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于謙北京保衛戰浮雕明代北京軍隊抗擊瓦剌軍進攻的戰役。土木之敗，使明王朝遇到嚴重的危機。于謙挺身而出，艱苦經營，刷新內政，加強戰備。正統十四年（1449）八月十六日，訊息傳到京城，皇宮上下驚慌一片。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鈺監國京城大官富戶紛紛南逃，有的大臣也主張南遷。于謙、陳循、王直堅決反對，主張保衛京師為天下根本。于謙臨危受命，任兵部尚書。朱祁鈺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是為景帝，遙尊英宗為太上皇，以明年為景泰元年。也先挾英宗要挾明廷之計不逞，遂於十月率大軍進犯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軍抵北京城下，列陣西直門外，把英宗放置在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三日，于謙、石亨率軍與瓦剌軍戰於德勝門外，瓦剌軍大敗。隨後又轉戰至西直門進攻明軍，也被明軍擊退。瓦剌軍不甘失敗，又在彰義門組織進攻，明軍失利，瓦剌軍追到土城，遇居民阻遏，不得推進。加上天寒地凍，京師外圍守軍的奮力抵抗，到十一月八日，瓦剌軍退出塞外，京師解嚴。于謙和主戰派官員領導和組織的京師保衛戰，終於取得了勝利，粉碎了瓦剌軍想奪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轉危為安。
經過
土木堡之變明成祖朱棣率軍在忽蘭忽失溫大敗瓦剌軍後，瓦剌開始接受明朝的稱號，與明朝保持著臣屬關係。但瓦剌軍仍然比蒙古族內諸部強大，他們經常發動戰爭，兼併弱小部落。到明正統年間，瓦剌的勢力空前強大，控制了西起中亞、東接朝鮮、北連西伯利亞、南抵長城以北的廣大地區，成為繼元而起的一個最大的蒙古政權，嚴重威脅著明朝的北部安全。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首領也先藉口明廷侮辱貢使、削減馬價、拒絕聯姻，率四路大軍南下，前鋒直指大同，明英宗聽信宦官王振之言，於七月十六日冒險親征。行至大同，王振聽說各路軍接連失敗，就急忙決定退兵，回師至土木堡(河北懷來境內)，被也先追上，明軍死傷過半，英宗被俘。
當土木堡慘敗的訊息傳到北京，舉朝震動。百官張惶失措，有人甚至主張遷都南逃。此時，兵部侍郎于謙堅決反對南遷，並對皇太后曉以遷都的利害，徵得皇太后的支持。被任命為兵部尚書，負責保衛北京。于謙等人針對當時的危急局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誅除宦黨，平息民憤。斬殺太監王振親信，打擊宦黨的氣焰，平息眾怒，初步穩定了內部；其次，擁立景帝，穩定政局。當時，也先挾英宗作為攻城略地的政治工具。于謙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口號。擁立朱祁鈺即位，這樣即使也先的陰謀不能得逞，又便於統一部署，共同抗擊瓦剌；再次，舉薦人才，調兵遣將，妥善安排。于謙注意提拔一批有才能的將領。同時，從各地調來勤王兵，日夜趕造武器，裝備軍隊。在北京周圍。布置兵力，嚴把九門。注意日夜操練軍隊，迅速地提高戰鬥力。這樣，逐步形成了一個依城為營，以戰為守，分調援軍，內外夾擊的作戰部署，準備與瓦剌軍決戰於北京城下。
十月初一，也先率一路兵馬，經大同、陽和，占領紫荊關。長驅進入北京地區。十月十一日，瓦剌軍逼近北京。也先將軍隊布置在西直門以西。于謙派兵迎擊瓦剌軍於彰義門，打敗也先部隊先鋒，奪回被俘者一千多人。同時于謙又派人率兵夜襲，以疲憊敵軍。十月十三日，瓦剌軍乘風雨大作，進攻德勝門。于謙命大將石亨在城外民房內埋伏好軍隊，然後派遣小股騎兵佯敗誘敵。也先果然中計，親率大批部隊窮追不捨。等也先軍進入埋伏圈後，于謙一聲令下，明軍開始反擊。只見神機營火器齊發，火箭弓弩多如飛蝗般地射向敵軍，明軍前後夾擊，也先部隊大敗而歸。也先的弟弟勃羅、平章卯那孩等將中炮身死，瓦剌軍受到很大打擊。也先發覺明軍主力在德勝門，便集中力量轉攻西直門。都督孫鏜率軍迎戰，打敗也先的先頭部隊。由於也先不斷增兵圍攻孫鏜，孫鏜力戰不支，退至城下，此時，把守城頭的給事中程信，嚴令不準開城。同時，命城上守軍發神炮，火箭轟擊瓦剌軍，明軍又從彰義門、德勝門抽兵增援，終於打退了瓦剌軍的進攻。
