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東簡介
郡國名
遼東（2）東漢安帝時分遼東、遼西兩郡地置遼東屬國都尉。治所在昌黎（今義縣）。轄境相當今遼寧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帶。三國魏改為昌黎郡。
都司名
明洪武四年（1371年）置定遼都衛，洪武八年（1375年）改為遼東都司。治所在定遼中衛（今遼陽市）。轄區相當今遼寧大部。自正統後因兀良哈諸族南移，漸失遼河套（今遼河中游兩岸地）；自天啟元年（1621年）至崇禎十五年（1642年）間，全境為後金（清）所並。
軍鎮名
明代“九邊”之一。相當遼東都司的轄境。鎮守總兵官駐廣寧（今遼寧北鎮），隆慶元年（1568年）後冬季則移駐遼陽（今遼陽市）。明末廢。
地區名
泛指遼河以東地區。與遼左同義。
遼東方言
遼東方言屬於東北方言區膠遼官話，使用人口超過五千萬。今天範圍
遼東朝鮮半島與“遼東”的關係 燕遼東郡東界達朝鮮半島大同江以北地區，由郡名演化的地域名遼東，最初即包括大同江以北。魏晉至唐，遼東作為地域名內涵在逐漸擴大，包括整個大同江流域和漢江流域，甚至是高句麗政權的所有轄區。高句麗人也稱自己的國家所在地為遼東。
當前學術界通常認為，戰國時的燕國與箕氏朝鮮以清川江為界。其論證方法是，依據《三國志》卷30《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的雙方以“滿番汗為界”，認為番汗指漢遼東郡番汗縣，因番汗縣可以考定在朝鮮平安北道博川城南10里古博陵城，近清川江，因此斷定，番汗縣是邊境城鎮，其東的清川江為界河。但認為滿番汗即番汗的證據並不充分，持此說的學者也認為：“至於‘滿’作何解，說法不一，可能為衍文”，以“可能”二字將此關鍵問題輕輕帶過，顯然是不足以服人的。至於將滿番汗解釋為漢遼東郡“文”縣與“潘汗”縣的合稱，同樣也沒有史料依據。
除魚豢《魏略》外，史書中沒有對燕國東部邊界的記載，唯一可以參證的資料是《史記》卷115《朝鮮列傳》中對箕氏朝鮮史事的簡略追述：“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這段史料中值得注意的有三點：第一，燕曾“略屬”朝鮮，並“築障塞”，此記載也與《魏略》“取地”的記載相合。第二，未說明秦代東部邊界的變化，秦與箕氏朝鮮的邊界當沿襲燕與箕氏朝鮮的邊界。第三，西漢與箕氏朝鮮的邊界後撤至浿水。因秦漢時期的浿水即清川江，所以，燕秦與箕氏朝鮮的邊界必在清川江以東，即《魏略》的滿番汗在清川江以東。朝鮮的大寧江長城在清川江西，因此，不會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燕“築障塞”的障塞，而應是漢“復修遼東故塞
”的故塞。雖然這道漢“復修”的故塞何時初建，如今已無法考究，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即通行的以大寧江長城的位置作為燕與箕氏朝鮮以清川江為界的證據是不正確的。“朝鮮”之稱在古書里既可以用作國名，也可以用作地域名。作國名指古朝鮮全部轄區，作地域名則僅指大同江流域。《鹽鐵論》第45
《伐功》在談到燕擊朝鮮事件時稱燕“度遼東而攻朝鮮”，顯然是將朝鮮用作地域名。也就是說，在燕攻朝鮮取地兩千餘里的過程中，燕軍已經進入大同江流域。因此，前引《史記》所載燕“略屬真番、朝鮮”的朝鮮也是地域名，指大同江流域，這也是燕所築障塞在大同江流域的證據。秦統一後的東界是對燕的沿襲，則秦長城應與燕的障塞相距不遠。秦長城東端起點在漢樂浪郡遂城縣，即“今朝鮮平壤市西南江西迤西之鹹從里”，那么，燕長城也必在大同江流域無疑。可見，燕國強盛時已奪取大同江流域的部分地區。《山海經·海內北經》稱“列陽屬燕”，列指列水，即大同江，也證明大同江以北是燕國領地。燕擊朝鮮後設立的遼東郡包括朝鮮半島大同江以北地區，這才是前引《史記》稱燕“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的含義。西漢初因為“
遠難守”退而以清川江為界，原燕、秦長城皆棄而不守。《史記》卷115《朝鮮列傳》稱衛滿“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塞”即如今已發現的大寧江長城，“上下障”就是西漢廢棄的燕、秦兩道長城，應都在大同江流域。《魏略》所載滿番汗是地名或是河名無從考證，但一定在大同江流域。
有的學者認為遼東作為地域名早於燕設遼東郡，主要依據一是《管子·地數篇》：“燕有遼東之煮”，二是《戰國策·燕策》載蘇秦說“燕東有朝鮮、遼東”。對於前者，張佩綸早已指出：“春秋時北燕為山戎所逼，豈能兼有遼東？”認為這是“戰國時語”。對於後者，閻忠已指出其不可靠。此外，遼東一詞也見於《管子·輕重甲》。《管子·輕重》諸篇的成書年代雖存在爭議，但最早的說法是成書於戰國。說燕設遼東郡之前已有作為地域名的遼東證據是不充分的。遼東作為地域名源自遼東郡，最初指遼東郡所轄地區，其東界達大同江流域。
