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孫臏兵法》《孫臏兵法》中國古代著名兵書。古稱《齊孫子》。戰國中期孫臏及其弟子撰。
《孫臏兵法》早有著錄， 《漢書·藝文志》載：“《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其後失傳， 《隋書·經籍志》即不見著錄。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一批孫臏論兵的竹簡,經過整理、注釋,編纂為《孫臏兵法》，由中國文物出版社於1975年2月與7月兩次公開出版。共364簡，11000餘字，分上、下兩編，各15篇。上編直接輯錄孫臏的有關事跡和言論，下編是否完全屬於孫臏的論著，尚難確斷。1985年 《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將下編移出，補入“五教法”一篇，共16篇、294簡，文字亦有較多修正。這批竹簡由於自然剝蝕和出土時發掘上的原因，殘斷散亂十分嚴重。雖經文物部門大力整理，已不能恢復原貌。但可以看出，其書應是孫臏及其弟子所著。
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收入《孫臏兵法》凡16篇，系原上編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為：擒龐涓、見威王、威王問、陳忌問壘、篡卒、月戰、八陣、地葆、勢備、兵情、行篡、殺士、延氣、官一、五教法、強兵。
歷史背景
《孫臏兵法》桂陵之戰
公元前354年，魏國以龐涓為將率軍伐趙，兵圍邯鄲。次年，邯鄲在久困之下已岌岌可危，而魏軍也因久攻不下，損失很大。齊國應趙國之請，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率軍擊魏救趙。孫臏令一部輕兵乘虛直趨魏都大梁，而以主力埋伏於龐涓大軍歸途必經的桂陵之地。魏國因主力遠征，都城十分空虛。魏惠王見齊軍逼進，急令龐涓回師自救。剛剛攻下邯鄲的龐涓聞大梁告急，急率疲憊之師回救。至桂陵時，遭到齊軍迎頭痛擊，幾乎全軍覆滅龐涓僅以身免。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戰”。
馬陵之戰
12年後，魏國在國力恢復之後，再次發動戰爭，將矛頭指向了自己的另一鄰國——韓國。韓國難以抵擋強大的魏軍，遂派使向齊國求救。齊威王採納孫臏“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議，在魏韓兩國幾經激戰、韓危魏疲之際，再次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出兵救韓。孫臏依然採用圍魏救趙的計策，率兵長驅魏境，兵鋒直逼大梁。魏國鑒於桂陵之戰的教訓，遂撤韓國之圍，調10萬大軍，以太子申為上將軍、龐涓為副，準備與齊軍進行一場戰略性決戰。孫臏為調動敵人，創造戰機，果斷引兵東撤。一路上，他用減灶計造成齊軍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誘敵深入。龐涓果然上當，便丟下步兵，率輕騎精銳，兼程窮追。至馬陵時，遭到齊軍主力伏擊，龐涓智窮力竭，憤愧自殺。齊軍遂全殲魏軍，俘太子申，取得了馬陵之戰的重大勝利。
繼承
《孫臏兵法》繼承並豐富了《孫子兵法》的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首先它發展了孫武關於“道”的學說，把“道”主要看作戰爭的客觀規律，認為“道”是可知的，“知道”包括“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等，即懂得與戰爭有關的天道、地理、民心、敵情和各種陣法並掌握其規律。又認為兵多、國富、武器精良未必取勝，“以決勝敗安危者，道也”。它還發展了“我專而敵分”、“示形”、“任勢”、“奇正相生”等學說，強調主觀能動性在戰爭中的作用，主張用種種方法造成敵人迷惑、驕傲、激怒、飢餓、疲勞和兵力分散，然後“我並卒而擊之”。它認為事物的普遍規律是“至則反，盈則敗”，“代興代廢”，“有勝有不勝”，“有能有不能”，因此戰爭中不能“以一形之勝勝萬形”，不能靠一成不變的方法和態勢取勝，而必須“以萬物之勝勝萬形”，即因敵情的千變萬化而創造無數種方法和態勢取勝。任何一種方法或態勢都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例如兵力集中一般地說勝於兵力分散，“積勝疏”；但戰爭中有時必須集中，有時又必須分散，二者更迭為用，叫做“積疏相為變”。處理盈與虛、徑（走捷徑）與行（走大路）、疾與徐、眾與寡、佚與勞的關係也應如此。它也強調出奇制勝，認為“同不足以相勝也，故以異為奇”。
