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這是一部有較 -百科知識中文網

基本信息

作者：徐雁平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1

ISBN：753364666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頁數：2冊(828頁)

所屬分類：圖書>文學

內容摘要

本書上編研究了清初無錫、徽州之書院及其會講，書院與桐城文派的傳衍，一時之學術與一地之風教：李兆洛與暨陽書院，詁經精舍的學術與文學：從阮元到俞，道光以來金陵書院與文人活動等5個個案；中編介紹了清代東南書院與文士風氣、地方人文的建設的關係及書院生徒的課作的價值；下編考訂了清代書院的課芸、山長及文士活動年表。

內容賞析

《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五章，是五個個案研究，大致有時間的先後，略有史的脈絡；中編三章，是稍具綜合意味的研究；下編三章純為文獻考訂一類，可作為上編、中編的基礎。以下對三編內容作簡要說明，以明撰述意圖。

上編第一章“清初無錫、徽州之書院及其會講”

與明代書院講學活動相比，清初書院講學則有寥落之態，其間惟有無錫、徽州、浙東三地之講學有一定的規模和影響。本章以無錫東林書院、共學山居和徽州的紫陽書院、還古書院為討論對象，並將它們置入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的流變中考量。清初東林書院的恢復，表現出士人強烈的弘道意識，這在眾多的詩文中流露無遺。高世泰與關中李顒在東林書院論學，其實是和而不同，清初學術思想流派的差異於此約略可見。共學山居等講會，承東林書院之統緒，繼續批判陽明心學，而講學更具民間色彩。紫陽、還古兩書院會講的重要士人，如吳曰慎、汪璲、施璜、汪學聖等，皆與高世泰有學術交往，兩書院之會講實際上是東林學術之拓展。徽州書院會講制度完備，持續時間長，促使陽明心學向朱子之學的轉變。兩地書院之講學，與時局及政治疏離，全身心投於修德、格物致知、孝弟等四書五經籠罩下的諸題目的研習。

第二章“書院與桐城文派的傳衍”

書院對清代學術影響極大，對文學的發展亦有推助之功。桐城文派能綿延二百餘年，有諸多原因，其中較為重要的一條是靠書院講學來傳衍。包括姚鼐在內的眾多名家都曾主持書院講席，且歷時較長，培養出眾多弟子，幾乎代有傳人。依此傳衍途徑，桐城文派在廣西形成包括呂璜、朱琦、彭昱堯、龍啟瑞、王拯在內的“嶺西五家”；在河北，經過張裕釗、吳汝綸、王樹柟等人的努力也形成風氣。桐城文派因此以東南一隅為中心擴展開來，在地域上獲得一種平衡，形成既有時間長度又有空間廣度的全國性文派。文學流派的傳衍方式有多種多樣，然而像桐城文派這樣以書院為媒介頗有規模地傳衍，則前所未有，從中亦可稍見教育與文學之間的密切關係。

第三章“一時之學術與一地之風教：李兆洛與暨陽書院”

李兆洛自道光三年至道光二十年主講江陰暨陽書院，他對學術和文學的見解，融貫於傳道授業過程之中。《暨陽答問》是李兆洛在書院的講學記錄，共有一百四十三條“答問”，內容頗豐富，有許多見解不見於《養一齋文集》。“答問”對文章、漢學與宋學、常州學術、禮與“禮即理”、荀子管子賈誼、時勢與人才等問題，多有通達之論。李兆洛之講學實有傳播常州學術之功，其中亦能見嘉道之際學術思想變遷之軌跡。李兆洛以書院為中心，在地方官員及眾弟子的協助之下，將暨陽書院營造為江陰一地談藝論學之中心，“輩學齋談藝”和“講院荷觴”正是在此氛圍中展開。在此之外，李兆洛還主持或參與地方文化建設工作。對於李兆洛而言，這十八年是他學術與文章的黃金時期。　

第四章“詁經精舍的學術與文學”

