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書平安帖》

《草書平安帖》

《草書平安帖》,中國東晉“書聖”王羲之書法作品。

簡介

王羲之_平安帖_書法網《草書平安帖》

王羲之《草書平安帖》最早見於《宣和書譜》著錄,後刻入北宋著名的叢帖《絳帖》,當時共有9行,後被一分為二,前半部共4行41字:“十二月六日告姜道等歲忽終感嘆情深念汝不可往得去十月書知姜等平安壽故不平復懸心頃異寒”。

《草書平安帖》曾被乾隆帝盛譽可以媲美曾藏於故宮“三希堂”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堪稱頂級藏品。

摹本

王羲之真跡早就不存於世,唐代的精摹本歷來被當作真跡看待。《草書平安帖》和王羲之其他墨跡一樣,對它的摹刻年代就有不同推斷,有認為是宋摹本,也有認為米芾所摹,而更多的則鑑定為唐摹本。

經過上千年的流傳,《草書平安帖》為歷代博學雅士品鑑。業界有三種觀點:一、明代文徵明、清代乾隆帝認為是王羲之手跡。二、明代王世懋和現代徐邦達,認為是宋代摹本。三、明代文嘉孫鑛吳其貞,清代顧復安歧認為是唐臨本。

《平安帖》的摹制時間

徐邦達先生三十多年前見過《平安帖》後,對它進行了細緻的著錄與研究,文字刊於《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中。今天看來,他的鑑定結論大多是十分精準的。下列七點,衷心擁護:
1.本帖絹地與前宋花綾隔水是一時物。
2.書寫系臨寫帶勾描,墨濃筆滯,點畫有失誤處。
3.本帖上古印——“書畫印”(文徵明跋中以為王詵印)、柯九思印均古,應非偽物。
4.後黃絹隔水(非綾,與前隔水不對稱)及贉尾紙上。
宣和內府諸璽則盡偽,絹、紙亦非宋內府物。
5.本身上“紹興”印亦偽。
6.前隔水上的標題,文徵明認為是南宋高宗趙構書,亦非。
7.其文徵明、王榖祥、彭年、胡汝嘉諸跋和文氏以來鑑藏印記則都真。
需要商榷的,是徐先生對此帖摹制時間的斷代:“綜核以上種種情況,本帖應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
說實話,“綜核以上種種情況”,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得出“南宋中晚期”的結論。我猜徐先生的思路也許是:“卷中鈐有北宋末宣和內府與南宋初紹興內府的偽璽,所以它只能產生於南宋中晚期,因為古人是不敢偽刻當朝皇帝御璽的。”然而,難道摹帖與鈐蓋偽璽必須同時進行嗎?為什麼不能是摹帖在前,鈐蓋偽璽在後呢?
個人對這個問題的拙見如下:
1.文徵明乃明代傑出的書畫家和書畫鑑賞家。他對於上距自己僅三四百年的“大名頭”王詵的鑑藏印章,理應相當熟悉,就像今天的鑑賞家應當熟悉項元汴、安岐、梁清標的印章一樣。他在跋文中明確指出《平安帖》上所鈐“書畫印”等屬於王詵,如果找不出過硬的反證,我們沒有理由不採信他的說法。如此,此帖的摹制時間應不晚於北宋王詵生活的年代(公元十一世紀初葉)。
至於我為何不採信文氏關於此卷題簽為宋高宗所書的說法,是由於北宋以後“元章書”為流行書體,仿效者實在太多,很難僅據“猶帶米法”就說是趙構。文氏自己在另一處跋王羲之《思想帖》時說:“余舊藏《平安帖》有米海岳簽題”(見《清河書畫舫》等書),乾脆又說是米芾所書了。看來自己也沒譜。
2.《平安帖》為絹本,這在古摹王帖中是少見的。唐人以“雙鉤廓填”法摹帖多用紙本,他們是在認真地作學術意義上的“拷貝件”,故往往連原作上的破損痕跡也忠實勾出。薄麻紙,特別是經過燙蠟處理過的“硬黃紙”,透明性好,便於進行這樣的勾摹。絹素的透明性較差,無法精細勾摹,只宜臨寫,然後再以勾描的方法進行一些修正。《平安帖》的絹地,徐邦達先生已經確認是宋絹,故此帖的性質,嚴格說應叫宋臨本。舍紙摹而用絹臨,主要是想通過材質的高貴使人信為晉人真跡,造就一件可以亂真的“文物複製品”。文徵明對“絹本”這一點十分看重,他在題跋中說:“蓋晉人珍惜其書,故多用絹,至唐人猶然。”似乎就是上了這個當,把複製品當真跡買了。
當然,這並不貶損《平安帖》的價值。千年古物,不管當年的摹制動機如何,其傳承右軍書道的功能,對於今人來說都是一樣的。
3.由上述兩點,我們聯想到王詵其人。王詵是宋英宗的駙馬,北宋時代僅次於徽宗皇帝趙佶的第二大書畫玩家,也是一位不拘小節的達人。關於他贗造名家書畫的記載,古書上屢屢見之。這裡只舉米芾《書史》中非常生動有趣的一則: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寫。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群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皴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於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呂彥直,今在三館為胥。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鉤書帖。又嘗見摹《黃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書記”,乃余驗破者。
從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北宋“收藏熱”中社會對古法書的渴求,以及王詵們的應對之策。據此是否可以這樣推斷:今天我們面前這件《平安帖》,極有可能就誕生於那個時期,或者竟就是王詵府上的出產——高手臨摹,精工裱褙。到了“南宋中晚期”或更晚一些時候,它又被繼起的業內高人拆去原來的花綾後隔水和贉尾紙(上面很可能有王詵等北宋人的印章、題記,可以另派他用),配上鈐有偽宣和內府諸璽的黃絹後隔水及贉尾紙,又在本幅鈐上紹興偽璽。這樣,一件王駙馬的鑑藏品就提升為宣和、紹興兩代帝王的御府珍玩了。竊以為,這是比較符合邏輯的。

