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益鉉

崔益鉉

崔益鉉(1833—1906),字贊謙,號勉庵。

生平

早年生涯

崔益鉉是朝鮮歷史上的一名碩儒,也是近代一位傑出的愛國志士,世稱勉庵先生。他本貫慶尚道慶州府,據說是新羅時期著名文學家崔致遠的後代,朝鮮純祖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34年1月14日)出生於京畿道抱川郡。14歲時拜當時的大儒李恆老(號華西)為師,並在他那裡接受了理學的思想。崔益鉉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他在師
崔益鉉照片
從華西李恆老的過程中形成了憂國愛民的衛正斥邪思想、為國如家的忠義思想和尊王攘夷春秋大義,以實現王道政治為己任,同時也受到華夷之辨的影響,不承認滿清為中華正朔,而尊奉明朝正統,這也導致他排斥一切外國,尤其是堅決抵制日本,這成為他後來屢次反日的思想根源。
朝鮮哲宗六年(1855年),崔益鉉參加科舉考試,並獲明經科甲科及第,被任命為順康園守奉官,轉任新昌縣監,隨後在成均館司憲府司諫院吏曹等衙署任職。崔益鉉在官場一向以清廉正直、剛強不阿著稱,仇視獨裁腐敗現象,這被視為朝鮮王朝時期士林最大的美德。因此崔益鉉名聲大噪,再加上他學問廣博,許多士子慕名求學,崔益鉉逐漸成為了朝鮮儒林的領袖人物之一,他的門生也遍及朝鮮各地。但這也為他帶來麻煩。1863年朝鮮高宗李熙即位後,其生父興宣大院君攝政,成為當時朝鮮的獨裁者大院君大力強化專制主義,實行包括裁撤書院等一系列令儒林不滿的措施,並傾盡全國之力重修象徵王權的景福宮。由於景福宮工程所需款項奇缺,大院君命令全國百姓貢獻財物,濫加引進清朝錢幣,並巧立名目,收取願納錢、當百錢、通門稅、水稅等苛捐雜稅,甚至大肆賣官鬻爵以填充景福宮工程的巨款。大院君的這些惡政都被擔任言官的崔益鉉看在眼裡,並多次向朝廷上疏指責這些政策禍國殃民,是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權宜之計,自然得罪了當權的大院君。崔益鉉因此於高宗五年(1868年)被罷官,但他更加得到人們的稱讚和尊敬。

