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從日本幕末時代起，就不斷有日本人鼓吹侵略鄰國朝鮮，是為“征韓論”，著名倒幕志士吉田松陰所闡述的“失之俄美，補之朝鮮”，就是這種“征韓”思想的典型代表。1868年1月，日本德川幕府崩潰，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復古”，並遷都東京，組建了明治政府。明治政府對內實行“明治維新”，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對外則要“開拓萬里之波濤”，逐漸開始侵略擴張。近代以來日本產生的征韓論事實上被明治政府繼承，成為日後侵略朝鮮半島的基調。17世紀以來，日本和朝鮮的外交是以通信使和“歲遣船”為紐帶的有限的交鄰關係，1868年以後日本就不斷向朝鮮傳遞國書，通告明治政府成立的訊息，並希望朝鮮打開國門，擴大通商，同日本建立近代外交關係。當時朝鮮正值興宣大院君李昰應攝政，厲行鎖國政策，再加上日本的國書中出現“皇”、“敕”等字樣（這些字樣在朝鮮只有中國皇帝才能使用），因此朝鮮方面對此非常不滿，將其退還。以後日本又多次傳遞類似形式和內容的國書，但均遭拒絕。同時，朝鮮與日本唯一通商地釜山又發生了“倭館攔出”等事件，朝鮮方面不僅限制日本人的活動，甚至斷絕糧食供應、停止貿易活動，朝日關係一時十分緊張。
以“書契相持”導致的朝日緊張為契機，“征韓論”開始在日本迅速蔓延開來，不少維新人士都大力鼓吹“征韓論”，要求討伐“無禮”的朝鮮，實則要以武力打開朝鮮的國門，以便對內緩解日本國內矛盾，對外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征韓論”的沸騰是從1870年出使朝鮮未果的佐田白茅提出討伐朝鮮的建議後掀起的，而明治維新的元老人物西鄉隆盛、木戶孝允等人則大力倡
事實上，當時明治政府並非“不征”朝鮮，而正忙於處理內政及與俄國和中國的外交糾紛，無暇顧及朝鮮問題。1872年，日本開始侵略中國的屬國——琉球，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漂民在台灣遇害，又聲稱琉球國系日本屬邦，遂派西鄉從道率3600人大舉進犯台灣島，即“牡丹社事件”，日本這次“征台”之役雖然失利，卻仍勒索了中國清朝政府50萬兩白銀。“征台”之役結束後，日本便可騰出手來解決朝鮮懸案，“征韓”終於被提到明治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來。恰好此時朝鮮政局發生變動，朝鮮的王妃閔妃取代強硬的興宣大院君而掌握政權，傾向於開放國門。1874年9月，閔妃集團秘密派人與釜山倭館接洽，表示朝鮮政府隨時接待日本來使；次年4月朝鮮政府處死了對日強硬的前釜山倭學訓導安東晙，並將他“梟首警眾”，以向日方傳遞秋波。然而由於大院君下台後仍不斷試圖干涉朝政，朝鮮內部鬥爭非常激烈，因此朝日之間的秘密交涉和談判進展不大。鑒於已了解朝鮮當權的閔妃集團的妥協傾向及朝鮮國內的尖銳矛盾，日本為加快打開朝鮮國門，便學習歐美國家的“炮艦外交”，終於引發了導致朝鮮敞開門戶的“雲揚號事件”。
事件經過
1875年4月，在朝鮮釜山負責交涉事宜的日本外務省官員森山茂、廣津弘信建議日本政府利用朝鮮國內政局不穩的情況派軍艦威脅朝鮮，打開朝鮮的國門。於是，明治政府決定以武力打開朝鮮國門，派軍艦“雲揚”號等軍艦到朝鮮沿海示威。1875年5月25日，由日本海軍少佐井上良馨指揮的軍艦“雲揚”號侵入朝鮮釜山海域，朝鮮東萊府的倭學訓導玄昔運詢問軍艦入港理由，日方回答是：為保護日本使臣而來，東萊府使黃世淵對此予以抗議，但無效果。6月12日“第二丁卯”號繼“雲揚”號駛入釜山海域，兩艦藉口軍事演習，肆意放炮，進行各種挑釁行為，整個釜山為之震動，但朝鮮方面對此束手無策。6月20日，“雲揚”號和“第二丁卯”號離開釜山港，沿著朝鮮東海岸北上，對朝鮮沿海進行非法測量，並侵入軍事要衝永興灣進行偵查，於7月1日返回日本長崎。朝鮮聞知日本自動撤退，舉國大喜。但事情遠未結束。1875年9月，日本政府命令“雲揚”、“第二丁卯”、“春日丸”三艘軍艦研究去中國牛莊的海路的“特殊使命”，實際上要求他們再進行一次威脅朝鮮的軍事行動。這一次雲揚號的目標是朝鮮西海岸的江華島，這裡是漢江的入海口，同時也朝鮮是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的門戶，總之是朝鮮軍事、政治極為敏感的要害之地，早已在江華海峽的入口立有“海門防守，他國船慎勿過”的石碑。法國在1866年（丙寅洋擾）和美國在1871年（辛未洋擾）也都在這裡對朝鮮發動侵略。日本事先不通知朝鮮方面而擅自闖入這一地區不可不謂包藏禍心。