作為地域名，遼東一詞的內涵在逐漸擴大。首先，因遼東曾轄有部分朝鮮地，即將全部古朝鮮地即大同江流域都稱為遼東，包括遼東郡從未直接管轄過的大同江以南以區。如《宋書》卷28《符瑞志》“白虎見遼東樂浪”，已認為樂浪郡轄區屬於遼東這一地域。唐李賢在《後漢書》卷1下《光武帝紀》注中稱樂浪郡在遼東，《高足酉墓誌》中稱高句麗人高足酉為“遼東平壤人”，都是此用法的實例。最典型的是《後漢書·郡國志》李賢註：“列水在遼東”，稱大同江在遼東。其次，因將朝鮮地稱為遼東，而將後世控制該地區的高句麗政權稱為遼東。《舊唐書》卷83《薛仁貴傳》載唐高宗對薛仁貴說：“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遼東鹹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卷92《魏元忠傳》提到“李績平遼東”，顯然都是指高句麗政權。
雖然燕與箕氏朝鮮為敵國，但據《三國志》卷30《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載，箕氏朝鮮“略服屬秦，不肯朝會”，箕氏朝鮮已成為秦的屬國。《史記》卷115《朝鮮列傳》：“秦滅燕，屬遼東外徼”，劉子敏認為“徼”指“藩屬”，則箕氏朝鮮作為秦的屬國可能是歸遼東郡管理的。漢初，“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衛氏朝鮮是隸屬於漢遼東郡的。這種統屬關係顯然也是遼東作為地域概念內涵擴大的原因。魏晉以後，雖然遼東郡不再轄有朝鮮半島北部，但將此地區稱為遼東的觀念還是沿襲下來。
至晚在隋代，高句麗人已接受了這種觀念，在與中原的交往中，也把自己國家的所在地稱為“遼東”，高句麗王元在給隋文帝的表中自稱“遼東糞土臣元”，《高足酉墓誌》、《高玄墓誌》將這兩位高句麗人墓主分別稱為“遼東平壤人”、“遼東三韓人”。
無論是唐人還是高句麗人，對朝鮮半島北部屬於遼東的說法都是認同的。正是在這種觀念指導下，唐代裴矩、溫彥博等大臣才提出“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卷61)以歷史上中原王朝對此地區的直接統轄為依據，堅持大同江流域為中國領土，要求恢復中原王朝對這裡的直接管轄。“遼東”的地理範圍包括朝鮮半島北部，特別是大同江流域，反映出唐朝人對中國疆域的認識。唐以前的歷史事實證明，唐人這種認識是正確的。高句麗人對“遼東”內涵的認同，反映出高句麗人對中國的向心力。以“遼東”指稱朝鮮半島北部的說法在中原地區和高句麗國內的通行，恰是大同江流域古代為中國領土、高句麗民族是中華民族組成部分的一個有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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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新羅北界與唐朝遼東作者：王小甫
【提要】本文研究認為，統一新羅併合了朝鮮半島上舊屬三韓的地域，沒有也無意於北上占據本非三韓的高句麗故地。有唐一代，遼東即鴨綠江南北的高句麗故地主體仍然屬於中原王朝，渤海國僅只據有一部分高句麗舊地。所謂“統一新羅與渤海國的相互敵對很像一個被分割國家的南北兩部分”這樣的說法，顯然是對歷史的誤解。
統一新羅（668-935）時期，其北部邊界長期保持在從大同江界線到江原道德源附近1。直到王氏高麗（918-1392）初期，這一狀況仍然變化不大2。為什麼會形成這種狀況？有人認為：“新羅統一三國後，當時由於新羅統治者對高句麗舊領土的消極態度，停止了向大同江以北地方活動”3。也有人認為：新羅“統一了原百濟的全部疆土和原高句麗的大同江以南地區”，但“未能完全實現它在戰爭初期所期望的統一三國全部領土和居民的目的。這是它一開始就引進企圖侵略朝鮮的強大敵人唐朝侵略者作為自己的‘同盟者’的嚴重錯誤所造成的後果。”4我們知道的實際情況是，所謂“原高句麗的大同江以南地區”就是在唐、羅剛剛聯手消滅高句麗，新羅就發起歷經八年（669-676）的驅逐唐軍戰爭而最終獲取的5。唐朝同盟者的身份未能阻擋新羅為實現自己的目的對其發動進攻。顯然，新羅北界止於大同江的原因不在唐朝的政治軍事實力，而在於新羅自身，在於“新羅統治者對高句麗舊領土的消極態度”。也就是說，新羅原本就不期望“統一三國全部領土和居民”，它要統一的只是半島舊有的三韓（辰韓=新羅、弁韓=伽耶、馬韓=百濟）故地6，所謂“原高句麗的大同江以南地
1參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賀劍城譯《朝鮮通史》上卷，三聯書店，1962年，52頁；（韓）梁泰鎮《韓國的國境研究》第二章第二節《三國時代的國界》，漢城：同和出版公社，1987年，68-71頁；（韓）李基白著，厲帆譯《韓國史新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73頁。
2參（韓）崔萬基等編《（高等學校）歷史附圖》，漢城：教化社，1997年，19-20頁；（韓）金渭顯《契丹的東北政策》第四章第二節《經略高麗》，台北：華世出版社，1981年，75-8頁。
3見上引《朝鮮通史》上卷，54頁。