詁經精舍對嘉慶初年至光緒末年的學術文化有重要影響，可約略劃分為阮元時代和俞樾時代。阮元創辦詁經精舍，實質上是“經籍詁”工作的延續。精舍的創辦，有阮元個人的治學興趣和弘揚漢學的志向。經阮元的苦心經營，詁經精舍網羅了兩浙的才俊。精舍講習立意高遠，徹底突破舉業書院的樊籬，多為後來書院效仿。俞樾謹守阮元定下的規程，以傳衍漢學為職志，在他的詩作中和編選的詁經精舍課作集中，護持漢學的心跡歷歷可見。詁經精捨實際講習時間有八十餘年，肄業生徒有二千八百餘人。詁經精舍人才之培養與學風之營造，對浙江尤其是對杭州一地之人文為功甚巨，“西湖柳枝詞”、“講舍校經”、“俞樓問字”，皆是人文蔚起的標誌。詁經精舍的課作共有八集，學術價值和文學價值頗高，譬如第一集中的十三篇《六朝經術流派論》、四篇《兩漢經師家法考》、五篇《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皆有特別的意蘊。課作集中體現精舍講習和而不同和切磋琢磨之學風。以體裁而論，經史考訂之文和賦作是課作集的兩大特色。因為詁經精舍的學術風氣和成績，它成為嘉道、同光年間有志於古學書院的榜樣。

第五章“道光以來金陵書院與文人活動”

金陵一地書院之講學，自有統系；然太平天國時，此統系中斷達十二年之久。當曾國藩著手復興文教時，是以前朝盛況為標準，而恢復書院講學和興辦書局刻書為復興文教的重要內容。鐘山、尊經、惜陰三書院館舍之修葺、山長之聘請、講學之方向皆由曾國藩籌劃，曾府幕僚亦全力參與。書院恢復，於金陵集結了眾多文士，也培育出大批新人，他們是同光年間金陵文人群體中的重要人物，活動延續到民國初年；同時，書院也催發濃厚的講學氛圍和燕遊風氣。　

中編第一章“清代東南書院與文士之風氣”

書院山長講席，無論脩金還是聲譽，對有文才學識的士人而言，無疑是理想的職業；書院對於肄業生徒而言，可提供膏火和課獎，近似養士機構。書院因其自身特性網羅集結了大批文士，有利於學術和文學的交流，並形成文士在省內或省際之間的流動。從文士的流動而言，東南三省可視為內在關聯緊密的文化區域。因為山長和生徒的集結或多或少與經濟利益相關，也造成了書院講習中的逐利之風。清代書院大多為舉業型書院，一些有識之士，在此大格局下，對講習內容有程度不同的調整，有充分肯定舉業、並試圖開引向上一路者，亦有舉業與古學兼課、或專課古學者。至道光朝，隨著國勢與思潮之變，書院中舉業與正學（或實學）的關係愈顯緊張，故多有效仿胡安定（胡瑗）分齋課士的書院，實學（有用之學）的地位漸漸提升，而舉業一統天下的局面遂有瓦解之跡象。

第二章“東南書院與地方人文的建設”

文人的雅集以及詩社文社等活動，在私家樓閣、園林、館閣和幕府之外，書院也是一重要處所。清代東南地區書院數量眾多，體系完備，經費比較有保障，故能吸納大批文士，展開各種文學活動。書院能成為一個交流中心，山長的才識、志趣和交遊等有很重要的作用，他們是有吸引力的核心。陳廷慶和薛時雨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地方人文之興盛，在地利之外，不可缺人和。以揚州為例，盧見曾和曾燠兩大幕府，網羅了眾多文士，其中有不少人主書院講席，相關文學和學術活動，如唱和、論學、詩歌總集之編纂，時有山長及肄業生徒的參與。而在小邑或稍偏僻之地，如浙江硤石及黃岩，因為書院士人的扶持斯文，兩地之人文亦各具特色，有文酒之會、“九峰擁書圖”與“九峰讀書圖”的風雅。書院講學，對不少文士而言，幾乎是另一個版本的田園生活。

第三章“課作中的文學與學術”