風口浪尖

高宗十年(1873年),興宣大院君自稱“大老”,勢力如日中天。為了籠絡儒林,大院君重新起用崔益鉉為同副承旨,負責草擬國王教旨。從這時起,崔益鉉捲入了一場宮廷政變,第一次進入歷史的風口浪尖。崔益鉉上任不久就自發地上疏批評大院君裁撤書院的政策。這個奏疏經過大院君的審核,竟然被遞交到了高宗的手裡。大院君之所以批准崔益鉉的奏疏,一是上疏文中沒有直接提及大院君,一是大院君認為高宗不會“忤逆”他。誰料高宗看了奏疏竟然嘉獎崔益鉉,並給他升了官,令大院君十分不悅。高宗敢違背自己親生父親,正是因為他的妻子閔妃在身後撐腰,高宗的王妃閔妃(明成皇后)由於世子冊立的問題與大院君產生矛盾,已經韜光養晦多年,
崔益鉉畫像
此刻正欲使自己的娘家驪興閔氏聯合豐壤趙氏安東金氏一起發動政變,打垮大院君,崔益鉉的上疏給了她絕佳的機會。高宗和閔妃深夜密召崔益鉉,授予其親近臣子才有的命召牌(表示國王有要事託付),讓他上疏彈劾大院君本人,讓他下台,好讓高宗親政。崔益鉉為高宗的信任所深深感動,同時也認為自己逼退大院君是在為國盡忠,便立刻寫下彈劾大院君的奏疏,並於十一月三日(1873年12月22日)遞交給高宗。同日,他就因為不當言事的罪名而被流配到濟州島,圍籬安置。但這只是高宗和閔妃為了避免崔益鉉在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遭到大院君的報復而採取的形式上的處罰,其真正目的的保護崔益鉉免受迫害。
在這篇彈劾大院君的奏疏中,崔益鉉這樣痛斥大院君的失政:“皇廟之撤,君臣之倫斁矣;書院之罷,師生之義絕矣;鬼神出後,父子之親紊矣;國賊伸雪,忠逆之分混矣;胡錢之用,華夷之別亂矣。惟此數三條件,打成一片,天理民彝固已蕩然,而無復餘存矣。加之以土木願納之類,相為表里,而為殃民禍國之資斧者幾年於此矣,此非變先王之舊章、斁天下之彝倫而何哉?”因此,他總結為“政變舊章,彝倫斁喪”8個字來抨擊大院君的失政。特別是對撤廢書院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今我朝之成均是古之國學也,鄉校是古之州序也,書院是古之黨庠也。且設院之本意,則講學明道實為之主,而鄉先生崇德報功,仍其餘事也。不謀廣置,惟嫌疊享,並與其已舉者而加廢之,存十一於千百,則深違學校之古制,大失創設之本情”。崔益鉉認為裁撤書院是廢棄教育,埋沒人才的愚民政策,影響國家的安危,他把這些錯誤歸咎於大院君,稱“任事之臣(即大院君)壅蔽聰明,操縱威福,綱目俱弛,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最關鍵的是,崔益鉉還指出大院君和高宗屬於君臣關係,大院君不應以生父名義凌駕於國王之上,因此理應恢復君臣之倫,不準大院君干預朝政。這篇奏疏雖不乏崔益鉉囿於儒家君臣理論和華夷觀的腐陋之見,但也處處體現他憂國憂民、不畏權貴的精神。結果高宗順理成章的接受崔益鉉的上疏,宣布自己和大院君是君臣關係,宣布“親政”,並命令大院君離開京城,不許參與政事。大院君見此上疏,老羞成怒,指使手下官員領議政洪淳穆等人伏闕上疏,請旨殺崔益鉉。但高宗在閔妃的支持下不為所動,這些親附大院君的官員又集體辭職,企圖架空政府,這正中閔妃下懷,閔妃迅速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朝廷各部,並不準大院君進宮。大院君無計可施,只好離開京城。崔益鉉的上疏竟成了使大院君十年勢道一夕之間垮台的關鍵棋子。崔益鉉也在1年多以後被赦免,並召回漢城任戶曹參判。