4見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著，延邊州翻譯組譯《朝鮮通史》上卷（第一分冊）第六章第一節《新羅統一百濟的全部疆土和高句麗的南部地區》，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210頁。
5參黃約瑟《武則天與朝鮮半島政局》第一節《唐高宗朝末年外務》，收入劉健明編《黃約瑟隋唐史論集》，中華書局，1997年，61-4頁；上引《朝鮮通史》上卷，47-50頁；拙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10頁；上引《韓國史新論》，72-4頁。
6韓國學者金渭顯在論述王氏高麗的北進政策時說：“太祖（王建）在統一三韓後，正想揮師北進，不意得病崩殂”，其根據是《高麗史》記《太祖遺訓》云：“朕賴三韓山川陰佑以成大業，西京水德順為我國地脈之根本大業，萬代之地，宜當四仲巡駐，留過百日，以致安寧。”（轉引自金渭顯《契丹的東北政策》，77頁）可見迄王氏高麗統一時，其
區”不過是歷史上高句麗在向南擴張中奪取的百濟故土。本文以下即擬就此加以探討，不妥之處，還望大家批評指正。
一、高句麗南部地區的歷史歸屬
高句麗（亦作高句驪、高麗）族本居中國東北，為漢朝臣民1。公元前108年，漢武帝破衛氏朝鮮，次年設玄菟郡，下屬三縣，高句麗是其一2。公元前37年夫余王子朱蒙出逃高句麗之地（紇升骨城/卒本，今遼寧桓仁五女山城）3建立政權。不久，高句麗移都國內城（今吉林省集安市），與漢廷建立了藩屬關係，成為漢的侯國，由漢中央政府頒發印綬4。自立國以後，歷代高句麗王均奉行對外積極進取的政策5。東漢末公孫度領有遼東，高句麗與之通好。238年曹魏滅公孫氏後，高句麗東川王欲代之稱雄，於曹魏正始（240～249）中遭到幽州刺史毌丘儉的毀滅性打擊。於是，高句麗轉而開始渡過鴨綠江向南進擊。此時夾在高句麗和百濟之間的是漢武帝滅衛氏朝鮮建立並留存下來的樂浪郡和帶方（真番）郡6，他們“無力阻擋高句麗的南進，終於四世紀初被高句麗併合”7。樂浪郡的首府平壤就此轉到了高句麗的治下。然而，高句麗在隨後與前燕爭奪遼東中遭到重挫，於是傾力南向，“四世紀後半期，高句麗在南進中最先相遇的對手就是百濟”8。369年，高句麗發兵二萬南攻百濟，反為百濟軍所敗。371年百濟反攻，傾全國兵力北上圍攻平壤城，高句麗王釗（故國原王）戰死。此後雙方處於拉鋸戰中9，分界就在平壤大同江一線10。
可是，後來的高句麗王安（392～413）是歷史上著名的廣開土王，又稱好太王，他即位
領土仍然只是三韓舊地，經略所謂西京（平壤）是王氏高麗朝才開始的事。
1（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卷三十七《地理志》四：“高句麗始居中國北地。”（漢城：景仁文化社影印本，1994年，378頁）我懷疑很可能正是由於王氏建國以高麗為名，才出現了張冠李戴將三韓引申為三國的做法，把一直被統一新羅所排斥的高句麗與三韓裔脈並列編成史書，以後便愈演愈烈。總之，這個問題關係重大，值得深究。
2《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八下：“玄菟郡（原註：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莽曰下句驪，屬幽州），戶四萬五千六，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縣三：高句驪，上殷台，西蓋馬。”（中華書局標點本1626頁）並請參王鍾翰主編《中國民族史》第三編第二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66頁。
3《三國史記》卷三十七《地理志》四：“則所謂朱蒙所都紇升骨城、卒本者，蓋漢玄菟郡之界，大遼國東、京之西，《漢（書·地理）志》所謂玄菟屬縣高句麗是與。”（377頁）遼寧桓仁五女山城作為高句麗王城之一，已於2004年7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4參上引《中國民族史》，166頁。
5參拙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37頁以下。
6真番郡有在南與在北二說，兩說“相較，顯以在南說較長”，見張錫彤等著《〈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彙編·東北卷》，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50-51頁。本人又認為，真番、帶方二名，實乃一音之轉，擬另文專申此說。
7朝鮮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著，王建等譯《朝鮮全史》第三卷《中世篇·高句麗史》第四章《恢復遼東與擴張領土》第四節《南進》，延邊大學出版社，1988年，134頁。據《三國史記》卷十七《高句麗本紀》第五，美川王“十四年（313）冬十月，侵樂浪郡”，“十五年秋九月，南侵帶方郡”（180頁）。
8見上引《朝鮮全史》第三卷，134頁。
9參上引《朝鮮全史》第三卷，134-5頁；拙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37-8頁。
