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役簡介
劉六、劉七起義明正德五年至七年（1510～1512），在京畿南部爆發，轉戰八省的農民武裝鬥爭，這是由劉六﹑劉七兄弟及楊虎等領導的農民起義。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文安人劉六、劉七在霸州發動起義，數千農民回響。次年，起義軍由河北攻入山東，以後又由山東回攻京畿。起義軍紀律嚴明，不妄殺人，使起義軍迅速發展到數萬人。起義軍分兵兩路，一路由劉六、劉七、齊彥名率領，另一路由楊虎、劉惠、趙鐩、邢老虎等率領。兩路起義軍時分時合，互相倚重。明武宗朱厚照以宦官谷大用為總督軍務，平亂的主要將領有伏羌伯毛銳、右僉都御史陸完、 邊將總兵許泰 ，調京師及宣府、大同、延綏等地軍隊前往鎮壓。正德七年，楊虎一路起義軍被擊潰，劉六、劉七孤軍奮戰，率部走湖廣，在黃州兵敗，劉六船翻身亡。七月，劉七與起義軍餘部全軍覆沒於江蘇狼山，起義最終失敗。 此次起義，由於單純的流動作戰和缺乏相互配合而失敗。
主要人物
劉六名寵，劉七名晨，霸州文安縣(今河北文安)人，農民出身。為人任俠好義，驍勇善騎射。因不堪地主豪強的兼併和壓榨，同齊彥名等在霸州等地打家劫舍，時稱“河北響馬”。
戰役背景
劉六、劉七起義 ——相關史書記載明王朝進入英宗正統年間（1436—1449）以後，政治黑暗腐敗，土地兼併加劇並高度集中，人民流離失所，階級矛盾日趨激烈，各地農民起義連綿不斷。爆發於河北的劉六、劉七起義就是這種歷史背景的產物。
明朝中葉，河北農民深受政府的馬政之害。為保證明軍邊馬的供應，自明初以來，明政府強令河北等地農民充當養馬戶。馬戶的徭役負擔極其沉重，為保證養好馬要付出很大代價，不僅耽誤農業生產，而且當所養馬匹死亡或種馬孳生不及額時，還要賠償損失，一貧如洗的農民不得不“賣田產、鬻男女，以充其數，苦不可言”，當時有人形容為“江南之患糧為最，河北之患馬為最”。河北臨近京師，正是廠衛特務、官僚地主施虐的地方，加上土地兼併劇烈，剝削壓迫十分殘酷，社會矛盾十分尖銳，農民起義時有發生。為了安定京畿一帶的局勢，正德四年（1509年）九月，專權宦官劉瑾派御史寧杲為“捕盜御史”到河北鎮壓農民起義。寧杲採用極為殘酷的高壓手段，屠殺和鎮壓農民，他“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明史紀事本末·平河北盜》）。整個河北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這激發了河北人民更大的反抗情緒，釀成了劉六、劉七起義。
當時的山東，在統治階級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下，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幾乎遍及全省。如：正德五年正月，“山東盜陷濰縣”（《山東通志》卷十《通紀八》）；正德五年三月，“守備鳳陽太監黃準奏：‘山東、徐州盜未平……’”（《明武宗實錄》卷六一）；正德五年八月“山東守臣奏登州、寧海等縣盜掠居民”（《明武宗實錄》卷六六）；正德五年末，白英率領一支農民起義軍白河北進入山東以後分成兩股，一股由德州東進，奔向諸城、高密、安丘、沂水；另一股轉戰西南，占領了魚台、金鄉。這些農民起義，有力地支援了劉六、劉七農民起義軍。
戰役經過
劉六、劉七是河北霸州文安人。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劉六、劉七兄弟率領數百人在霸州起義，當地農民積極回響。劉六、劉七起義後，當地人趙鐩、楊虎等也率眾回響，起義軍匯合成一支幾十萬人的大軍，轉戰於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廣、南直隸、江西等7個省區。
正德六年（1511年）三月，起義軍自河北進入山東，攻取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台、武城、陽信、曲阜及泰安州，明朝官軍東西奔命，義軍如入無人之境。起義軍在山東境內得到廣大人民民眾的積極回響和有力支持，正如當時明政府十三道御史賀銳所奏“山東居民，凡賊過之處，則樂於供給，糧草器仗，皆因於民，棄家從亂者，比比皆是；官軍所過之處，即閉門逃遁，箠楚驅逼，尤不肯前。”（《明武宗實錄》卷七四）短短數月間，起義軍人數發展到數萬之眾。在山東人民支援下，起義軍幾次從山東進攻京師，給明政府以極大震動。八月，明政府命太監谷大用提督軍務，除加派京營精銳部隊以外，又增調宣府、大同、延綏守邊的軍隊進入山東鎮壓起義。當時所調的軍隊有“京、邊及衛所奏留京操官軍二十餘萬，馬三十萬匹，其糧草之費，以正德六年一歲計，支太倉及各項銀九十餘萬兩”（《明武宗實錄》卷八三）。據統計，明統治者在正德六至七年調到山東境內鎮壓農民起義軍的部隊，約占全國總兵力的一半以上。
面對明軍的重重圍剿，起義軍被迫兵分兩路：以劉六、劉七、齊彥名為一路，劉六為首領；以楊虎、趙鐩、劉三、邢老虎為一路，楊虎為首領。他們時分時合，互為倚重，轉戰於河北、山東等地，攻打明軍。