書院生徒的課作有多方面的價值，在經眼的八十餘種東南書院課作集中，八股文所占比重較大，這是清代書院被科舉籠罩的重要表征，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教育、文學的原生狀態。本章從山長對時文之評點入手，以示山長在八股文習作中的引導作用。書院生徒賦的創作也有可觀之處，書院賦的創作的興起，其旨在補時文之弊，為館閣儲備人材。翰林出身的山長對書院試賦有推動之功。書院生徒詩作，有四點值得重視，其一是摹擬，杜甫、韓愈、蘇軾等大家的古體多為摹擬典範；其二是地方風物、文獻等題材；其三是論詩詩；其四是個別書院課作中有詩詞同題現象。課作中的學術含量與書院的性質以及山長的學術興趣有關。

下編第一章“清代東南書院課藝提要”

清代書院多有考課，考課有館課和師課之分。每次考課發統一捲紙，每卷有封頁，上填肄業生徒姓名、類別（正課或附課）、第等名次等，並鈐書院戳記，課卷有評閱者批語和圈點。此種課卷經過一定時間累積，多由書院山長或者地方官吏甄選編集刻印，此即課藝集。一書院之課藝，一般而言，自具系統，如蘇州紫陽書院、杭州詁經精舍、江陰南菁書院。課藝集亦有一地書院課藝之合集，如江寧之尊經書院惜陰書院、蘇州之紫陽書院正誼書院。課藝所收內容較為繁富，有為應科舉考試而專收制藝、試帖詩的課藝集；有為研求古學而專收考證、賦、古文的課作集；亦有融合二者的課藝集。清代書院課藝，乃教育與文學及學術關係的具體呈現；然藏書家或圖書館以為此類文獻乃書院生徒之習作，價值無幾，故往往不在收藏之列。筆者近年檢閱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所藏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書院課藝，僅得八十六種；又有十四種於清人別集中見其序而未見其原書。書院課藝，是集部文獻中的一個小類別，由此可見此類文獻之大概。　

第二章“清代東南重要書院山長考”

本章用意首先是查考出若干重要書院的山長，而所排列呈現的，除一小部分書院能較詳盡地列出所任山長外，大部分書院山長多有闕漏，而綜合所能考出的三省重要書院的山長，也能大致看出哪些重要的文士曾主講書院、舉人或進士出身的山長所占的比率、哪些書院是有影響的書院、三省文士在本省和其他兩省流動的大致規律。　

第三章“清代東南書院文士活動年表”

書院文士活動年表是一種歷時性的呈現，以記錄條目的多少而言，清初書院文士活動頗為寂寥，此種狀況到乾隆中期方得改變，自此書院真正成為文士活動的重要空間。另一個寂寥時期在鹹豐年間至同治初年，這主要是受太平天國的影響。自同治中興之後，書院文士活動又恢復生機。“年表”一方面在展示書院之內的講習、著述、編輯、刊刻等活動，另一方面也重視記錄書院師生與外部文士的交往以及參與地方文化的建設等方面的史實，試圖以文士與書院的多種聯繫（身在其中、進、出），揭示作為教育機構的書院所具有的文化功能。

學術背景

書院傳統的傳衍及其精神

書院之所以有研究的必要，一方面是因為書院這種教學機構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功不可沒，有其獨特的價值；另一方面是由於書院的教學方式對現今的大學教育模式有某種借鑑之用，亦即古今、中外之間可以互補。

清代書院承宋元明書院而來，與近世教育更多關聯，其現代意義尤應值得留意。學者撰文研究清代書院，多有從此意圖出發者，譬如謝國楨《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一文就表明此意：“當清光緒中葉，提倡新學之際，學校尚未成立，所定學制章程，多取材於書院；而厘定章則，講學宗旨，於今日學校猶不相遠：於此可以知近代書院學校之演變，而為今日教育可以借鏡者甚繁。”（《瓜蒂庵文集》，第32頁）六十餘年後，陳平原的兩篇論文《大學之道：傳統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1998年）和《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以無錫國專為中心》（2000年）對書院的借鑑之用頗多闡發。在前文中，陳平原指出傳統書院在二十世紀中國被壓抑的理由有三方面：“第一，西學的魅力，確實無法抵抗”，“第二，在本世紀的中國教育界，講求‘實學’，乃大勢所趨”，“第三，倘就普及教育的有效性而言，西式學堂確實優於傳統書院”；但傳統的書院教育，也能為現代大學教育提供一些思想資源：

