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鄭成思著作權文集》作者簡介
鄭成思，雲南昆明人，1966年3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79年5月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國際法研究室副主任、法學研究所副所長兼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法律委員會委員。
1979年至今，他持續參加了我國智慧財產權立法工作，參加了民法典的起草並擔任其中智慧財產權篇（專家建議稿）的起草主持人，參加過著作權法、專利法和商標法等法律的各次修訂，是商業秘密法等法律的起草小組顧問。他的《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論》等著作多次再版，對我國智慧財產權的研究和教學有深遠的影響，是我國智慧財產權研究史上的經典著作。他曾兩次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多次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做法制講座。2004年、2005年、2006年連續三年被權威學術雜誌評為“世界上最有影響的50位智慧財產權界人物”之一。
序言
《鄭成思著作權文集》鄭成思先生是我國現代智慧財產權制度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生前對國家著作權局的工作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幫助，在為建立和完善新中國著作權保護制度而共同奮鬥的歲月里，和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鄭先生辭世之後，我們收集整理了鄭先生在著作權研究方面的部分重要著述，結集出版，以表追思。
文集付梓之際，編輯送來了書稿清樣，見其文猶見其人。那張清癯而熟悉的面容，又浮現在眼前。2006年3月，新聞出版總署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開展集中學習，曾試探性地徵詢鄭先生的意見，能否在身體條件許可的狀況下為全署幹部作一次講座。他滿口應承，如約而至，抱病講授。那天我坐在他的旁邊，只見他剛講了半個多小時，額頭已滲出細細的汗珠，聲音也頗為吃力。我提醒他儘早結束，但他還是堅持把預定內容講完，並且回答了大家的提問。望著他與大家告別離去時疲倦而瘦削的身形，欽佩、崇敬之情頓然而生。5月，鄭先生又為中央政治局集中學習作了講座。那段時間，他的氣色有所好轉，我們都為此感到高興。不想半年之後，他卻永遠離我們而去了。每每想起為他病軀添累，歉疚之感難以釋懷。
今天重讀鄭成思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字裡行間能真切地感受到一個學術大師的風範和魅力，他那特有的寫作風格、鮮明的學術思想和完整的學術體系躍然紙上。智慧財產權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學科，但在鄭先生的著述中，找不到高深莫測的論述，所有的概念、觀點和理論，都被他深厚的文字功力化為通俗易懂的語言。他教給讀者的不僅是知識與學問，同時教會了思考與探索。
鄭成思先生是改革開放後最早研究智慧財產權的探索者之一。他於20世紀80年代初發表的《談談英國著作權法》、《第一部跨國著作權法》等文章，都是國人學習著作權制度的啟蒙之作。他翻譯引入的許多智慧財產權方面的稱謂和概念，有的為國家法律所採用，有的為大學教材所沿用。他撰寫並多次再版的《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論》等著作，至今仍是我們工作中必備的專業經典。學術界公認他為“中國智慧財產權研究第一人”，此譽毫不為過。
《鄭成思著作權文集》出版座談會鄭成思先生不僅在智慧財產權理論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同時也為我國智慧財產權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貢獻。在1986年發表的《論我國的全面著作權立法》的文章中，他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與政策取向，並追蹤國際上最新研究成果和制度實踐，提出了全面建立和完善著作權保護制度的建議。在著作權法的制定以及第一次修訂過程中，鄭先生提出了大量的建設性意見。此後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的起草和制定，都採納了他的許多建議。
鄭成思先生在積極借鑑國外相關理論和經驗的同時，還經常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結合我國國情提出符合我國實踐發展需要的思想觀點和具體措施。他是著作權貿易理論的開拓者和實踐者。發表於1982年的《著作權法與商品的自由流通》和1986年的《論我國的全面著作權立法》，大膽提出了“著作權是一種商品”的觀點。他一再指出：“獲得著作權不是目的，通過轉讓、許可等貿易活動取得經濟上的收入，才是目的。”（1992年的《著作權公約、著作權保護和著作權貿易》）他最早在國內提出要對計算機軟體進行立法，呼籲給軟體以有效的法律保護（1984年的《計算機軟體的法律保護問題》）。在著作權貿易已成為經濟常態和計算機軟體成為支柱產業的今天，我們不得不嘆服鄭先生當年的超前眼光。
