所見告地文書，大都出土於湖北，諸如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西漢墓、湖北江陵高台18號西漢墓、湖北隨州孔家坡西漢墓、湖北荊州謝家橋1號西漢墓，另有江蘇邗江胡場5號西漢墓也有出土，這給人的印象是告地風俗行於南方，而甘肅武威告地書的發現，讓人們看到的是隨葬告地文書在漢代乃是十分普遍的葬俗。
二、詳審資料，以實現文獻之精準
這比較突出地體現在文獻輯佚上。
由於古人的著作散失較多，因此輯佚古人著作也是學界的一項重要工作。但有些輯佚對文獻的真偽失察，因而常常會出現輯佚與造偽並存的現象。《兩漢全書》在這一點上表現出了比較審慎科學的態度。如關於鄭玄佚作的蒐集，以清人袁鈞的《鄭氏佚書》為最精。但其中的《春秋傳服氏注》為服虔所作，袁鈞以為“服書出於鄭，即鄭學也”，“存服所以存鄭”，故將其刊入《鄭氏佚書》，而《兩漢全書》則將其歸還給服虔。由《隋書·經籍志》可知，《鄭志》為鄭小同所撰，《鄭記》為鄭玄弟子所撰，雖然裡面也含有鄭玄的一些見解，《兩漢全書》也將其排除在外。
《兩漢全書》不僅認真核實甄辨前人的輯佚成果，也特別注意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如關於鄭玄《詩譜》，馮浩菲先生經過研究發現，其中的《小大雅譜》中間有68字的脫文（馮浩菲：《鄭玄〈詩譜·小大雅譜〉大段脫文辨正》，《文獻》2007年第3期），《兩漢全書》遂據以在校勘記中作了說明，以備一說。因此，《兩漢全書》就不僅僅是一部彙輯之作，也是一部研究之著，並且凝聚了眾多學者的共同研究成果。
三、比照並選擇最佳文獻載體，以實現來源最最佳化
選定好的底本，對於保證古籍整理成果的質量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兩漢全書》所整輯的文獻，年代久遠而情況複雜，自然更是如此。從其編纂體例和具體的實踐看，《兩漢全書》在文獻版本的選定上是比較謹慎的。
當一部書的版本較多時，其中時代較早的刻本自在首選之列。但即使是宋、元、明善本，也應當有所選擇，而不能盲從。因為古籍版本的文物價值和文獻價值畢竟不完全相同，《兩漢全書》整輯漢代典籍，更需要側重於文獻價值。《兩漢全書》把底本選定的總目標確定為在廣泛查考的基礎上，從現實條件出發，力圖推出一批堪稱精善、有較多學術參考價值，至少具有當今流傳本所不能替代學術參考價值的好版本。這是符合古籍整理要求的，值得肯定。
比如專著類，注意選用年代較早的刻本（包括影印本），或清人的精校精刻本，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用的是宋嘉定四年江右計台刻本，揚雄《法言》，用的是《四部叢刊》影宋刻本，韓嬰《韓詩外傳》，用的是清光緒吳氏望三益齋刻本，劉向《列女傳》，用的是清阮亨輯《文選樓叢書》本。兩漢別集多系後人纂輯，包括一定人物的詩文賦以及詔令、奏議、論說、對問、銘箴、碑文、序跋等等，內容較為豐富複雜，因此，《兩漢全書》就不再刻意於版本的稀見與否和年代先後，而是選用匯集資料較多、參用價值相對較大的本子，因此，比較多地選擇了汪士賢輯《漢魏諸名家集》、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吳汝綸評選《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選》、丁福保輯《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等總集中的漢人別集。
《兩漢全書》雖然還有其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就目前的兩漢文獻整理工作而言，該書是值得信賴的，因為它的編纂者的學術態度是比較令人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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