十月十四日，瓦剌軍又改為進攻彰義門。于謙命守軍將城外的街巷堵塞，在重要的地帶埋伏好神銃手、短槍手，又派兵在彰義門外迎戰。明軍前隊用火器轟擊敵軍，後隊由弓弩壓陣跟入，擊退了瓦剌軍的進攻。而此時，景帝所派監軍太監，率數百騎兵衝擊敵陣去搶功，使明軍陣勢陷入混亂。瓦剌軍乘勢反擊，追到德勝門外。在萬分危急關頭，當地居民紛紛登上房頂，以磚石迎戰瓦刺軍。于謙派出的援軍也及時趕到，打退了瓦剌軍的反撲。
也先在進攻北京的過程中，到處遭到軍民的抵抗和不斷襲擊。各地的百姓自動組織起來，抗擊瓦剌軍的掠奪。北方邊陲重鎮的守兵，也抱著與城共存亡的決心，誓死保衛國土。也先進攻北京各門屢次遭到失敗，中路軍在居庸關的進攻也受挫，並獲悉明朝各援軍即將到達。唯恐後路被切斷，便於十五日夜率一部人馬，挾持英宗朱祁鎮由良鄉(今北京市房山東北)向紫荊關撤退。
于謙發現也先軍隊正在撤退，即命令石亨等集中火炮轟擊也先軍營，炸死瓦刺軍一萬餘人。瓦刺軍在撤退的路上，一路燒殺搶掠，掠奪了許多物資和人口。而明軍分路追擊；石亨大破瓦刺軍於清風店(今河北易縣西)；范廣在固安打敗瓦刺軍。也先一路狂逃，十月十七日，撤出紫荊關，不久退往關外。東路的脫脫不花軍，聞得中路、西路已敗，亦立即撤退，並於十月二十日單獨遣使進貢，來北京議和。至此，明軍取得了保衛北京的勝利。
也先率軍退至塞外，數次南下，都因明軍防範嚴密而未得逞。鑒於政治誘降落空，軍事進攻又遭失敗。在長期的戰爭中，損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又失去了與明朝經商的機會。萬般無奈之下，於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無條件地釋放了明英宗。其後，在蒙古族內部的相王爭鬥中，也先的勢力一落千丈，日漸衰竭。
戰役結果
土木堡之敗，明朝的精銳部隊幾乎被全殲，北部的重鎮、關隘大部失守，北京的防務門戶洞開，幾乎導致了京師陷落、政權瓦解的嚴重結果。這些除了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外，也與明朝統治者的指導思想有很大的關係。英宗昏庸無道，偏聽偏信，開始時步步退讓，消極迎戰，到倉促北上迎敵，又甘讓宦官擺布，結果在土木堡被也先部隊打得大敗。
戰役影響
北京保衛戰北京保衛戰的勝利，首先是由於以于謙為首的一部分文武大臣堅決抗戰，他們誅殺宦黨，穩定局面，激發了廣大軍民抗擊瓦刺軍的勇氣。同時，注意發現和使用人才；其次是以于謙為首的主戰派，在情況萬分危急時，能夠抓住問題的關健，即時擁立新君，使也先以為奇貨可居的政治王牌英宗失去了其實際的意義，從而使抗敵軍民能夠放開手腳，一心保城殺敵。再加上于謙能夠知己知彼，冷靜地分析敵我雙方長處和短處。瓦刺軍隊擅長騎射和野外作戰，但是存在著兵力有限，不善於攻堅，並且火器很少等弱點。而明軍在於謙的帶領下，士氣高漲，以城池為依靠，以戰代守，充分發揮自己火器多，裝備精良的優勢，在與敵對陣中，先以少數兵力引誘敵軍，待敵迫近時，再突然以火銃、火炮火箭等進攻。等敵人陣勢被火器打亂之時，用步兵、騎兵發起猛烈反擊。這就較充分地發揮了己之所長，削弱了瓦刺軍隊的優勢，從而使明軍能夠迅速地變被動為主動，僅在五天時間內便迅速地擊敗敵軍，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
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不僅加強了京師部隊的戰鬥力，組成了一支戰鬥力較強的機動兵力，使瓦刺軍不敢窺視京師；而且還促進了邊防建設，收復了許多要塞和重鎮，使明王朝的統治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然而北京保衛戰也留下了後遺症。被瓦刺放回的英宗在宦官和佞臣的擁戴下發動奪門之變、於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重登帝位，廢景帝為成王。而當年擁立景帝併力主抗敵的于謙卻在石享、徐有貞等卑劣政客的誣衊下被英宗殺害。