流放海島

高宗十年(1873年)大院君倒台後,高宗親政,實際上是閔妃外戚集團掌握政權。閔妃集團對外政策明顯比大院君時期厲行的鎖國政策寬鬆許多,高宗十二年(1875年)日本欲打開朝鮮國門,派軍艦騷擾江華島釜山沿海,史稱“雲揚號事件”。第二年1月日本以雲揚號事件為藉口派使臣帶領7艘軍艦前往江華島,逼迫朝鮮打開國門。閔妃集團面對國內主戰的呼聲,最終還是向日本妥協,派申櫶、尹滋承與日本人談判。
崔益鉉本來就深受儒學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的影響,此事自然遭到崔益鉉的強烈抵制。高宗十三年(1876年)正月二十二日,崔益鉉聯合司諫張皓根率領數百儒生在王宮昌德宮門前持上疏,堅決反對同日本談判乃至締約。
崔益鉉題字:箕封江山洪武日月
崔益鉉在上疏中分析這個條約的不平等性質,認為“和出於彼之乞憐,強在我而我足以制彼,其和可恃也;今和出於彼之乞憐耶?我之示弱耶?畏怯而求和,則為目前姑息,向後溪壑之欲何以充?”,並預見了這些條款將對朝鮮社會產生的衝擊,指出“彼之物貨,皆淫奢奇玩;而我之物貨,民命所寄而有限者”,將會帶來後果不堪構想的掠奪性貿易,崔益鉉還提出“倭洋一體”,與日本媾和將會輸出“洋賊”之“邪學”(即天主教等洋教),動搖朝鮮的民族精神,使國家走上亡國之途,表示如果朝廷不接受他的主張就立即以斧劈頭而死。但閔妃集團本來就傾向開放,加上畏懼日本的武力威脅,一面同意日本的條款,與其締結《江華條約》;一面立刻將崔益鉉逮捕,武力驅散在宮門前示威的儒生,並下令將崔益鉉發配到全羅道西海岸的黑山島。崔益鉉由於他的正直敢言,再次觸犯權貴,遭到流放惡島的厄運。
崔益鉉被發配到黑山島以後,在那裡興辦學塾,成立了一心堂和黑山書社,並與當地的一些文人學士研究學問,吟詩作賦。崔益鉉在黑山島的詩文大都表現了他憂國憂民、孤憤失意的情懷。現今大黑山島上的淺村還保存著“勉庵崔先生謫廬遺墟”。另外,崔益鉉還特別鍾情於黑山島上的一塊岩石,用朱熹的“為我重指掌”一句將其命名為“指掌岩”。他還在指掌岩上題寫了“箕封江山洪武日月”八個大字,充分表達了崔益鉉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高宗十六年(1879年),崔益鉉獲得赦免,離開了黑山島,回到了故鄉抱川。

反日活動

崔益鉉被放逐歸鄉以後十多年間,他致力於招收門徒,鑽研學問,對政治絕少干預。但他實際上成為19世紀末朝鮮衛正斥邪運動的精神領袖。這段時間,朝鮮的局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隱士之國”——朝鮮終於全面打開門戶,朝鮮原來的宗主國清朝與後來居上、包藏禍心的日本在朝鮮半島的爭奪日趨白熱化。日本在面對清朝的固有優勢而處於下風的情況下,一方面秣馬厲兵、靜待時機,一方面通過經濟侵略對朝鮮不斷蠶食,大肆掠奪朝鮮的農產品,使朝鮮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江華條約》締結前崔益鉉在上疏中的內容竟然一一得到應驗。終於,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朝鮮爆發的東學黨起義給日本以絕佳時機,日本利用清朝出兵朝鮮的機會,調兵遣將入侵朝鮮,扶植親日傀儡政府,並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接著驅逐了中國在朝鮮的勢力,開始了對朝鮮的吞併進程。
這段時間崔益鉉雖然沒有參與政治,但日本蹂躪朝鮮的一切行徑都了如指掌。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六月親日政權成立後,斷行所謂“甲午更張”,模仿日本、並在日本的“指導”下進行內政改革。“甲午更張”雖然帶有資產階級改革的性質,短期和表面上有利於朝鮮社會的進步,但實際上卻是日本推動朝鮮同化於且合併入日本的過渡工具。崔益鉉深知這個“更張”表面文章背後的日本陰謀,於是向朝廷上了一道《請討逆復衣制疏》,請求廢除“甲午更張”的一切措施,處斷朴泳孝、徐光范等開化派“逆賊”,並問罪於侵略朝鮮的日本。然而日本對朝鮮的侵略變本加厲,甚至在開國五百三年(1895年)八月發動乙未事變,殘忍殺害了朝鮮的國母——閔妃。接
任命崔益鉉為宣諭大員的詔敕
著又指使親日的金弘集內閣下達“斷髮令”,要求朝鮮男子一律剪斷長發,改留西式平頭。斷髮令是對朝鮮信仰的儒家學說的徹底否定,也是日本對朝鮮同化陰謀的露骨表現,因此崔益鉉毅然站出來,對“斷髮令”進行強烈抨擊和頑強抵抗,最後被內部大臣俞吉浚下令將其逮捕至漢城,投入監獄。崔益鉉被投獄後始終拒絕斷髮,表現出堅強的民族氣節和志士精神。最終,建陽元年(1896年)2月10日,隨著“俄館播遷”事件的發生,親日內閣倒台,“斷髮令”被廢,崔益鉉也得到釋放。
由於乙未事變和“斷髮令”造成了朝鮮全國的騷亂,第一次反日義兵運動(乙未義兵)風起雲湧,因此剛剛通過“俄館播遷”而從親日派手中獲得權力的高宗不得不採取懷柔政策,來使全國性的義兵運動平息下去。崔益鉉是朝鮮儒學界的領袖,威望極高,又在20多年前受高宗知遇之恩,所以高宗於建陽元年(1896年)2月任命崔益鉉為“宣諭大員”,到全國各地招安義兵。20多年未涉仕途的崔益鉉再次做官,光武二年(1898年)以後先後被任命為宮內府特進官、議政府贊政、中樞院議官、京畿道觀察使等高級官職,但由於崔益鉉堅持儒學,看不慣當時社會上的開化風氣,更由於不滿官場的腐敗和傾軋,這些職務不久都被他主動辭退。正是由於與當時社會方枘圓鑿,崔益鉉再度歸鄉,住在忠清道定山,並遊歷各地,從事教育事業。但這並不代表他不問國事,崔益鉉還曾向高宗上《時務十五條》,提出“修武備”、“明大義”等建議,都體現出崔益鉉憂國憂民的忠正之心。

