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前的經濟思想
正文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至1919年五四運動前，是中國資產階級領導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思想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這一時期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是中國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它是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要求服務的。這一時期的經濟思想，以1864年為界，其前及其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1840～1864）
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中國封建社會開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化。但是，由於中國封建制度下自然經濟的牢固性，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和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失敗（1864）前，中國的自然經濟還未解體，新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新的階級力量還未形成，因此，資產階級經濟思想還未出現。在經濟思想領域中，同外國資本主義殖民侵略勢力和中國的腐朽的封建統治勢力作鬥爭的，主要是地主階級改革派的經濟思想和起義農民的經濟思想。這些思想雖然不是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但它們多少已受到時代的影響而同封建時代的地主階級經濟思想和起義農民思想有了某些不同的內容和特點，它們是為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鬥爭服務的，並且對此後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出現起了一定的準備作用。它們同外國資本主義殖民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保守思想之間的鬥爭，揭開了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發展的序幕。
地主階級改革派的經濟思想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清朝的一部分官吏和知識分子，對日益猖獗的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威脅和清朝統治集團中的妥協投降勢力進行抨擊，要求實行某些財政經濟方面的改革。這些人形成地主階級改革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則徐、魏源、龔自珍、包世臣、黃爵滋（1793～1853）、湯鵬、姚瑩（1785～1853）等人。
在對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中國關係的問題上，地主階級改革派著重抨擊外國資本主義的鴉片走私及其對中國造成的嚴重後果,要求禁止鴉片貿易,但他們一般能把鴉片貿易同通常的國際貿易分開，有的人還比較明確地主張同西方國家進行貿易。但是,除了個別人物外,他們要求進行國際貿易主要是為了取得某些使用價值，或者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孤立敵人，爭取與國。
在對待國內的財政經濟改革方面，他們揭露了清朝統治下的財富兼併、流民眾多以及封建國家在管理財政經濟的制度方面的種種積弊，有些人積極呼籲並以實際行動推動了漕運、鹽政以及賦稅方面的某些改革，其中有些改革有著扶助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的作用。
地主階級改革派中的多數人，對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抱積極態度，到鴉片戰爭前後，他們的這種態度更加明顯，先後提出了“本末皆富”、“食固第一、貨即第二”和“緩本急標”等觀點。
地主階級改革派經濟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魏源。他對內主張發揮商人的作用並給予商人以一定的利益，以推進某些財政經濟改革；對外主張禁止鴉片貿易，抵抗外來侵略，但反對禁止一般的國際貿易。鴉片戰爭失敗後,他積極研究西方國家的情況,撰寫了中國近代第一部研究西方情況的專著《海國圖志》，對於開通中國近代學習“西法”、“西學”的風氣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要求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以增強中國抵抗外來侵略的能力。這個口號大體上確定了近代先進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基本方向。他和林則徐一起是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思想先驅。魏源主張首先移植西方的軍事工業，並開始認識到西方的機器技術在民用方面比軍用方面有更廣闊的前途，因而提出了學習西方“長技”可由軍事方面推廣到民用方面的主張，認為在軍事需要滿足後可將部分生產能力轉用於民用產品的生產，還提出了允許沿海商民投資自建新式工業的主張。
近代農民起義中的經濟思想 在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時期，起義農民的經濟思想也達到了中國歷史上起義農民的最高發展水平。
太平天國政權頒發的《天朝田畝制度》規定：沒收地主土地，實行一切土地國有；按照絕對平均主義的原則分配土地，耕作者除留足自己的口糧外，餘糧一律歸國家。每一農戶都進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一些不能由每戶自給自足的手工業也在“兩”（由二十五戶農民組成的進行共同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落後農村公社式的單位）的範圍內自給,並且是“農隙治事”,即由農民利用農閒時間進行，而沒有專業的手工勞動者。
《天朝田畝制度》的土地國有和平分土地的主張，具有打擊封建主義的積極意義；它關於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構想，則不過是對農民小生產者落後經濟地位的理想化，具有小生產者思想所特有的“普遍的禁慾主義和粗鄙的平均主義”的色彩。
太平天國時期的某些地方性農民起義（如雲南哀牢山彝族農民起義）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措施，也包含著一些值得重視的經濟思想。
在太平天國後期，受西方資本主義較多影響的洪仁玕（1822～1864）寫了《資政新篇》，要求實現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政治改革，以挽救太平天國的危機。在經濟方面，他主張依靠富民投資使用僱工開辦新式工礦業以及鐵路、輪船等交通事業，並主張對外實行開放政策，允許外國人來華貿易和投資辦工商業，但嚴禁“毀謗國法”，即不許侵害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這些經濟改革主張，構成了中國近代最早的一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綱領。
第二階段（1865～1919）
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在中國取得了更多的特權，開始把清朝政權變成了對中國進行殖民統治的工具。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和中國封建統治者相互勾結，在中國建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秩序。中國耕織結合的自然經濟基礎已陷於解體；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剝削方式仍然保存著，並在經濟生活中占著優勢。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刺激下，中國開始出現了少量的新式資本主義工商業，並逐漸產生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新的社會階級。與這些變化相適應，在經濟思想領域中也開始出現了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