《孫臏兵法》個別之處具有神秘色彩，如《月戰》篇講戰爭勝負與日、月、星的關係。有些地方還誇大了“聖人”、“明主”、“知道之將”的歷史作用。
發展
《孫臏兵法》在繼承孫、吳軍事思想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
首先，孫臏在《威王問》中闡述了戰爭是政治鬥爭工具的戰爭觀。他明確地說，戰爭不是什麼別的，而是先王傳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要“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以禁爭奪”，為社會創造和平的生活環境，但是，依靠空口說教辦不到，所以才“舉兵繩之”，用戰爭的手段禁止爭奪。然而，戰爭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並不是可以經常使用的。戰勝固然可以“存亡國，繼絕世”，而一旦戰敗，則會“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對待戰爭“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戰爭的國家一定滅亡，貪圖勝利的人一定受辱。孫臏的這種戰爭觀顯然比《司馬法》所說的“以戰止戰”的思想更加深刻。
戰爭作為布“道”的手段，進行戰爭一定要合於“義”，“戰而無義，天下無能固且強者”。經濟是戰爭的基礎，只要有充足的物質準備，小城照樣能鞏固堅守。在《強兵》篇，孫臏又進一步提出，要想強兵，當務之急在於“富國”，明確揭示了戰爭對於經濟的依賴關係，在理論上發展了孫武所提出的“因糧於敵，取用於國”的論題。
其次，發展了孫武“任勢”的軍事理論，明確提出了“因勢而利導之”的作戰原則。《呂氏春秋·不二篇》說：“孫臏貴勢”，這指明了孫臏兵法的特點。勢是戰爭態勢，是敵我雙方軍事實力（包括兵力、武器裝備、軍事物資等）的布局。孫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勢”，即駕馭戰爭態勢的思想。孫臏則在“任勢”的基礎上，提出創造和爭取有利作戰態勢的各種原則。他在《威王問》中說：“勢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而士的斗都應當在創造優勢的條件下進行。如齊威王問：敵我兩軍實力相當，兩軍將領相望，陣勢都很堅固，誰也不敢先動，應該怎么辦？孫臏回答：先派少量部隊，由賤而勇敢的將吏率領去試探攻擊，接戰後只許敗，不許勝，把主力部隊隱蔽地布好陣勢，待敵軍分兵追擊我小部隊時，我軍從側翼攻擊敵軍主力，就可獲得大勝。在應付“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戰爭態勢時，孫臏提出要“讓威”。即避開敵人鋒芒，隱蔽好後續部隊，以便使我軍能隨時轉移。主力部隊將持長兵器的戰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戰士排在後面，選派弩機手援救危急。等待敵人攻擊能力下降，再行反擊。這也是充分利用敵我雙方的條件，造成有利於我的態勢，以扭轉敵眾我寡的不利形勢。
戰爭是瞬息萬變的，所以要及時抓住有利戰機。孫臏把弓弩比喻為“勢”，也正在於說明戰爭就是要爭取發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間。孫臏還注意利用各種地形創造有利的態勢。他在《官一》篇說：在山險中作戰，要放開谷口，把敵人引出山谷來交戰。在雜草叢生的地方作戰，要虛設旌旗，誘敵深入，進行消滅。“易（地形平坦）則多其車，險（地勢險阻）則多其騎，厄（山陵狹谷地帶）則多其弩。”自己要搶占有利地勢，攻擊處於不利地勢上的敵人，這叫做“居生擊死” 。總之，孫臏主張把握有利戰機，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創造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態勢，以爭取戰爭的勝利。