當時，“雲揚”號上搭乘士兵100人（包括海軍陸戰隊員24人），“第二丁卯”號搭乘士兵76人，“春日丸”號搭乘士兵134人。3艘軍艦從日本長崎出發，1875年9月19日，雲揚號等3艘日本軍艦駛入江華灣，停泊在月尾島附近。9月20日（農曆八月二十一日），雲揚號向北航行，出現在江華島東南方的蘭芝島，艦長井上良馨以尋找淡水為名義，親自率領20名日軍乘小艇運送至沿岸探測水路，甚至逼近江華島草芝鎮炮台（日稱“第三炮台”），沿途進行火力偵查，偵查的結果據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在當年10月9日對英國公使哈格斯的透露是：“我們的雲揚艦……放下小艇進入海域，經過第一炮台（永宗鎮）的前面，其周圍築著近二里長的城牆，大門開著，城內約有500餘名士兵，城內的房屋似乎都是兵營……又來到第二、三炮台前，第二炮台（頂山島）似乎是空著的……第三炮台築著高大的炮台壁壘，城牆上開著炮門，配置的大炮都是12—13斤左右的真輸炮，槍是如同我們的二三勻筒位的火繩槍”。可見井上良馨的目的並非單純地尋找淡水，而是對朝鮮的國防重地進行了仔仔細細的偵查。而雲揚號則迅速接近草芝鎮炮台，以掩護艦長井上的所乘坐的小艇。
面對日本的挑釁，朝鮮草芝鎮炮台不得不對日本艦艇開炮警告。還在小艇上的井上良馨聽到草芝鎮鳴炮以後，立刻向母艦雲揚號發射信號彈，雲揚號隨即匆忙升起日章旗和信號旗，並待舢板撤回後，向草芝鎮炮台發動猛烈的炮擊，但由於草芝鎮官兵的頑強抵抗，日軍終究無法在草芝鎮登入，便於9月21日轉而偷襲頂山島（日稱“第二炮台”），摧毀了當地軍事設施和民宅。9月22日，日軍陸戰隊在永宗鎮（日稱“第一炮台”）登入，與當地朝鮮士兵發生交火。那裡只有600多名居民和射程只有700米的30多門舊式12厘米小口徑火炮，防備較薄弱。日軍以2人受傷的代價，擊斃了朝鮮士兵35人，俘虜16人，擄獲大炮38門，火繩槍130餘支，一舉攻占了永宗鎮。永宗僉事李敏德和400多名朝鮮兵敗逃。日軍在城中大肆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將永宗鎮變為一片廢墟，原來城中有60多戶人家，經過日軍蹂躪後只剩下21戶。朝鮮京畿道觀察使閔台鎬向政府這樣報告當時情形：“全軍顛仆，火焰滿城，民家比燒，燃及公廨”。9月22日夜晚，井上良馨以掠奪來的豬雞牛羊“設宴祝捷”，9月24日，雲揚號等3艘軍艦滿載戰利品撤離江華灣，於28日返回日本長崎，向東京政府發電“報功”。朝鮮歷史上將這次事件稱為“雲揚號事件”（日本通稱“江華島事件”）。
反應結果
1875年9月28日，雲揚號艦長井上良馨向日本政府發電報，聲稱“20日，到達朝鮮江華島，搭上小艇正在進行測量，由於他們首先開始放炮……不得不由軍艦開炮進行還擊”。日本政府接便以此報告為基礎向全世界宣布由於朝鮮方面對雲揚艦的“無理”的發炮行為，日方不得不進行“自衛”。而雲揚號事件傳到日本國內後，一些日本人欣喜若狂，歡呼“發泄八年來隱忍的絕好口實從天而降”，鼓吹藉機對朝開戰。由於日本政府的本來目的是打開朝鮮的國門，而且國內社會轉型、矛盾叢生，無力發動大規模的戰爭。因此決定效仿1853年美國培理艦隊打開日本國門的先例（黑船事件），暫時不採取過激行動，而是派使臣攜“修好條規”出使朝鮮，以武力為後盾強迫朝鮮簽訂不平等條約，以使其門戶開放。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另派森有禮前往中國北京，試探朝鮮宗主國清朝的態度，得到了清政府“朝鮮雖隸屬中國，一切政教禁令，完全自主，中國從不與聞”的答覆後更加放心行事。當時，日本以黑田清隆（先為木戶孝允自薦擔任，但因其突發腦溢血而替換）為全權辦理大臣，井上馨為副全權辦理大臣，率“日進”、“孟春”等8艘軍艦及800名士兵前往朝鮮江華島，聲稱朝鮮“無理”先對雲揚