洋務派的經濟思想 中國的買辦性大資產階級是依附於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反動階級，它的經濟思想也是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反動經濟思想的組成部分。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就是早期的大資產階級。洋務派的經濟思想，主要以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等人為代表，尤其是張之洞的經濟思想，為洋務派經濟思想的主要典型，他極力為洋務派壟斷新式工業、壓制私人資本的政策辯護，為清王朝日益屈服於帝國主義壓力、出賣中國主權的罪惡辯護，他反對資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改革要求。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進步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它包括兩個部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經濟思想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經濟思想。
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經濟思想 一種要求在清朝廷的同意和支持下，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思想。
中國的新式資本主義工業最初是由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創辦起來的，這些人後來轉化為民族資產階級上層。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經濟思想所反映的就是這一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
資產階級改良派要求採用西方的技術和機器設備，並按照西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發展中國的國民經濟，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富強的國家。他們對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殖民侵略活動及其對中國的危害進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抨擊，對地主階級頑固派和代表早期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洋務派的經濟思想進行了一定的批判和鬥爭。他們先後提出了“振興商務”、“振興實業”等口號來表達自己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為了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改良派還逐漸提出了在政治、教育、文化方面進行一些資產階級改革的主張。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還先後發動了兩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運動──變法維新運動和立憲運動。
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經濟思想，又可以中日甲午戰爭（1894）為界標區分為前後兩個發展階段：甲午戰爭前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和甲午戰爭後的比較成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韜、鄭觀應,馬建忠（1845～1900）、薛福成、陳熾等，後者主要代表人物則有康有為、嚴復、譚嗣同（1865～1898）、梁啓超、張謇等。
甲午戰爭前 19世紀60～70年代開始，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官僚開始創辦了若干新式工業企業，與此同時，在若干通商口岸也開始出現了很少數的私人投資創辦的企業。私人企業主和洋務派“官督商辦”（洋務派企業的主要形式）企業中的商股的持有者，是中國社會中出現的第一批資本家。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是早期資產階級人物以及一些有向資產階級轉化的要求的商人、地主和官僚的願望和利益的表現。
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開始提出了採用“西法”（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求中國富強的主張。他們批評洋務派強調“船堅炮利”、學習西方軍事工業以“自強”的主張是學西方皮毛，提出了“先富後強”的觀點，並認為求富就必須學習和採用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經營方式。在這種認識下，他們廣泛提出了採用利潤制度、僱傭勞動、公司組織以及專利制度等主張。他們的採用“西法”的主張，廣泛涉及工業、商業、農業、交通運輸各個領域，但把商業尤其是對外貿易看作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中心和主導部門，因而他們把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國民經濟的整個主張概括為“振興商務”的口號。
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的資產階級力量還十分微弱，還不能進行獨立的爭取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活動，而是作為洋務派官僚的追隨者進行活動的。他們對洋務派政策也有所批評，但總的說還是對洋務派存在極大幻想，把洋務派官僚看作自己的保護人。
甲午戰爭後 甲午戰爭後，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刺激下，中國人民有了新的覺醒。更多的人逐漸認識到，要挽救中國的危亡，就必須對腐敗的封建政治、經濟制度本身進行一些改革。同時，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刺激，又使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生產有了較顯著的增長。資產階級以及有向新式工業投資要求的商人、地主和官僚，逐漸形成為一支獨立的社會勢力。甲午戰爭後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正是這種社會勢力的代表。
甲午戰爭後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比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提出了更加全面、也更加明確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張。他們不再把洋務派看作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保護者，而把它看作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主要障礙，要求根本廢除洋務派對新式工業的官僚壟斷,廢除洋務派壟斷新式工業的“官督商辦”形式,把一切工業（包括封建國家絕對壟斷的軍事工業）都“一付於民”和“縱民為之”，即全部開放給私人資本經營。對於農業,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採用“西法”,只是提出用西方的新式機器和技術以從事商品性農業生產，而沒有明確地主張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替農業中的傳統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甲午戰爭後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則明確主張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採用資本家出資租地和僱工經營新式農場的辦法。這實質上是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魯士式道路。
對於資本主義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相互關係，中日甲午戰爭後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也比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他們克服了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那種突出強調流通部門，把“商”看作國民經濟首要部門的觀點，而認為工、農和路（交通運輸）是發展商業的基礎，尤其強調大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以工立國”、“定為工國”之類的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口號。他們認為初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振興商務”口號太狹窄，太片面，而改以“振興實業”的口號來表達自己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張。而他們說的“實業”，是一個包括農、工、商業的總概念。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經濟思想 反映民族資產階級下層（小企業主、工場手工業主以及要求回國投資的華僑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經濟思想。