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繚子

尉繚子

《尉繚子》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書。《尉繚子》一書,對於它的作者、成書年代以及性質歸屬歷代都頗有爭議。一說《尉繚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時的隱士,一說為秦始皇時的大梁人尉繚。一般署名是尉繚子。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書中雜家類著錄《尉繚》29篇,兵形勢家類著錄《尉繚》31篇。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尉繚子》殘簡,說明此書在西漢已流行,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時代。

中國古代文化-古代軍事思想:尉繚子  

作者尉繚,生平不詳,戰國後期軍事理論家。

《尉繚子》一書中《天官第一》有"梁惠王尉繚子曰"句,因此,一般都認為他是梁惠王(亦稱魏惠王,公元前

尉繚子

 尉繚子

370~前319年在位)時人。 尉繚的戰功政績雖鮮見於 史書,但他卻是一個有才能的 軍事理論家。《尉繚子》一書所表述的軍事思想,代表了 戰國時期我國軍事思想發展的一個主要的流派,也是當時 山東各國變法圖強、建立封建主義制度的政治思潮在軍事上反映的產物。

《尉繚子》現存最早的版本是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竹書抄本,惜為殘簡。現存最早的刊本為宋《武經七書》本。後世諸多叢書本大都源於此本。建國後研究《尉繚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繚子注釋》、中華書局1979年版《尉繚子注釋》、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尉繚子校注》、中華書局1982年版《竹簡帛書論文集·尉繚子覯證》、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尉繚子淺說》。

《尉繚子》自漢以後,歷代均有著錄,然而卷、篇數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別,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流傳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傳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為:天官第一、兵談第二、制談第三、戰威第四、攻權第五、守權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議第八、將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戰權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經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將令第十九、踵軍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尉繚子》繼承並發展了《孫子》《吳子》等兵書的軍事思想,且具有戰國後期的時代特點。在戰爭觀上,它反對用唯心主義的天命觀指導戰爭,提出"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進步觀點;認為戰爭有正義與不義之分,反對不義之戰,支持正義戰爭。它主張"王者伐暴亂"的戰爭要以"仁義"為本;認為"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既要慎戰,又不能廢戰。

尉繚子 尉繚子
戰略上它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這集中反映在它對 軍事政治經濟的關係的論述方面。它把軍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植"、"種"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軍事是從屬於政治的,這與兩千年後的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認為經濟是治國之本,是進行戰爭的物質基礎,主張發展耕織。

《尉繚子》注重戰前思想、物質和組織的準備,主張"權敵審將而後用兵","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靈活運用,認為"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主張集中,認為"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進攻時,主張出其不意,先發制人;防守時,主張守軍和援軍要中外相應,守與攻相結合。

《尉繚子》的治軍思想很豐富,它重視將帥的政治品德和個人模範作用,要求將帥秉公執法,恩威並施,吃苦在疥,臨戰忘身,為人表率;重視部隊的行政建設,制定了較完備的戰鬥、內務、紀律條令,是研究先秦軍制史的重要資料;注重軍隊的訓練,論述了訓練的目的、方法、步驟及訓練中的獎懲制度,提出從最基層起逐級教練,最後合練的訓練方法;重視賞罰,提出"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的思想,在書中記述有各種賞罰的具體規定和要求。

《尉繚子》問世後,受到歷代統治者和兵家的重視。唐魏徵將其收進用於經邦治國的《群書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為武學經書,後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傳到日本,日本研究、譯註《尉繚子》的兵書有慶長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訓點尉繚子》、林道春《尉繚子評判》等三十餘種。此外還有朝鮮刊本。

《尉繚子》是一部具有重要軍事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兵書。同時也應看到《尉繚子》中也存有封建糟粕,如鼓吹用嚴刑酷法來維持紀律的執行等,是剝削階級軍隊官兵對立的產物。我們應該一分為二,用揚棄的觀點來看待這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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