從教育體制考慮：私立大學、研究院及民間學會對於中國學術思想多元化的貢獻；

從教育理念考慮：全人格教育、通識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實用主義傳統；

從教學方法考慮：強調獨立思考、自學為主、注重師生之間的理解與溝通。

至於某些具體學科及研究領域——如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借鑑書院教學，效果十分明顯，自不待言。（《北大精神及其他》，第299～300頁）

正是對傳統書院價值的認同，一批有識之士在清代書院改辦學堂之後，仍然以實際行動維持或恢復書院的一線生機。現將此種借鑑傳統書院的實踐，擇其要者作一簡要梳理：

1．1907年秋，楊仁山就金陵“刻經處開佛學堂曰祇洹精舍，冀學者兼通中西文，以為將來馳往天竺，振興佛教之用，國文英文同志任之，佛學居士（楊仁山）自任之，就學者緇素二十餘人，日有進益，未及兩稔，因經費不給而止。宣統庚戌同人創立佛學研究會，推居士為會長，月開會一次，每七日講經一次，聽者多歡喜踴躍。”（《楊仁山居士事略》）

2．1920年無錫國學專修館創辦，1927年改為無錫國學專門學院。錢仲聯稱無錫國專在辦學方面“類似於舊時代的書院，主要講授五經、四書、宋明理學、桐城派古文、舊體詩詞，旁及《說文》《通鑑》以及先秦諸子等，”唐文治是理學家，“也重視考據學，曾從清漢學家定海黃以周學（黃曾任江陰南菁書院山長，唐文治先生辦無錫國專的方法有不少即從南菁借鑑得來）。”（《錢仲聯學述》，第11～12頁）

3．1921年11月蔡元培向北京大學評議會提出《北大研究所組織大綱提案》，獲得通過，次年一月，研究所國學門正式成立。“研究所仿德、美兩國大學之Ｓｅｍｉｎａｒ辦法，為專攻一種專門知識之所”，（《公布北大〈研究所簡章〉布告》）蔡元培之所以有此見，是有感於“近二十年來，取法歐美，建設學校；偏重分班授課、限年畢業之制。書院舊制，蕩然無存”，故希望有一教學機構“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蔡元培能有此行動和識見，與其眼光有關，抑或與其經歷有關。

4．1922年，建德周馥之子周學熙於家鄉創辦秋浦弘毅學舍。“宗旨以中國舊道德舊文學為根本，輔以英文、數學及新知識之切於實用者，以期養成任重致遠之人才，與普通學校性質不同。凡來肄業者，須專心向學，切實用功，以服從學規為主，（略）任彭星台怡為監督，聘姚仲實永朴、陳慎登朝爵、馬慶雲汝騆諸宿及英算名家為主講教授。”（《周止庵先生自敘年譜》）安徽省圖書館藏有姚永朴編《秋浦周氏弘毅學舍課藝》七卷。

5．1925年3月，清華校務會議通過《研究院章程》，決定“延名師，招海內成學之士”，其“研究方法”九例，第一曰：“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係異常密切，而學員在此短時期中，於國學根柢及研究方法，均能確有收穫。”（《研究院章程》）

6．1928年張學良應學者建議，捐款重建瀋陽萃升書院。萃升書院始建於康熙五十八年，至光緒二十七年改為校士館，後毀於沙俄侵略軍。新建萃升書院由張學良任院長，於省吾任教務長，聘請國內著名學者來書院講學，教授經、史、文學，來學者絡繹不絕。