書法評價

草書《平安帖》又名《告姜道帖》,為絹本,縱24.5厘米,橫13.8厘米,共4行,41個字。《平安帖》上並沒有作者的名款,但歷史上大多數人都認為是王羲之所書。延展開這幅草書帖,41個字的周圍蓋滿了幾十方收藏鑑賞印章,可見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曾屢次易主。乾隆帝盛譽該帖“可亞時晴”,媲美“三希堂”瑰寶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民間流傳王羲之高古摹本無出其右。

平安帖平安帖

在中國書畫界就有“無王論”的說法。但在專家看來,王羲之摹本也屬於大國寶級文物,且唐代精摹本歷來被當作真跡看待。

流傳有序

該帖經乾隆二次題識並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且歷經多位收藏家收藏,流傳有序,極其難得。經考證,它在元代被鑑定大家柯九思收藏,在其左右及宋綾隔水的騎縫上蓋有他多方收藏印。此後這件作品入明初收藏家李錦之手,之後為文徵明所得,明嘉靖二十年文氏父子將其刻入《停雲館法帖》卷四,被認定為唐人所摹,後此帖歸其長子文彭所有。萬曆年間流入北京,被王世懋、孫鑛等發現。明末藏於安徽歙縣收藏家吳家鳳處。清初分別藏於曹溶、李宗孔及梁清標家,之後被收入內府…… 北宋時期記載內府所藏名家法帖的《宣和書譜》中,共記載了243件王羲之法書,其中就有草書《平安帖》。故宮博物院古書畫部副主任金運昌表示,北宋潘師旦刻《絳帖》也收入了王羲之的《告姜道帖》。此外,該帖還見刻於南宋《澄清堂帖》。以上三種重要著錄,表明早在宋代,《平安帖》就已經在公、私鑑藏家心中具有顯赫的地位。《宣和書譜》,其中對於《平安帖》的記載比較簡單,只有目錄。他說,《宣和書譜》中記錄的王羲之帖被分為行書和草書兩類。兩類中都有叫《平安帖》的,現藏於台北故宮的《平安帖》為紙本行書,與此次拍賣的絹本草書《平安帖》內容完全不同,只不過“同名同姓”而已。而在《絳帖》中,《告姜道帖》是9行,74字;此次現身的絹本草書《平安帖》保存了它的前4行計41個字,絹地極古,墨色濃黑。與《絳帖》所載比照,不論從行氣、結體及用筆上看,都十分相似。進入元代之後,王羲之草書《平安帖》遇到了一個重要的“伯樂”——著名書畫家、鑑藏家、奎章閣鑑藏書博士柯九思。他專門負責宮廷所藏金石書畫的鑑定。皇帝對於柯九思非常信任,為了讓他自由出入宮廷,專門賜給通行證。他的收藏以書畫為重,30歲時的收藏規模就能夠與米芾叫板。他精於名畫鑑賞,宋代《溪山行旅圖》等中國書畫史上的名作均為其收藏。