其三，孫臏指出了人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戰》篇中說：“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現。中國的人文思想導源於春秋，戰國時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思潮，在人不被當作人看待的專制時代，孫臏能指出人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無疑是進步的。從人文主義的論題出發，孫臏與孟子一樣，也提出決定戰爭勝負的三要素是天時、地利、人和。他說：“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所謂“人和”，就是得眾、得人心。“得眾者，勝”，“不得眾者，不勝”。孫臏的這種以人為貴的軍事思想，顯然也是由繼承《司馬法》的“仁本”思想而來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馬法》，是戰國時代人文思想在軍事學理論方面的重要表現。
其四，孫臏在軍事學上的另一重要貢獻，是豐富和發展了春秋以來的陣法。春秋時，由於盛行以車兵為主的方陣作戰，陣法大多以“三陣”、“五陣”為主。戰國時，由於形成以步兵為主，車、騎兵為羽翼的多兵種協同作戰，又出現了大規模的野戰和圍城戰，所以軍陣的陣法更加複雜化了。孫臏在《官一》篇中，指出了十幾種陣法，如：索陣，用來進剿敵人；囚逆陣，用來疲憊敵人；危陣，嚴兵以臨敵；雲陣，以弓弩與敵對射；羸陣，圍困敵人；闔燧陣，用來消滅敵軍前鋒；皮傅陣，用來強攻救援；錯行陣，聲張軍威；刲陣，攻擊高陵之敵；雁行陣，適合擺在蜿蜒曲折而多荊棘的路上；錐行之陣，適於火燒敵人的輜重糧草及接應的戰車，等。這就大大豐富和發展了春秋以來的軍陣陣法。
孫臏還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陣作戰的理論，“用陣三分，每陣有鋒，每鋒有後，皆待令而動。斗一守二，以一侵敵，以二收”。這就是說，用八陣作戰，可以把兵力分為主力、先鋒、後續部隊三支。作戰時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敵，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為機動兵力蓄勁待敵。如果敵人弱而亂，就用精銳的部隊擊潰它；如果敵人強而嚴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誘它，待它兵力分散以後，再行進攻。孫臏對於運用八陣作戰的說明，是經典式的說明，這可以使我們從中了解古代軍陣作戰的奧秘。這是他多年統兵作戰的實踐經驗的總結。
其五，孫臏在一系列戰略戰術上也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指導原則。如：他提倡堅持積極進攻的戰略原則，在《威王問》中說：“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主張打擊敵人沒有設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處。這個說法顯然繼承了孫武“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思想。但孫臏並沒有簡單地吸收，而是把它從一般策略原則升華為戰略原則，使它變成整軍經武的急務。
孫臏還發揮了孫武“攻其所必救”的軍事原則，把這一原則與“批亢搗虛”、“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等巧妙結合起來，取得了桂陵之戰的勝利。
對於孫武“我專而敵分”、以寡敵眾的戰術原則，孫臏也有創造性的發展。他提出對強敵要避開鋒芒，而引誘迷惑敵人，使敵人分散兵力，然後“我卒並而擊之”。
孫臏在軍隊建設上提出選拔將帥的原則是“知道者”，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在國內得民之心，在國外知敵之情，上陣知八陣之經；見勝利敢於戰爭，不見勝利敢於進諫。他還提出了一套軍事教育法則，即五教法：處國之教，行行之教，處軍之教，處陣之教，利戰之教。並主張在軍中選拔一批勇武的戰士做選卒，以他們為衝鋒陷陣的主力。他認為，具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國家才會“戰勝而強兵，故天下服矣”。（《見威王》）