10據《三國史記》卷十八《高句麗本紀》第六記載，342年前燕慕容皝破高句麗毀丸都（今吉林集安西通溝）後，故國原王於次年“秋七月，移居平壤東黃城，城在今西京（平壤）東木覓山中。”（184頁）然而，如《朝鮮全史》第三卷作者所考證：“據《大東輿地圖》，木覓山在大同江南岸，那裡有黃城址。迄今那裡未曾發現高句麗城址，而且當時在百濟勢力全力對抗高句麗南進政策，並擴大到黃海道的情況下，也不可把黃城設在大同江南面。”（150頁注1）這也說明，當時大同江以南是百濟的勢力範圍。
後，憑藉“國富民殷，五穀豐熟”1，接連向鄰近地區和部族進行大規模的拓展兼併。據如今尚立於吉林省集安市郊的《廣開土王碑》記載，他在位期間高句麗大軍兩次南征百濟，“結果使當時百濟的北部地方——今天的黃海（南）道南部地方和京畿道北部及西部沿海地方，變成高句麗的領土。”2在這種形勢下，427年，廣開土王的兒子長壽王（413～491）把都城從國內城遷到了平壤。“475年，高句麗以三萬兵力打退了百濟與新羅的聯合部隊，占領了百濟首都漢城。”3百濟被迫南遷都城於錦江中游之熊津（今公州）。到五世紀末，從朝鮮半島西海岸的牙山至東海岸的盈德一線成為高句麗的南部界線，“構成高句麗存在時期版圖最大的強盛時期”4。應當指出，平壤大同江以南直到東海岸的這些被高句麗占領的土地並不全是百濟領土，半島東部太白山南段地區原來是屬於新羅的領域。只不過後來新羅真興王（540-576）強大，又重新改寫了半島中部直到漢江下游的版圖5。這就是所謂“高句麗南部地區”的由來。顯然，其中的大同江以南地區基本都是百濟故土，誰在統一過程中繼承了百濟的遺產，誰就應該擁有這一地區的主權。
二、新羅的統一目標
《三國史記》卷七《新羅本紀》第七記載，671年，文武王金法敏曾報書前來討伐的唐軍總管6：“先王貞觀二十二年入朝，面奉太宗文皇帝恩敕：‘朕今伐高麗，非有他故，憐你新羅，攝乎兩國，每被侵陵，靡有寧歲。山川土地，我非所貪，玉帛子女，是我所求。我平定兩國，平壤以南，百濟土地，並乞（與）你新羅，永為安逸。’”文武王提到的這份敕文並不見於中國史料，而且“玉帛子女，是我所求”這樣露骨的言辭也不像唐太宗的話。但是，文武王引這樣一段話為自己辯護，其內容卻暴露了新羅統一的空間追求，即要併合平壤以南所有百濟曾經領有的土地。《新唐書·新羅傳》為這一解釋提供了證據，其中記載，高宗上元二年（675）的唐、羅爭戰雖以新羅謝罪結束，“然多取百濟地，遂抵高麗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三國史記·地理志》二明確記載新羅的漢、朔、溟三州本高句麗地（《地理志》四則直接稱為“高句麗南境”），我曾經將其州縣地名逐一比勘《大東輿地全圖》，發現其地域直抵平壤附近的大同江南岸。譬如《地理志》二記載：漢州“取城郡，本高句麗冬忽，（新羅）憲德王改名，今黃州。領縣三。（中略）唐岳縣本高句麗加火押，憲德王置縣改名，今中和縣。”中和地名今仍存，就在大同江南岸，其地現已劃為平壤市郊區。所以，所謂“高句麗南境”必為高句麗所取百濟故地無疑。《新唐書·新羅傳》的記載可以理解為新羅因併合百濟之地，於是占據了高句麗南境，這與上述《三國史記·新羅本紀》“平壤以南百濟土地”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
新羅的這一統一目標，還表如今統一過程中對百濟和高句麗的態度明顯不同。
1《好太王碑》第1面第5行。參前引《朝鮮通史》上卷（第一分冊），114頁。
2見上引《朝鮮全史》第三卷，136頁。
3《朝鮮全史》第三卷，191頁。參《三國史記》卷二十六《百濟本紀》第四，259頁；（韓）申瀅植《百濟史》第三章第3節《百濟的成長與發展》，漢城梨花女子大學出版部，1997年，144頁以下。
4《朝鮮全史》第三卷，152-3頁，並參192頁。
5仔細分析《三國史記·地理志》的記載可知，真興王時期新羅西北邊與百濟的交界在錦江上游直到清州以北至稷山、牙山一線，參《三國史記》卷三十四《地理志》一，尚州、康州條，352-4、356-8頁；同書卷三十五《地理志》二，漢州條，359-63頁；同書卷三十六《地理志》三，熊州、全州條，369-73頁。並參《大東輿地全圖》，收在元慶烈《大東輿地圖研究》，漢城：成地文化社，1991年，另附圖；前引《韓國史新論》，47-49頁。
6《三國史記》的記載是薛仁貴，《新唐書·新羅傳》的記載是劉仁軌。據兩《唐書》本傳，劉仁軌為雞林道行軍大總管，薛仁貴為總管。
如上所述，新羅在其統一過程中也曾與高句麗發生衝突，但都是在百濟故土以內。新羅的興起和發展正好與高句麗在半島上的擴張形成對立，因而雙方成為仇敵。新羅兼併伽耶，又和鄰近的日本產生了利害衝突1。新羅當然不願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濟的鬥爭中南北腹背兩面受敵，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完成其統一事業，在東亞地區唯有引來中原王朝一起行動才行。新羅拉攏唐朝的辦法就是，時時處處讓唐朝感到新羅是自己在東亞事務中唯一忠實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2。這就是史料中屢屢見到新羅向唐朝提起高句麗、百濟“兩國”3敵人的原因。正是在新羅的這種拉攏之下，唐朝才舍邊徼強敵高句麗於不顧，先出兵跨海幫助新羅打敗了倭軍、消滅了百濟，而眾所周知，百濟和倭國當時與唐朝並不存在地緣衝突。然而後來唐滅高句麗，新羅態度便不再積極，如文武王金法敏自己所說：“乾封二年（667），聞大總管英國公征遼。某往漢城州，遣兵集於界首，新羅兵馬不可獨入。先遣細作三度，船相次發遣，覘候大軍。”4