起兵抗爭

光武八年(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又一次入侵韓國,並在日俄戰爭爆發不久後逼迫大韓帝國政府簽訂《日韓議定書》,把韓國拉進日本陣營;又在同年8月強迫簽訂第一次日韓協約,開始了對韓國內政外交的控制。面對國難當頭,已經隱居數年的崔益鉉再次奮起反抗。崔益鉉於光武八年(1904年)收到高宗皇帝的密諭,並在次年1月進入漢城與高宗面談。崔益鉉指出自從乙未事變以後復仇心漸漸缺失,導致親日分子猖獗,堅決主張反抗日本,並提出了人才擇用和聚斂禁止等5條時務策。正由於如此,崔益鉉遭到日本人的迫害,日本駐韓司令官長谷川好道命令日本憲兵將崔益鉉逮捕,將他強制押往故鄉抱川監禁。後來他被釋放後,又一次上疏痛斥日本和賣國賊的罪行。結果再遭逮捕,押至定山,後又釋放。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強迫韓國政府簽訂《日韓保護協約》(即《乙巳保護條約》),將韓國變為事實上的殖民地。崔益鉉悲憤欲絕,立刻上了一道《請討五賊疏》,要求高宗皇帝向國內外宣布乙巳條約無效,並處斷李完用、朴齊純等對日締約的“乙巳五賊”。由於乙巳條約的簽訂,韓國又一次爆發了反日義兵運動,崔益鉉對此感到異常興奮,十分關心和支持各地義兵的反日鬥爭。此時73歲高齡的老儒崔益鉉,毅然決定親自起兵反抗日本。
光武十年(1906年)6月4日,崔益鉉與林秉瓚、林樂等80多人在全羅北道泰仁武城書院舉義,他們還發布起義檄文,聲討日本罪行,號召人民起來鬥爭:“我有鄰國,而不能自交,使他人代交,則是無國也;我有土地人民,而不能自監,使他人代監,則是無君也。無國無君,則凡我三千里人民皆奴隸耳,臣妾耳。夫為人奴隸,為
崔益鉉所作的反日檄文
人臣妾,則生已不如死……”,他們還發表了分為16條的名為《寄日本政府》的義舉疏略,提出要進兵北上漢城與日本統監伊藤博文談判。之後崔益鉉在淳昌結集450人的義兵隊伍,自任義兵大將。崔益鉉帶領的起義隊伍作戰英勇,多次打敗日軍,直逼全羅道首府全州城,義兵隊伍也發展到近千人。被日本控制的韓國政府先派人招降,許以高官厚祿,但崔益鉉不為所動,嚴詞拒絕;接著韓國政府派遣大軍前往全州,準備鎮壓崔益鉉的義兵。崔益鉉在交戰的過程中得知這是政府軍(鎮衛隊),認為不應同胞相殘,便致書鎮衛隊統帥韓鎮昌,對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請其退兵以避免自我殘殺。誰料韓鎮昌不但不退兵,反而利用崔益鉉的天真和麻痹襲擊包圍義兵,結果崔益鉉的義兵隊伍猝不及防,陣腳大亂,義兵將領鄭時海陣亡,崔益鉉和林秉瓚等人當場被俘,押往漢城。崔益鉉的義兵隊伍就這樣曇花一現,很快就被鎮壓了。
崔益鉉在被俘後,再一次表現他的民族氣節。他在被押送漢城的途中,一直吟誦著屈原的《離騷》和諸葛亮的《出師表》,以抒發他的憤懣失意和壯志未酬。由於崔益鉉名望很高,所以統監府沒有將他判處死刑。8月,崔益鉉等人被判流放對馬島,並監禁在嚴原衛戍營里。崔益鉉見自己身陷囹圄,加之年事已高,因此對亡國在即而自己卻報國無門感到十分痛苦。他對一起被流放的林秉瓚說:“八十非從戎之年,然吾所以如此者,圖所以取大義於天下。”這句話既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之心,又表現了他對獨立自由的渴求。在被囚禁在異國他鄉的痛苦和煎熬中,崔益鉉選擇了以死明志。光武十年(1906年)12月30日,崔益鉉絕食而死,並留下絕命詩一首:
起瞻北斗拜瓊樓,白首蠻衫憤涕流。
萬死不貪秦富貴,一生長讀魯春秋