草書《平安帖》上有柯九思鈐蓋的印章共有四印六次,鈐蓋的位置也極為用心,可見他對這一古帖的鐘愛。“柯九思是極有眼力、見多識廣的大鑑定家,不可能對一件離他所處年代很近的勾摹本如此感興趣。”第一行右側曾經補過一條絹,柯九思以“書畫印”上下左右鉗記於本幅與宋代花綾隔水(指緊靠書畫的那部分絹或綾)的騎縫上。而左下鈐蓋的墨印與“柯九思敬仲印”,都失去其左半,可見另一半必是鈐於後隔水之上,隨著原隔水的失去,另外兩個半印就看不到了。這樣的鈐記方式,可以證明原本9行74字的《平安帖》至少在柯九思及柯九思之前便已經被割裂了。而在金運昌看來,明代文徵明的收藏、題跋與刻帖是草書《平安帖》最輝煌的際遇之一。的確,文徵明負責所刻的《停雲館法帖》中,草書《平安帖》刻於第四卷,前刻隸書標題“唐人真跡卷第四”。文徵明父子都是摹帖的專家,從墨本到入石,《停雲館法帖》中的草書《平安帖》與現今我們見到的墨本原件相對照,幾乎沒有走樣。“停雲館”摹刻此帖12年後,84歲的文徵明在本帖之後用隸書書寫了長跋,對於這件當年被他歸為“唐人真跡”的草書帖,有了新的看法,升格認定其為“真跡”。儘管他的兒子文嘉曾間接否定了父親的意見,但文徵明至死都沒改變自己的看法。當然,可能因為此時草書《平安帖》已是文徵明自己的收藏,他有意抬高其價值,但至少可以說明文徵明真的十分喜愛它。到了清朝,該帖又為大鑑藏家梁清標收得,梁氏的鑑賞眼力及收藏之富甲於天下,隋展子虔《遊春圖》、唐閻立本《步輦圖》乃至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都是他篋中之物,他在草書《平安帖》拖尾鈐有“蕉林梁氏書畫之印”、“棠邨審定”兩方藏印。梁清標死後,草書《平安帖》與他的絕大多數藏品一起成了皇家藏品。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乾隆在黃絹後隔水上為此帖做了釋文,又在後面書寫了“可亞時晴帖”五字,將草書《平安帖》與自己最喜歡的《快雪時晴帖》相提並論。隨後,該帖被編入《石渠寶笈 續編》。對於草書《平安帖》何時從清朝宮廷流出,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但從其鈐璽印來看,應是嘉慶以後。清朝宮廷藏書畫的一部分曾被宣統攜帶出宮,但尹光華認為,草書《平安帖》應該是在嘉慶之後、宣統之前就已經出宮了。“宣統攜帶出宮的藏品上,一般都有他的印鑑,而草書《平安帖》上卻沒有,”尹光華說,“有可能是在宣統之前就已經因為賞賜或偷竊等原因,流出宮廷了。”
“文革”後期,當代鑑定大家徐邦達曾見到並考證過此帖,他撰文指出:“本帖上古印——‘書畫印’、柯九思印均古,應非偽物……其文徵明、王谷祥、彭年、胡汝嘉諸跋和文氏以來諸家鑑藏印記則都真。”對於提供這件草書《平安帖》的藏家,中國嘉德三緘其口;有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草書《平安帖》原為北京一位知名藏家的愛物,“文革”期間曾被查抄,“文革”之後又發還。徐邦達很可能就是在發還之前見到《平安帖》的。而此次拍賣,嘉德是從海外徵集到這件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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