新羅之所以採取這種態度，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它只想併合三韓本土，並不想奪取占領本非三韓的高句麗的舊領地。新羅的這一立場，在戰後對百濟和高句麗餘眾的不同處理上暴露得更為徹底。
百濟滅亡以後，唐朝任命故太子扶餘隆為都督，“遣還本國，共新羅和親，以招輯其餘眾”（《舊唐書·百濟傳》），麟德二年（665），又讓其與新羅王金法敏在百濟故都熊津城（今韓國忠清南道公州）會盟結好。唐朝本意在於興滅繼絕，實行羈縻5。有學者指出：“這些行動不僅意在贏得百濟人心，也是為了挫敗新羅對前百濟領土的圖謀。”6然而新羅王卻聲稱：“新羅、百濟累代深仇。今見百濟形況，別當自立一國，百年以後，子孫必見吞滅新羅。既是國家之州，不可分為兩國，願為一家，長無後患。”7顯然，在新羅看來，能否併合百濟境域關係到統一事業的成敗，於是乎公然蠶食鯨吞，以致唐朝扶持的扶餘隆竟不敢還國。高句麗滅亡以後，新羅對百濟的侵奪更加頻繁。唐遣使責問，新羅於總章三年（669）“遣欽純角乾、良圖波珍飡入唐謝罪。”8然而，唐朝的干涉並未使新羅的政策發生根本轉變。“最後，於671年新羅攻占了泗沘要塞並建立了所夫里州，這樣便控制了前百濟的全部領土。”9可以看出，新羅對於百濟是恨不滅此朝食，不留任何餘地。
新羅對高句麗的態度卻頗有些不同。貞觀十九年（645）唐太宗出兵討伐高句麗時宣言：“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仇，高麗雪君父之恥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10頗有收復故土之意。668年高句麗滅亡，唐朝將安東都護府設在平壤，顯然有意繼承高句麗的全部遺產，包括當年遷都平壤前後進行領土擴張所占領的百濟故土，即大同江以南的所謂“高句麗南境”。唐朝的這種做法與新羅的統一目標直接牴觸，因而激發了新羅的對抗11。670年，高句麗故地發生貴族鉗牟岑（《三
1參千寬宇《伽耶史研究》，漢城一潮閣，1997年，44-52頁。
2參拙文《唐朝與新羅關係史論》，收入前引拙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326-30頁。
3參《三國史記》72、76-7、80-1等頁。該書卷六《新羅本紀》第六，文武王六年（666）條有“王以既平百濟，欲滅高句麗，請兵於唐”句，與同卷八年條載文武王戰後告廟文中“與大唐同舉義兵，問罪於百濟、高句麗”的說法不合，前句恐為自矜之辭。
4《三國史記》卷七《新羅本紀》第七，80頁。
5參兩《唐書·百濟傳》載劉仁軌撰百濟新羅盟文。
6《韓國史新論》，73頁。
7《三國史記》卷七《新羅本紀》第七，81頁。
8《三國史記》卷六《新羅本紀》第六，72頁。
9《韓國史新論》，73頁。
10《通鑑》卷一九八，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三月條，6217-8頁。
11參《三國史記》卷七《新羅本紀》第七，80-81頁。
國史記》作劍牟岑）糾集的叛亂，失敗後南逃新羅1。新羅不僅容留逃人，還於當年八月即冊封其中的高句麗王室後裔安勝（《新唐書》作安舜）為高句麗王，冊文稱讚其“流離辛苦，跡同晉文；更興亡國，事等衛侯”，希望“永為鄰國，事同昆弟”；安勝等也表示“願作藩屏，永世盡忠”2。可見當時新羅並不希望見到高句麗被徹底消滅，還想保留一個傀儡性質的高句麗政權，作為自己和唐朝之間的緩衝地帶。只是在隨後的羅唐戰爭（669-676）中新羅直接攻取了高句麗南境，以安勝為首的傀儡政權才失去了意義3。676年，唐朝的安東都護府從平壤撤退到了遼東，新羅的統一目標完全實現，邊界也就穩定安靜了下來4。
由此可見，高句麗滅亡以後新羅之所以立即毀盟轉而向強大的唐朝開戰，其根本原因在於能否據有高句麗南境百濟故地關係到其統一事業的成敗興亡。一旦統一目標達成，新羅的活動便停了下來，不再進行領土擴張，並且與唐朝恢復了和平友好關係。
三、新羅與唐朝遼東地區的關係
676年唐朝將安東都護府從平壤後撤到遼東（今遼寧遼陽），標誌著唐朝放棄了以平壤為基地經略高句麗南境，同時撤退的還有置於百濟的熊津都督府5，也顯示唐朝決意退出三韓故地的歷史爭奪。還有一條材料也可以證明唐朝遼東經略的這種空間意向，據《舊唐書·高麗傳》：“儀鳳中，高宗授高藏開府儀同三司、遼東都督，封朝鮮王，居安東，鎮本蕃為主。”此事據新傳在儀鳳二年（677），即唐朝撤退安東府的第二年。我們注意到，高句麗滅亡以前唐封其國君的爵號均為高麗王（《三國史記》作高句麗王），滅國後故君高藏以遼東都督一職封朝鮮王，居於安東接受羈縻，這表明，唐朝認為其領地已非原高句麗擴張版圖，而是只限於其最初興起的遼東和古朝鮮的舊地。據我研究，古朝鮮得名於“來朝之韓（鮮）”6，漢武帝滅其衛氏政權而建樂浪、真番、臨屯、玄菟四郡（高句麗為玄菟屬縣之一）；其南即半島三韓（辰韓、弁韓、馬韓），為新羅、百濟先民。以古代的鮮、韓分野作為大唐帝國與統一新羅的疆域分界，這既尊重了歷史沿革，也滿足了新羅的要求，所以這條界線能長期穩定下來。
