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宋朝階級結構》《宋朝階級結構》本書系統而深入地論述了宋朝社會各階級的經濟狀況，兼及它們的政治地位。唐宋都是以租佃制為主導的農業社會，鄉村的僱傭制處於從屬地位，但階級狀況有所變動，而宋朝的戶口口分類制度則是研究宋朝階級結構的突破口。在宋朝社會各階級中占第一位的，是處於最底層的農民，他們卻又是燦爛宋文明的基石。宋朝農民備受地租、高利貸和官府的苛重稅役的壓榨，大部分耕地被地主兼併，許多農民必須兼僱工或他業以維生。宋朝另一主體階級是地主，其中包括皇室、官戶、吏戶、鄉村上戶、僧道戶、斡人、坊郭上戶等階層。本書特彆強調了官戶在總體上是一個寄生和腐朽的階層。宋朝的非主體階級主要是城居的坊郭戶，其中包括大、中、小商人和手工業者。大工商業實行合夥制或僱傭制，但並未成為這個以租佃制為主的農業社會走向解體或沒落的因素。宋朝的私家奴婢大部分僱傭化，社會地位略有提高，法律上被稱為“人力”和“女使”。
作者簡介
王曾瑜，男，漢族，1939年生，上海人，196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曾任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等。著有《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盡忠報國－－岳飛新傳》、《荒淫無道宋高宗》、《宋朝兵制初探》、《金朝軍制》、《宋朝階級結構》、《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此書與他人合撰）等專著，歷史系列紀實小說《靖康奇恥》、《河洛悲歌》、《大江風雲》、《轉戰湖漢》、《揚威南北》、《關山悵望》、《忠貫天日》等七部，論文和譯文200餘篇，另發表論文選集《凝意齋集》，論文集《錙銖編》。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遼宋西夏金部分和《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的編寫。近年來開始發表若干雜文，如《腐敗就是今天的國恥、黨恥》（《北京觀察》1998年試刊第3期）、《巴黎公社原則和蘇維埃政權的滅亡》（《北京觀察》2000年第3期）等。發表作品總計約750萬字以上。
媒體推薦
拜讀這部著作，深知他是何等地埋頭考辨史料，磨礪獨具建樹的理論，確實引我深長的感喟。如果是在五六十年代論述階級關係，皆以農民起義作為槓桿權衡，而如今這部書闡明的階級結構論點，則全然沒有襲用那套關於農民戰爭的理論，由此能夠體味中國近些年來具有深刻意義的研究態勢。 ——[日]柳田節子，《宋史研究通訊》，2001年第1期
“蓄之既久，其發必厚”。這部厚重之作絕非數年速成，可謂由來有自。我認為《結構》至少有以下兩大學術貢獻，並體現了作者的史學觀點和治學風格，在給人啟迪之餘，也留下了一些讓人思索的問題。貢獻之一在於：確立戶口分類的概念，並以此與階級結構相表里。從單純地論述某一人戶到全面系統地探討戶口分類制度，再到以此反映當時的階級結構，這在學術上研究上顯然是一大進展。貢獻之二在於：從階級結構方面為“唐宋變革論”提供了若干論據。 ——張邦煒，《宋史研究通訊》，1997年第1期
作者推薦
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盛情和美意，要將十二年前的舊作再版，謹表衷心謝意。十二年後的今天，拙作能再版，也許有特殊意義。筆者屢次強調，本人治史，根底淺薄，先天不足，又兼之後天失調，與前輩優秀學者間確實存在著不可彌補的學問差距。但也有幸運之處，接觸和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確實對史識大有裨益。十二年前，在大師兄漆俠先生的幫助下，出版了《宋朝階級結構》一書，但從未想過，要對拙作寫什麼通論性的前言。因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眾所周知，何須我這個對馬克思主義學習和了解不深者作專門的介紹。然而十二年後，我卻深感不寫通論性的前言不行，其理由有二。一是大多數治史者對馬克思主義愈來愈陌生。一位先生對我說，《宋朝兵制初探》易讀，而《宋朝階級結構》難懂。這與我們學生時代正好相反。當年強調以馬克思主義治史，儘管某種程度上帶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強制性，但我們這一代人，在治史之初，肯定覺得階級結構之類易懂，而軍制、官制之類難學。二是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或理論家，愈來愈諱言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而階級論正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前言中，就個人的理解，作一點介紹，相當程度上是述而不作。
“社會結構”一詞只怕難以有確切的科學定義。自從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在各民族的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人們總是在不斷地尋求社會總人口的各種分類。例如可以按性別分男女，按年齡分老幼。北朝時，出現了按男子年齡分丁、中、老、小四等的劃分①，此後的一些朝代又作了變更。但此類劃分顯然與今人的社會結構的概念有別。
精彩片段
插圖常州：無錫縣學田中，沒收的尤梓田產即包括“租錢貳拾肆貫柒佰貳拾伍文足”，又有“一段私地壹畝伍拾壹步，錢叄貫文足”②，平均每宋畝2474文。
鎮江府（潤州）：宋真宗時，當地屯田租除各種實物外，還包括“錢二十六貫”，“丹徒縣六百，丹陽縣一十七貫七百，金壇縣七貫七百”⑧。南宋初，“郡學之田，在金壇湖澤間為多，經界行，於潦浸之後，以茭葑地定租，畝出錢僅二十餘”④。
宋寧宗嘉定時，丹徒縣營田夏料收“錢八百四貫”，秋料收“錢一千二百三十貫”；丹陽縣營田夏料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貫”，秋料收“錢四千四百三十八貫”；金壇縣營田夏料收“錢六百二十九貫”，秋料收“錢一千五百二十二貫”。這些自然是不小的數字。丹陽縣職田夏料也有“租錢五貫”⑨。金壇縣學田“止歲收租米四百六十餘石，夏秋租錢玖百餘貫”。宋理宗時，“自後所得田以畝計之，一萬五千一百有奇，歲增租米九百二十石有奇，錢九百五十四貫有奇，租絲八兩有奇，租麥三石九斗有奇”。又“金壇縣登榮鄉十七都有學田一千四百八十一畝”，“寶慶三年，李大諫斡人何端義爭佃，增米五十石，錢一百五十貫”⑥。李姓諫議大夫家的斡人租佃後，自然轉租與農民。
貢士莊在“端平間，有沒官田在丹徒縣長樂鄉上塘村，歲收十九石九斗有奇，錢十八貫有奇，麥八石三升有奇”，這是民間原先已有的貨幣租轉化為貢士莊租。此外，又有若干筆沙田租，如與“楊樁沙接界有寬剩田八十畝”，“歲納僉判廳沙田租錢五十貫文”，平均每宋畝625文。又有“官沙莊在丹徒縣大慈鄉”，宋仁宗寶元時，范仲淹命“民戶租佃，歲輸錢三千九百貫，以資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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