于謙的被害令天下人扼腕嘆息。大敵當前，于謙不計個人得失，一心保家衛國。成為北京保衛戰的中流砥柱。他的節操和功績彪柄千古。于謙遇害後，有個叫陳逵的官員收殮了他的遺骸。後來，于謙的女婿又把靈柩運回故鄉杭州與南宋抗金名將岳飛的墓一樣葬在西子湖畔。後人用“賴有岳於雙少保(二人均曾被加封為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的詩句來緬懷兩位民族英雄的氣節和千秋功績。
戰備方略
北京保衛戰兵力分布圖公元1449年（明正統十四年）的“土木堡之變”後，明王朝唯一的戰略機動部隊——50萬京軍全軍覆沒。
8月16日，瓦剌首領也先挾持被俘的明朝英宗皇帝，由今河北的新保全、宣化和山西的大同出塞休整。
9月，在與英宗皇帝一起被俘的明太監喜寧的唆使下，欲以送還英宗為名，趁勢進取北京。
訊息傳來，滿朝震驚。當時京城只有弱兵數萬，形勢危急。一些官員主張遷都南逃，主持兵部事務的侍郎于謙以“京師為天子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為由，拒絕遷都，並獻策召天下勤王兵，誓守京城。皇太后、監國成王和大多數大臣支持于謙的主張，遂定戰守，調兵備戰。
8月21日，朝廷任命于謙為兵部尚書，全權指揮軍民守衛都城。
9月，確立成王為代宗皇帝，遙尊英宗為太上皇，粉碎了也先“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詭計。
按照明朝的體制，兵部尚書是不能直接指揮軍隊的。為此，代宗皇帝專門下令，授予于謙“提督各營軍馬”的重任，命在京的各營將領皆接受其節制。將士凡有違抗軍令者，于謙有先斬後奏之權。於是，于謙擔負起了全權指揮北京保衛戰的重任，其地位僅次於皇帝。于謙認為，土堡保之戰的失利，犯了許多兵家之大忌，其中後勤保障沒搞好是重要原因。50萬明軍長期在風雨中輾轉，軍糧不備、軍械不習、運輸不及時，連唯一的飲用水源都被切斷，在人飢馬渴的情況下，是不能打勝仗的。因此，于謙上任後，首先實行正確的後勤方略，從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做好後勤準備。
在人力準備方面，著重整頓、充實京軍。京軍的主力在土木堡之戰中覆沒後，京城只剩下部分守城部隊。為了迎接戰鬥，于謙重組京軍。他急調兩京、河南的備操軍，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的大軍，以及浙江兵來到北京，使京城兵力由數萬人迅速增加到22萬多人，形成了兵力數量上對於瓦剌軍隊的優勢。並派監察御史白圭等15名重要官員，前往京畿、山東、山西、河南等地招募兵員，進行應急訓練，以備補充。
在武器裝備的籌措方面，于謙也想盡了辦法。當時，京城軍中僅有1／10的將士有盔甲，兵器也嚴重不足。為此，他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緊趕製，一面將南京庫存兵器的2／3，共126萬件調入北京，補充守城部隊。還派出人員到土木堡收集明軍潰敗時丟棄的頭盔9000餘項、甲5000餘件；神槍（火槍）1.1萬餘桿、神銃（火銃）2萬多隻，神箭（火箭）44萬枚、火炮800餘門。並更換了明軍的戰服、軍旗等。
在糧食儲備和運輸方面，當時，供應北京的糧食有數百萬石儲備在東郊的通州，可供京師軍民一年的食用。由於短期內無法將其運到北京，有人擔心被瓦剌利用，主張將這些糧食燒毀。于謙不同意。他認為，這些糧食是寶貴的財富，是京城保衛戰的重要物質基礎。如果沒有糧食，軍隊就會不戰自潰。因此，它採用了一切措施運糧。除官府徵用的500輛大車晝夜運糧外，還動員百姓及官兵的家屬、親友自備車輛前往通州運糧。並提出，對運到北京20石以上糧食的人，除運費外，另發白銀一兩，以資鼓勵。重賞之下有勇夫。在於謙的督促下，運糧隊伍川流不息，晝夜往返。不幾天工夫，就把通州的幾百萬石糧食運進京城並儲備起來，從而使軍心大振，也穩定了民心。在此基礎上，于謙還下令，官兵皆預支半年祿餉，眾從皆歡呼雀躍。