軍事思想
《孫臏兵法》孫臏像馬陵之戰後，田忌遭宰相鄒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國。孫臏辭官歸隱，潛心軍事理論研究，終於寫成了流傳千古的軍事名著——《孫臏兵法》。
該書繼承了《孫子兵法》等書的軍事思想，總結了戰國中期及其以前的戰爭經驗，在戰爭觀、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上都提出了若干有價值的觀點和原則。
它明確主張，“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矣”（1975年7月文物出版社《孫臏兵法》，下同）,否則就會“削地而危社稷”。它用歷史經驗說明，奢談仁義禮樂不能“禁爭（奪）”，只能“舉兵繩之”，用戰爭解決問題。這是符合當時七強並立，全國漸趨統一的客觀要求的。
在軍隊建設上，它認為首要的問題是“富國”，只有“富國”才是“強兵之急者也”。關於強兵，它重視訓練、法制和將帥條件。提出“兵之勝在於篡（選）卒，其勇在於制”，即士兵要嚴格挑選，嚴格訓練，有良好的組織編制，做到賞罰嚴明，“素聽”、“素信”，令行禁止，才有戰鬥力。將帥不但要具備德、信、忠、敬等品質，還要善於掌握“破強敵，取猛將”的用兵之道──“陣”（布陣之法）、“勢”（有利態勢）、“變”（戰法變化）、“權”（爭取主動）。並重視人的作用，認為“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
在作戰指導上，強調要“知道（取勝之道）”，認為“安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者，唯知道”。又說“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所謂“知道”,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強調創造有利的作戰態勢，即所謂“孫臏貴勢”( 《呂氏春秋·不二》)。諸如未戰之前要“事備而後動”，準備好了再打。既戰之後要靈活用兵:己強敵弱時要“贊師”──示弱以誘敵出戰；敵強己弱時要“讓威”──先退一步，後發制人；勢均力敵時要調動、分散敵人,然後集中兵力,“並卒而擊之”；擊窮寇時要“待生計”──引而殲之，等等。它還要求善於“料敵計險”,利用地形,做到“居生擊死”──自己居於有利的“生地”，逼敵處於不利的“死地”。並要求根據地形情況和車、騎、步特點,“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厄則多其弩”,因情用兵,掌握主動,強調實行“必攻不守”的進攻方略。認為“賞”、“罰”、“權”、“勢”、“謀”、“詐”，是益勝的重要條件，而較之於以上六者更為緊要的是“必攻不守”。
孫臏兵法問世之後,雖曾失傳，但在《史記》、 《通典》等古籍中仍然保存了少量佚文，在歷史上頗有影響。孫臏提出的“圍魏救趙”（見桂陵之戰），已成為軍事史上一個著名戰法，毛澤東在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給予了高度評價。竹簡《孫臏兵法》出版後，受到中外學術界的普遍重視。但是，該書因襲五行相生相剋之說，雜有一些迷信觀念，則屬糟粕。
法律思想
《孫臏兵法》一、道義戰爭觀
孫臏的法律思想來自於他對戰爭的認識。與孫武一樣，他也堅持戰爭的正義性，認為只有符合“道”、“義”的目的，符合民心，才可以舉兵。他認為王者之將必須懂得“道”才可以領兵。什麼是道呢?他說:“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八陣)；“恆不勝有五:不知道，不勝；……恆勝有五:……知道，勝……”(篡卒)；“兵之勝……其德在於道……”(篡卒)。他認為齊國君臣知兵而不知道，是很危險的。“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知兵矣，而未達於道也。吾聞素信者昌，立義用兵，無備者傷，窮兵者亡，齊三世其憂矣”(威王問)。在這裡，道的含義和內容很廣，大致包括得民心、講信義、有儲備、不好戰以及懂天文、地理、敵情、陣法等內容。