儘管接受羈縻的高句麗王室後裔才經三代到七、八世紀之交就斷絕了傳承7，遼東地區直到半島上的大同江邊卻一直為唐朝安東都護府所控制。有人認為：“統一新羅與渤海國的相互敵對很像一個被分割國家的南北兩部分”8，然而，這樣的“一個被分割國家”其實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七世紀末在中國東北建立的渤海國（698-926）曾經領有所謂“高句麗北部”9，那實際上是從前高句麗在勢力擴張中征服粟末靺鞨等部落的領地1，因而渤海
1參《新唐書·高麗傳》；《三國史記》卷六《新羅本紀》第六，73頁。
2《三國史記》卷六《新羅本紀》第六，73-74頁。
3674年新羅改封安勝為報德王，678年建立北原小京（今韓國江原道原州），均為其勢力北伸的表現，參前引黃約瑟《武則天與朝鮮半島政局》，63頁。
4參拙文《總論：隋唐五代東北亞政治關係大勢》，收在前引拙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10頁。據《三國史記》卷八《新羅本紀》第八記載，683年，新羅神文王“征報德王安勝為蘇判，賜姓金氏，留京都，賜甲第良田”（90頁），高句麗遺民的報德國就此滅亡；685年，新羅“始備九州”（91頁），即統一全部完成。
5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唐高宗上元三年（676）二月條，6378-9頁。
6參拙文《朝鮮為“來朝之韓”說》，收入前引拙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附錄一，444-54頁。
7《新唐書·高麗傳》說高句麗“後稍自國，至元和末遣使者獻樂工”，世系不明，存疑。
8《韓國史新論》，74頁。
9《新唐書·靺鞨傳》：“帝伐高麗，其北部反，與高麗合。高惠真等率眾援安市，每戰，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執惠真，收靺鞨兵三千餘，悉坑之。”（6178頁）同書《高麗傳》：“次安市。於是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傉薩高惠
海將自己的建國之地稱為“舊國”（今吉林敦化一帶）。可以肯定，唐朝盛時一直對遼東高句麗故地實施著有效的管理。如，開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宰相張九齡草《敕新羅王金興光書》：“近又得思蘭表稱，知卿欲於浿江（即大同江。——引者）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蕞爾渤海，久已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次年，新羅王上《賜土地謝表》稱：“伏奉恩敕，浿江以南，宜令新羅安置。臣生居海裔，沐化聖朝。雖丹素為心，而功無可效；以忠正為事，而勞不足賞。陛下降雨露之恩，發日月之詔，錫臣土境，廣臣邑居，遂使墾闢有期，農桑得所。臣奉絲綸之旨，荷榮寵之深，粉骨糜身，無由上答。”2至此，新羅以大同江為北界才得到了唐朝的正式承
《三國史記》卷三十七《地理志》四收有被新羅併合的高句麗南境及百濟全境歷史地名錄，同時還保留了一份總章二年（669）二月唐將李績《奉敕以高句麗諸城置都督府及州縣目錄》，其敕文曰：“其州郡應須隸屬，宜委遼東道安撫使兼右相劉仁軌遂便穩分割，仍總隸安東都護府。”由此可見文後所列地名即當時安東府的轄區，除了後來隨同後撤的熊津都督府所轄州縣外（其地土被新羅併合，地名均見於百濟歷史地名錄），可知安東府所領主要為鴨淥水（今鴨綠江）南北的高句麗故地4。《三國史記》該卷最後引唐朝貞元（785-805）宰相“賈耽《古今郡國志》云：渤海國南海、鴨淥、扶餘、柵城四府，並是高句麗舊地也。”然而《新唐書·渤海傳》的記載是：“獩貊故地為東京，曰龍原府（今吉林琿春八連城），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為南京，曰南海府（今朝鮮鹹鏡南道北青），領沃、睛、椒三州。高麗故地為西京，曰鴨淥府（今吉林臨江），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嶺府（今吉林樺甸），領瑕、河二州。扶餘故地為扶餘府（今吉林農安），常屯勁兵捍契丹，領扶、仙二州；鄚頡府（今黑龍江阿城）領鄚、高二州。”即渤海所據高句麗故地只有鴨淥、長嶺兩府六州，其他諸族故地即使歷史上曾經被高句麗征服占領過5，如同粟末靺鞨等部，“亦因高麗破後奔散微弱，後無聞焉，縱有遺人，並為渤海編戶”（《舊唐書·靺鞨傳》）。
儘管唐自安史之亂（755-762）以後國勢衰落，統轄遼東的安東都護府大亂發生後就廢除了6，周邊部族即開始向遼東滲透7，但據研究，渤海國雖稱海東盛國，可在最盛時期其南