在發動民眾支前方面，于謙將全城軍民都動員起來，備戰備荒。城內的木土、瓦匠、石匠等統一編成工程隊，進行訓練。籌集了大量磚石、木材、石灰、工具等，以備戰時急用。組織力量加固北京周邊45里的城牆，增修了京城的崇文、正陽、宣武、東直、朝陽、西直、阜成、德勝、安定9門，特別是城北的德勝門、安定門，城西的西直門和阜成門，把城內側由土築改為磚砌，並深浚了城壕，加強了城防。同時，命令工部組織人員在城牆堞口設定門扉，在城東、西、南面城牆上綁上沙欄木，共設定門扉11000餘個、沙欄木長5100餘丈，進一步增強了北京城池的防禦性能。為了進一步發動民眾，于謙還傳檄京城周圍的州縣和山西、河北等地民眾，拿起武器，視情況打擊瓦剌軍隊，切斷其後路。
為了穩定內部，凝聚士氣，于謙協助代宗皇帝，採取果斷措施，清除王振一夥的黨羽，刷新內政。並在組織上從全國各地薦拔有才幹的武將，組成抗戰指揮集團。原大同副將石亨在“土木堡之戰”中戰敗，單騎逃回，被貶官下獄。于謙認為，世界上沒有常勝將軍，而且戰敗的主要責任不在他。於是將其釋放，並委任以京師總兵官的重任，統一指揮京師步兵部隊。在後來的北京保衛戰中，石亨指揮有方，英勇作戰，戰果顯著。“論功，亨為多，晉侯”。同時，另以名將指揮京城的火器部隊、騎兵部隊和鎮守大同、宣府、居庸關、紫荊關等重要關口，並嚴懲了一批貪生怕死、玩忽職守的將校。另外，于謙還改革了軍制，把傳統的“三大營”改為10個團營，使其更加適應防禦作戰的需要。經過一個多月的整軍備戰，明軍兵精糧足，士氣大振，嚴陣以待。
10月1日，瓦剌軍挾持被浮的明朝英宗皇帝大舉南下。一路經宣府進攻居庸關，從京師正面吸引明軍。也先親率主力3萬人經大同進攻紫荊關，迂迴京師。9日，在投降的明太監喜寧的幫助下，也先攻占紫荊關，挾持英宗經易州、良鄉、盧溝橋，於11日進抵北京城郊。
面對強敵，石亨提出了收兵入城，禁閉9門，依託城池進行固守的建議。于謙認為，瓦剌勢盛，如果示弱，會使敵人更加猖狂。他主張，採用背城決戰的方略，將22萬大軍列陣京城9門之外，並以重兵伏設於德勝門，形成了一個依城為營，以戰為守，分調援軍，內外夾擊的作戰部署，準備與瓦剌軍決戰於北京城下。
12日，也先將主力列陣西直門外後，挾持英宗皇帝到德勝門外的土城，要求朝廷派于謙、石亨等高級將領親自出迎，並索求金帛數以萬萬計，企圖以此將明軍主將擒獲，迫使明朝獻城。于謙識破了敵人的陰謀，一方面派出官員朝見英宗，一方面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的主張，統一官兵思想，嚴陣以待，粉碎了也先的誘騙陰謀。在兵力部署上，于謙審時度勢，靈活用兵；在戰役主要方向上，隱蔽主力，待機殲敵；在次要方向上，避敵主力，採取小股襲擾，處處出擊的策略，迷惑敵軍，給瓦剌軍造成錯覺。當夜，兩路明軍主動出擊，斬殺瓦剌軍數百，乘勝而歸，使軍威大振。
13日，也先集中全力進攻德勝門。于謙以少數騎兵佯裝戰敗以引誘敵人。也先中計，督精騎萬人追擊，陷入明軍的埋伏地。明軍神機營火器齊發，伏兵驟起，大敗瓦剌軍於城下，斬殺萬餘人。號稱鐵頸元帥的也先之弟勃羅、平章卯那孩等重臣也中炮身亡。也先收集潰兵轉而進攻西直門，又被明軍神機營與步、騎兵的聯合行動所擊敗。
14日，防守彰儀門的明軍主動出擊，城外民眾紛紛加入戰鬥，擊其糧道。今靈丘、蔚縣、淶源一帶的民眾，也紛紛組織起來，對四處掠奪的瓦剌軍以打擊。經過5天激戰，瓦刺軍屢戰屢敗，攻城不克，和談不成，士氣低落。又聽說進攻居庸關的瓦剌軍被守關明軍阻住，且各地增援明軍紛紛前來，深怕歸路被斷。15日夜，瓦剌挾持明英宗由良鄉向紫荊關方向撤退。于謙急令明軍乘勝追擊，又在固安、霸州等地擊潰瓦剌軍萬餘人，擒獲大將阿歸等48人，奪回被掠牲畜萬餘頭。11月8日，瓦剌軍全部退出塞外。懾於明軍勢盛，次年8月，也先釋放英宗皇帝回國，恢復與明朝的臣屬關係。這在中國歷史上，漢族君主被外族掠去，又無條件釋放回國的還是第一次。他表明了于謙指揮明軍抗擊瓦剌軍入侵，取得了徹底勝利。
于謙簡介
于謙于謙是明朝歷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國家命運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的贊語。他的命運與明朝中期兩件大事變(土木之變與奪門之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然而前後的境遇卻截然相反，可謂悲喜兩重天，令人感嘆不已。