基於此，孫臏主張慎戰，即不得已時才發動戰爭。他說:“ ……兵者不可不察。然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事備而後動。……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將欲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以禁爭奪，此堯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舉兵繩之”(見威王)；“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央，是以必付與而囗戰，不得已而後戰”(月戰)。因此，他堅決反對窮兵、利勝、樂兵，反對不顧民力、民心而發動戰爭。
二、軍中執法思想
1、將軍令在軍中要有最高的權威
孫臏認為將受命領軍，將令就要有權威。他說:“恆勝有五:得主專制，勝……，恆不勝有五:御將，不勝”(篡卒)；“……而不御，君令不入軍門，將軍之恆也。入軍……將不兩生，軍不兩存，將軍……”(將德)。因為將軍“令不行則軍不專，軍不專則無名”(將觀)。
2、令要穩定必行
他對軍令的論述不多，但切中要害。首先，他認為“其(指兵)勇在於制”(指教令)，因而必須重視軍令。軍令的重要作用是統一部隊，“令不行，眾不一，可敗也”(將失)；即要求軍令必行，全軍行動一致。其次，他認為軍令必須穩定，“令數變，眾偷，可敗也”(將失)；令變化太快，部隊就會鬆散懈怠，導致失敗。
3、治軍要以信為本
孫臏於此最為重視，論述最多。在他看來信是最重要的，“將軍不可以不信，不信則令不行，令不行則軍不專，軍不專則無名”(將觀)，即將領無信用軍令就無法貫徹，部隊就要散亂。因此他特彆強調信，“素信者昌”；“兵之勝在於篡卒，其勇在於制，其巧在於勢，其利在於信，其德在於道……”(篡卒)；“將敗……十曰寡信……”(將敗)；這說明信在專軍權、行軍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信的內容是嚴格管理並示之以利。孫臏講的信與賞相聯繫，“信者，兵囗之明賞也”(篡卒)。有一段話最能說明這個意思:“威王問:令民素聽，奈何?孫子曰:素信。……田忌曰:行陣已定，動而令焉必聽，奈何?孫子曰:嚴而視(示)之利”(威王問)。此處嚴而視(示)之以利是對信的解釋。為什麼要示之以利?因為求利是民之本性。違背這個本性，賞罰不會起作用。他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使民唯(雖)不利，進死而不鏇踵，孟賁之所難也，而責之民，是使水逆留(流)也。……故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用其生(性)則令行如留(流)”(奇正)。
在其他的地方，信也是和賞相聯的。“勝在盡囗(忠)，明賞，撰卒，乘敵之囗，是胃(謂)泰武之葆”(篡卒)。“囗囗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賞；安敢，敢去不善。不忠於王，不敢用其兵，不信於賞，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
4、重賞罰又不惟賞罰
關於賞罰的作用。孫臏認為賞罰對貫徹軍令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說:“夫賞者，所以喜人，令士忘死也；罰者，所以正亂，令民畏上也；……”(威王問)。他又說:“不信於賞，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因此他很重視賞罰。但他並不認為賞罰是最重要的事情。田忌曾問他:“賞罰者，兵之急者邪?”他回答說:“非。……可以益勝，非其急者也”(威王問)。(他還認為權、勢、謀、詐於兵也很重要，但也不是最重要的。什麼是最重要的，由於簡文缺損，無法見到直接的答案。在同篇的簡文里只有“……孫子曰:……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通觀孫臏全文，可知道、義、信、委(蓄積)、不窮兵等才是兵事裡最重要的。)賞罰只能使士兵忘死畏上而勇於作戰，但並不是取得勝利的最重要的因素。