讀鄭先生的著述，能強烈地感受到他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的責任意識和憂患意識。他認為，“如果沒有智慧財產權保護，中國很難再有四大發明”。他一直主張中國要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但是又堅決反對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強保護”制度。在中國1992年加入《伯爾尼公約》和《世界著作權公約》前後，他撰寫了《如何利用國際著作權公約》、《兩個著作權公約對開發中國家使用作品的優惠》等大量文章，幫助大家理解國際公約的內容，並為如何利用國際公約有效保護我國權利人的利益出謀獻策。鄭先生還多次指出：“一些已開發國家到開發中國家無報酬地拿走民間文學藝術去營利，無報酬地拿走地方傳統醫藥去營利，是對這種知識來源地創作群體極不公平的。這兩部分，在中國都是長項。如果我們只是在已開發國家推動下對他們的長項加強保護，對自己的長項則根本不保護，那么在國策上將是一個重大失誤。”鏗鏘之語，擲地有聲，餘音未絕。
《鄭成思著作權文集》三十年前，鄭先生開始致力於智慧財產權研究時，著作權在中國還是十分陌生的詞語。三十年後，加強著作權保護的作用和重要性逐步深入人心。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我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套符合國情和國際規則的著作權保護體系，法律制度不斷完善，執法機制不斷健全，服務體系不斷加強，為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創作與傳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隨著著作權保護制度的建立，著作權產業快速發展，著作權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逐步提高。加強著作權保護，加快以智力資源和智力成果為基礎的產業發展，已經成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途徑。
當前，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已經成為國家總體戰略之一。大家已經意識到，創新是民族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使我國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已成為國家發展的總體目標。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對著作權保護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也是鄭成思先生的未竟事業。作為著作權管理工作者，我們要抓住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努力推進著作權保護工作。我們要堅持以發展、繁榮我國經濟、文化和科技為根本，不斷完善著作權保護法制體系，加強著作權行政管理體系，構建著作權公共服務體系，建立社會參與體系，規範內部工作體系，強化國際應對體系，進一步提升行政能力和工作層次，增強我國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創造、管理、保護和運用能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服務。
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像鄭成思先生那樣，以孜孜不倦的奮鬥精神和勇於創新的科學態度去追求真理，以為國盡力的責任意識和勤奮不已的工作作風去深入實踐，抱定為著作權事業奮鬥終生、鞠躬盡瘁的志向，中國的智慧財產權事業一定能夠迎來生機盎然的春天，鄭先生多年來所追求的“讓中華民族從智慧財產權制度中持久受益”的夙願一定能夠實現。
逝者雖已矣，生者當有為。讓鄭先生為之獻身的事業永續發展才是對鄭先生最好的紀念。
著作評價
《鄭成思著作權文集》鄭成思教授是在中國乃至世界智慧財產權界享有卓越聲譽的法學家，對中國智慧財產權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經典著作和人格魅力對幾代中國智慧財產權的實踐者和研究者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著作權協會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精心編輯的《鄭成思著作權文集》已順利付梓，並將於世界智慧財產權日之際出版發行，這無疑是智慧財產權界的一件盛事。
《鄭成思著作權文集》共三卷，全面收錄了鄭成思教授在著作權領域的經典著作，包括《著作權法》（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計算機、軟體與數據的法律保護》（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信息、新型技術與智慧財產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68篇論文。《鄭成思著作權文集》的出版，不僅是對鄭成思教授的深切紀念，更是樹立了中國智慧財產權研究的一座豐碑。