于謙，字廷益，浙江錢塘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時，他就展露出卓爾不凡的氣質。據說于謙七歲時，一個僧人見到他，覺得這個孩童日後必有大的作為，斷言他是將來的“救時宰相”。少年于謙，機智過人，能詩善對。八歲時，一次他穿著紅色衣服，騎馬玩耍。鄰家老者覺得很有趣，戲之曰：“紅孩兒，騎黑馬遊街。”于謙應聲而答：“赤帝子，斬白蛇當道。”下聯不僅工整，而且還顯露出他非同尋常的氣勢。
永樂十九年(1421)，二十四歲的于謙中進士。宣德元年(1426)，漢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穩之際在樂安州起兵謀叛，于謙隨宣宗朱瞻基親征。漢王未戰而降，宣宗命于謙口數其罪。于謙義正詞嚴，聲音朗朗，朱高煦趴伏於地，戰慄不已。宣宗非常欣賞于謙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謙以兵部右侍郎銜巡撫河南、山西，有政績。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應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變，于謙也許終其一生都是明廷一個兢兢業業的官僚而已。這場大事變將于謙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業，似乎應驗了早年僧人的預言。由此，于謙在歷史長廊里留下了他動人心魄的身影。
正是在這種關乎國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緊要關頭，以于謙為代表的一批忠義大臣處變不驚，迅速而果斷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徹底粉碎了也先的陰謀，穩定了大局。于謙此刻挺身而出，成為抵抗派的領軍人物。他果斷採取了以下幾個措施，挽救國家於危難之中。
第一，禁南遷之議。面對也先軍隊直撲北京的嚴峻形勢，是戰是守，大臣們的意見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講徐珵(chénɡ)善於星象之數，託言星象有變，朝廷應當南遷。對此，于謙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堅決反對南遷。他厲聲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監國郕(chénɡ)王朱祁鈺(yù)支持于謙的看法。由此，南遷之議才被廢棄，守衛北京之策乃定。
于謙言南遷者可斬也，絕非聳人聽聞，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正確建議。試想，明朝雖實行南北兩京之制，南京為陪都，但是一旦南遷，則北京勢必不保，長江以北將不為明廷所有。有史為鑑，當年宋朝徽、欽二帝被俘，宋高宗趙構逃至江南而失國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張，恐怕中國歷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戰役評價
與英宗土木堡之戰形成鮮明對照，一個重視後勤，取得了勝利，一個忽視後勤，導致了失敗。其教訓發人深思。 令人遺憾的是，8年後，被于謙重用的石亨等人，趁明代宗皇帝病重，未立太子之機，發動“奪門之變”，迎接被瓦剌放回的英宗皇帝復辟，廢代宗皇帝為成王，將于謙等朝廷棟樑之臣逮捕下獄，並殺害，釀成“天下奇冤”。當時，不僅“京郊婦孺，無不灑泣”，皇太后聞訊，也“嗟悼數日”，“英宗亦悔之”。不久，瓦剌軍又大舉攻明，明廷“人人憂色”。1466年，于謙沉冤得到昭雪，後被謚為“忠肅”。明朝戰爭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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