7．1934年冬，章太炎籌劃創立章氏國學講習會，試圖“以學術振起人心”，1935年4月，章氏國學星期演講會正式開講，前後共舉九期，主旨在“發揚祖德，鞏固國本。”又利用南京國民政府所贈萬金醫藥費，“建築講堂，廣設學座”，並建成宿舍、膳廳，俾“招收四方學者來蘇聽講，守宿會中。”學費來自十九省，住宿者百餘人。（姜義華《章炳麟評傳》，第291～292頁）

8．1939年初，復性書院創辦於四川樂山古剎烏龍寺，馬一浮任山長，書院施教承朱熹一脈而稍加變通，旨在“養成儒家”，訂學規四條：主敬為涵養之要，窮理為致知之要，【博文為立事之要】篤行為進德之要。賀昌群、熊十力等任講席，書院在樂山維持六年。（季嘯風主編《中國書院辭典》，第288頁）

9．1950年3月，錢穆在香港九龍創立新亞書院，書院之旨趣是“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略）惟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近來教育風氣專門為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為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錢穆指出新亞書院不同於西方教育制度下的專科學校，“而實更近於宋明時代之書院，即私人講授高級學術之學校。”（《新亞遺鐸》，第14～15頁）

10．198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一些教師創辦中國文化書院，季羨林結合古代書院的特點和中國文化書院的經驗，指出書院可以成為當前教育制度的補充，可以協助解決老年教育問題，可以發揮老專家的作用，書院可以團結海內外學者，弘揚中國文化于海外等等。（《論書院》）

11．2001年，學者蔣慶從深圳行政學院提前退休，於貴陽龍場驛王陽明悟道之處建陽明精舍，講習儒學。2004年7月，蔣慶邀請盛洪、康曉光等以“以儒學的當代命運”為主題，會講於陽明精舍。（朱學勤《2004：傳統文化思潮起波瀾》，見《南方周末》2004年12月30日第24版）

12．2004年2月，萬松浦書院于山東龍口北部海濱創辦，據稱該書院具備中國傳統書院的所有基本元素，如獨立的院產、講學及藏書研修的功能，穩定清晰的學術品格，以學術主持人為中心的立院方式，作家張煒擔任書院院長。書院與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山東大學、煙臺大學等大學合作成立多個研究中心。

以上書院，因其文化背景的轉換，與傳統書院已有較大的差別，此十餘例，斷續貫穿近百年的時間，從大的方面而言，它們仍可視為中國傳統書院在新境況下的轉化；從小的方面而言，它們是清代書院發展的餘波。創辦書院的實踐，正是對傳統書院特有價值的深層體認與弘揚。與此同時，一批學者也先後撰文對傳統書院進行研究，《中國書院辭典》附錄“中國書院研究論文索引”可見此軌跡。諸多論文中，胡適《書院制史略》值得特別注意，此文主要內容分為“書院的歷史”和“書院的精神”兩部分，其中多有好的見解，對後來的書院研究影響頗大。

一千年以來，書院實在占教育上一個重要位置，國內的最高學府和思想的淵源，惟書院是賴。蓋書院為我國古時最高的教育機關。所可惜的，就是光緒變政，把一千年來書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國書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國的大學研究院。譬如南菁書院，它所出版的書籍，等於外國博士所做的論文。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了。（《書院制史略》原為胡適1923年12月10日在東南大學的演講，現收入《胡適文集》第12冊）

胡適作此斷語之際，正是新文化運動展開之際，破壞舊傳統是其重要內容，胡適的角色也是革新主將，更重要的是他是北京大學教授。此種文字出自其筆下，能讓人看到五四並不是全盤反傳統，也能讓人看到他對書院非同一般的見解；而此種見解的得出，西方大學教育的參照比較是大有推助之功。譬如他在文中總結“書院的精神”為“代表時代的精神”、“講學與議政”、“自修與研究”，其中第三點更能見西方教育理念的映照。