《鄭成思著作權文集》收錄的許多作品（尤其是《著作權法》一書），早被公認為中國著作權研究的奠基之作。《著作權法》的創作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歷時十年之久，鄭成思教授自己戲稱“十年磨一見”。那時，中國的法學研究百廢待興，研究資料和法律實踐極度匱乏，身處網路時代的青年學者如今可能無法想像；僅有的一些法學教材，受研究條件所限，往往是由概念到理論，枯燥費解，難於付諸實踐。但鄭成思教授的《著作權法》卻似一縷春風，帶給讀者耳目一新的學習體驗。該書旁徵博引，洞見迭出，不僅詳細論述了各國先進著作權制度，而且包含了大量具體生動的判例（令人難忘的“戲劇臉譜與臨時複製”），妙趣橫生的比喻（“已是懸崖百丈冰”的詩句與思想表達二分法），翔實豐富的史料（有誰記得歐洲第一件雕版印刷品上印的是什麼）。《著作權法》一經問世，立刻受到法學界的廣泛讚譽，成為眾多著作權學者的必備書，至今十七載（修訂本至今十載），仍有大量讀者向書店和出版社求購。當美國人談起GOLDSTEINONCOPYRIGHT或NIMMERONCOPYRIGHT，英國人談起COPINGER&SKONEONCOPYRIGHT，中國人可以自豪地談起《鄭成思著作權文集》，尤其是其中長達七百多頁的《著作權法》。而與國外經典作品相比更令人驚異的是，《著作權法》成書之際，中國甚至尚未頒布任何系統的著作權立法。
鄭成思教授不僅是中國著作權制度的奠基人之一，近三十年以來更是一直奮鬥在著作權研究的最前沿，不偷懶，不灰心，不唯上，只唯真。人們不會忘記，在這一段中國著作權發展史中，鄭成思教授幾乎倡導和參與了所有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探討。他的諸多研究成果，有相當一部分至今仍在啟發著著作權界的進一步研究與爭論，而另一些已經轉化為立法和司法實踐。《鄭成思著作權文集》一書，無異於最忠實的歷史見證：從八十年代初著作權立法與否的爭議，到八十年末的“著作權”和“著作權”之爭；從九十年代初對於“思想/表達”還是“內容/形式”的劃分，精神權利是否可以窮竭或限制的探討，以及對世界貿易組織TRIPS協定的深入研究，到九十年代末的權利衝突和侵犯著作權無過錯責任的討論，對民間文學藝術保護和網路著作權保護的積極倡導；二十一世紀以來，他更積極投身到智慧財產權法典化和智慧財產權戰略等的重大課題中。在這數十年間，鄭成思教授的學術著作層出不窮，毫無間斷，浩如星海般地灑落在各種書刊雜誌中。如果沒有《鄭成思著作權文集》編輯們的辛苦努力，想要儘量收全鄭成思教授作品的讀者就只能“望洋興嘆”了。
鄭成思教授不僅對中國智慧財產權事業的發展功不可沒，更為中國智慧財產權界贏得了國際聲譽。鄭成思教授通過其英文著作，成為最早的（且至今最系統的）將中國智慧財產權發展全面介紹到西方國家的作者之一，但他的國際聲望絕不局限於中西法學交流的視窗。鄭成思教授與澳大利亞學者彭道頓教授（MICHAELPendleton）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提出了極富前瞻性的“信息產權”理論，由牛津出版的《歐洲智慧財產權評論》（EUROPEANINTELLECTUALPROERPTYREVIEW）重點推薦，在西方讀者中產生巨大反響，而美國學者對於類似課題的研究成果要到九十年代之後才陸續問世。同時，鄭成思教授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困擾許多國家的電腦程式保護問題，提出了獨特的“工業著作權”理論。雖然在美國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干涉之下，TRIPS協定最終將電腦程式作為文字作品保護，“工業著作權”理論仍在歐盟資料庫保護的相關指令中體現出巨大的指導意義。上述重要理論的中文本最初發表於《計算機、軟體與數據的法律保護》和《信息、新型技術與智慧財產權》兩本著作中，當然也同樣收錄於《鄭成思著作權文集》。
對於《鄭成思著作權文集》的廣大讀者來說，唯一可能的遺憾就是我們再也無法向這本優秀著作的作者當面請教了，鄭成思教授積勞成疾，於2006年的教師節永遠地離開了我們。筆者至今常常感慨，鄭成思教授的著作與思想，就像一個內容博大精深但卻永不再更新的網站，站長最後登錄的日期永遠停留在一年多之前，令人不禁扼腕。筆者想說《鄭成思著作權文集》在許多方面也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但筆者在內心深處知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絕不是鄭成思教授的期許。手捧厚重的《鄭成思著作權文集》三卷本，想像著在我們身邊，曾經生活過這樣一個在惡劣物質條件之下默默耕耘的學者，這樣一個在智慧財產權荒野中披荊斬棘的智者，這樣一個身形消瘦但人格無比堅毅的長者，中國的智慧財產權事業應當大有希望，中國法學事業應當大有希望。正如鄭成思教授時常引用的唐朝李賀的詩句，“家住錢塘東復東”，中國的法治建設還有很多路要走，中國的後輩學者當自強！
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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