真引兵及靺鞨眾十五萬來援。（中略）延壽等度勢窮，即舉眾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眾三萬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人”（6191-2頁）。比勘兩傳，可知所謂北部為靺鞨而非高句麗。此外，高句麗自身又分為內、北、東、南、西五部，其“北部即絕奴部也，或號後部”、“南部即灌奴部也，亦號前部”（6186頁）等等，與前述所征服之南（樂浪、帶方）、北部（靺鞨諸部）顯然不同。
1《新唐書·渤海傳》：“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6179頁）《舊唐書·靺鞨傳》：“其白山部，素附於高麗，因收平壤之後，部眾多入中國。汨咄、安居骨、號室等部，亦因高麗破後奔散微弱，後無聞焉，縱有遺人，並為渤海編戶。唯黑水部全盛，分為十六部，部又以南北為稱。”（5359頁）可見除黑水部外，靺鞨諸部均曾被高句麗征服，成為其北方屬部。參前引拙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17、39-40頁。
2兩條史料均轉引自前引黃約瑟《武則天與朝鮮半島政局》，100-102頁
3參前引《朝鮮通史》上卷，50頁；拙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13頁。
4見該書377、386-7頁。應當指出，由於時代間隔，這份地名目錄並非詳盡準確，因而作者又開列了一份《三國有名未詳地分》目錄，其中列有明確屬於唐朝遼東高句麗故地的泊灼城、蓋牟城、沙卑城、白岩城、建安城、蒼岩城、白水山、沸流水、薩水、故國原、美川、小獸林等地名。總之，這兩份地名目錄還值得進一步深入細緻研究。
5參前引拙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39-40頁。
6兩《唐書·地理志》均說安東府“至德（756-758）後廢”。據《續日本紀》卷二十一的記載，至德年間有安東都護王玄志斬參與叛亂的平盧節度徐歸道，“自稱權知平盧節度，進鎮北平，至德三載（758）四月王玄志遣將軍王進義來聘渤海”（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258頁），這是載籍所見最後一任安東都護。
7參王綿厚《唐末契丹進入遼東的歷史考察》，收在氏著《東北古族古國古文化研究（中卷）》，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255-6頁；魏國忠《渤海王國據有遼東考》，收在氏著《東北民族史研究（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境也只是在扶餘府、長嶺府至泊灼口（今遼寧丹東北靉河入鴨綠江口九連城）一線，—直沒有到達以遼東城（今遼寧遼陽）為中心的遼東腹地1。因此，有人認為，遼東廣大地域在安史亂後直到被契丹占領的一百多年裡在政治上是一片“甌脫”（空白區）2。也有人認為在契丹占領之前渤海曾經在這裡部分設治3。但是，這段時期遼東究竟得到了怎樣的治理，甚至契丹人又是怎樣得到這片地區的，如今都很難確知了4。契丹人真正對遼東實行軍事占領和政治統治，是在阿保機當政及契丹建國（916年）前後5。
鴨綠江以南韓半島上的情況也與遼東腹地類似。據韓國學者金渭顯研究：“在新羅與渤海的末期，兩國之間可說已沒有國境線，蓋數百里的邊境地區完全成為無人地帶。這可由高麗初期北邊開拓情形及新羅的兵制看出。太祖（王建）初年開拓西京（平壤）的情形，如前所述，當時西京仍是完全荒蕪之地。新羅兵制是一種鎮壓新得地區反叛的編制，即‘九誓幢與十停’。九誓幢是新羅人（三誓幢）、高句麗人（三誓幢）、百濟人（二誓幢）、靺鞨人（一誓幢）的混合部隊，也就是中央軍團。九誓幢的任務是防禦首都（今韓國東南部的慶州）。十停是地方軍團，分置於九州的樞紐地區及全國各地。在漢州則置兩個軍團以防禦北方，但是，這兩個軍團仍然在漢水（江）的南方6。由此可見，當時可能沒有最北端的防禦線可言。而彼時渤海與新羅的勢力尚不能達到鴨綠江以南的朝鮮半島北端。在有關女真7起源的說法中，韓國學者李丙燾及日本學者三上次男均主張渤海的強制移置說。三上次男以為黑水一帶諸部族是渤海武王（大武藝，719-737年在位。——引者）末期的被征服人民，以後移置於渤海南京附近，隨著新羅國勢的衰微，乃逐漸移動南來。如此，則在女真移置於南京附近以前，後來女真所據的地區，可說是一片無人地帶。高麗太祖的開拓地區也就是這片女真尚未占據的無人地帶。”8可見，即使是在安史之亂以後唐朝遼東高句麗故地長期成為政治真空的情況下，新羅也沒有北上發展進入這一地區。
半島政權跨過大同江向北發展並逐步占據直到鴨綠江邊的古樂浪郡/高句麗故地，已經是取代新羅崛興的王氏高麗時期。有人認為：太祖的北進界線大概在馬歇灘（清川江）一帶，成宗時（981-997）高麗的北進政策進展更速。但即便如此，當993年契丹命東京（今遼寧遼陽）留守蕭恆德（《高麗史》作蕭遜寧，遜寧乃恆德之字）統軍八十萬征高麗時，“成宗召群臣議對契丹政策，或雲乞降，或雲割西京（平壤）以北之地。成宗將從割地之論，乃開西京米倉，任百姓取用，餘糧恐資敵，乃盡投於大同江。”9後因契丹小挫媾和，高麗才得以保住鴨綠江以東幾百里之地。第二年，高麗為了表示誠意，改奉契丹年號，契丹聖宗乃將女真所據的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予高麗10。