楊虎率領的一路起義軍，在山東境內活動的時間不長。他們自滄州進入德州，又南下濟南、泰安、兗州，再東進直至登州、萊州等地。後楊虎率軍進入魯西南，在此地突破明軍的重兵包圍，進入江蘇、安徽境內。楊虎戰死後，起義軍由趙鐩統率，分28營，轉戰於河南、湖北間一年之久。在明政府的重兵包圍和誘降之下，起義軍內部發生分化，一部分將領投降了明軍，趙鐩勢力孤單，於正德七年秋在湖北兵敗被俘，壯烈犧牲。
劉六、劉七率領的一路起義軍進入山東後，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恃馬力悠忽馳驟，棲野不戰城郭，蹈虛不立方所”。官軍則聞風喪膽，怯不能戰，幾無抵抗之力可言。負責鎮壓起義軍的都御史馬中錫企圖以招撫的辦法瓦解起義軍，起義軍識破其陰謀，拒不投降，並又從山東北部突襲滄州、霸州。一時間，京師惶惶，被迫戒嚴，命右僉都御史陸完率宣府、大同、延綏三總兵統邊兵主力棄關入內鎮壓起義軍，並將山東巡撫都御史邊憲等人撤職查辦。十月，劉六、劉七先進攻濟寧，因守軍眾多，一時難以攻下，隨即向東迂迴，連克日照、海豐、壽張、陽穀、丘縣、寧陽、曲阜、沂水、泗水、費縣十城。當明軍尾追而來時，他們又回師濟寧，切斷運河交通，焚毀明政府運糧船1200艘，活捉工部主事王寵。
十一月，劉六率軍南下徐州，不久又北上，準備繞過駐紮重兵的臨清，突襲北京城，迫使明政府緊閉城門，同時調涿州、通州、良鄉等駐軍護衛京師。劉六見明軍有備，聲東擊西，揮師西向，轉戰河北雄縣、易州等十餘縣，又南下河南。明廷除派陸完統軍從山東追擊外，又命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鹹寧伯仇鉞為平賊將軍，統率在晉陝守邊的延綏、榆林諸路軍馬開進河南，以與陸完形成對起義軍的包圍之勢。起義軍採用機動靈活戰術，趁東西兩路明軍合圍之時，又北上進逼北京。陸完等明將大驚失色，恐北京有失，立即調派許泰等部追殺起義軍。明軍一邊緊追起義軍，一邊殺害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報功，“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卒無獲者，甚至賊已去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報功”（《明史紀事本末·平河北盜》）。在明軍的瘋狂追剿下，劉六、劉七等只好再次進入山東。正德七年（1512年）三月，劉六、劉七等回師東入登州、萊州，攻占膠州、平度、萊陽、文登、招遠，並圍攻海州，遭到明軍的追剿，起義軍大敗。四月，起義軍與明軍在登州一帶再度激戰，明府派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等近10萬人之精銳部隊圍剿起義軍，斬首義軍2300人，殺傷義軍3000多人，俘獲100多人，給義軍帶來巨大的損失。半月鏖戰之後，劉六、劉七、齊彥名僅率精銳騎兵300餘人突破重圍，轉戰河南、湖北，元氣大傷。同年六月至七月，起義軍在湖北河澤湖泊地帶與明軍激戰，由於起義軍多是北方人，不諳水戰，又在南通江面遭颶風和明軍火攻的襲擊，多次失利。後來他們又打算自南通、泰州登岸直趨淮安，重還山東，但受到揚州官軍的抵擋，只好以狼山為根據地，不斷出擊常州、江陰等地。
戰役結果
但由於力量對比過於懸殊，起義軍在明朝遼東、大同、宣府邊兵和地方軍隊的聯合包圍下於正德七年八月失敗，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壯烈犧牲。
當劉六、劉七主力部隊南下後，山東境內仍有零星義軍活動。正德七年七月，一部分農民軍由冠縣攻入朝城，殺死了明軍大同指揮謝琴。其它各地起義軍也展開一些活動，“少有百十人，多或千人，陽、鄒、費、臨邑、高唐諸縣復遭掠”（《明武宗實錄》卷九十）。直到明軍鎮壓劉六、劉七主力部隊回師山東後，才將這些小規模農民鬥爭鎮壓下去。
失敗原因
農民軍的失敗具有深刻的原因：
一是與明軍相比，勢單力薄，劉六軍隊雖號稱數萬人，但多是無以為生的貧苦農民，沒有作戰經驗，真正擁有戰鬥力的極少。
二是農民軍長期流動作戰，雖具有機動靈活的特色，可以出其不意，並取得了一些勝利，但由於缺乏牢固的根據地和後方，士兵疲於奔走，兵員和軍需補給都有一定困難，影響了戰鬥力的發揮。
三是兩支較大的起義軍獨立作戰，缺乏配合，更沒有和當時在四川的農民起義軍取得聯繫共同抗敵，致使明政府便於集中兵力，各個擊破。
戰役影響
劉六、劉七領導的這次起義，前後持續3年，轉戰河北、山東、河南、湖北、江蘇數省，沉重地打擊了統治階級。為了鎮壓起義，明政府動用了大量財力，耗盡了府庫之銀；起義軍所到之處，狠狠地打擊了當地貪官污吏、地主豪紳。這次起義給明統治者一個沉重而深刻的教訓，使明朝統治者認識到僅憑高壓政策難以維持長久統治，必須要採取有力措施緩和社會矛盾。起義失敗的第二年，明政府下令減免京畿、山東、河南等地稅糧，並宣布“流民復業者，官給廩食、廬舍、牛種，復五年”。朝廷內部也加以整頓，進行了楊廷和領導的改革，罷免了部分宦官，裁撤冗官，清查皇莊、官莊，退還給農民一部分土地。明朝出現了嘉靖初年較為清明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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