這種經濟思想在19世紀末已有萌芽。20世紀初,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資產階級更加形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政治力量。民族資產階級下層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聯繫較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少，而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比上層大，對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有更為激進的要求。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經濟思想，就是以民族資產階級下層及小資產階級上層作為土壤，而迅速發芽滋長起來。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代表人物要求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面地迅速地發展中國的農、工、商業，他們不滿足於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自上而下的緩慢改革主張，而要求通過一次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清朝專制政權，為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掃除障礙，開闢道路。
民族資產階級下層同封建土地制度的聯繫較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少。他們沒有土地，或者土地較少，對封建土地制度阻礙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作用感受較深。因此，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下層利益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能夠提出解決土地問題的主張。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權”的土地綱領和土地國有的主張，要求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通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立法解決土地問題；少數人還提出了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主張。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平均地權”的綱領還正式加上了“耕者有其田”的內容。資產階級革命派吸收西方的資產階級土地國有論和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土地思想，對自己的土地綱領進行了一定的理論論證，對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資產階級改良派維護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理論進行了一定的批判。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土地問題上的主張，實質上是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美國式道路。資產階級革命派和資產階級改良派在土地問題上的爭論，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式道路之爭。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侵略和清朝政權的賣國活動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抨擊。他們指責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掠奪中國資源的活動是“滅國新法”，是“滅亡中國之先導”，是比用“刀兵”滅亡中國更為慘毒的手段。他們指責清朝廷已完全成了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中國人民的走狗和代理人，成了“洋人的朝廷”，因而認為要反帝必須先反清，要救亡必須先革命。但是，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未能提出明確的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政綱，反而因為懼怕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提出了承認清政權同帝國主義列強訂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的錯誤主張。
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經濟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孫中山、朱執信、章太炎（1869～1936）等，而孫中山則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經濟思想的最偉大的代表人物。
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沒落 資產階級改良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都主張按西方國家的面貌改造中國，把中國變成一個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們不僅積極宣揚自己的改造中國的主張，還領導並進行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組成了各自的政團和政黨。例如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強學會、保國會、預備立憲公會，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等。為了給自己的改革或革命主張造輿論，它們都積極“向西方尋找真理”，不僅從西方找來了“振興實業”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方案，還從西方找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經濟自由主義等哲學、社會科學思想武器，並儘量同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有用的材料結合起來，構成了自己的種種綱領和方案。
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已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本身的軟弱，資產階級領導的改革運動和革命運動在中國都不可能取得勝利。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也不可能為中國找到擺脫帝國主義殖民掠奪和封建剝削的出路,不可能指引中國擺脫貧困落後,實現獨立富強。戊戌政變（1898）宣告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的破產，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經濟思想也隨著辛亥革命（1911）的失敗而沒落了。
在中國資產階級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時代結束後，雖然像孫中山這樣的個別的優秀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代表人物還能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在經濟思想方面取得重要的進步，但資產階級已不再是中國民主革命的領導者，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也不再是進步經濟思想的主流，不再是新時代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了。
但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經濟思想，畢竟是中國人民的一份寶貴的歷史遺產，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前先進的中國人為尋找救國救民真理而前仆後繼、奮鬥不息的光輝體現。它不但為現代中國人民留下了大量有啟發、有借鑑意義的歷史經驗和思想資料，還包含著許多重要的優良的思想傳統。它的這些優良傳統，尤其是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優良傳統，虛心學先進、努力趕先進的優良傳統,熱望中國富強和現代化的優良傳統,都永遠值得中國人民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