196-99，200-1頁。
1參《唐末契丹進入遼東的歷史考察》，257-8頁。
2參《唐末契丹進入遼東的歷史考察》，255-6頁。
3參《渤海王國據有遼東考》，201頁。
4現存史料沒有提供契丹攻占遼東的細節（參魏國忠《渤海王國據有遼東考》198頁），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唐末和五代初契丹兵不血刃進入遼東”（參王綿厚《唐末契丹進入遼東的歷史考察》255頁以下）。
5參《唐末契丹進入遼東的歷史考察》，252、259-61頁；《渤海王國據有遼東考》，198、201頁。
6前引[韓]李基白《韓國史新論》107頁提到新羅防禦北方的有浿江鎮和穴口鎮（今漢江口江華島），或即指此。並參[日]李成市《古代東亞的民族與國家》第二篇第十章《新羅兵制中的浿江鎮典》，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
7此指東女真即曷懶甸女真，為唐以前沃沮的後裔。沃沮即勿吉，又分北沃沮、東沃沮，東女真當即古代東沃沮的後裔。
8見前引《契丹的東北政策》，77-8頁。
9參《契丹的東北政策》，82-4頁。
10參《契丹的東北政策》，84-6頁。
四、餘論
我曾經懷疑，或許日本與新羅間的外交與軍事張力牽制了新羅向北越過大同江占據高句麗故地（唐朝安東府所領）1。如今看來，這種懷疑缺乏證據。據研究，自高句麗滅亡的同年同月即日本天智天皇七年（668）九月新羅立刻遣使日本，以後直到文武天皇四年（700）的一共三十二年間，新羅遣使日本達二十九次，而此間日本遣使新羅為十一次。雙方使者在短期內往來如此頻繁，顯示其關係密切非同一般。而與此大致同時，日本自669年第七次遣唐使赴唐後至701年的三十二年間，一直沒有與唐朝交往。顯然，這一時期羅唐關係緊張，新羅出於對抗唐朝的目的，需要與日本交好2。日本的積極回應只能是對新羅的支持和鼓勵，不可能起到相反的牽製作用。然而到七世紀末，羅唐關係已經緩和，而且由於渤海建國等原因，使得新羅更加靠攏唐朝以求共同對付擴張威脅，於是從703年起新羅就成了遣使唐朝最頻繁的國家3。與此相應，羅日關係開始趨於冷淡，乃至779年以後最終斷絕了與日本的邦交關係4。可是，雙方關係儘管冷淡，卻沒有發生如羅唐戰爭那樣的直接衝突。在我們關照的這一時期，儘管文獻記載日本曾有幾次征討新羅，看來都未成行5，因而也不可能造成對新羅的軍事牽制。
總而言之，新羅完成了自己的統一事業，併合了半島三韓地域，沒有也無意於北上占據本非三韓的高句麗故地。有唐一代，遼東即鴨綠江南北的高句麗故地其主體部分仍然屬於中原王朝6，渤海國僅只據有一部分高句麗舊地。因此，所謂“統一新羅與渤海國的相互敵對很像一個被分割國家的南北兩部分”這樣的說法，顯然是對歷史的誤解。順便說一下，新羅統一在歷史上的作用決不應該因此而被貶低，如韓國學者李基白所說：“畢竟是統一的新羅的領土和人民，在那裡形成的社會文化構成了後來朝鮮歷史的主流。”7這在韓民族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
附志：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三至十四世紀中國歷史的多元文化環境研究”課題成果之一。
2005-4-7完成於北大暢春園
（原刊《史學集刊》2005年第3期）
1拙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33頁注161。
2參[日]福田忠之《試論金馬渚的高句麗政權與新羅的半島統一》，北京大學歷史系2003級博士研究生東北亞古代史讀書報告之二，4-5頁。
3參拙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13頁。
4參[日]福田忠之《古代日本華夷思想與唐代東北亞國際關係——以日本與新羅關係為中心》（未刊稿），32、53頁。
5參馬一虹《八世紀中葉之渤海與日本的關係——以762年渤海第六次遣日本使為中心》，《國學院大學大學院紀要（文學研究科）》第29輯抽印本，1998年3月，261-81頁；濱田耕策《渤海國興亡史》，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年，49-53頁。《三國史記》卷八《新羅本紀》第八記載，新羅聖德王三十年（731）夏四月有“日本國兵船三百艘越海襲我東邊，王命將出師，大破之。”（98頁）但日本史書對此卻毫無記載，存疑。
6安史亂後河北藩鎮割據，中原、遼東阻隔，難以有效治理，但中央政府並未放棄其主權，如大曆八年（773）以七十三歲高齡於洛陽去世的前高句麗末代國王高藏的孫子高震，仍然帶有安東都護的頭銜。參見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大曆07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814頁。我想，這恐怕也是唐朝的藩屬渤海國即使在安史亂後也只是對遼東進行偷偷滲透，而不敢公開進行占領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