評價

崔益鉉不僅是一名儒學家,也是朝鮮歷史上傑出的愛國者,崔益鉉由於其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威武不能屈”的氣概,使他一生中多次觸怒統治者,罷免、流放、入獄達7次之多,更由於他崇高的民族氣節和忠貞的愛國精
位於韓國忠清南道青陽郡的崔益鉉銅像
神而備受朝鮮半島人民的尊敬。他逝世時,遺體被運回韓國,“碼頭男女老少萬餘人,皆呼號先生,哭聲震地”,而他的敗死,也導致了朝鮮義兵運動的低潮,據黃玹所著的《梅泉野錄》記載:“自益鉉敗,兩湖士大夫益喪氣,不敢復言舉義矣。”足見崔益鉉影響之大。到了現代,由於朝鮮半島民族主義上升的緣故,抗日殉國的崔益鉉更受到當今朝鮮和韓國的推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前領導人金日成在其回憶錄《與世紀同行》中就提到“崔益鉉被動至對馬島,拒不食倭賊的飯,以絕食殉國”的事跡,作為朝鮮人民抗日鬥爭的典範之一;而大韓民國更是於1962年授予崔益鉉建國勳章的最高榮譽,表彰他為韓國獨立運動做出的貢獻,並在多個地方為他修祠立像,以使韓國人民永遠緬懷與銘記。
但是,崔益鉉堅持性理學,思想非常保守,與當時朝鮮的社會轉型和歷史前進方向格格不入。比如,崔益鉉對1897年大韓帝國成立一事持反對態度,他上疏說,高宗如要自稱皇帝,應當繼承朝鮮孝宗的遺志,掃清中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繼承大明之皇統,否則只能流於有名無實而已。他不僅敵視甲午農民戰爭,也厭惡各種近代化的社會改革。這就體現了他思想中落後與迂腐的一面。

著作

崔益鉉一生著述頗豐,他的詩歌、散文、書信、奏疏被收錄在《勉庵集》中,全部用漢字寫成。1931年,《勉庵集》被編輯出版,合48卷2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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