關於賞罰的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1)信用。這是最重要的，如前面已經提到的“信者，兵囗(之)明賞也”；“不信於賞，百生(姓)弗德”；“不信則令不從”。又如:“明爵祿而……殺士則士必……知士可信，勿令人離之”(殺士)。
(2)公正。孫臏把公正看作治軍之道。他說:“用兵移民之道，權衡也。權衡，所以篡賢良也。……正衡再囗暨忠(即中)是胃(謂)不窮”(行篡)。另外，前文提到的“信”里也含有公正的意思。
(3)快速。孫臏強調:“賞不逾日，罰不還面……”(將德)，此即軍中賞罰務速，讓民速見利害的意思。
(4)罰惡不避權貴。他認為軍中賞罰應“不維其人，不何(阿)外辰(臣)，此將軍之德也”(將德)；要敢“去不善”，否則士兵就會不敬畏將軍(篡卒)。
5、賞罰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起作用
孫臏之所以不把賞罰看成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他看到賞罰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能起作用，因此不是特彆強調賞罰，尤其是罰。
首先，他認為軍令要順民心，民要願意自覺地執行。“賞未行，罰未用，而民聽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賞高罰下，而民不聽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唯(雖)不利，進死而不鏇踵，孟賁之所難也，而責之民，是使水逆留(流)也。”民不願執行的令硬要其執行，等於是“使水逆流”，自然不可行。“故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用其生(性)，則令行如留(流)”(奇正)。這與《管子 牧民》:“下令於(如)流水之原(源)者，令順民心也”的思想是一致的。
其次，他認為士兵的勇怯來自於自己的處境，將領要努力創造有利的態勢，而不應該責備士兵不勇敢。他說，“退敢物(刎)頸，進不敢距敵，其故何也?勢不便地不利也。勢便地利，則民自……。所胃(謂)善戰者，便勢利地者也”(客主人分)。
只有在兵民願意執行，也有可能執行的情況下，軍令才能順利地執行。正由於此，他不主張重罰，而重視“得眾”，“得民心”。他認為將領在軍中“得眾勝；左右和勝”；要對“勝者益之，敗者代之，勞者息之，飢者食之”；這樣就能“令行如留(流)”，士兵們“進死而不鏇踵”。這種認識是難能可貴的，比起那種只靠重刑威懾使人服的見解高明多了。
三、簡短分析
竹簡孫臏兵法所表現的思想，明顯地與孫武的思想有繼承關係，同時又有自己的一些特點。
首先，二孫子在許多問題上有一致的見解。二人都把“道”看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因素之一。孫武認為“道”是兵者“五事”之一，要求做到“眾相得”和“令民與上同意”；孫臏認為知“道”是恆勝的保障之一，“道”包括了“天道、地理、民心”，因而也強調“得眾”、“用其生(性)，令行如流”。二孫子都重視將領的重要性和軍權的相對獨立性。孫武講將為“五事”之一，要具備“智信仁勇嚴”，在軍中，可以“君命有所不受”；孫臏認為王者之將要具備“義仁德信專”，也主張“得主專制”，“君命不入軍門”。在治軍方法上，二孫子都主張依法而治，也都重視信賞必罰，但都不主張重罰。孫武主張“令素行、人相得”，“視卒如愛子”，“厚而能使，亂而能治”，強調教育在先，使兵心服；孫臏主張軍令統一、穩定，對士兵“愛之若狡(嬌)童，敬之若嚴師……”(將德)，既嚴格管理而又示之以利，充分考慮士兵在勝敗勞飢時的需要，使士兵自覺自愿地拚命作戰，服從命令。二孫子都強調任勢、“便勢利地”而不責於士兵的膽怯。在上述幾個問題上，二孫子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構成了古代兵家在依法治軍問題上基本思想。
其次，孫臏也發展了孫武的思想而形成自己鮮明的特色，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地方:
