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政治病》

《論政治病》

《論政治病》是現代著名作家林語堂的作品,選自《林語堂散文集》。

基本信息

論政治病

作者:·林語堂·
曲齋老人解“父母惟其疾之憂”,說要人常患政治病,病就是下台,所以做父母的每引
為憂。我想政治病,雖不可常有,亦不可全無。姑把我的意見,寫下來如左。
我近來常常感覺,平均而論,在任何時代,中國的政府裡頭的血虧、胃滯、精神衰弱、
骨節酸軟、多愁善病者,總比任何其他人類團體多,病院,療養院除外。自袁世凱之腳氣,
至孫中山之肝癌,以及較小的人物所有外內骨皮花柳等科的毛病合起來,幾乎可充塞任何新
式醫院,科科住滿,門門齊備了。在要人下野電文中比較常見的,我們可以指出:腦部軟
化、血管硬化、胃弱、脾虧、肝膽生石、尿道不通、牙蛀、口臭、眼紅、鼻流、耳鳴、心
悸、脈跳、背癱、胸痛、盲腸炎、副睪丸炎、糖尿、便閉、痔漏、肺癆、腎虧、喇叭管
炎、……還有更文雅的,如厭世、信佛、思反初服、增進學問、出洋念書、想媽媽等(毛病
就在古文的不是,“養疴”二字若不是那樣風雅,就很少人要生病了)……總之,人間世上
可有之病,五官臟腑可反之常,應有盡有了。只有婦科不大有。其理由是中國女子上台下台
者尚少,不然一定子宮下墜,卵巢左傾等等,也都不至無人過問了。同時一人可以兼有數
病,而精神衰弱必與焉。
我已說過,政治病雖不可常有,亦不可全無。各人支配一二種,時到自有用處。凡上台
的人,都得先自打算一下:我是要選哪一種呢?病有了,上台後,就有恃無恐,說話聲音可
以放響亮些。比方你是海軍總長,而想提出一擴充海軍增加預算的議案在閣議上通過,你若
沒有膀胱發炎或是失眠症,那個預算便十九沒有通過的希望。假定你膀胱不能發炎,而財政
部長卻能血管硬化,(血壓太高)他便占優勢,而你立下風了。財政部長要對你說:“在這
國帑空虛民窮財盡之時,你若堅持增加預算,我只好血壓增高而辭職了。”那時你有什麼辦
法?但假使你有膀胱發炎,你便有法寶在身了。你說:“你真不給我錢,我膀胱就得發炎
了。”這樣旗鼓相當,財政部長遂亦無話可說。此時行政院長若有看我點機智,他必拉你在
旁附耳說:“老兄,你也不必這樣堅持,財某的脾氣是你所曉得的。我上迴風濕都壓不住
他。他說要血壓高,就一定血壓高起來,在這外攻內患之時,文家應當精誠團結才好。所以
兄弟說,你也不必堅持膀胱發炎了。改為失眠何如?你到湯山靜養幾天,而我也勸勸財某血
壓不要—定高,改為感冒,和衷共濟,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無事,不就得了嗎?”不—
會,你已經驅車直出和平門(?)在湯山的路上了,而那海軍預算提案也正在作宰予的晝
寢。
我並非說,我們的要人的病都是假的。患痔漏的要人,委實痔漏,怔忡症的政客也委實
怔仲。我知道閻錫山真正患過長期痢疾,那是阿米巴作祟。社會已經默認痢疾是閻先生的專
門了,而我並不反對。同樣的,馮玉祥上泰山時,也真正有咳嗽。我們所要指出的是,凡要
人都應該有相當的病菌蘊伏著,可為不時之需,下野時才有貨真價實的病症及醫生的證書可
以昭示記者。假定我做官,我不想發糖尿,尿而可糖,未免太笑話,西醫的話本來就靠不
住。大概腸胃中任何症都使得。我打算要有一個完全暴棄的脾胃及頹唐萎靡的神經。
我所以取消化病者,有以下的理由。做了官,這種病必定會發的,而且也合乎“吾從
眾”的古訓。自然,我此刻有十分健全的脾胃,除了橡皮鞋以外,咽得下去的保管消化得
來。但是無論你先天賦與的脾胃怎樣好,也經不起官場酬應中的糟塌。我知道,做了官就不
吃早飯,卻有兩頓中飯,及三四頓夜飯的飯局。平均起來,大約每星期有十四頓中飯,及廿
四頓夜飯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場中肝病胃病腎病何以會這樣風行一時。所以,政客食
量減少消化欠佳絕不希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貪食無厭;他們應該用來處理國事的精血,都挪
起消化燕窩魚翅肥鴨燜雞了。據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黃伯樵、馮玉祥的後塵,減少碗菜,中
國政客永不會有精神對付國事的。我總不相信,一位飲食積滯消化欠良的官僚會怎樣熱心辦
公救國救民的。他們過那種生活,肝胃若不起了變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過勸勸他們懂一
點衛生常識,並提醒他們,腎部操勞過甚,是不利於清爽的頭腦的。有人說譚延kai滿腹經
綸,我卻說他滿腹燕窩魚翅。譚公為什麼死啊?
閒話不提,總而言之,我們政府中比世界任何政府中較多閉結、腳氣、肺癆、痔漏、神
經衰弱、肚腸傳染、膀胱發炎、腎部過勞、脾胃虧損、肝部生癌、血管硬化。腦汁湖塗的人
物,人人在鞠躬盡瘁為國捐軀帶病辦公,人人皮包里公文中夾雜一張醫生驗症書,等待相當
時機,人人將此病症書招示記者趕夜車來滬進滬西上海療養院“養疴”去。療養院的外國醫
生哪裡知道,那早經傳染的臟腑及富於微菌的尿道,是他們政治上鬥爭的武器及失敗後撒嬌
的仙方。

林語堂作品匯

林語堂,福建龍溪(現福建省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人。原名和樂,後改玉堂,又改語堂。筆名毛驢、宰予、豈青等,中國當代著名學者、文學家、語言學家。早年留學國外,回國後在北京大學等著名大學任教,1966年定居台灣,一生著述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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