書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與研究，書院的學生，無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態度，雖舊有山長，不過為學問上之顧問；至研究發明，仍視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所以書院與今日教育界所倡道爾頓制的精神相同。在清朝時候，南菁、詁經、鐘山、學海四書院的學者，往往不以題目甚小，即淡漠視之。所以限於一小題或一字義，竟終日孜孜，究其所以，參考書籍，不憚煩勞，其自修與研究的精神，實在令人佩服！

胡適闡發傳統書院的現代意義，或許在某些地方有過譽之處，但綜觀之，已把握住其精要。他對清代書院似著墨較多，在“書院的歷史”一節中，專立一段“清代的書院”文字，以為“其制度完備，為亘古所未有”，“清時學術思想，多不尊重理學一派，只孜孜研究考據實用的學問”；在上引文中，又特列舉清代四書院，在“結論”部分，又表彰南菁書院的“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和上海龍門書院的“讀書先要會疑，學者須於無疑中尋找疑處，方為有得。”以上三處，胡適強調的是清代書院的自由研究氛圍和為學問而學問的治學精神，此種強調實與他大力宣揚具有科學方法的清代樸學相牽涉。他的路徑大致是通過西方的科學發現清代樸學的科學性；因宣揚清代樸學，而連帶涉及幾個講求實學、學術風氣較濃的書院。其實清代書院絕大多數是考課式的書院，像詁經精舍、南菁書院一類的書院畢竟是少數，胡適在此處明顯是用躲避之法以偏概全。在胡適的未刊稿中，有一篇題名為《書院的教育》的短文，主旨和《書院制史略》近似，除充分肯定書院教育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教育制度”外，更從“演進”的視角指出“書院是中國一千年來逐漸演化出來的一種高等教育制度。”（《書院的教育》，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５冊）以為沒有歷史眼光的革新家因反對科舉和八股而廢除這一教育制度，流毒不淺。尋繹其意，書院在新教育體制中仍有其存在之價值，故清華研究院之設立與旨趣的確定，胡適嘗參與其事。就“文化生態”而言，書院教育的存在可確保教育方式的多元化。不斷的研究與反思，以及創辦書院的實踐，正是對教育方式多元化的期盼。

清代東南書院的圖景與可供轉化的精神資源

孟森嘗言：“清一代學人之成就，多在書院中得之，此固發展文教之一事也。”（《明清史講義》）此乃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清代有相當數量的文人學者年青時在書院肄業，而在學業有成或取得科名之後，又有不少文人學者主書院講席。若以此視角來考量清代書院研究的狀況，必然要將問題置入清代學術史和清代教育史的脈絡中。筆者以《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為題概括所討論的內容，是表明一種追求，即確保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的同時，試圖在區域文化研究和跨學科探索中有所開拓。此處所說的“東南”，是指江蘇、安徽、浙江三省，這三個省從文化交流層面來看，是一個整體性較強的區域。這一區域在清代文化發達，書院眾多，並形成較為完備的書院網路。

書院是講習之場所，也是養士之機構，它容納了大量的文士。有千餘名文士主書院講席，更有一些文士以講學為志業；各地的才俊被網羅到書院，來往的文士也常常造訪書院。書院是一地的文化中心。這是本書試圖證示的一個論點。但更進一步的意圖是：誰有資格成為書院山長？講學活動如何展開？師生關係、生徒之間的關係及書院氛圍如何？文士群體如何形成？生徒如何學習，學習內容、學習效果如何？書院講學在清代是否有階段性的變化？清代的學術及時局對書院講學有何影響？樸學與舉業對書院的講習到底有多大影響？山長的學術和文學興趣是否能滲透到講學之中？在官學系統中的書院是否有其自主性？書院如何對一地學術文化發生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似乎有些零碎，但它們卻引發出我強烈的研究興趣，每一個小問題常引發多種思考。對問題的留意也使本書選擇個案研究，而避開了本不擅長的體系的建構。個案研究，可以用心力去呈現問題的複雜性，可以仔細揣摩那些有豐富意義的細節。在細節上多用筆墨，有重現書院文士活動圖景的用意；而圖景的重現，可為考察清代教育與文學及學術的關係提供一個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