第一，孫臏更重視戰爭的政治性質和目的，更強調“仁”和“義”，並將其納入到“道”的範疇里。他說:“夫陷齒戴角，前蚤後踞，喜而合，怒而斗，天之道也，不可止也。故無天兵者自備，聖人之事也”，因此才有了黃帝作劍、羿作弓弩，禹作舟車、湯武作長兵的事。他認為聖賢們用“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的方法無法禁止爭奪，不得已才“舉兵繩之”，因而戰爭的正義性質和目的很明確，義戰才合乎“道”。他講到將要具備五種基本素質:義、仁、德、信、專。其中“義者，將之首也”(將觀)，是五種素質中最重要的。正義之師並有物質儲備才能打勝仗，“夫城小而守固者，有委(儲備)也；卒寡而兵強者，有義也。夫守而無委，戰而無義，天下無能以固且強者”(見威王)。
第二，孫臏更重人。他認為:“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月戰)；決定戰爭勝負的三要素是“天時、地利、人和”，因而強調“得眾”、“信賞”、“任勢”，這樣明確地提出人在戰爭中的作用在當時是極為可貴的。
第三，孫臏更重信。他對信在治軍中的重要性，信與令、信與賞罰的關係作了較多的闡述，發展了孫武關於“智信仁勇嚴”為將之五德的思想。
第四，孫臏更重勢。他從物理學和軍事學的角度對勢的本義及其作用作了較多的闡述，明確提出了“因勢而利導之”(本傳)的作戰原則。在先秦兵家中，孫臏以“貴勢”而著稱(《呂氏春秋?不二篇》)。他以弓弩和激水來說明勢，“囗(羿)作弓弩，以勢象之。……何以知弓奴(弩)之為勢也?發於肩應(膺)之間，殺人百步之外，不識其所道至，故曰弓奴(弩)勢也”(勢備)。在他看來，勢是一種由高速運動產生的衝擊力，使靜止的物體形成一種不可陰擋的力量。在這點上，他與孫武的“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和“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的比喻的意思是一致的。他還對勢的作用和怎樣造成勢的方法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認為“其(指兵)巧在於勢”(篡卒)；“勢者，所以令士必斗也”( )；“欲知兵之請(情)，弩矢其法也。矢，卒也；弩，將也；發者，主也。矢，金在前，羽在後，故犀而善走”(兵情)；“勢便地利，則民自囗……。所胃(謂)善戰者，便勢利地者也”(客主人分)。因此將領要努力造成戰場上有利的態勢。尤其重要的是，這種勢不僅包括軍隊在戰場上有利的態勢，也包括士兵心理上的有利態勢，即“戰勢，勝者益之，敗者代之，勞者息之，飢者食之”，使士兵心中感奮，“道白刃而不鏇踵”，如“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
第五，孫臏對戰爭對於經濟的依賴關係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不只從戰役攻守角度出發講到“守必有委”，“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而且還從戰略的角度出發得出強兵必須富國的認識:“(兵)其富在於急歸，其強在於休民，其傷在於數戰”(見威王)；在強兵篇里，他回答威王的問題時認為“正教”、“散糧”、“靜”、“行之教”等均非強兵之急者，只有“富國”才是強兵之急者，這就發展了孫武的“因糧於敵，取用於國”的思想。
綜上所述，可見孫臏不僅是一位出色的軍事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從全局的角度看問題，把作戰勝利與富國強兵、復興禮義联在一起，在軍事和政治的關係問題上發展了孫武的思想。他既重仁義忠信、德行民心，又主張信賞必罰，以戰止爭，靠綜合國力“戰勝而強立”；其思想俱剛柔、兼儒法，對治國治軍者制定政策有著明顯的指導性價值。
作者介紹
孫臏孫臏，齊國阿(今山東陽穀東北)人，孫武的後代，大致與商鞅、孟軻同時，為戰國時兵法家。他曾與龐涓同學兵法，當龐涓作魏惠王將軍時，忌其才能，把他騙到魏國，處以臏刑(即去膝蓋骨)，故稱孫臏。後經齊國使者秘密載回，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協助齊將田忌，設計大敗魏軍於桂陵、馬陵。他繼承和發展了孫武的軍事理論，把“道”看作戰爭客觀規律，提出了以寡勝眾、以弱勝強的戰法，主張以進攻為主的戰略，根據不同地形，創造有利的進攻形勢，重視對城邑的進攻和對陣法的運用。著有《孫臏兵法》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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