朝鮮對於“雲揚號事件”大為震動，甚至開始朝鮮根本不知道是日本入侵，朝鮮史書記載道：“畿沿留泊之異船，姑未知何國何地之人，而犯入內洋，已是叵測，沖火放炮，尤為可惡。此與年前搶掠之番舶一類也。”同年10月到11月，日本軍艦又連續襲擊釜山港；12月，日本海軍士兵58人突然衝出釜山倭館，揮刀舞槍亂砍朝鮮軍民，造成朝鮮人12名重傷。1876年1月，倭館代理館長山之城祐長正式通知朝鮮：“日本國全權大臣將前往江華島與貴國秉權大臣會議。如若大臣不出迎，將直進京城（漢城）。”面對日本的侵略，朝鮮政府內部迅速分為主戰派和主和派。主戰派以金炳學等原大院君派系官員為主，主和派包括閔奎鎬、李最應、朴珪壽等人，他們多是閔妃集團官員。而民間則以在野的大院君和儒林為首，幾乎一致反對同日本講和，不惜與日本一戰，只有個別人如吳慶錫、姜瑋等開化派主張打開國門。主戰與主和兩派經過激烈爭論，最終決定以申櫶為接見大官，尹滋承為副官，前往江華府摸清日本來意，與日本談判。
日本終於達到目的。隨後他們強迫朝鮮簽訂了不平等的《江華條約》，成功打開了朝鮮的國門，並為以後將朝鮮列為日本殖民地開闢了道路。
雙方觀點
現在朝鮮和韓國都認為“雲揚號事件”是日本為了打開朝鮮國門而蓄意謀劃的一次侵略戰爭，是日本“征韓論”的實施和對朝鮮主權的挑釁，也是“炮艦外交”的典型事件。首先雲揚號等軍艦的所謂“研究到清國牛莊的海路”的任務就是一個障眼法，因為雲揚號軍艦全副武裝，載有24名海軍陸戰隊員和8門110斤“命中率非常準確”的大炮，事件爆發時雲揚號連續作戰3天，發炮時間在8小時以上，可見其炮彈數量非常多，因此絕不可能是單純地測量海路的目的，而是早有預謀的侵略。行至江華島時尋找淡水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從常識來看雲揚號等軍艦不可能忽略或誤算人類生活基本條件的飲用水問題。日本的蓄意侵略也可從事後日本攻占永宗鎮、屠殺和平居民的行為就可以看出。而且當時日本並未懸掛其國旗，而是一面黃色的旗幟，從日方記載來看直到開戰時雲揚號才匆忙升起日本國旗，也是為了製造“侮辱國旗”的藉口。且日本挑釁在先，朝鮮開炮在後，而事後日本竟將責任轉嫁給朝鮮，所以“歪曲‘雲揚號事件’真相”也被朝韓方面認為是日本篡改歷史的重要證據之一。比如朝鮮歷史學學會便在2011年撰文指出：“‘雲揚號事件’是1875年9月日本軍艦‘雲揚’號
而日本的主流觀點則認為“雲揚號事件”是雲揚號軍艦在測量通往清國海路過程中的一次偶發事件。日本的歷史教科書這樣描述道：“1875年日本軍艦到達漢城（現在的韓國首都首爾）附近的沿岸進行演習與測量時突然受到朝鮮的炮擊（江華島事件），政府以此為據開始以強硬的態度與朝鮮進行交涉。”日方認為雲揚號等3艘軍艦的確是因為測量海深和尋找水源的單純目的才在朝鮮江華島一帶投錨的，並不是事先預定的挑釁行為。而且當時雲揚號等3艘軍艦的確懸掛了日本國旗，因此朝鮮草芝鎮炮台先對日本軍艦開炮是朝鮮鎖國時代遺留的排外意識的產物，同時也是朝鮮方面昧於國際公法的體現，日方是因為必要的反擊才攻擊炮台，而並非是蓄意挑起的。但日本方面也沒有否認當時明治政府“征韓”的基調和打開朝鮮國門的目的。但是也有部分日本歷史學家對主流說法提出質疑，比如渡邊勝美說：“雖把受炮火所擊辯解為既突然又完全出乎意料，但是受擊並非突然或出乎意料，而是預謀盼望受炮擊。所以，我認為受炮擊不僅不出乎我國意料，而且是我國所盼望的。”並指出：“這是對朝鮮當局的挑釁性行為，‘測量水路’之類只能使人想到不過是藉口而已。”山邊健太郎也對雲揚號所謂“補充淡水”而侵入江華島的理由質疑道：“飲用水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雲揚艦於9月20日經過江華島前海，28日回到長崎，途中卻未曾補充過淡水。”總之，日韓間關於雲揚號事件的觀點分歧很大，至今沒有達成共識，成為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